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鮑德溫是美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善用毫不妥協的筆觸批判美國種族政治的扭曲和陰暗。在“二戰”后的美國黑人文學發展進程中，鮑德溫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一個“真正必不可少”的作家。

《村子里的陌生人》是鮑德溫最重要的散文集，在20世紀美國爆發的戲劇性社會變革中，他以敏銳的眼光審視一切，以自身經歷提喻千萬人陷入的怪誕困境：失落的身份、盲目的司法體制、病態的時代精神……

冷靜的語調與尖銳的話題對撞，鮑德溫以獨特的寫作方式融合人生、文學和政治，為所有“人群中的他者與弱者”提供了一幅連貫的素描，也展示了一種審視世界與自身的可能性。

導言

上大學前，我不知道作為散文家的詹姆斯·鮑德溫，我只知道寫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戲劇的詹姆斯·鮑德溫。我在華盛頓的貧民窟長大，他描寫的紐約哈萊姆貧民窟及里面的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世界。我覺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人。他告訴我，哈萊姆的貧民和華盛頓的貧民都是一家人。與所有偉大而雄辯的作家一樣，他講出了普遍而永恒的真理。他用苦心經營的文字，為我們刻畫出日常生活的細節：全身心投入教堂禮拜儀式的虔誠婦女們似乎想讓上帝知道，她們值得進入天堂之門；窮人家中永遠飄浮的塵埃，似乎提醒著他們的生活現狀；黑人生活街區的建筑總是雜亂無章、歪歪扭扭的，在發出哀鳴。

因此，我認識寫虛構作品的鮑德溫；而他與我同為這個大家庭的成員——雖然這么說有點奇怪，他也認識我。1968 年8 月底，我離開家前往圣十字學院讀書，我想圖書館的圖書足夠我閱讀，就沒有帶什么書。我只帶了兩本非虛構作品，它們是我被大學錄取不久后在二手書店買的，還沒來得及閱讀。其中一本是20 世紀50 年代出版的大部頭，教人如何撰寫邏輯清晰嚴密的散文。我在圣十字學院讀書時從沒有碰它，或許是因為它過于艱深。（克拉倫斯·托馬斯1971 年畢業于圣十字學院，畢業前的一個月，他在我宿舍書架上發現了這本書，花了五美元買走；我記不清當初我買的價格。）另一本書就是鮑德溫的《村子里的陌生人》。入讀大學，我即將開啟一種新的人生，一種與白人在一起的思想生活和教育生活。考慮到我要去的地方，我覺得，既然鮑德溫的小說讓我對黑人有許多了解，他的散文可能有類似的效果。

我進入圣十字學院主修數學，主要是因為我高中數學成績好。我那時特別內向，又沒有測過視力，我經常看不清黑板，但懵懵懂懂地，沒有意識到這可以靠戴眼鏡來解決。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教微積分的老師很淡漠，大多數時間都背對學生寫板書。就這樣，一學期下來，我逐漸掉隊。

那年12 月，我知道微積分課程只能勉強及格，讀數學根本沒有出路。我心想，我這么熱愛閱讀，該轉去英語系。在圣誕節假期之前，我第一次閱讀《村子里的陌生人》，或許是意識到我之后會逐漸走上散文創作之路。鮑德溫在《生平自述》的開頭就宣告，“我出生在哈萊姆……”，這是一個簡樸的、不加修飾的陳述句，似乎平平淡淡地說出來，讀者對這個事實的重要性會有更好的理解。這里出現的是哈萊姆，但因為我熟悉寫虛構作品的鮑德溫，他筆下的黑人也可能來自華盛頓，所以，要是他寫“我出生在華盛頓……”，可以更好地拉近我們的關系。

這部散文集中的《生平自述》是一篇序言式文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關于如何成為一名作家的（很長一段時間，這對我來說都沒有多大的意義）：比如為寫出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挖掘自我的必要性；當“黑人問題”已被廣泛書寫時，身為黑人作家所面臨的困境；在人生終結之前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的渴望。

