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段義孚：生活如同田野調查

段義孚著劉蘇譯

2023-02-25 15:03

來源：澎湃新聞

? 市政廳 >

2022年11月，上海青浦段的蘇州河。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圖

我曾教過一門課，叫《環境與生活質量》。這門課我教了25年，最初是在明尼蘇達大學，后來在威斯康星大學。這門課的基本問題在于：好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物質環境？我指的生活質量不僅是生存層面的，還包括人的潛力。我帶著學生調查了不同的物質環境，從人跡罕至的荒郊野外，到徹底人工化的大都市。在每個案例里，我們都會停下來思考生活質量的問題。我會較多關注好的方面，例如，城市的基礎設施帶來了哪些便利，而不會過于關注差的方面。我之所以突出好的方面，一是為了縮小調查范圍，二是因為，關于大自然的新聞報道里常表達出對素材的欣賞之意，而城市新聞里則往往表現出反感之情。

人們可能會以為，上這門課要做田野調查，如果做不了調查，至少也會有幾次輕松的旅行。學生們猜測可能會享受幾次巴士旅行，而當他們知道其實連一次都沒有的時候不免感到困惑。每次和學生見第一面時，我都會說：“放心吧，你們所有人都滿足了一個基本的課程要求，那就是，你們都至少做了18年的田野調查，現在的任務是要弄清楚，你們究竟有什么收獲。”一說到18年，他們便很快意識到，我是在指他們的年齡。過去18年，他們一直在田野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除非參加一個項目，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做田野調查。

《環境與生活質量》這門課，嘗試理解人類生活的復雜和精妙之處。那么，這需要整個人的參與，而不會像一些專業工作那樣只動用眼和腦而已。很不幸的是，這是從事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悖論和挑戰，因為整個人——作為一個無比敏感的工具——很容易被巨大的環境信息所淹沒。除非某種過濾機制能將不需要的信息推入大腦不易被喚醒的深處，否則人會崩潰。

1954年，段義孚在亞利桑那州做田野調查

手頭上的任務

在醒著的時候，我們向前而活，也就是說，有事情要做、有任務要完成。田野調查就如同這樣的事情或任務，它的特點是專注于一個特定的范圍。在開始調查之前，我們會提出一個假設，來縮小調查的范圍。而一旦到達那個地方后，我們又會因技術原因，進一步縮小它的范圍，比如，是否容易獲得調查工具，有哪些限制因素。任何科學地理學的事業，不管是研究地形、生物群落或住房類型，都要遵循這樣的程序。而有時候，地理學家會進行“非結構化”的田野調查。這類調查的目的只是為了去一個地方看看有什么東西，而不會事先擬定一套問題。人們相信，非結構化的田野調查會激發人的想象力，因為靈感來源于田野里的具體事物，而不是從本本中來。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每個地理學家肯定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的答案卻是否定的。我并不覺得偶然的郊游會讓自己變得更聰明、更博學。我經歷過一次典型的非結構化田野調查，而記憶卻是這樣的：巴士停在了一座小山丘上，學生們排成縱隊前行，我也列在其中。于是，各種感覺突如其來地轟炸著我們，蜜蜂的嗡嗡聲、甘草的氣味、太陽的炙熱、垃圾場、教堂塔樓、蜿蜒的河流……為了最大程度降低迷失方向的困惑，我們取出相機，通過一個小孔觀看某處框起來的景觀，這樣就大大減少了感覺印象的數量。我們的領隊勇敢地停下腳步，面對如此雜多、未經結構化的經驗時，他借助一系列地標，為他自己、也為我們不斷簡化著眼前的風景。

這樣的田野調查與游客參觀并無不同。兩者都是在做必要之事，而生活中則充滿了必要之事。而一個人能從中收獲什么呢？不可否認，這些事能令我們感到節律和刺激的變化。任何類似的變化幾乎都能喚起人們對生活和世界的興趣，哪怕只有少許。田野調查在這方面也許是最有成效的，因為它本身就充滿了樂趣。所以，在我眼里，這就是最大的回報了：既有科學上的回報，又能提供真實的洞察力。

