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梁靜怡 GQ報道

1997年，時任日立CEO的牧本次雄首次提出“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s）”的概念，用來形容依靠互聯網工具而擺脫了地域限制的工作者。據統計，全球有約3500萬數字游民，聚集在巴厘島、泰國清邁等地。

不久前，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浙江湖州的安吉溪龍鄉也有個數字游民公社。在媒體過往的描述中，一群年輕人不用坐班，他們聚集在美麗的鄉村社區，自由、熱情、沒有約束。

安吉，縣名取自《詩經》“安且吉兮”，三面環山，一面開闊，竹海依依，是白茶之鄉。西苕溪穿境而過，溫暖濕潤。這一切，都讓人心向往之。

于是，帶著好奇，作者梁靜怡踏上了她的安吉之旅。然而，我們很快發現，這里并不僅僅是一個詩和遠方的故事。

進入溪龍鄉

大學畢業后，我再也沒住過集體宿舍，直到我來到安吉數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以下簡稱“DNA”）。六人間很便宜，一周僅需180元。條件樸實無華，房間十幾平米，一眼到底，三張上下鋪床，行李箱堆在過道，衛浴室內滿滿當當。

蜷著腰，我爬上角落的上鋪，第一夜，不時被手機震動聲吵醒。我不斷告訴自己，房價僅25元一晚，沒什么不能適應的。

次日，當暖烘烘的太陽光照入那一刻，昨晚的不悅似乎全被沖散。DNA的全貌在陽光下顯露，這里背靠茶園，遠山黛影。幾只山羊“咩、咩”叫著，在球場漫步。

球場旁，兩棟白色的主體建筑由廢棄的竹木制品廠改造而成。其中一棟是磨砂外殼竹木吊頂，有寬敞的階梯辦公區、娛樂區、宿舍和洗衣房。從中穿堂而過，則是竹林掩蓋的集裝箱住宿區域。另一棟建筑是公共食堂、健身房和KTV室，小溪從窗邊躍過。

太陽一點點爬升，正好照在房頂，上面立著幾個大字，“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起來”。標語下面，幾位數字游民曬著太陽，捧著電腦，在田邊工作。他們在一份小報上這樣介紹自己，“一種被新時代賦予可能性的全新生活方式”。

“原來的生活不好嗎？”我問阿綠。我在階梯辦公區注意到阿綠，她今年26歲，剛從一家互聯網大廠離職。在DNA，她總是裹著棕色搖粒絨大睡衣，一邊看視頻，一邊奮筆疾書做筆記。

如果不辭職，“心理會崩潰”，阿綠說。她原本在銷售崗，每天從早上8點半工作到晚上11點，回到家累得只想睡覺。目睹身邊年紀輕輕的同事得了癌癥，于是每周末她都去報復性健身，有次練拳擊練到吐，吐完接著練。只有這樣，她心里才會恢復一點安全感，“好像我過得比較健康。”

公司部門的狼性文化不斷刺激著阿綠的購物欲望。沖業績的日子里，若沒有達到原定目標，老板會命令她馬上去買個奢侈品包，以此激發斗志。心理壓力大時，她也會一次性買20件衣服，租來的小房間都被堆滿了。

在原公司，她很快有資格申請數十萬元的無息貸款買房。可她看到公司里的中年人，有了房貸和孩子，“就感覺被套上了，”車轱轆只能轉下去。最終她帶著焦慮辭職，來到了DNA。

阿綠， 26歲，剛從一家互聯網大廠離職。

在這里，像阿綠這樣從體制和大廠逃離的故事并不新鮮：一位譯者逃離了“把思維像漿糊一樣搗碎的坐班機器”；一位產品經理逃離了“后廠村的社交荒漠”；一位銀行職員逃離了“得靠關系才能爬升的職業路徑”……

安吉宜居，氣候溫暖濕潤，太平天國年間，為躲避戰亂，河南、江蘇、湖南一帶的百姓遷徙至此定居。現在，有一群年輕人告別城市，遠離“卷”的生活，來到這里。他們在這里從事設計、Web3、翻譯等遠程工作，或純粹地親近鄉野，治愈自己。

