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二十世紀頭四十年的中國很不正經。街頭、茶館、書房盡是傻笑、玩笑、嘲笑、竊笑、捧腹大笑。報紙、雜志上充斥喧鬧、嘲弄、輕薄、粗話、荒謬、惡作劇。文人們在真誠地胡鬧，放肆地搗蛋，打破規矩，反抗權威，嘲笑頑固，褻瀆神圣，追求樂子。這是雷勤風所描述的清季民國的文化世界，極度開放，充滿實驗色彩。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個“大不敬的年代”。

笑與淚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其時代主題即李澤厚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基于救亡的壓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同樣，對于那個時代的文學表述，也常以“痛苦”為底色，寫成一部“痛史”。西方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亦不例外。白睿文（Michael Berry）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王德威亦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王斑則干脆把現代中國的歷史比成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痛”固然是中國人面對被炮艦轟開的現代化的一種重要體驗，仍值得大書特書，但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認為，清季民國面對現代性，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28頁）。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28頁）。

這本獲2017年“列文森”大獎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以下簡稱《大不敬》，書中引用只注頁碼）將被忽略的“笑”重新放回二十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文化脈絡中，試圖去回答：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如何笑？”“笑什么？”“如何談論笑？”“什么導致了笑的變化？”（44頁）為此，作者將長期被“痛”邊緣化的“笑”作為敘述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并采用了新的歷史分期法，不只以大清覆滅或五四文學運動為歷史之轉捩點，更以笑的歷時性變化給文學史分期。作者意在重寫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或作者自詡的“新笑史”。

“新笑史”究竟新在何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談英文學界的“舊笑史”什么樣？這是雷勤風的著作對話、批評的對象。英文學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最近還有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指出，其實有太多的可以用來研究中國幽默的材料學者們還沒有利用，該書附錄所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清單上就有多達一百多本。當然，雷著利用的文本也不止于笑話集，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出版品（18頁）。新笑史之新，首先在于研究笑的材料的極大擴充。這一方面既得益于作者勤于收集，亦是因為新視角引入了中國喜劇研究。無論從視角上還是風格上，作者承認，對他啟發最大的就是英國歷史學家維克·加特萊爾（Vic Gatrell）的《笑之城：性與諷刺在十八世紀的倫敦》（City of Laughter: Sex and Satire in Eighteen-century London）一書。該書關注的話題是，哪些故事、玩笑、諷刺讓英國喬治王后期的貴族們覺得可樂？作者聚焦的不是那些品味優雅，可以讓上層階級引以為傲的幽默，而是那種英國式的惡毒嘲諷。這種嘲諷通常下流、世故、渾身是刺，話題下三濫至不離性器官、便溺、放屁、偷情、丑聞、發酒瘋。品味低下的幽默，既能幫我們了解社會的另一面，亦能幫我們探測到一個社會在某個時代的道德邊界。要研究低俗的幽默，那些放在大英博物館里一直少人問津的低俗諷刺畫，倒成為最好的研究材料。《笑之城》對幽默研究的一個啟發就是，人們總是習慣于研究優雅的趣味，但當我們將眼光投向一個時代最粗俗的舉止、最低俗的藝術形式時，亦可能別有洞天。雷勤風亦將笑的品味從優雅擴充至粗俗，那么，書中所講的故事的主角，不只是那些已經被學界接受的文化名人，也包括“乖僻的詩人、雜耍企業家、知名詈罵者、矯揉造作的散文家、眨著眼的滑稽演員和自我吹捧的玩笑者”（45頁）。新眼光和新材料，給笑史賦予了新意。

《笑之城》除了要寫一部英國的幽默滑稽史，更意在刻畫喬治王后期英國的社會心態。當貴族們在酒館里傳閱畫著女人大屁股的諷刺畫，并高聲談笑，作者想告訴我們，一種對待性、名人、諷刺的新的態度正在英國社會產生，而這些放肆的舉止又如何為道德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可能性。《大不敬》亦有此描摹社會心態的意圖，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作者意在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有的中國人如何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出點樂子？

笑為先

黃克武通過研究十九世紀初年問世的小說《鏡花緣》中的幽默，試圖了解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如何談笑。雷勤風可謂無意中接著黃克武的研究做下去，探討中國文化受到西力影響，國人心態發生深刻變化后，談笑的方式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大不敬》指出，在二十世紀的前四十年，喜劇蓬勃興起，形式多樣，深受世界潮流的影響，無一種喜劇形式處于宰制地位，甚至對什么是“笑”都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共識，嘈雜喧鬧的多聲部中實孕育著多種的可能性。

