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道光時期，正值19世紀上半葉清代中期向后期（即近代）過渡階段，也是鴉片戰爭爆發前的約半個世紀。以往學界一般認為，乾隆朝以后中國陶瓷對外貿易趨于衰落，但隨著近幾十年來水下沉船實物資料的相繼披露，對此時段中國陶瓷的對外貿易狀況有了新的認識。

本文試結合所發現此時段的部分實物與文獻資料進行綜合研究，以揭示19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對外貿易持續發展、依然活躍的狀況。只是相較于16至18世紀，此時段的外貿重心出現了明顯轉移，從傳統的歐洲市場淡出，在美國市場掀起小高潮，東南亞市場則成為新重心，日本等地也有少量貿易。在此期間，中國外銷瓷生產格局亦發生變化，轉向粗放經營和薄利多銷，出口量大，產品較粗糙。而由于主要市場接近中華文化圈，此期外銷瓷產品造型、裝飾等又回歸到較傳統的中國本土風格。

對于清代陶瓷外銷的研究，學界討論一般集中于16至18世紀，而對于19世紀初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陶瓷對外貿易情況的討論和重視似乎不夠充分，或籠統地認為該時段中國陶瓷對外貿易趨于衰落。筆者通過相關考察認為，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陶瓷外銷應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在歐洲市場淡出，在美國市場掀起小高潮，以東南亞市場為新重心，與日本、琉球島等地區也有少量貿易往來。貿易重心轉移東南亞市場的中國外銷瓷轉向粗放型生產，出口量大，產品較粗糙，產品造型和裝飾等回歸到較典型的中國本土風格。該現象印證了一些海關史學者的觀點：實際上，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海商在環中國海地區仍保持著與17、18世紀相當的規模。在進入19世紀以后，中國的陶瓷出口量仍不容小覷，與東南亞地區保持了密切的貿易往來，并持續發展。

一?總體面貌——重心轉移、漲消并存

與16至18世紀中國陶瓷對外貿易以歐洲市場為主的局面相比，19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在國際市場的貿易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但并未完全衰退、萎縮，確切地說，應是市場重心發生了轉移。在不同區域，貿易的規模漲消并存。在這一階段，隨著歐洲的華瓷消費市場趨于飽和，歐洲多國的本土瓷器生產走向正軌，歐洲市場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量日趨下降；美國的華瓷消費市場在18世紀末期至19世紀20年代之前迅速打開，又在1820年以后日趨萎縮；與此同時，東南亞地區則成為中國陶瓷最重要的消費市場；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地區與中國的陶瓷貿易規模仍較為有限。

（一）歐洲

18世紀下半葉，由于歐洲華瓷消費市場趨于飽和、部分國家初步掌握了制瓷技術等原因，歐洲諸國對中國陶瓷的需求開始呈現下降趨勢。1799年，主要經營中國瓷器運銷歐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倒閉。180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進口中國瓷器，歐洲多國為保護本國利益，進一步通過提高關稅等政策對中國瓷器進行限制。19世紀上半葉，隨著制瓷技術在歐洲的進一步普及，歐洲本土所產硬質瓷已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中國對歐洲的瓷器外銷進一步萎縮。

〔圖一〕 青花山水風景圖荷葉邊形湯缽 清代“戴安娜”號沉船出水  采自周世榮、魏止戈《海外瓷珍與海底瓷都》，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105頁