5公里外是連片的茶山，游民們相約早上8點從DNA跑步出發，沿路經過鄉間小道、村莊，到達山頂時，晨霧未散，米白山茶花的清香飄來。飲著熱茶，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綠，一位游民把云霧背后一間閑置的小屋租下，打算將里面裝滿詩歌。

溪水在竹林間潺潺。一位游民脫口而出，“我真的可以這么幸福嗎？”

然而，我很快發現，故事遠沒有這么簡單。

遇到金主

一天，我和游民們正在鄉間路上走著。一輛寫著“豪華夢想支援小組”的小巴車突然停下來，一位身寬體胖的中年男士探出頭，問我們要不要搭順風車。

他是DNA的主理人老許，今年54歲，杭州人，此前從廣告公司辭職全世界旅行，后定居大理。

老許目睹了大理社區的形成過程：上世紀80年代，外國嬉皮士在那里聚集，慢慢生長出西餐廳、披薩店和咖啡館，吸引了后來的背包客和游客，任何怪異的、小眾的興趣都能找到同伴，朋友們總在書店或咖啡館偶遇。老許也和書店老板阿德成了好朋友。

他們形成了關于社區生態的一套理論，其中的關鍵是，社區形成初起要有一批種子人群，“80年代的大理，老外就是（種子人群）。”阿德說，“就像珊瑚礁的生態形成過程，先有珊瑚，再有小魚小蝦，然后再吸引更多的生物過來。”

老許和阿德一直夢想著能夠在其他地方復制大理社區，讓年輕和自由的故事再次生發，終于，他們的夢想在安吉實現了。

老許， DNA主理人。

在DNA社區生活是一種奇妙的體驗。去年11月28日晚，階梯辦公室里坐滿了人，一位酒吧老板分享了“如何上脫口秀大會”。像這樣的活動在DNA常常出現，數字游民們自發地組織唱歌、吃火鍋、分享會。可身為主理人的老許和阿德，卻常常隱身在微信群中，很少發起活動。這里幾乎沒有私人空間，四處都是連門都沒有的公共空間，即使密閉空間也有通透的大落地窗。

老許稱刻意為之：房間故意設計得通透，“如果是實墻，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則不會加入（聚集）。”隱身是因為老許拒絕成為領袖，“去中心化”。因為如果有領袖，社區就會存在隸屬關系，存在“命令”和“不自由”。“我們要創造的環境是讓大家覺得輕松。”

我確實無時無刻不在和游民朋友們偶遇，圍繞DNA 1公里的生活基礎設施極其便利。騎著小電驢5分鐘即可到安吉創意設計中心工作，那有免費的圖書館、設計工坊。旁邊就是食堂，我和游民們總在這里約飯。

老許的敘述充滿了理想主義，可我內心滿是疑惑。DNA的廠房改造花了2000萬，即使DNA住滿人，每月的收入6-7萬，只能剛剛覆蓋運營成本，更別說還有圍繞DNA的其他配套設施。我在食堂吃了一頓牛肚炒蒜苔、清蒸小黃魚、蒸蛋、咸肉白菜和排骨湯，DNA會員打5折，一共只花費26元。誰在為此買單？

老許說，他的雇主，以及眼前這一切的背后金主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上海愛家集團（（以下簡稱“愛家集團”）。

此前，我印象中的房地產老板都是中老年男人，微胖，腦袋發亮。因此，當李彥漪出現時，我吃了一驚。1992年出生的她染著紫色頭發、化著眼影，雙手抱著小狗，十個指甲都涂了不同顏色。

李彥漪，愛家集團二代掌門人。

李彥漪是愛家集團二代掌門人。2019年，愛家集團與浙江安吉溪龍鄉政府簽約“中國·安吉白茶小鎮”鄉村振興綜合體開發項目，打造溪龍全域鄉村田園旅游綜合體。這是她接班后主導的第一個項目。

李彥漪的父親在上世紀末創辦了愛家集團，躋身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李彥漪14歲就出國讀書，一路讀到博士。讀書之余，她都在旅游，“那個時候我覺得，工作就是為了賺錢，我們家不需要我賺錢，所以我不需要工作。”

2017年，平常寡言的父親突然打來電話。回國后，她才知道，父親的身體不太好了，給她留下上百億的盤子。剛接班時，中國的房地產行業仍在高歌猛進，跑馬圈地，走高杠桿、高周轉模式。隨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變化，高周轉錢生錢的房地產神話破滅了。

