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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與同行——胡適與孫中山的交涉

楊海亮

2023-03-21 10:39

來源：澎湃新聞

孫中山（1866-1925）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胡適（1891-1962）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兩人的交涉，包括政治的、思想的、學術的種種，學界已多有研究。研究者大多聚焦一個具體問題，小切入，深開掘，獨出機杼，別開生面。應該說，這種研究方法無可非議，而且一定程度上更能把問題說清楚。但不可否認的是，從中揭示的胡適與孫中山的關系往往是局部的、割裂的，而不是整體的、連貫的。因此，系統地梳理胡適與孫中山的交涉，更有利于廓清近現代史上兩位重要人物的關系。

1915年9月，孫中山等人在日本東京

一

談及胡適與孫中山，首先要說的是辛亥革命。此時的胡適，已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一年有余。留美期間，胡適在關注美國政治的同時，留意著晚清時局，并在日記中有所記錄：

“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為黨人所據?！保?911年10月12日）

“武昌宣告獨立。北京政府震駭失措，乃起用袁世凱為陸軍總帥。美國報紙均袒新政府。”（1911年10月14日）

“起用袁世凱之消息果確，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保?911年10月15日）

“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保?911年10月17日）

“聞有兵輪三艘為新軍擊沉于江中?！保?911年10月18日）

“昨日漢口之北部有小戰，互有殺傷。下午《神州日報》到，讀川亂事，見政府命岑春煊赴川之諭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于任事’之語，讀之不禁為之捧腹狂笑。”（1911年10月19日）

胡適所記，大多一筆帶過，語焉不詳。除了對袁世凱、岑春煊等有明確的貶抑，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并不明朗。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滅。這一時期，胡適對辛亥革命及新生的中華民國才有了比較強烈的感情流露。在致同鄉胡紹庭的信中，胡適寫道：“祖國風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游子翹企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信中，胡適還表示“吾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

胡適對“新國”有所期許，對政治也漸感興趣，但主要還是關心國內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以至于比較孫中山與梁啟超之于革命的功勞，胡適認為梁啟超的貢獻遠在孫中山之上：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回國之后，隨著對政治的興趣日漸濃厚——盡管是“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但出于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胡適談政治的言論越來越多，涉及孫中山、辛亥革命的文字，見諸其日記、書信等。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胡適的時論和演講中，頻繁提及。

《雙十節的感想》中，胡適將辛亥革命的意義歸納為“種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認為滿洲皇室已經昏聵至極，辛亥革命順應時代之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滿清貴族的統治，于中國形勢的轉折有絕大貢獻，是“后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包括白話文學沒有遭受摧殘而興起與發展，也是因了帝政的消亡。

《悲觀聲浪里的樂觀》中，胡適提到：“我們如果平心估量這二十多年的盤賬單，終不能不承認我們在這個民國時期確然有很大的進步；也不能不承認那些進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來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

《中國再生時期》中，胡適提出，政治的改革在再生時期占著重要的地位，“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掃蕩了幾千年專制政治的積污，使中國開始新生的時代，而一切的革命運動，無論是在文學上、思想上、學術上的，才能夠發榮滋長。因此，如果沒有了辛亥的政治改革，那么中國一切再生運動都不能成立?！?/p>

《雙十節的意義》中，胡適再次強調，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可能有新文化運動所帶來思想、社會、政治各個層面的變革，辛亥革命“不僅把中華民族從異族近三百年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時也解放了中國人的心智和中國人的思想，帶來了差不多三十年的自由思想和批判性的學術”。

雖然不能將辛亥革命等同于孫中山，但胡適對辛亥革命的極大認同，無疑也是對孫中山的熱情謳歌。單就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論，胡適認為孫中山喚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使之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了滿清的異族統治，進而抵御了在中國的外國勢力。胡適甚至表示：“中國，第一個摒棄帝制建立共和，并發展出自己憲政體制的的非歐洲國家，毫無疑問的會沿著孫中山先生所規劃的民主方向發展?！?/p>

“天下為公”