但我還要補充一點，因為有一種情況也可能出現。我們總是能聽說某某科學家在野外漫無目的地散步時，遇到一塊卵石、一只鳥或一株不起眼的植物，突然想明白了長期以來困擾的問題。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很多心理預備。盡管如此，這位科學家并沒有擬定一項研究議程來為此次外出做準備，所以，獎勵來得不期而遇。我們有很多地理學家都知道，這種天賜的獎賞常常以一種很不起眼的方式降臨。因此，我們常勸告他人說：“走出去吧”，原因正在于希望有不期而遇的收獲。然而，天賜獎賞極其罕見。所以大多數時候，我們散步回到家，或結束一段巴士旅行后，感受到的往往是愉快的疲倦，而不會因為新的知識或新眼界的打開而興奮不已。

那么，我們觀察到的地標和拍攝的照片又將如何處理呢？它們記錄的都是事實，有些還是新發現的事實，但它們往往被歸檔或遺忘了，因為它們彼此割裂，無法構成一個整體，讓大腦去保存和理解。假如我們的領隊不僅為大家指出了景觀里的獨特之物，還提供了一套整體框架，把這些事物聯系起來，那么，這樣的田野調查就不再是非結構化的了，而成為了一節戶外課。這是另一回事了。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我們醒著的時候，生活里充滿了一系列事情和任務，它們填充著當下、指向著未來，它們無所不包：社交聊天（人們在聊天中試圖留下好的印象）、授課、整理床單、裝修房屋……

段義孚站在麥迪遜州街中央，從州議會大廈到大學的一段路上

實驗與經驗

白天，我們只要一醒來，就在田野（世界）里了，不斷“體驗”（experience）著周遭的一切。“經驗”（experience）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家詞典里的一個關鍵詞。什么是經驗？簡單說來，它是動物，尤其是人這樣一種動物借助所有感官和意識去理解現實的方式。經驗既有被動的成分，也有主動的成分。被動的成分可以理解為經歷（undergo），比如：一個人經歷了怎樣的體驗。一個有經驗之人，是有著豐富經歷之人。他擁有某些經驗，并不在于他是否想擁有。而主動的成分則由詞根per來表示，比如單詞“冒險”（peril）。蘊含的意思是：去經驗，就是去主動冒險。

但在人的經驗里，被動的成分更多一些。這個世界充滿了各種力量與刺激沖擊著每個人。其中，很多東西是人們根本意識不到的（像進入身體的宇宙射線或微量元素）；也有很多東西是人在瞬間注意之后遺忘了的；而只有少數事物被人記住了，進到個人的知識信息庫存里。之所以能記住它們，是因為人對此懷有期待——它們在個體的文化里已被設想過了。而主動的學習，就像課堂學習一樣，只運用了極少數的刺激因素，轉化為了視覺圖像，整個過程是專門處理過的。

如果說，人文主義者強調經驗，那么科學家則強調實驗。實驗是一種更加審慎且主動的經驗。雖然所有高級動物都有經驗，但唯獨人類才會做實驗。在一次非結構化的田野調查中，學生們刻意縮小體驗的范圍，不是出于科學的目的，而是出于本能，避免被環境信息所淹沒。但在科學實驗里，科學家會故意排除掉和當下研究問題不相干的因素。唯獨在現代社會里，實驗才會被重視，得到長足發展，因為它的步驟是為著一個理性的目標設計出來的——尤其是為了證明一個預測、某個想法是否有效。相反，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如果某些印象鐫刻在了人的意識里，那是因為人所處的主流文化把它們刻了進去。

段義孚俯瞰麥迪遜州街

壓抑的印象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主流文化其實只迎合了意識里的一小部分印象，而把大部分印象都推到了后臺，甚至遺忘了。在《環境與生活質量》的第一堂課上，我會讓學生記下對自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也就是，對自己的生活質量最有貢獻的地方。多年來，我一直在麥迪遜上這門課，之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所以學生們會覺得郊野或鄉下是自己最喜愛的地方，而很少會提到城市。但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城里人。他們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羅或麥迪遜長大。而這些城市都以美麗宜居而聞名。此外，這些大學生不僅住在城里，他們還是城市里勇敢的探險家。他們發現了隱蔽的咖啡廳、熱鬧的小酒館、專業書店；甚至還通宵達旦、熬更守夜，陶醉在爵士樂和夜幕的藍色氤氳里目睹著城市，又在第三杯咖啡下肚后，瞥見空蕩蕩的街道沐浴在清晨的第一抹陽光下。