看著許多地產百強榜內的公司突然沒了，李彥漪極度焦慮，她說自己突然有了白發。房地產需要新的敘事了。

以前在國外讀書時，李彥漪去過歐洲、日本的一些鄉村，那里干凈、有趣，有很多生活體驗項目，給她留下美好印象。2018年安吉溪龍鄉想引進全域開發，李彥漪看到安吉溪龍鄉連片的茶山，覺得與自己曾去過的國外鄉村很像，她拿下了這個項目。“我當時很真實的想法，大不了就抄一個。”

她的想法并不被業內其他大佬們認可，因為此前已有諸多房地產公司躬身入局特色小鎮，又頻頻敗北。一位大佬譏諷道，年輕人有夢想還是好的。他們覺得她無非是一個任性的年輕女孩。

李彥漪恰恰覺得自己與他們不同。這些人過中年的老板們還停留在當年圈地賣房的模式，“沒有經歷過國外鄉村的美好生活，平時天天就是應酬、工作，你讓一群沒有生活的人去創造美好生活，這是一個偽命題。”李彥漪說。

可真的操盤起來，并不容易。整個項目面積32平方公里，相當于再造一個澳門。安吉有白茶，李彥漪曾去過的日本靜岡和宇治有綠茶，于是，她帶著團隊再次去考察，卻發現“抄一個”的想法過于天真。日本的農場主有很強的做衍生品的欲望，體驗式的觀光旅游意識很成熟。

但安吉的基礎設施和氛圍遠遠不夠。資料顯示，當時溪龍鄉GDP總值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比高達87%左右，而以旅游業、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占比只有約1%。游客太少了。

一個用7種苔蘚制作的沙盤上，展示出了李彥漪心目中安吉白茶原小鎮的藍圖：這里將會有公園、療養中心、花園營地、中央市集，還有上萬套房產，可作民宿、酒店和住宅。

她和團隊希望，最終吸引來安吉每年2800萬人次游客，在此停留2-7天，每天花費約2000元，還有大量客戶來此購買度假和商業房產，房產價格從200萬到上千萬。

可他們也很清楚，這些設想中的游客和業主只會在安吉開發完善了，人氣和名聲起來后才會過來，“這些人都是吃勝利的果實的，不會陪你走最開始那幾年的路。”

團隊在全中國尋找，誰會是早期最容易遷移到小鎮的人，一路尋找，在大理遇到了老許和阿德，被他們的社區理論吸引了。無論是安吉溪龍鄉，還是老許阿德的社區夢想，都需要最初的種子用戶。相比于一家三口搬遷需要突破層層困難，憑借單身、自由、移動成本低——數字游民被選中了。

景觀

愛家集團副總裁杜一飛帶我走進金葉子中心，售樓沙盤周圍，一切營造鄉村美好的氛圍鋪面而來：麥稈做的沙發和禮盒；戴上耳機能聽到安吉西苕溪風吹稻田、樹上蟬鳴、夜里蛙叫；盒子里有很多五彩小卡片，隨意抽一張，是一首詩：

如果塵世把你遺忘，

且對寂靜的大地說：我在奔流，

對迅疾的流水說：我在停留。

——里爾克

游民們也是鄉村美好氛圍的一部分。方圓1公里，游民們偶遇，點頭微笑，進行有趣、輕松的社交，整片土地煥發著自由、友善的氣息。這正是杜一飛想要的，在他看來，數字游民自由、美好的生活氛圍，會吸引“每一個心中還有浪漫主義的人”。

他和李彥漪潛在DNA的游民群里，把數字游民當成觀察樣本，他們邀請游民們品酒，觀察他們如何選咖啡，從而淘汰那些不受歡迎的產品。“雖然消費力不太行，但是他們愛生活，所以說很容易去觀察去看反應。”

杜一飛，愛家集團副總裁

浪漫主義的人還未至，但一撥撥背著人才引進指標KPI的地方干部已到。11月25日，棕色大巴拉來了幾大車的政府官員，DNA的籃球場都停滿了。老許前方帶路，高喊“這邊走——”七十多位西裝革履的干部們像看新物種一樣，打量著這些游民。