但在這篇簡短的自述背后，是一個三十一歲、頗見過世面的人（我直到五十四歲才有第一本護照），而他在努力克服與生俱來的困境。他出生于一個缺乏關愛的小世界，無論是好是壞，他和這個小世界作為一個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常被拒之門外。我在圣十字學院讀書，經常為此而自豪，但我知道，每當我走出比文宿舍，身處馬薩諸塞州伍斯特這個地方，我無處可去，這里沒有一個地方屬于我。我隱約有此感受，但無法用言語表達。鮑德溫說出了我的心聲。正如他談到，他總是用一種“特殊的態度”來看待莎士比亞、沙特爾大教堂、倫勃朗、帝國大廈和巴赫：“這些東西不是我創造的，不包含我的歷史。我也許會永遠徒勞無功地在它們之中尋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個闖入者，它們不是我繼承的遺產。”

在《村子里的陌生人》中的其他文章里，都包含了這樣一顆十分敏感和敏銳的心靈。有些東西當時我未能完全理解，有些東西我敢肯定要是鮑德溫現在看到也會覺得好笑。我承認那時還不能理解他一些更復雜的思想，或許因為我還太年輕，因為我還沒有足夠了解這個世界。他的另一些思想我根本沒有認真對待，無疑同樣是因為我還太年輕，因為我太激進，總是嘲笑異己的觀念。隨著馬丁·路德·金的遇害，越南戰爭的爆發，以及我開始意識到我是白人世界中的黑人，我自然就變得激進好斗。比如，這個激進好斗的自我會追問，為什么鮑德溫在寫作中的口吻有時候似乎不是一個黑人，而是一個旁觀者；誠然，這是一個內疚的旁觀者，但仍然只是一個旁觀者。在《千千萬萬的逝者》中，他寫道：“我們不把黑人當人看，與我們不把自己當人看密不可分：我們自己身份的失落，是我們為解除他的身份所付出的代價。”后來，他又寫道：“針對黑人，針對黑人的大多數活動，我們（所有美國人）喜歡帶著可以忍受的鄙夷態度……”

但是，由于我的注意力都落在文章中頻繁使用的稱謂“我們”上，在1968 年12 月的最后幾天，年僅十八歲的我，自然容易忽視《千千萬萬的逝者》中的這些話所包含的真理和沉痛。我現在懂得，人有辦法無意識地在他人正在成型的思想中扎根，尤其是像鮑德溫這樣活在文字世界之中的人。不然，又如何解釋，我竭力在小說中講述奴隸主的故事，黑人和白人的故事，講述蓄奴制度如何碾碎他們的心靈，讓他們每天早上從床上起來，感謝上帝幫助他們壓制對方。如果我知道講述的重要性，那正是因為鮑德溫等人很早以前就播種了這樣的觀念。（我萬分感激鮑德溫，因為在我閱讀的黑人作家中，他是少數幾個懂得，必須把白人當成真正的人來書寫的。早在我知道自己會投身寫作之前，鮑德溫就告訴了我：你不用非得把白人非人化，才能刻畫出一個完全人性化的黑人。）

跟隨鮑德溫的腳步，讀完《哈萊姆貧民窟》《亞特蘭大之行》和《土生子札記》這三篇散文，我對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前，我只是從小說中認識鮑德溫。他的小說絕對有前所未見的生命力。讀他的小說時，我也許要努力想象面對的這個人。我有他的平裝本小說，比如《向蒼天呼吁》和《另一個國家》，里面附了一張郵票大小的照片和幾句生平介紹。但他的散文讓我對他有了更多的認識。如果我沒有讀過這些散文，他依然是鮑德溫，但他不會這么真實地屈尊和我分享片刻。他的小說讓我看到一個巨人，而這些散文讓我看見一個人、一個鄰居，或者可以說，一個長兄。

在《土生子札記》一文中，鮑德溫描寫了他親歷的哈萊姆騷亂。大約二十五年后，我在華盛頓有類似的經歷。由于馬丁·路德·金遇害，華盛頓也爆發了騷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演員，但是同樣的劇本，正如1910 年到1920 年期間席卷美國的騷亂的劇本，那也是一場蔓延至華盛頓的怒火。1968 年4 月的騷亂中，我只是一個配角。（我可憐的母親有太多要擔心的；我最不想要的是加重她的負擔，讓她眼睜睜看見即將上大學的兒子進監獄。）我找了暑期工，大學隱隱在向我招手，我沒有時間考慮自己、同學或鄰人的感受。鮑德溫這樣的作家，最神奇之處在于，當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碰到迷人的段落，會不由自主地緩不過氣來，我們生怕魂兒被勾走，只好把目光強行從書頁移開。在4 月的那幾天里，盡管我很少外出晃蕩，但在我的城市，從那些高呼口號破窗而入搶劫的人身上，我還是足以感受到某種新穎而不同的東西，某種古老而幽深的東西。正如在哈萊姆騷亂十二年之后，華盛頓騷亂十三年之前，鮑德溫這樣解釋：“他們的站姿中有某種沉重的東西，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地表明，他們看見了共同的愿景，每張臉上似乎都籠罩著同樣奇怪而痛苦的陰影。”