笑的材料擴充之后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龐雜的材料條理化？傳統處理幽默文學的方式是以人物為中心，雷勤風則以關鍵詞來整理材料，并列出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個關鍵詞：笑話、游戲、笑罵、滑稽和幽默。這五種喜劇形式共時性地并存，有交叉，且互相影響。作者在書中也提出了一個新的中國歷史斷代法，以笑為中心，由游戲、滑稽、幽默等喜劇形式的變化作為劃分的標準。除了學界普遍接受的那一個以重大政治事件與政權更迭為標準的近代史分期外，作者認為新笑史也要突出“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和1930年代以幽默促進中國文明進展的努力”（45頁）。這些事件似乎不具備明顯的政治重要性，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如何笑。因此，雷勤風筆下的新笑史開始于小報媒體的興起，終結于1933年這一所謂“幽默年”。作者認為“幽默年”之后，中國人的笑開始走上了不同的路徑，這將是他要寫的續集，從1930年代談到1950年代，所謂“新中國”的幽默。

五大笑法

李孝悌曾發現，義和拳亂之后，為了開啟一般無知“愚夫愚婦”的智慧，白話報紙大量出現，故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開始于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上下足功夫，這無疑給了喜劇絕好的機會。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中國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當時的威望，將笑話與其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同時，1905年科舉的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笑話”一詞取代傳統上常用的“笑言”“笑談”“解頤”等詞匯，被廣泛使用。如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所謂“笑話小說”，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民國的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么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雷勤風指出，即使在民國早期，中國的笑話潮已經屬于了全球現象的一部分。通商口岸西方人出版發行的英文幽默報刊、留學生從海外帶回的外文笑話書都在深刻影響、改變著中國文人對笑話的理解和創作。同時，中國自己的笑話書也廣傳海外。

“游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匯，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意義多歧。文人在“游戲文字”，為好玩兒或戲弄，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的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范自居，以賣游戲文章為生，以及時行樂的方式，鼓吹一種逃避現實的社會風氣，同時也麻醉自己。同時，游戲的筆法也催生了“未來奇幻小說”這一新的文學類型，如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都是其中的翹楚。這些作品涉筆成趣，想象奇特，論旨仍是嚴肅的政治話題。辛亥革命前后，梁啟超、李伯元、吳趼人式的游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如《申報·自由談》專欄。揶揄成為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流傳使出版畫報形式的副刊成為可能，如《申報》的《點石齋畫報》即開風氣之先，發表了大量與奇聞怪談有關的圖畫。周作人觀察到，因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漫畫這一藝術形式更為直觀、有力，近代以來，漫畫逐漸取代了笑話的地位。游戲在漫畫這一形式上表現得尤其一目了然。民國的政治漫畫常常涉及視覺雙關、文字游戲以及謎語。現代性所帶來的技術既是漫畫揶揄的對象，更是其興盛的物質基礎。

當時的游戲不只是玩文字、圖像，也有“游戲場”。中外商人基于各種目的，出資建造游樂場所，供國人游樂。當時到上海必須白相的地方，就是大老板黃楚久為推銷自己的藥品，打造的“大世界”。對黃老板，游戲是最好的促銷手段。在游戲場，國人既可在腳踏車等當時新奇的機械上找到樂趣，亦可以看變戲法、聽相聲、觀雜技、唱京戲。照哈哈鏡是當時一個極其獨特的體驗，扭曲成或細長或矮胖的身體，常讓人捧腹不已 。如果說哈哈鏡是現代化“游戲”中新技術的標志，那么其他的視覺技術，比如照相技術也給時人以極大的游戲空間。當時流行的“分身像”，即將兩張照片按照蒙太奇手法結合為一張，曾帶給無數人愉悅與驚喜。新技術使游戲有了新的玩法，也使得游戲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文明化的力量。

魯迅先生愛罵人。如果魯迅是罵人之父，雷勤風則認為，黨國元老吳稚暉可謂罵人之祖父。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大不敬》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國民政府宣布抗日后罵日人、1945年光復后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斗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盡管主流文學史往往對此輕描淡寫。文人之間的互罵，更是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志中成為了一種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街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在批評謾罵成了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但也都在爭先恐后地罵。尤其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以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的接受史為例，討論了罵人在當時對于作家的吸引力。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后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這本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的小說，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后，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并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范本。吳稚暉即深受《何典》影響，他愛用《何典》之典故，其粗俗的語言風格與《何典》的語言、聲氣相類，其文章也被時人稱為《何典》式，其人也被稱為“放屁”名家。吳稚暉以其文章風格與影響力，不僅擴大了《何典》的接受度，更讓笑罵蔚為文人圈的時尚。