不久前，湖州市市委書記陳浩參觀了DNA,給這里定性為“把更多具有高學歷、高收入、高專業技能的‘三高’人才吸引到鄉村來”的平臺。一時間，各鄉縣干部組織前來參觀，熙熙攘攘。

我見到了一位來DNA參觀的干部，直言面對“蘇州政策、上海政策、深圳政策”，安吉幾乎沒有競爭力。她渴求地望著老許，“許總，有合適的年輕的資源嗎？”

“當然有資源”，老許搬出他的社區生態理論——年輕人們被這里的生活氛圍吸引，建立友誼和紐帶，停留更長時間。當人群達到了一定規模，總會有人愿意在這開一家店，有了生意就不走了，就不再是游民。這些人也會吸引來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里，留下，社區就在不斷生長。

官員們的考量則更直接和“實在”。假如他們也引進了數字游民，只有這些年輕人在當地交上社保，他們才能完成考核指標。老許直言，“種子生根、發芽、開花，自然有結果的那一天，讓年輕人愛上這里就不能急。”

游民們也覺得矛盾，“我們數字游民本身就不是說要固定在哪里，怎么可能在當地交社保呢？”

12月31日，我和那位干部通了一次電話。身為基層官員，她感到有些無奈。安吉只是個小縣城，高科技企業不多，但近幾年各鄉鎮有青年博士引進的任務，“說難聽點，老年博士你能把他引到安吉來養著都很難，你還想要40歲以下的青年博士？”

那晚，她輾轉難眠，因為31日過完，2023年新的人才引進KPI又來了。她還在努力尋找兼顧考核和吸引年輕人來鄉村的兩全之策。

游民們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一份運營人員的媒體報道簡報顯示，DNA成立剛一年，已有20家媒體對DNA進行報道。在我入住期間，就有至少4波媒體撲入。

12月8日，一位數字游民正工作著，一位電視臺記者猛地塞來話筒要采訪，她感到被冒犯了，“就像風景區被開發一樣，我們已經是屬于被過度采伐的。”我突然意識到，我的到來，對他們也是一種打擾。

當日，一家省內新聞媒體來訪，臨時拿來一份風景區的策劃方案，說要讓搞設計的年輕人們集思廣益，建設鄉村。為了畫面好看，他們征用了二樓平時根本不會有人開會的KTV室。

那天下午，大多數游民去山上放生烏龜了。為了配合媒體，老許拉來幾個原本在品咖啡的年輕人，坐在二樓的沙發上，看策劃，提問題。我從旁觀察，發現記者并沒有真的記錄游民們說了什么，他們只是想拍一些畫面。

“我們是籠子里的動物，被觀賞著。”數字游民也很清楚，自己在鄉村成為了一種景觀。

飛地

沿DNA往外走，我看到四處都在破土動工，挖掘機聲聲入耳，馬路上塵土飛揚。溪龍鄉正處于劇變的前夕。

已經被開發的地方，和傳統的中國鄉村面貌相去甚遠。新的咖啡店和可麗餅店開業了，賣貓王三明治和黑松露熏肉蘑菇蕎麥可麗餅。杜一飛曾在上海網紅打卡地安福路生活了13年，那里紅起來的第一家店就是可麗餅店。他對溪龍鄉的未來，也有著“洋氣”“法式慢生活”的期待。

露營鄉村風的咖啡店外支起帳篷，店內播放黑膠唱片，服務員穿得像西部牛仔，游民們面帶微笑地喝著咖啡。一位前來休假的藝術家說，這里的人都好像NPC，穿著戲服，還有氣氛組擔當，讓她想起美國時光。

這些正改變著溪龍鄉。我問李彥漪，有沒有人說過，你們在復制西方的鄉鎮，或者城里的小資生活，讓中國鄉村失去原有的生態？一個數字游民也說，如果城市人到了鄉村，“還是早上起來要喝一杯咖啡，那你出來干嘛？”

李彥漪說，“你說什么東西是只屬于鄉村，或者只屬于城市的，它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1982年，安吉縣林科所的科研人員進行茶樹資源普查時，相傳在天荒坪鎮大溪村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發現了一株長著玉白色芽葉的千年古茶樹。科研人員據此研發出“白葉1號”。白茶無性繁育，僅需一片葉子，最終能長出一片茶山，安吉也成了白茶之鄉。