〔圖二：1〕 釉上彩繪立獅徽章紋盤 清代“戴安娜” 號沉船出水 采自前揭周世榮、 魏止戈《海外瓷珍與海底瓷都》，第112頁

〔圖二：2〕 釉上彩繪立獅徽章紋盤 清代“戴安娜” 號沉船出水 采自前揭周世榮、 魏止戈《海外瓷珍與海底瓷都》，第112頁

但中歐瓷器貿易并非戛然而止、完全停滯。實際上，直至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歐洲仍然間歇性地從中國進口少量瓷器。據1994年《南洋商報》報道，在馬六甲海峽打撈出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沉沒的“戴安娜”號沉船，出水了500箱、約2.3萬件瓷器。該艘沉船為英國商船，目的地是印度加爾各答，由澳門港出發，應為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經營的一艘貿易商船。出水瓷器中既有大批典型供應歐洲市場的歐式精細瓷，品質較高，如成套的青花山水風景圖荷葉邊形湯缽〔圖一〕，青花山水樓臺圖把杯、山水風景圖鏤空雙系果籃，白釉鏤空果籃，白釉雙系杯、奶缸、圓形盤、橢圓形盤，釉上彩繪立獅徽章紋盤〔圖二〕等，應主要用來供應當時生活在印度的英國殖民者，或轉運至歐洲。另有一批品質較粗糙、以閩南地區產品為主的外銷瓷，如青花壽字紋盤、纏枝菊紋盤〔圖三〕、梅紋盤、龍紋盤、釉陶牧童騎牛俑〔圖四〕、童子俑等，針對的應是印度當地的中低端市場。

〔圖三〕 青花纏枝菊紋盤 清代“戴安娜”號沉船出水 采自前揭周世榮、魏止戈《海外瓷珍與海底瓷都》，第106頁

〔圖四〕 釉陶牧童騎牛俑 清代“戴安娜”號沉船出水 采自前揭周世榮、魏止戈《海外瓷珍與海底瓷都》，第113頁

（二）美國

19世紀上半葉，中美瓷器貿易經歷了較為明顯的轉折。在此半個世紀內，以19世紀20年代為分水嶺：此前，美國對中國的瓷器需求量陡增，1830年之后貿易量銳減。

早在1783年之前，中國瓷器便陸續出現在美洲大陸，主要由歐洲殖民者帶入。1784年，“中國皇后號”商船從美國紐約起航駛往中國，于8月28日抵達廣州黃埔港，滿載人參、棉花、皮毛、胡椒、鉛等貨物。同年12月27日，該船從中國滿載貨物返回美國，包括2460擔紅茶、562擔綠茶、962擔瓷器、400匹絲綢等，正式開啟了包括陶瓷在內的中美直接貿易的篇章。

1820年前后，中美陶瓷貿易達到一個高峰。如在1816年， 265箱青花茶咖具、600箱茶具和102箱混合瓷器，出現在John Jacob Astor的一張瓷器訂單中，總值約7304.86美元；1817至1818年，商人Robert Waln 、John C.和William H. Smith從Caledonia號美國商船中購買了3000箱瓷器。然而，到了19世紀20年代中期，中美貿易的商船數量明顯下降，在1833至1834 年的貿易季度里，從廣州返航美國的43艘商船中只有4至5艘船裝載瓷器，總數不過1322箱，僅需4至5艘貨輪即可完成裝運。

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后，中國市場突然打開，中美直接貿易航線的開通，使得自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持續大量進口中國瓷器。但隨著歐洲瓷器產業的發展，其供應能力大幅度增強、產品更符合美國消費者的文化需求，便迅速占領了美國市場，使得中國瓷器從這一時期的美國市場淡出。

（三）東南亞

19世紀上半葉，在面向東南亞市場方面，中國瓷器持續保持了規模可觀的出口量。1822年1月，從廈門港出發的一艘50余米長、15米寬的大型中國商船——“泰興號(Tek Sing)”駛往印度尼西亞，在勿里洞島和邦加海峽之間的加斯帕海峽罹難沉沒。1999年，“泰興號”沉船被澳大利亞某商業團隊打撈，并于次年在德國納高拍賣行進行拍賣，出水器物35至36萬件，基本以陶瓷為主，該數字尚不包括未被打撈、遺留在水下的大量瓷器〔圖五〕。此外，沉沒于新加坡附近的道光晚期（約1845）的“迪沙魯號”沉船（Desaru Wreck）于2001年5月被發現，陸續打撈出陶瓷共約69726件〔圖六〕。關于該時期中國陶瓷對東南亞外銷的文獻資料，有一份東印度公司的貨物清單，記錄了在道光四年（1824）一月二十五日，一艘從廈門駛往新加坡的貿易商船，起航時所載貨物內容包括32種各式尺寸、樣式的陶瓷器660250件、地磚10000件、笠石200塊、1.2萬把黑紙油傘，以及絲綢、煙草、干果、砂糖、茶葉等。另據1821年英國國會文件記載：“中國商船每年駛往爪哇、婆羅洲北部和西北諸港、蘇祿群島、望加錫及蘇門答臘的一些口岸??從中國出口的貨物主要是粗陶瓷、絲織品、茶葉、家具以及其他華僑的日常用品。”約翰·克勞福德在其183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供暹羅國國內大眾市場消費的較粗糙的陶瓷器為本國所產，稍好一些的瓷器都是從中國進口，而且數量十分可觀。”可見該時期中國面向東南亞的陶瓷貿易仍保持了相當大的規模。