鮑德溫反復如此書寫，讀者光靠移開目光，顯然不夠緩過氣來呼吸。在《巴黎的平等》中，鮑德溫講述了他在1949 年圣誕節期間入獄幾天的悲傷故事，緣起于他用了一條不知道是偷來的旅舍舊床單。是的，被關了幾天，只因為一條舊床單。只要看懂了這個故事，你就會完全明白“卡夫卡式”怪誕的意義。鮑德溫在文章中沒有直說，但是，與他一起經歷了那種異常盲目的司法體制之后，我們清楚地知道，對于“所有不幸的人”來說，1949 年的法國和1789 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沒有太大的區別。

這個故事非常荒誕（這種荒誕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以至于真的變得幽默好笑。經歷了這個荒誕故事，鮑德溫也意識到，法國的體系掌權者與“我祖國”的沒有兩樣。他無法逃避，哪怕是在這個叫巴黎的地方，巴黎只是讓他更清醒地知道這個道理。“在巴黎的第一年……我的人生，在我自己的眼里，就以一種深沉、陰郁、冷漠和解放的方式開始了。”

就這樣，鮑德溫繼續一頁頁地書寫，為我們提供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洞見，提供他對人生的固執己見。他對事物的看法，并不都是正確的，但若忽視他的觀點，我們就只能看見事物的局部，而這不會幫助我們找到長久有效的解決方案。因為寫這篇導言，所以我重讀了這本書；因為我已有了足夠的生活閱歷，所以我現在更能明白這點。這就是為什么，無論是從小處而言，還是從大處來講，《村子里的陌生人》一書都值得珍藏。

在《哈萊姆貧民窟》中，鮑德溫提到了《阿姆斯特丹星周報》，說它是“共和黨報紙［無疑，共和黨是林肯的遺產；林肯簽署廢奴法案，是因為他相信該法案有助于早日結束內戰］，這種政治依附關系導致它的言論滿是奇怪的鬼話……”。看到這里，我禁不住笑出聲來。鮑德溫寫的可能是更溫和善良的共和黨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人將會變成更加邪惡和冷漠的政治動物。我不知道鮑德溫是否看到，在羅納德·里根總統任期內，黑人保守派公開亮相時發生的事。至今，在共和黨車輪的各種輪輻里，都有一群黑人在為白人種族主義者辯護，

說一些模棱兩可的話。

《亞特蘭大之行》是一篇深刻的警示故事，提醒防備黑人政客、白人激進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些人用模棱兩可的話來掩蓋家長作風，他們把黑人當孩子看待。重讀這篇文章時，我不斷想起華盛頓地區的白人自由主義者。2010 年，華盛頓時任的黑人市長（這個人受許多黑人詬病）在競選中敗給另一個黑人候選人之后，在報紙和博客上發表種族主義言論，抱怨投票的“黑鬼”分不清好歹。早在1948 年，鮑德溫就用他弟弟戴維的亞特蘭大之行的故事，對我們發出了警告。

隔了如此長時間重讀《村子里的陌生人》一書，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鮑德溫是多么“新潮”。這或許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生活中的許多例子向我們表明，一些老生常談是建立在堅實、熟悉和永恒的事物之上的。《亞特蘭大之行》一文中的故事只是這本書中上百個事例之一。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再次看到鮑德溫對他自己、對他的世界、對黑人充滿樂觀。甚至當他描寫身為美國黑人的可怕處境時，他仍會帶給我們一份樂觀。這份樂觀，有時像是隱約的背景音樂，有時像是綿綿不絕的鼓聲。但是，在整本書中，鮑德溫沒有用一個叱喝的字眼，或許這能證明，他堅信自己的理念。

愛德華·P. 瓊斯

《村子里的陌生人》

（美）詹姆斯·鮑德溫 著

李小均 譯

原標題：《寫給所有不甘于困守失序、無義、不平等世界的迷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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