來安吉之前，我曾想象，這些外來的數字游民是否會成為新的一片葉子，和本地村民發生某種互動，進而造成某些改變，但我好像到來得太早。他們好似生活在兩個時區。晚上9點，年輕的游民們熬夜看世界杯時，當地村民早已入睡。白茶街空蕩蕩的，偶有成熟的香柚從樹上掉落。

DNA對面是一家海綿廠，院子里停著奔馳和瑪莎拉蒂，看門的是老板的老父親，他無法走進DNA，只是有時在外面探幾眼，看到年輕人不上班，他問我：“你們是不是在對面啃老？”

DNA和一些公共空間只對數字游民會員開放，像是鄉村的飛地。幾位村民說，自己曾好奇想走入，但被保安擋住了，“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老許解釋，不開放是擔心游民們財物被偷。樹下小白屋雖叫村民食堂，但普通村民得原價消費，“我們想去吃，拿你們的卡才能打五折。”一位村民說。

實際上，村民們也并不真的關心DNA的世界里發生了什么，他們更在意拆遷款到手多少和白茶行情。2022年因為疫情，經銷商進不來，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茶葉囤積。12月正是茶苗上市的季節，今年的茶苗是2毛一棵，三腳蹦拉著一車一車的茶苗往村外送。

數字游民社區之外，溪龍鄉的村民們過著富足而規律的生活。年輕人去徐村灣紗線、家具廠打工，老人和小孩在家里照顧茶山。一年只種一季白茶。每年清明前后，白茶街上擠滿了各地茶客和經銷商。繁忙過后，則是日常維護茶山的悠閑日子。

直到游民們帶我去附近老梅溪認識了開飯店的“小姨”，我才發現兩個世界間敞開了一些微小的裂縫。

小姨50多歲，短發齊耳，胸前掛著一塊金佛。她一生坎坷，離婚后獨自拉扯兒女長大，號稱自己已經“看透婚姻”，把婚姻形容成“地獄”，可仍舊希望自己的女兒能走進婚姻。

一位游民女生說，小姨讓自己想起家鄉貴州大山里那些熟識的、命運多舛的女性。她很清楚，從觀念上，兩人并不能聊到一起，“你好像在跟一座山對話，跟一座山脈上面的小溪去交流。”

但她很喜歡小姨的真誠，不像城市里的人彼此充滿警惕。

幾杯白酒下肚，小姨向我們述說自己離婚后的遭遇，被看不起，渴望愛又懼怕愛。游民女孩走出座位，注視著小姨的眼睛，“我很愛你”，她也袒露了自己原生家庭的創傷。

后來兩人離席說起私密的話，透過門縫，我看到她們互相抱在一起，兩個經歷過傷痛的人，成為彼此的安慰。

在這個荒涼沒落的鄉鎮，我好像看見飛地的邊界在融化，不是用觀念，而是情感。

“那個小屋就叫DNA”

此前一篇描寫安吉數字游民社區的文章下，我看到一條評論，“都是些有錢人的‘消遣’！”

這顯然充滿偏見。在溪龍鄉，在那些應對媒體的“標準答案”之外，我看到了許許多多具體而真實的人生。如果一定要給這群人畫像，DNA口號“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在一起”，“有趣”可替換成“脫軌”，DNA游民方庭說。

北大中文系畢業的方庭，已拿到了名校的研究生項目offer。可在那條看似光明的學術道路之外，她來到DNA，線上做web3項目市場營銷。她極其文學地描述他們在安吉創造的時代和DNA這群“脫軌”的人：

社會是一輛破破爛爛運轉的蒸汽火車，外面的天氣一直灰蒙蒙的，偶爾可能會有假的太陽。火車也不知道往哪兒開。有人在黑板上寫了10，猜測可能是10個月后扭轉方向，有人猜是10個星期或者10天，可突然10、9、8、7……

上這輛火車需要付出巨額車票：戶口、房貸。有的車廂紙醉金迷，有的車廂衣衫襤褸。

很多車廂很吵，人們在聊天、吵架。有一個車廂充滿不安定的沉默，所有人都不知道說什么，甚至有些人在哭，他們已經掙扎很久了。人們也不都是望向同一個方向，很難去進行本質上的交流，只能是互相舒緩一下自己在車廂里的迷茫和痛苦。