雷勤風發現，到了1920年代，“游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滑稽”成了泛指“可笑性”的詞匯，該詞的這個意思至今還在上海的方言當中。上海的城市化帶來人口的急劇膨脹，對綜藝的多樣性要求蓬勃發展。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與大上海的城市性格絲絲入扣，“它創造了一個人人皆能融入其中的世界：一個人們必須時時提防惡作劇的世界，也是一個能經常看到其他人中招，淪為惡作劇對象的世界”（233頁）。當時上海的“滑稽大師”就是徐卓呆。在他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主編了多個報紙期刊，創作的小說、話劇、散文、笑話、照相等發表在三十多種刊物上，從大報到小報，不一而足。徐卓呆擅長寫惡作劇，其創作的以李阿毛等為典型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喜歡作弄人，以此為樂，甚至牟利。這些人物身上所體現的惡作劇精神似乎是上海人的一種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他們也能生存、繁榮，甚至還能找到自我滿足。

徐卓呆：《笑話三千》

笑話、游戲、罵人和滑稽以其“不敬”，逐漸激起了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恐懼。這種不安的情緒和反對的姿態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成了1930年代的幽默。“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笑的各種形式的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半月刊雜志，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并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并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么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于《申報》上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不是其他，而是一個“幽默年”。

作者認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大不敬的年代在“幽默年”之后開始改變。這五種喜劇形式都以某種方式保存了下來，但笑的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就如同道德保守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終結了喬治王后期貴族們沉溺其中的低俗的笑，《大不敬》指出，1937年的對日宣戰、1945年的國共內戰，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政，都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笑的風格。

笑疾

笑一笑，十年少。李貞德卻發現，傳統中國醫學以氣為本的身體觀，對喜怒哀樂都不以為然。笑被認為是“亡精費氣的活動”，甚至“喜則氣緩”。多笑不僅無益，倒是病癥。在一個危機深重的時代，笑似乎也是一種社會問題，常為人詬病。雷勤風揭示，晚清和民國的作家對“笑”態度矛盾，既享受其所帶來的快感，亦擔心其不良的社會影響。搞笑的藝術家，無論以何種形式搞笑，都需要去回答：“笑”這種藝術形式如何回應中國所面對的苦難？周作人認為，笑話簡單地分為兩類，挖苦與猥褻。他亦認為能引起人笑的理由，常常是不道德的，比如老百姓相信“力即是理”，無論手段是否正當，只要能贏即可。他們總是崇拜英雄，對失敗者沒有同情，習慣加以取笑。這一“大不敬”的風氣，有益于世道民心嗎？同時，將苦難、眼淚、鮮血“一笑置之”， 仿佛阿Q說“兒子打老子”，固然可以逃避現實，甚至找到樂子，但能救國嗎？這種道德困境始終貫穿著晚清民國的笑史，使得那個時代不僅有淚，有笑，也有焦慮。

雷勤風通過對笑史的梳理，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晚清民國社會氛圍除了悲情，還有“不敬”。但作者似乎過于強調了“笑”顛覆、破壞的一面，卻忽略了其維持既有社會規范（social code）的另一面。畢竟玩笑可以挑戰某些社會規范，但還是要遵守、甚至強化其他的規范，否則產生的效果不是笑，而是尷尬。通過解讀《笑林廣記》中與性有關的笑話，黃克武認為，這些笑話盡管挑戰了社會禁忌，但卻強化了男性中心的性觀念。笑話所開啟的有限言說空間，也只是適度紓解了禮教對情欲的壓抑，從而更好地維系現實秩序的運作。因此，笑話只是起了社會“安全閥”（safety valve）的作用，而不是徹底顛覆秩序。那么，在二十世紀前四十年，笑在揶揄社會規則的同時，又如何維持了那個社會的規則，使得那個社會仍然還是一個“敬重的時代”？林語堂鼓吹的“幽默”，是社會規范的力量在起作用，還是文學領域的某種內在理路？當時的人們又是如何消費、解讀笑的文化產品？讀者與作者的笑點一樣嗎？基于社會地位、文化水準、政治立場、經濟能力等的不同，人們對笑有不同品味，當時的中國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笑的圈子或情感社區（emotion community）？這些圈子或社區各有什么特點？如何互動？

笑不可研究，一研究就不好笑了，《大不敬》倒是個例外。作者把笑史寫得妙趣橫生，學術著作少有這樣的閱讀快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最近已經由臺灣大學文學系的許暉林教授翻譯成了中文。笑依賴語言，有時并不可譯，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