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內的“藤野先生”與“魯迅先生”雕像（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提起日本仙臺，中國人一般都會想到魯迅的《藤野先生》，想到“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想到與之相關聯的現在的東北大學。對于中國人來說，仙臺因魯迅而有名，中國人魯迅作為仙臺的一張靚麗的名片，也同時被日本民眾所知曉，東北大學更因為曾經培養了中國魯迅這樣的知識精英而引以為耀。魯迅與仙臺，仙臺與魯迅，似乎已成了一對孿生兄弟。然而，當你生活在仙臺，如果對周圍的環境稍有留意，便會發現仙臺與中國的關系不僅僅只是魯迅，不僅僅只是東北大學。比如仙臺的寺院里就有許多與中國相關的故事，且鮮為人知。

位于仙臺車站東面“新寺通”的凈土真宗大谷派道仁寺，就是這么一座寺院。道仁寺的正式位置是仙臺市若林區新寺5丁目9—40。寺前有一條大馬路，叫新寺通。從仙臺車站步行，沿著新寺通，大約20分鐘路程即可到達。寺院規模不大，一個小小的山門，加上一個說不上雄偉的大殿，大殿兩邊有兩間生活住房。雖寺不驚人，但該寺以前的住持卻讓我非常的敬仰，也正因為如此，曾吸引我多次造訪，或在寺庭漫步，或在山門前徘徊思索。

仙臺道仁寺山門

道仁寺以前的住持姓常盤，名大定。“常盤大定”這個名字，對于佛教研究稍有涉足者，可以說無人不曉。我們不妨來看一下他的名片：1870年生，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著名佛教學者，近代日本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生前曾先后五次到訪中國，實地考察中國佛教史跡，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的佛教名山大剎，其考察成果《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和與人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跡》十二卷，保留了許多彌足珍貴的中國佛教寺院的照片和碑銘拓片。1945年逝世，享年75歲。常盤大定的一生，為佛教研究特別是為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道仁寺出了這么一位重要人物，對于佛學研究的同行，特別是對于來自中國的佛教學者，當然充滿著魅力。然而，這么一座與中國有著如此密切關系的寺院，每次只是來私下走走，還真太可惜。如果是進行一次深度的采訪，說不定還能有意外的收獲呢。

帶著一種試一試的心態，我冒昧地給寺院打了電話，對方接電話的恰巧是住持，當我說明我的想法后，住持欣然答應了我的要求。

作者何燕生（左）手捧常盤大定肖像與現任住持常盤義明合影。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按照事先與住持約定好了的時間正式訪問了道仁寺。現任住持是常盤大定的孫子，叫常盤義明。在寺院一個不很大的榻榻米的和式客廳，住持接待了我。據他說，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對于我的到訪，表示歡迎，對我此次專程來查找常盤大定的資料，表示愿意積極配合。寒暄之后，我開門見山地問道：“我最近一直在閱讀常盤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一書，很想了解一些相關情況，比如寺院現在是否保存有常盤大定當年未曾發表過的著述？是否可以讓我看看當時的手書筆跡？”住持回答說：“其實，兩年前，寺院里確實保存著一些拓片和手跡。我不是搞佛教研究的，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正想把它們處理掉，當時寺院的一位信徒告訴我，不妨與東北大學聯系一下，看他們那里是否可以保存。后來得到的消息是，他們愿意全部保存。就這樣，就把寺院里保存僅有的一些資料全部捐獻給東北大學了。現在寺院就剩下客廳里看到的這一點兒東西。”住持指著客廳兩個矮矮的書架讓我看。

書架上的確沒有幾本書，而且，大都是什么《佛性の研究》《中國佛教の研究》之類已經出版的書籍。這些書籍雖是常盤大定的代表作，都是名著，但在大學的圖書館也都能看得到。

然而，當住持指向另外一個書架上擺放的厚厚的幾個文件夾時，倒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住持熱心地拿來幾冊放在桌上讓我看。“支那佛教史跡寫真集”幾個黑黑的字，非常醒目。“這難道是那著名的《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的圖片集嗎？”我迫不及待地問住持。住持說：“是的。應該是全的。不過，這些照片的底片也都一起捐獻給東北大學了。”