〔圖五：1〕 青花山石花蝶紋盤   邵壯拍攝 “泰興號”沉船出水瓷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五：2〕 青花玉蘭牡丹紋盤 邵壯拍攝 “泰興號”沉船出水瓷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六：1〕青花變形 “壽” 字紋盤 “迪沙如”號沉船出水 采自Maritime Asia-Desaru ship https://www.maritimeasia.ws/desaru/ceramics.html 查閱時間：2022年3月14日

〔圖六：2〕 青花纏枝團花紋盤 “迪沙如”號沉船出水 采自Maritime Asia-Desaru ship https://www.maritimeasia.ws/desaru/ceramics.html 查閱時間：2022年3月14日

19世紀上半葉，隨著西方殖民統治的進一步深化，東南亞地區反殖民統治和壓迫的戰爭愈演愈烈，但即便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東南亞地區仍是中國十分重要的貿易對象。如在1805到1820年間，中國在東南亞從事遠洋航海貿易的商船總噸數就已超過了英國來華船噸數的四倍以上；1820年前后，中國遠洋行業與東南亞往來的船舶噸數與貿易額，同西方任一國家在東南亞的實力相比，仍然高居首位。

該時期的陶瓷外銷規模亦基本符合上述貿易趨勢，從1817至1845年間的若干艘沉船及文獻資料來看，該階段中國對東南亞的陶瓷貿易應仍保持了較大的出口規模。就單船載瓷數量而言，部分大型商船的陶瓷運輸量創下了新的歷史高峰，如“泰興號”沉船出水陶瓷35萬余件，以及上述文獻所錄道光四年廈門赴新加坡的一艘貿易商船裝載陶瓷66萬余件等。中國陶瓷作為大宗商品，在對東南亞的海上貿易中應仍占有相當可觀的比率。因此，僅從19世紀上半葉中國與東南亞持續的較大的陶瓷貿易量而言，中國此時至少仍與環中國海地區保持了十分密切的陶瓷貿易關系。

（四）日本、琉球

在清代中日貿易中，砂糖、象牙、黑檀、藥種等是較常見的貨品，占有較大比例，而陶瓷一般并不作為主要貨物，只占其中較少的一部分。直至清代中晚期，中日陶瓷貿易的數量和質量仍維持在較低水平。

例如日本文政九年（1826）漂至靜岡縣后被引航到長崎的“得泰船”，載滿名貴香料、藥材、珍玩，而瓷器只有四簍。另如道光年間在浙江寧波漁山沉沒的小白礁一號沉船，出水陶瓷444件，有觀點認為該沉船的供貨對象是日本。從該船出水陶瓷情況看，數量較少、品質不精，器類以盤碗為主，與當時的文獻記載及相關研究基本一致。在這一階段，日本瓷器生產基本自成體系，能夠較好地自給自足，因此對于中國陶瓷的需求量也較為有限。

此外，19世紀上半葉，中國還向島嶼國家琉球輸出陶瓷。如道光五年（1825）五月二十八日兩艘琉球向中國進貢的商船返航那霸，道光六年（1826）六月，在自福州返程的琉球朝貢船貿易清單中出現了一定量的陶瓷貨物。

總體而言，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陶瓷對外貿易重心已轉移至環中國海的廣大東南亞市場，動輒數萬件、幾十萬件的瓷器紛紛流向東南亞，進入本地居民及廣大華僑的社會生活中。從各窯場出口比率看，以閩南地區所產粗質陶瓷為該時期的外銷瓷主體。美國于這一階段進口中國陶瓷的規模在19世紀20年代前后有著較為明顯的轉折，經歷了驟增與銳減的變化。17、18世紀與中國保持密切陶瓷貿易關系的歐洲此時已不再大量進口中國瓷器，但也會派少量船只來往于中國與英屬殖民地之間，進口少量歐洲傳統樣式的精細瓷器。在東亞地區，日本仍保持著較低的中國陶瓷的進口量，產品多半為粗瓷。琉球等環中國海島嶼也與中國保持著一定的陶瓷貿易往來。

