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浮山之側(cè)，相隔十余米有兩座文化名人的墓碑比鄰而居：一位是康有為，另一位是王獻唐。康有為的名字世人皆知，而王獻唐的名字對當下多數(shù)人而言或許不無陌生，但在文物界與文史界，他卻影響深遠，被稱為“齊魯文脈的守望者”。

今年是王獻唐先生誕辰122周年，王獻唐先生后人為修建王獻唐博物館，首次將王獻唐珍藏留下的兩件于右任書法以及陳介祺舊藏的毛公鼎全形拓，交與上海老字號朵云軒在6月22日的上海中心公開展出，這也是王獻唐的收藏品首次現(xiàn)身拍場。據(jù)王獻唐孫子王福來透露，通過整理其祖父的日記發(fā)現(xiàn)，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王獻唐與于右任都曾在上海居住，并向朵云軒訂制過一批箋紙。

王獻唐先生是知名考古學家、圖書館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精于文字、音韻、金石、目錄、版本，又通典籍，兼長詩文、書畫和印章。從1929年起，即擔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任職長達二十余載。抗戰(zhàn)烽火硝煙中，他將珍貴的文物古籍護送到四川，用“另一種抗戰(zhàn)”呵護了山東乃至全國的一支珍貴文脈。學者葉圣陶、顧頡剛、夏鼐、唐蘭、張政烺等都曾撰文，稱王獻唐先生是山東近300年來罕見之學者。

今年是王獻唐先生誕辰122周年，前不久，王獻唐先生后人為修建王獻唐博物館，首次將王獻唐珍藏留下的兩件于右任書法以及陳介祺舊藏的毛公鼎全形拓，托于百年老字號朵云軒，這也是王獻唐的收藏品首次現(xiàn)身拍賣。王獻唐的孫子王福來說，他的祖父收藏極富，生前曾向國家捐獻出越王勾踐劍、李自成的大順王朝印等珍貴文物8000多件及5萬冊古籍，雖經(jīng)其后的世事浮沉與劫難，家中仍保存了大量文物與書畫收藏，而其中祖父的手札、日記、遺稿目前都正在整理之中。

“前幾年我們在青島美術(shù)館曾舉辦‘紀念王獻唐先生誕辰120周年特展’，展出一些我祖父的書畫及收藏精品、珍貴古籍善本、碑碣精拓、古印璽、古泉、古器物及著作手稿等，而對于將祖父的收藏公開拍賣也很躊躇，對交付方的選擇更是考慮很多。青島市市北區(qū)對建設(shè)我祖父的博物館給予了很多支持，我們前幾天到江蘇浙江考察了一些名人紀念館與博物館，感到如果真正建設(shè)，資金還存在不少缺口，而適當公開一些收藏也未嘗不可，一些知交好友對此也表示支持，所以最終我們多方考慮，還是拿出了幾件我祖父的舊藏，不過，我祖父自己的手札、遺物等是全部會收藏于未來的博物館的。”年已七旬的王獻唐之孫王福來說。

王獻唐(1896-1960)，初名家駒，后改名王獻唐，號風笙。山東日照韓家村人，著述有《炎黃氏族文化考》、《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山東古國考》、《山左先哲遺書》等50余部，逾千萬字。其藏書印有“雙行精舍鑒藏”、“空自苦”、“疏經(jīng)閣”、“三家邨人”、“獻唐題記”等多枚。曾經(jīng)擔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中央國史館副總纂修。縱觀他的一生，將讀書、聚書、藏書、考古、研究金石文字視為人生的最大樂趣，光收藏圖書就達10萬余卷，藏于“雙行精舍”，每有所得，輒為之寫題跋，或考證版本源流，或述藏家逸聞，后被收入《雙行精舍書跋輯存》及《續(xù)編》中。所作《藏書十詠》中自稱“黃金脫手了無余，換得陶南鎮(zhèn)庫書”，是其賣金藏書的寫照。

王獻唐先生在學術(shù)研究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固然源于其一生勤奮治學，與其幼年和青年時期接受了良好的國學和西學教育和周圍良師益友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自1929年掌山東省立圖書館后，因工作關(guān)系，結(jié)識了海內(nèi)外大量的學者，并與丁惟汾、于右任、蔡元培、傅斯年、董作賓、陳夢家、富開森、高田忠周等國內(nèi)外著名學者近300人有通信往來，交相論學，獲益良多。郭沫若曾登門拜訪并尊稱這位小其十余歲的齊魯學人為“王獻老”。于右任不僅是一位文武兼?zhèn)涞臅ù蠹遥€酷愛金石，共同的愛好拉近了王獻唐與于右任的交往，從王獻唐后人處得知兩位大學者之間的書信往來有百余封之多，可惜在“文革”期間付之一炬。所幸的是，于右任的兩件書法作品居然得以幸存。

