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2015年10月17日，山東省濱州市濱城區渤海五路信用社遭遇奇幻一幕，受害人付玲于2014年在這家農信社存入1100萬元，一年后存款到期取錢時，柜員卻遞出了一張寫有公安局地址的紙條，被告知去報警。然而，實際上，從2013年3月到2015年底，在山東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的三個網點，像付玲一樣遭遇“存款消失”的儲戶，共有27名，“消失”的存款共計1.6億余元。

據山東省濱州市中院2017年12月5日做出的刑事判決書顯示，自2011年開始，山東省濱州市鄒平農商行臺子支行行長段某多次為楊某公司融資，欠下巨額高利借款無法歸還，兩人遂決定非法融資。段某、楊某等多名被告人，（兩份判決書14名被告人中，其中5人系銀行工作人員）先后在鄒平農商行臺子支行（山東農信社分支機構）鎮中分理處等3個網點以“非陽光操作”為名，偽造金融票證，以高息吸引“存款人”辦理“存款”，共偽造金融票證43張，非法吸收公眾資金26473萬元，尚有16035.09萬元余款尚未收回。被告人被繩之以法，分別以偽造金融票證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罪等罪名，判處相應有期徒刑和罰金。

但就該1.6億元余款的追繳或退賠事宜，自案發以來，受害人多次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銀行賠償損失，均被法院以“對被害人財產應依法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為由，不予受理。

那么，因銀行職員內外勾結，對存款人損失的1.6億元余款銀行應不應該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據此，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受害人為追討余款提起的民事訴訟似乎于法有據。不過，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雖不可逾越，但如此規定的漏洞也越來越明顯，且與民事法律的規定更是矛盾重重。

就本案而言，段某、楊某等被告人亦是伙同銀行內部員工，先后在鄒平農商行臺子支行（山東農信社分支機構）鎮中分理處等3個網點以“非陽光操作”為名，偽造金融票證，以高息吸引“存款人”辦理“存款”，受害人是在相信段某等人代表農信社的前提下，自愿通過與農信社訂立普通儲蓄存款合同的方式額外收取高息。

但該高息是明顯違反國家金融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破壞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據我國《合同法》52條規定，雙方訂立的儲蓄存款合同屬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無效合同。

不管儲戶是基于什么目的將存款存入農信社等金融機構，但其并無將資金出借給其他個人的意思表示。吸納儲戶存款的是銀行而非個人，基于真實合意（特定的存款地點和受款人），足以推斷金融機構與儲戶之間形成儲蓄存款合同關系，而其與被告人之間并未建立任何貸款合同。

針對段某、楊某等人通過與銀行員工內外勾結“高息攬儲”私自轉走存款行為給儲戶造成的損失，在追究相關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基礎之上，對于民事責任部分，因為銀行職員的犯罪惡意，以及銀行存在明顯管理過錯，導致儲戶資金安全沒有保障，銀行或者農信社遂難辭其咎。

在民事法律中，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4條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民法總則》第62條第1款規定，法定代表人因執行職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法人承擔民事責任。

本案中，段某系涉案支行的行長，其他還有4名涉案銀行員工。在銀行基本業務行為中，其行為代表銀行，屬職務行為。儲戶在辦理開戶存款業務并收到銀行開具的“存款單”（系偽造）等一系列事實表明，儲戶是基于對該農信社及其工作人員的信任辦理了存款業務，存款人不可能在銀行現場再去驗證存款單的真偽，足以相信其所收受的“存款單”系農信社真實行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儲戶的資金應當承擔安全保障責任。

從實踐來看，根據上述民事法律規定，2012年上海法院就對涉銀行糾紛案件審判情況做過通報，根據類似案件的判決可知，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銀行的營業場所和營業時間為儲戶提供服務，系代表銀行的行為，銀行與儲戶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關系有效成立，且儲戶收到銀行“存款單”，銀行應當負有保證客戶資金安全的義務，銀行等金融機構員工利用其職務便利將客戶資金非法轉移，銀行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向受害人返還存款本息的責任，不能以儲戶損失系“刑事犯罪”所為而免除自身對于儲戶損失的民事賠償責任。

我國《商業銀行法》第6條亦規定，商業銀行應當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任何單位和個人的侵犯。銀行對儲戶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義務。實際上，銀行等作為辦理金融業務的專業機構，在為自然人辦理存款、轉賬等業務時，居于明顯的、支配的優勢地位，而自然人則處于相對的、被支配的弱勢地位。

基于對專業金融知識的匱乏、辦理流程的繁瑣及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賴，普通客戶在客觀上難以防止在銀行里面被銀行職員所騙，這樣的防止“內盜”的責任只能屬于銀行監管本身。銀行應該規定其職員嚴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規范，且相互制約，確保客戶資金安全。

在一個經濟秩序正常運轉的社會，銀行無疑是也應該是老百姓最信任的地方。銀行存款糾紛不能因為有銀行職員犯罪，銀行就可把民事責任推得一干二凈。銀行讓受損的存款人“去報警”的底氣不知從何而來？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被錯誤的訴訟觀慣壞了！民事責任的基石是過錯，有過錯就應該擔責，這絕不是有人犯罪就能夠顛覆的。

多年以前，面對信用卡被盜刷，持卡人告銀行也是屢屢敗訴，現在只要證明信用卡確實在被害人身上，銀行就可能要承擔百分之百的責任，這樣的案例已越來越被司法實踐認可。

反過來，在這類銀行內盜案中，不難想象，銀行如果有過錯也不用擔責，其后果明顯不利于銀行加強內部治理，不利于防范類似的內盜事件再發生。這與其維護金融秩序，保障儲戶利益的金融目的背道而馳。對于沒有追回的損失，至少，受害人與銀行要按照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比例的責任，而銀行按過錯比例賠償后，有權向犯罪人追償。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