二?貿易港口——閩粵為主、多港出洋

在19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出口仍以廣東和福建港口為主，船只體量和噸位普遍更大，每年出航數量和次數尤多。除此之外，也可能有部分陶瓷通過上海港、寧波港等向外輸出。

1830年約翰·克勞福德在所著《出使暹羅和交趾支那王朝記》一書中記載：“暹羅與外國貿易，最多由中國輸入??由中國各港口航來的商船，多來自廣東江門、福建廈門??主要的商品為粗陶及瓷器??”關于19世紀上半葉廣東、福建港口在對外貿易中各自的分工和特點，可通過安東尼·瑞德整理的一份19世紀早期新加坡開埠前自暹羅、廣東、福建諸港出發的南海帆船貿易表中得到一些信息［表一］，其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兩省港口的外銷特點：

第一，該階段從中國出發赴南海貿易的船只，無論在數量還是總貿易噸位上，仍然是以廣東為主、福建為輔。表中所統計單位時間段內從廣東出發的船只共146艘，自福建出發的約60艘，可知從廣東港赴南海貿易的船只總數量約是福建港的2.4倍，且前者的船只總噸數約為后者的1.4倍。

第二，去往中南半島（如越南、暹羅）的中國貿易船只數量多、平均單船噸數稍小，赴南洋（如廖內－林加、文萊、三發、坤甸、喃吧哇、馬辰等）貿易船只數量較少，但普遍平均單船噸數較大。相較而言，從廣東港出發赴東南亞的貿易船只數量多、但平均單船噸數稍小；自廈門港出發的貿易船只雖然數量少，但平均單船噸數普遍較大，其中最大的船只是三艘從廈門駛往爪哇巴達維亞的中國大型商船，平均單船噸數可達1100。而一般情況下，駛往東南群島的遠航商船平均單船噸數在500噸左右。總體而言，19世紀初，自福建赴東南亞貿易的船只雖較廣州港數量少，但是普遍平均單船載貨量大于廣州貿易商船。

第三，從［表一］來看，雖然同是赴東南亞進行貿易，但是除了中南半島的越南、暹羅，以及南洋的廖內－林加、爪哇地區同時有廣東和福建商船外，廣東商船、福建商船在其他地區似乎各有分工、各有側重：廣東船側重往來的國家有文萊、三發、坤甸、喃吧哇、馬辰；福建船側重往來的國家有吉蘭丹州、丁加奴州、望加錫、安汶島、蘇祿、馬尼拉等國。

由于當時廣州港、廈門港作為廣東、福建省最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因此兩港對外貿易商船的特點應也是廣州港與廈門港的外銷特點。廣州在清代早中期是重要的外銷瓷來樣加工與貿易中心，在17、18世紀陶瓷外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19世紀面向東南亞市場的中國陶瓷對外貿易中，廈門港則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關于中國清代嘉道時期廈門港的外銷情況，有記載如嘉慶二十三年“洋船販夷，止有碗、傘粗貨，口務遂絀”；道光三年“廈防同知陞寶以廈門為放洋正口，有奸商私用洋駁載貨掛往廣東??回棹時將貴重之貨運回，粗貨仍用小船駁入廈口，致洋船失利日少，洋船倒罷”。上述記載似乎體現了廈門港的對外貿易受到限制，但也有一些海外資料記載該時期的廈門港出口量仍不容小覷，如“19世紀30年代初，每年從廈門赴暹羅的大船至少有40艘。前往婆羅洲、孟加錫、巴達維亞、蘇祿等地都是大型帆船”。造成不同文獻記載大有出入的原因很可能與當時猖獗的走私行為有關。在19世紀上半葉，廈門港的實際對外貿易量應僅次于廣州港。

就陶瓷貿易而言，如從廈門港出發的“泰興號”沉船中發現約35萬件瓷器，本文［表一］中對廈門港單體貿易船只噸數的記錄，以及《廈門志》中關于廈門船只赴東南亞諸國輸出包括大量“永春窯之瓷瓶”等貨物的記載，均可印證廈門港在此時段承擔著十分重要的針對東南亞市場的陶瓷出口任務。