《支那佛教史跡寫真集》第五集

我喜出望外，如獲至寶似的翻看著每個冊子。我數了數，共有七冊，每個冊子的封面上都貼有一個標簽，兩行字，用碳素墨筆寫的，比如“支那佛教史跡寫真第五集”，“天臺山·黃梅·青州·五臺山”。我從第一冊開始，邊翻邊看。盡管這些照片都在后來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中看到過，因此，有的非常眼熟，然而，它們都是成書之前的樣子，感覺非常的新鮮。從每一張被整理過的照片，我看到了作者常盤大定作為一個學者一絲不茍的認真和細心。而且，當年粘貼的漿糊大多仍然緊緊地與照片粘貼在一起，完好而無脫落。特別令我深感意外的是，這些拍攝于100年前的照片，除少部分照片的邊角顏色發黃了外，大部分都非常清晰，有些照片就像不久前沖洗出來似的，光澤如新。當年日本的照相機技術和沖洗技術，在世界上應該是一流的。據了解，收入《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中的照片，有些似是常盤大定自己拍攝的。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常盤大定的照相水準，也應該達到了專業程度。我不由地感嘆：常盤大定不僅學問做得好，如果他選擇做攝像工作，也應該是一流的吧！

作者何燕生與道仁寺現任住持常盤義明在確認《支那佛教史跡寫真集》

住持所說的將保存在寺院的常盤大定大部分資料捐獻給東北大學的事情，我事先有所耳聞，并且從東北大學的相關人員那里了解到，東北大學撥出專款，請了一家公司對底片進行了處理和修復，效果很好。住持說，當時除底片外，還把保存在寺院的常盤大定當年在中國各地現場拓的碑銘拓片以及當時收集的字畫等，也一并捐獻給了東北大學了。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資料，特別是在今天，更加彌足珍貴。因為，很多碑銘后來遭到了毀壞，有的根本就不復存在了。

據我了解，東北大學很重視道仁寺捐獻的這批常盤大定的重要書稿資料，他們組織相關的專業人員，進行整理，編排目錄，將全部的拓片和字畫手跡書稿進行了影印，并裝訂成冊，名為《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中國金石文拓片本集：附關聯資料》（2013年）。共收錄拓片381枚。不過，該書除了常盤大定外，還收錄了其他人收集的金石文資料。這也許是該書書名的由來吧。然而，從便于利用和查找的角度講，把常盤大定分開，獨立成冊，似乎更合理一些，更利于研究。因為，所收錄的東西，常盤大定占了大部分。因此，這個書名，似乎有點欠考慮。這是題外的話。

據現任住持說，道仁寺其實是常盤大定從東京帝國大學退休后居住的地方，在此之前，常盤在東京有一個寓所，他一直住在東京。不過，東京的寓所曾在1924年的“關東大地震”中遭遇過火災，大部分資料在那次火災中被燒毀了。住持還告訴我，保存在道仁寺的常盤大定藏書和與中國相關的資料，除上述一部分捐獻給東北大學收藏外，還有一部分收藏在仙臺的東北福祉大學圖書館。然而，收藏在東北福祉大學的那部分具體是一些什么內容？是否得到了整理？我沒有進行了解，不得而知。

道仁寺山門旁之“常盤大定之碑”

隨后，住持帶我來到山門口，向我介紹石碑。道仁寺在山門旁邊為常盤大定立了一個紀念碑，名之“常盤大定之碑”，約2米高，非常醒目。碑文用漢文寫成，撰者是東京帝國大學著名漢學家鹽谷溫（1878—1962），撰于昭和22年（1947）。記敘了常盤大定的生平和主要業績。我站在碑前，通讀了全文，覺得撰者鹽谷溫的漢文功底很不錯，不像日本有些碑文的漢文，過于日本式，顯得生硬，中國人讀起來總不免感到別扭；鹽谷對常盤學問特征的把握，也算到位，比如開頭第一句說：“世之論日中親善者多矣。然或以政策，或以利益。其信道深、操志固而忠信篤敬如常盤大定師者，未多見也。”我們知道，常盤大定雖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但他同時是凈土真宗的僧侶，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并不是一位純粹的所謂客觀研究者。他五次前往中國，實地考察中國佛教史跡，除了學問上的需要以及當時日本國家環境等一些外在的原因外，還與他作為一個佛教徒的宗教感情不無關系。因此，鹽谷在碑銘里這樣評價常盤大定，我認為是較為中肯的。