然而，他們卻把城市給遺忘了！他們一直在做“田野調查”，卻毫無收獲！他們壓抑了自己本來知道的東西，為了給那些聽說的東西騰出空間。這次算是我做的一次田野調查吧，或許只增加了一些我覺得老生常談的想法和價值觀而已。你以為我當時在課堂上什么都沒說嗎？為了避免學生找不到方向，我會讓他們借鑒（如果不是有意的話）其它權威觀點，像雜志上的、電視上的、學術著作里的……千萬不要小看路徑依賴的影響力。我們追隨的路徑，比如，我作為領路人遵循的路徑，可能就是一種組織好了的經驗模式。就城市而言，我會選擇奪人眼球的景觀，其中，既有風景名勝和著名建筑，也有完全相反的破屋爛街。

段義孚望著遠處的巴斯科姆廳（Bascom Hall）

恢復印象：典型的人文主義事業

英國作家兼外交官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holson）曾在日記里說到，在他眼里，生活就像“濕漉漉的蔬菜沖進了下水道里不見了”。上了年紀又有思想的人幾乎都明白這句話是什么意思。人們常哀嘆：“時間都去哪兒了？”而家庭相冊就像一名可憐巴巴的幸存者杵在那兒。而里面保存的相片常記錄著任何人都認為重要的事件（出生、畢業、結婚等），所以，它們看起來仿佛社會學教材里的圖片一般，而不像是記錄著獨一無二的生活現實。

攝影照相是一種現代發明。而在古代，人們又會如何記錄自己的經歷呢？那就是講故事。講故事是一種不受時間限制的常用技術。出于很多原因，我們不能脫離他人而生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周圍的人構成了我們的聽眾。但，他們又是一群極不耐煩的聽眾。任何人都想掌握發言權，所以，每個人都只能說上幾句話，而且表達還要鏗鏘有力，才能引人注意，所以，人的經驗被大大扭曲了。比如，某個學生可能會給周圍的人講他在城市的某處地方通宵達旦地徹夜狂歡——這聽起來不錯，很有戲劇效果——然而，他絕不會說：后來，他喝了三杯咖啡，好讓自己清醒一些，然后“瞥見空蕩蕩的街道沐浴在清晨的第一抹陽光下”。

倘若，科學家因為做實驗而顯得像一個特殊物種，那么人文主義者也像一個特殊的物種，因為他們會認真系統地反思人的經驗。乍一看，“反思”似乎是任何人都能從事的一項活動。它不像科學實驗那樣需要特殊訓練和設備裝置。然而，能反思的人恰恰又是很少的，因為有很多限制因素。其一，是生理上的氣質因素：某些人（在人口中只占少數）更傾向于去理解自己的經歷。其二，社會要鼓勵——至少不反對——獨處的行為。在這樣的社會里，能找到不受干擾的空間讓人獨處，或讓一小撮興趣相投的人待在一起展開精神對話。最后一點是，能反思的人還需具備提高生活品味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智識水平。我認為，這一點也是訓練人文主義者必備的條件。有了上述條件之后，人文主義學者便能系統地審視人的經驗了，首先是從他（她）自己的經驗開始，然后，推而廣之地去審視他人的經驗，不管在何時何處，這些經驗都蘊含在了豐富的生活紋理之中。而一項特別的研究任務則在于：要弄清社會如何騰出空間，只為人們在生活之流里能暫停腳步，而正是在這些停留之中，每個人才能去評價自己的經歷有何意義。在我看來，人文主義者在不同的社會里生活，經歷過各種訓練，掌握了各種技能和視角，但無論怎樣，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他們都在品嘗生活。他們或許都同意：未經品嘗的生活不值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