此外，該階段的外銷瓷可能也有少部分經由寧波港、上海港出口。在19世紀20年代末，由上海、寧波等處發出航行至南洋群島，與暹羅、安南、菲律賓等國家通商的帆船有40余艘。其中，寧波港在當時可能承擔著一定的對日貿易，例如載有瓷器的“小白礁一號”沉船，有觀點認為其或是一艘從由寧波府下轄口岸出洋赴日本的外貿商船。而清嘉慶時期，上海“海舶帆檣足以達閩、廣、沈、遼之遠”，“遠及西洋，暹羅之舟，歲亦間至”，貿易貨物包括棉花、陶器、瓷器、茶葉、生絲等。

三?產品特點——高精至粗樸、來樣加工至本土風格

總體而言，在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國出口瓷器的檔次基本維持了較高水平，主要針對歐洲、美洲市場；外銷瓷生產中心仍以景德鎮為主，兼有廣州、福建等地的窯場；出口產品以景德鎮或廣州生產或加工的胎釉細潤、造型規整、圖案繁復精致的青花、釉上粉彩等細瓷為主，兼有石灣窯、德化窯白瓷等。器類多為生活日用瓷，如餐具、咖啡具、茶具等，其中不乏專為中上階層定制的紋章瓷、陳設瓷等高檔產品，工藝十分精湛。

19世紀初，景德鎮瓷器的出口量日趨下降，工藝水平亦漸漸下滑，而福建沿海腹地一帶的大小窯場迅速發展，形成了以生產外銷瓷為主的大型陶瓷產區，其產品主要針對東南亞市場巨大的貿易需求。總體而言，此階段中國出口瓷器的轉變特點可歸納如下：

第一，質量由高精至粗樸。如上所述，這一階段景德鎮窯瓷器的出口量及產品質量應均日漸式微，此時的外銷瓷主力軍逐漸轉變為閩南泉、漳地區的德化窯、東溪窯、漳州窯或粵東地區等窯場所產瓷器。從種類來看，以青花瓷為主，兼有白釉瓷，青白釉瓷，褐釉、綠釉瓷，釉上彩瓷等，多為盤、碗、杯、碟、壺、罐、盒等生活必需品。

這類閩南瓷器普遍質地粗樸、品質不高。以青花瓷為例，胎中有雜質，多呈灰白或米白色，釉色青白，圖案以簡單的花卉紋、幾何紋飾為主，兼有山石風景紋、人物紋等，青花發色藍中略發灰，色料濃重處常見“雞爪紋”，繪畫筆法肆意率真，不拘小節，常以寥寥數筆快速描繪輪廓，簡樸恣意，部分小件器物有“芒口”，應為覆燒、對扣燒等裝燒工藝所致。成品瓷貨中可見生燒、變形、串煙、爆釉、剝釉、流釉等現象。

第二，由來樣加工到本土風格。自明代晚期，中國出口的外銷瓷中即流行大量的外國樣式，有從器形上模仿歐洲金銀器等造型者，有裝飾布局、裝飾紋樣參照西方流行藝術形式者，有直接在瓷器畫面中繪制西洋人物者，或受訂單要求書寫洋文、訂制家族徽章等，總體風格帶有濃郁的西洋氣息，這種情況至清乾隆朝時亦十分明顯。道光以后，隨著中國陶瓷貿易重心的轉移，歐洲市場需求量的減少、東南亞市場的再次崛起，我國外銷瓷的總體裝飾風格又由盛行一時的來樣加工的西洋風格轉變為根植于中國本土的傳統藝術風格，這在“泰興號”沉船、“迪沙如號”沉船出水瓷器中得以體現。以上述沉船出水的青花瓷為例，器形基本為簡單的盤、碗樣式，紋飾多半較單一，有洞石牡丹紋、冰梅紋、玉蘭花紋、菊紋、竹紋、仙鶴紋、魚紋、嬰戲紋、月下人物圖紋、吉語文字及詩文名句等，總體呈現出較典型的中國傳統裝飾風貌。