車廂按規定，誰都不能把頭探到窗外。但那個車廂所有人都在把頭伸出去。有一天，那個車廂的人突然看到遠處一個灰撲撲的小屋，跳下車，走了一天路，到了小屋。那個小屋就叫DNA。

方庭說，她不介意在這里被房地產公司當成觀察樣本，“至少說明，大家還是愿意去參考這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把它當成一種可能性。”但她也說，DNA可能只是臨時停靠站，他們總是還要回到火車上去。

我能感受到那股往回拽的力量。12月4日，阿綠接待了父母安排的一位相親男士。對方從湖州開車1個小時趕過來，參觀了DNA后，出言道，“你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嗎？”

男士家里開工廠，自己做工程項目。他很直接地表示自己有些大男子主義，對另一半的要求就是“顧家”。他對阿綠說，你以后可以不工作，但要帶好孩子。

為了把阿綠從現在的“脫軌”生活拽回正軌，他嘗試祭出孝道，稱阿綠的父母可能因為她在外漂泊而沒有安全感。阿綠并不認可，此前她在大廠工作時，父親做手術，但她在公司加班，最后只能打順風車去醫院坐兩小時，又趕回公司上班。相反，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一旦父母需要時，她就能馬上陪伴在他們身邊。

聊到最后，男生問，“你現在不考慮結婚？”

“是的。”阿綠回答。

男生像是不相信這個答案，又問了一次。

“我覺得至少現在，結婚對我是個負擔。”阿綠說，其實她心里想的是，“不是和你”。她無法接受自己的人生價值被定位為“顧家”。

除了婚姻，阿綠還有更迫在眉睫的焦慮。在DNA有些日子了，她并未找到能讓自己長久沉淀的事業，她開始猶豫，春節后是否要重新回到城市工作。

在DNA，不少游民和阿綠一樣，在游與不游之間掙扎。“20多年的主流教育很難讓我擺脫（傳統的）思維模式，”一位游民說，“我還是想要在世俗上被別人認可。”很多人在DNA生活了一段時間，最終回到大城市工作，DNA的生活成了“老天的限定禮包”，沒人知道期限是多久，每天這里都在上演相聚與離別。

有一天，我和游民們一起去鎮上吃飯。店家端上一盤鍋包肉，肉被夾走后，一只蒼蠅陷進了糖漿里，好不容易掙扎出來，可是它又爬回那一攤甜蜜的黃色糖漿。

現場突然很安靜，所有游民都看著這只蒼蠅。一位游民打破沉默，“你看，曾經困住它的，它又回去了。”

或許DNA的日子真的只是一份限定禮包。我問李彥漪，如果未來溪龍鄉的項目開發成功，這里的地價和租金勢必會上漲，超出數字游民的預期和承受能力的話，怎么辦？

“在白茶原的各個角落，總有能容納他們的地方。”李彥漪覺得，一切都可以交給市場解決，也許到時候村民愿意開民宿接納游民們。這是個意料之中的答案。

尾聲

有一種冬候鳥叫山斑鳩，起飛時會發出高頻的“噗噗”聲。

安吉正處于全球候鳥遷徙“東亞-澳大利亞”路線的關鍵地帶，每年10月中旬開始，山斑鳩飛到安吉越冬，在這里短暫停留，來年4月初，它們又飛回北方。

DNA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方庭那段文學性的描述并沒有結束，她說在那個灰撲撲的小屋里，有一群人熱情地招呼你，升騰起的火焰讓人很溫暖。

12月8日，方庭招呼我去DNA。推開門，有人在有一搭沒一搭聊《追憶似水年華》，有人倚在火爐旁烤棉花糖，兩只貓在腳下亂竄，背景音樂是《請回答1988》的《雙門洞》。他們微笑著看向我，呼喚我快進來。

我知道，我和安吉的候鳥們，都經歷過那個時刻。

（感謝給予稿件幫助的所有人）

采訪、撰文：梁靜怡

編輯：王婧祎

攝影：賈睿

視覺：aube

原標題：《GQ報道 | 走，去安吉看不坐班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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