6月8日周六晚，在校對面文化市場，五折十元買《譚其驤日記》，中有《京華日記》，系1955年至1956年在歷史研究所時所記。其中4月22日尚提及為我布置工作，而所述事，因我當時正在東四頭條一號歷史所，故極覺親切。

我是1955年9月20日到歷史所報到，初分在一所，后10月下旬又重新分組，我到隋唐組。當時該組老先生不少，有賀昌群、王修、萬斯年、陰法魯?shù)热?。當時歷史所僅在東四頭條一號一個院之部分房屋，約幾十間房。譚先生有時在院中練工間操，又在12月底或1月初做過一次歷代官制的講演，故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1956年春節(jié)前后，一次在隆福寺理發(fā)，最后理發(fā)員給顧客照鏡子，他一搖頭，認為無必要。他一看就是教授的樣子，身材稍魁梧，戴一白色有邊眼鏡。當時我因天天看書，《通鑒》或《新唐書》，覺得枯燥，正好陰法魯先生說譚先生需要二人相助工作，一魏晉南北朝，一隋唐，前者陳可畏愿去，隋唐則我愿去。記得賀昌群先生知道此訊后對我說：“歷史地理很枯燥?！焙髞硪粚嵺`果然如此。當時我每周抽兩天為譚先生工作，中間向他交過一回卷，他不滿意，說：“如果這樣抄，我何必找你？”意即找一資料員就成了。后來我用《新唐書·地理志》對“楊圖”（清末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發(fā)現(xiàn)一些問題，在該年6月12日寫一文《試論〈新唐書·地理志〉的根據(jù)》，發(fā)在1957年第一期《歷史學習》（歷史所油印刊物）中。當時他已回復旦，曾寫一長信，指出我的錯誤，并說：“把你當作自己人看待，故寫得不客氣。”可見其人甚直。

譚其驤

他的直率還表現(xiàn)在對史家的一些評論。如認為復旦人雖多，但都是外行；認為岑仲勉所以總與陳寅恪意見不同，大半是因為陳寅老名氣太大了。他日記中對翦老、對郭老均有批評。他1956年回復旦，在歡送1956年畢業(yè)生照相中，坐在很靠邊兒，可見他還謙遜。他對南開亦有評論，說謝國楨不會講課，但搞資料還是有一套。又說雷海宗最會講課，又說南開有雷又有你父親，這也就成了。

譚先生名士風派，不著邊幅，與上海人決不相同。1957年初一次見他與胡厚宣先生均穿水獺領(lǐng)大衣，胡先生筆挺，而他那件領(lǐng)子全破了，他也全不在乎。

除了1955年他在老先生辦公室講官制外，再就是1957年1月，他臨離歷史所時所講的歷史地理問題。當時他不得不吸收蘇聯(lián)對歷史地理分類之觀點，但僅限第一部分，其他方面則敘述清晰，侃侃而談，講書效果是沒得說的。

我看他的文字不多。1956年初有他一篇紀念王庸（以中）之文，原來他費很大功夫，認為不好寫，實際是對王著《地理學史》，認為寫得不行，邏輯性不強，坦率人不愿說自己違心的話，所以說不好寫。他跟我說他1911年生，1930年入燕大研究生，1932年即畢業(yè)。后在清華、輔仁及北圖教書及工作。袁同禮給他六十元，要天天上班，他覺得不自由，乃辭去，專在清華、輔仁授課。他為北大1947年畢業(yè)生鄧云鄉(xiāng)所寫北平教育史方面的書（忘其書名）作序，專寫1928年至1937年北平之市民生活，非常接近事實，且敘述極灑脫。如述譚家菜，當時要五十元一桌，他想聚十個人一直未湊上，故1930年代未吃過。他也談到當時物價之廉等事。1939年他去浙大，1950年浙大取消文科，想來北京，給吳晗寫信，吳未幫忙。其實1947年左右周一良給胡適寫信，推薦譚，北大本擬聘，因他眼病未成。另外，北大也覺他光教歷史地理也不成。

2002年7月1日上午

（本文選摘自《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鄭克晟著，中華書局2023年1月出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