此階段，中國外銷瓷風格的轉變與其針對的主要貿易市場區域、消費群體的轉變密不可分。

一方面，受地理因素制約與人文因素影響，地處環中國海的東南亞地區諸國自古以來與中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不斷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二者的精神訴求、審美眼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對具有中國本土風格的外銷瓷有較大的接受度。

另一方面，至19世紀，中國移民活動開始盛行，赴南洋務工、務農、經商的華僑尤多，尤其是海禁解除之后，“移民熱”高漲，合法或偷渡出境的情況屢見不鮮。19世紀統治爪哇的英國人萊佛士在《爪哇史》中寫道：“（這種）船只稱為‘戎克（Junk）’，這種船只每十艘當中就有八艘每年從廣州和廈門載米、茶葉、鐵器、油紙傘、瓷器??這些帆船每年都帶來一種寶貴的輸入品，即一百至五百名勤勉的鄉親??剛到之初，他們都作為苦力被雇傭，一旦投身于貿易、生產業、房地產業，他們便很快富裕起來。”根據萊佛士所統計的1815年爪哇人口結構表顯示：該年巴城華人為52394人，全爪哇華人為94441人。據統計，直至鴉片戰爭前夕，東南亞華人人口已達150萬左右。如此數量龐大的中國移民僑胞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他們迫切需要大量具有中國本土傳統樣式的日用器物以寄托自己的鄉土之情。如在“泰興號”沉船中發現的刻“福神”“赤嶺，道光二年端月置，顯考廷柱楊公墓。男，浙江、北海，孫振源、振瀠立”字樣的墓碑，石硯臺，底刻“孟臣制”款的紫砂壺等，均能一窺消費市場人群的文化意識與精神需求。亦有一則關于1839至1841年間新加坡對外貿易情況的文獻佐以印證，該材料記：“中國帆船每年運來的貨物，有茶葉、生絲、樟腦、土布（有黃、藍二色），大量的粗瓷器，以及其他供應本地與鄰近各州的華僑需要的貨品。當他們到達時，中國市集總是極其熱鬧。”反映在瓷器消費上，簡潔質樸的中國傳統樣式日用粗瓷成本低廉、價格便宜，很好地迎合了當地的大眾消費市場。

四?產銷模式——粗放經營、薄利多銷

〔圖七〕 青花貼印花籃紋盤殘件 作者攝 清晚期，福建安溪窯口出土 標本由安溪博物館提供

〔圖八〕 青花嬰戲紋碗疊燒標本 作者攝 清晚期，福建德化窯出土 標本由德化縣陶瓷博物館提供

如上所述，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外銷瓷已進入中低端、大規模的生產營銷模式。為了提高同等條件下單位時間內的產品數量，閩南窯場廣泛使用了貼印青花的裝飾工藝〔圖七〕，以及疊燒〔圖八〕、對扣燒〔圖九〕等裝燒工藝。此外還通過將橫式階級窯進一步普及等方式，極大地拓展了窯爐空間利用率，提高了單位時間、空間內的瓷器產量，降低了成本。然而與此同時，也難以避免地降低了陶瓷的品質，出現了胎釉不夠精潤，紋飾繪畫潦草，器物變形、剝釉、生燒等情況。由此可見，該時期中國外銷瓷器從依靠精湛新穎的工藝、追求“高精尖”品質，轉變為依靠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產品數量的“短平快”外延型增長方式來盈利，生產模式已從偏集約型轉向粗放型。但筆者認為，產品質量的優劣不能簡單地與該類貨品的對外貿易是否“興盛或衰落”直接劃等號，正因如此，我國外銷瓷產業在清代中晚期通過另一種模式得以生存、持續蓬勃發展，更是靈活根據不同的國際市場環境和供需關系自發且及時地調節生產模式的具體表現。