看完碑文，我向住持辭別。接著又一個人在這座小小的寺院走了走。現任住持的生活區間是大殿東側的一棟一層的房子，生活兼寺務所，大殿的西側是供信徒活動的一間房屋，叫“同朋會館”。據住持說，道仁寺其實是在二戰后因仙臺市區改造的需要，從兩公里之外的仙臺另一個地方搬遷到這里來的，所以這一帶的地名叫“新寺”。寺里看不到一般日本寺院里常見的“墓地”風景，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也許是由于這個緣故，我每次來道仁寺，總是感覺不到“香火”的旺盛。然而，山門外的參道和大殿前面的三顆櫻花樹的古老卻總是令我肅然起敬。兩顆垂櫻和一顆“江戶彼岸櫻”，樹齡200年，高高聳立；它們的存在，似乎顯示著這座小小寺院不一般的內涵，似乎在向人們講述著不同尋常的故事。

道仁寺內的三顆櫻花樹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當年常盤大定邀請鈴木大拙來道仁寺做客的事情。據我從其它資料上了解到，常盤大定與關野貞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跡》有英文版行世，書名“Buddhist monuments in China”，出版社為“BUKKYO-SHISEKI KENKYU-KWAI”，即“佛教史跡研究會”，很可能是常盤大定自費出版的。未寫譯者名字，不過，據日本學者考證，譯者其實是常盤大定自己和鈴木大拙。關于鈴木大拙參與該書英譯的事情，鈴木在自己的日記里有記載，始于大正14年（1925）3月7日。第一卷完成于大正15年（1926），第二卷完成于昭和3年（1928），第三卷完成于昭和5年（1930），第四卷完成于昭和8年（1933）。而且，還了解到翻譯地點多半是在東京，或者借與鈴木有關聯的鐮倉的禪寺，其中也有一次是在仙臺附近的溫泉，二人從東京坐車過來，住在溫泉一起翻譯。在鈴木返回東京的前一天，常盤便邀請鈴木到道仁寺住了一宿。鈴木大拙當時是東京的學習院大學英語教師，曾協助常盤大定英譯《支那佛教史跡》一事，迄今鮮為人知。不僅如此，鈴木大拙曾經還“掛單”于仙臺的道仁寺，這更是不被人知曉的逸事。

其實，道仁寺鮮為人知的故事還不止這些。幾年前，我曾從相關史料中發現常盤大定晚年有過在道仁寺建一座“支那佛教史跡館”的想法，并且常盤還致函日本外務省“對支文化事業部”，希望政府能給予資助。那是昭和12年（1937）的事情，在給外務省的信中，常盤介紹說，自己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研究中國佛教史，特別是曾經冒著生命的危險，五次踏查中國佛教的遺跡，采集到了大量的史料和碑文拓片，為了報答佛恩，感謝中國佛教的法乳之恩，希望能在自己的故鄉仙臺道仁寺建立“支那佛教史跡館”，信中還附上了預算表和完成后的示意圖。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后來的結果，當然是沒有獲得批準。因為從當時日本國內的時局特別是與中國的關系看，這種計劃是很難得到實現的。昭和20年（1945），常盤大定逝世。常盤希望在道仁寺建一座“支那佛教史跡館”的愿望，終究未能實現，這當然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然而，作為道仁寺住持的常盤大定在晚年曾為自己畢生為之奮斗的中國佛教史跡踏查事業的傳承有過更為宏大的設想，這個故事，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很多。

“如果道仁寺里有一座‘支那佛教史跡館’，那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景呢？如果仙臺在‘魯迅故居’之外，還有一個與中國相關的‘支那佛教史料館’，那又該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盡管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容不得我們做假設，只能接受，但在道仁寺住持常盤大定關于在道仁寺建設“支那佛教史跡館”這件事上，我還是愿意去做一些有趣的遐想。那天，我回到家，好像已經是下午了。

2014年11月10日初稿

2018年6月13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