此次亮相上海中心朵云軒2018預展的兩幅于右任作品，完全是于右任1930年代的書風——大有魏碑的韻味。觀其線條，猶如萬年古藤，于彎曲中見蒼勁;結(jié)構(gòu)縱挺穩(wěn)健，用筆渾圓內(nèi)斂，收筆裹鋒。于右任憑著堅實的魏碑功底，以大起大落、渾厚有力的用筆，使行草魏碑化、魏碑行草化，從而創(chuàng)造出氣勢磅礴、極富個性的書法藝術(shù)風格。正如書家錢君陶所說：“由此而產(chǎn)生出一種奇麗的書體，即所謂‘于體’，成為癲狂以來難得出現(xiàn)能獨步書壇的劃時代的大師。”

古今載籍，數(shù)經(jīng)厄劫。無數(shù)名史古籍皆在戰(zhàn)亂中灰飛煙滅，王獻唐傾心于山東地方文化遺產(chǎn)的整理和保護，因此他以守藏吏、柱下史等為別號，表明自己的守藏之責。著名學者趙儷生云：“獻唐先生在中國文物史上，特別是山東文物、文獻史上，有永遠抹不掉的一份功勞。”尤為人稱道的是1937年日寇侵華時期，王獻唐舍妻別子，與同事一起，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將山東省數(shù)十載搜集的各類圖書文物精品萬余件31箱，輾轉(zhuǎn)萬里，避禍于川地。此大智大勇之舉，可與故宮文物南遷一事媲美，時人譽為“雖百世之下，必將與日月同光，山河并壽”。1931年得知濰縣陳氏“萬印樓”欲將所藏以九萬元售與日本人，即立刻呈請教育廳，親至濰縣陳宅洽談，終收歸國有，沒有流落海外。

王獻唐先生生逢中國社會和學術(shù)鼎革之際，其治學嚴謹，遠紹乾嘉諸儒，近承清末名宿，在目錄、版本、金石、文字、音韻、考古、圖書館學及詩文、書畫方面皆造詣頗深，特別是對古器物亦有很深的研究。

另一件將在上海中心公開展示的王獻唐藏品是陳介祺所藏毛公鼎的全形拓，為王獻唐十分鐘愛。原先藏于雕刻家杜宗甫(1901-1980)，杜宗甫贈于黃孝胥(生卒年不詳)，黃孝胥再轉(zhuǎn)贈于與王獻唐，此三人皆為故交，同時都擅長書畫和金石碑帖，得知王獻唐對金石研究造詣很深，特將此件陳介祺舊藏毛公鼎全形拓轉(zhuǎn)贈于王獻唐。是故簽條上同時有杜宗甫和黃孝胥的題簽。可惜由于晚年身體原因，王獻唐未來得及題寫款識就過世，實乃一大憾事矣。毛公鼎現(xiàn)為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清道光年間在陜西省岐山縣出土，文字共有四百九十九字，保存基本完好。迄今為止，毛公鼎是銘文最多的商周青銅器，被稱為吉金之冠、國之重寶。郭沫若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陳介祺一生收藏宏富，此鼎經(jīng)陳介祺收藏有三十余載，深鎖秘藏，絕不示人。陳氏所拓毛公鼎全形拓出自清朝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形態(tài)自然逼真，立體感強，在當時其所拓的全形拓鮮少流出。陳氏病逝后其后人售出，流傳至今，除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民間極其罕見。

對于其祖父與上海的關(guān)系，王福來說，“祖父1928年在上海住了三個月，經(jīng)常走訪中國書店、朵云軒等，與于右任、丁惟汾交往很多，日記記載有他當時也向朵云軒訂制過箋紙。”

　“講孝敬，講愛國，是祖父一輩子的事。”王福來表示，抗戰(zhàn)八年時間里，怎么保護好山東的文物與古籍成為了王獻唐的工作重心。時任山東省國立圖書館館長的王獻唐曾在給同事屈萬里的信中表示：“無論如何，亡國奴帽子至海枯石爛，兄決不戴也……”當時政府官員逃散，經(jīng)費無著，他只得求親告友，還把自己的收藏賣掉，拼湊運費。屈萬里先生在其《載書播遷記》中記錄了此行所護之寶的規(guī)模：“金石類734種；書籍類438種2659冊，書畫類145種。”

對于其祖父留下的大量收藏與文稿、日記等，王福來表示，他們家族從其父親王國華在世時即開始進行整理，而他的兩個兒子王書林、王墨林后來也放棄了北京等地的工作全身心參與，他們非常期盼王獻唐博物館的早日建成，“祖父的一生是為了這個國家與民族的文脈，而我們家族也是為這個文脈盡全力，整理紀念祖父的遺物是極其浩大的工程，但一家人既感到責任，又樂在其中。”王福來說 ，“我家的家風是敦厚與誠實，有一次祖父帶我到大明湖，他指著湖對面的鐵公祠說 ，咱們的家就在那兒，然后回身指著山東圖書館說 ，這也是我們的家 。”王福來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60年11月15日，臨終前的祖父將他喚到床邊，說的是六個字：“念書，念書，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