〔圖九〕 青花菊紋杯對扣燒標本 作者攝 清晚期，福建德化窯出土 標本由德化縣陶瓷博物館提供

從清代中晚期政府層面看，對于粗瓷等大宗貨物，基本持積極鼓勵出口的態度，這在陶瓷出口稅方面有所體現。道光五年（1825）五月二十八日兩艘琉球進貢船返航那霸時購入的貨物清單中對各類貨物的免稅額記錄顯示，該船共裝載瓷器10560斤，每斤對應稅銀約0.0016兩，稅率最低的為同船的甲紙，裝載250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0063兩，稅率最高的為洋參、銀珠，分別裝載6500斤、2000斤，每斤分別對應稅銀0.105兩、0.273兩??；而道光六年（1826）六日自福州返程的琉球朝貢船貨中，裝載45697斤粗瓷器，每斤對應稅銀0.001兩，裝載木香40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04兩，裝載蟲絲37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06兩，裝載蘇木320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015兩，裝載徽墨80斤，每斤對應稅銀0.005兩，裝載玳瑁30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3兩，裝載上象牙100斤，每斤對應稅銀0.032兩??由上述材料可知，陶瓷在同船貨品中屬稅率低下的一類，但若以重量比較，陶瓷在部分商船中仍屬于占比較大的一類，如上述道光六年的船中所載瓷器重量僅次于茶葉，而其對應稅銀卻僅占總稅銀額的3.1%。另在一份1844年部分廣州商業報告書的記載中可見，出口稅如南京棉布和瓷器略低于3%，最低的如紙扇稅率為1.5%，大黃略高于3%??糖6%，冰糖6.5%，礬石和八角8%，土茯苓8.5%，茶葉超過10%；而羅伯聃先生估算出的關稅率為：瓷器和成衣1%－5%??八角、黃白糖、信石8.5%，云石片10.5%，桂子11%，桂皮和各種茶葉則都是12%，也能明顯看出陶瓷出口稅率基本在5%以下，屬于稅率低下的一類貨品，目的應是要刺激此類商品的出口貿易。

五?結語

綜上所述，19世紀上半葉是中國陶瓷外銷的又一個轉折階段，從總體貿易規模和活躍度看，并非“趨于衰落”，但中國陶瓷對外貿易格局確實發生了一定的內在變化，重心發生轉移。

根據目前所見該時期出水實物所見，如“泰興號”“迪沙如號”“小白礁一號”“戴安娜號”等沉船出水瓷器的情況，結合相關文獻記載，可見清代嘉道以后中國陶瓷外銷的總體面貌相較17至18世紀，出現了較明顯的貿易重心轉移的情況：隨著歐洲制瓷業的萌芽和制度上對中國瓷器進口的限制，中國瓷器逐漸在歐洲市場失去主導地位，但對歐洲的陶瓷貿易并未完全消失，仍有小批量精美的西洋風格中國瓷器輸出歐洲；美國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20年代掀起了進口中國陶瓷的小高峰，但在此后又逐漸淡出；東南亞地區在此階段成為中國陶瓷對外貿易中十分重要的外銷市場，數量可觀的中國沿海地區所產粗瓷涌入東南亞各國市場。隨著噸數高達1100的大型遠洋帆船的出現，部分船只所載貿易瓷器數量極為可觀；同時，日本也在進口少量的中國外銷瓷，所需的多半是中國粗瓷，此外，如琉球島嶼等地，亦在此時陸續進口中國陶瓷。

從貿易港口看，中國外銷瓷仍然主要從廣東、福建港口出發，多半由噸數較大的大型帆船裝載，其中福建廈門港由于距離閩東南外銷瓷產區較近，在面向東南亞市場的陶瓷出口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該階段針對東南亞市場的中國外銷瓷主要由福建、廣東等沿海一帶窯場生產，以閩東南所產瓷器為主，總體品質較粗糙，檔次不高，以盤、碗、杯、碟、壺、小型泥塑等日用器皿、把件為主，清代早中期景德鎮所產的精致瓷器驟減，高檔陳設瓷占比較少，裝飾由獨具西洋風格的來樣加工回歸至根植于中國本土的傳統藝術風格。該轉變主要由于這些外銷瓷的供應對象多半為東南亞當地普通居民及大量的移民華僑，他們對瓷器的經濟實用性需求更高，且在審美上更偏好中國傳統裝飾，因此價廉物美的中國風格粗瓷更能滿足他們的日用需要。此時中國外銷瓷的生產模式從集約型轉向粗放型發展，薄利多銷，而較低的陶瓷出口稅率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陶瓷持續的生產和外銷。

注：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原文標題為《19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對外貿易發展及相關問題研究》，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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