二

胡適與孫中山的第一次見面是從美回國之后。彼時，胡適任北京大學教授，并致力于建設“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1919年5月，已經“暴得大名”的胡適與蔣夢麟一同拜訪孫中山。日后，在致劉熙的信中，胡適有比較詳細的回憶：

民國八年五月初，我去訪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內書架上裝的都是那幾年新出版的西洋書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證明他的書籍不是擺架子的，是真讀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余那許多革命偉人，享了盛名之后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就放棄了。

在胡適的印象里，孫中山不是一個才短氣粗、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而是一個知書達禮、好學深思的革命領袖。事實上，孫中山是革命家，也是讀書人，而且博覽群書、見多識廣。孫中山自己也表示：“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倍?，孫中山所治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術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技能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思想學說，以及人格魅力，是以大量的閱讀和博學的知識作為基礎的。這是孫中山不同于一般革命人士的地方，也是獲得胡適好感的原因之一。

孫中山一生勤于著書立說，并留下許多著作。不過，“似乎以北京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對孫中山的理論建設影響甚微，無論在孫中山的理論著作還是演講中，極少提到新文化運動各位旗手驍將的姓名及其風行一時的觀念”。這當中，包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也“幾乎從未正面出現在孫中山的筆下，仿佛雙方完全無緣”。胡適與孫中山各自的關注點大不相同，可以說是兩個不同領域、不同戰線的人，但這并不意味著孫中山對胡適沒有關注。

1919年6月，《孫文學說》出版后，孫中山即讓廖仲愷寄給胡適五本。在致胡適的信中，廖仲愷寫道：“孫先生擬煩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評論》上對于此書內容一為批評，蓋以學問之道有待切磋，說理當否，須經學者眼光始能看出也。”按照廖仲愷轉達的意思，胡適對《孫文學說》進行了評論。胡適認為，“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其根本觀念可以概括為“知之者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說到孫中山，胡適認為：

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

不久，廖仲愷在回信中反饋：“中山先生在《每周評論》上讀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

其間，在與廖仲愷的書信交流中，胡適重點談了孫中山“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論，這也是胡適于《孫文學說》中不能贊同的地方之一。為此，廖仲愷為孫中山作了解釋——“不過隨便拾來作襯，非淺深研究出結果”。同時，廖仲愷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孫先生所謂中國‘文字有進化’，自非實在，但語言退化確系事實。惟其如此，所以我輩對于先生鼓吹白話文學，于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思能借文字之媒介，傳于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唯其如此，而后語言有進化而無退化。”胡適對孫中山所論不能贊同，到1921年7月寫作《國語文法概論》時，再次否定孫中山“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論，認為孫中山的提法“太籠統”，“不像是細心研究的結果”。

廖仲愷致胡適的信同時表明，廖仲愷曾委托胡適介紹書鋪代理《建設》雜志，以及代《建設》雜志向胡適約稿。由于種種原因，胡適未能膺命。但他在《每周評論》上為《建設》作了推介，則有據可查。關于《建設》雜志，胡適開篇即引出雜志的宗旨：“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蔽闹?，胡適列出《建設》雜志第一卷第一號的主要篇目，包括孫中山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并指出“《建設》的前途一定很能滿足我們的期望”，還表示“當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一件最可使人滿意的事”。對于孫中山領導創辦的另一雜志《星期評論》，則被胡適稱為“我們（即《每周評論》）的兄弟”。胡適還為雜志寫了一個長文《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使其大增光彩。

孫中山之所以創辦《建設》與《星期評論》，是受了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刺激”。1920年1月，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的信中，孫中山談到緣由：

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志、《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

孫中山承認新文化運動帶來了“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同樣，要想革命成功，也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對于新文化運動，孫中山與胡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一樣的。雖然“志不同”“道不合”，但胡適還是樂意通過自己的影響，大力支持孫中山領導創辦的革命刊物，積極宣傳孫中山倡導的《建國方略》等。

1919年8月，《每周評論》被查封，社會上傳言胡適被北洋政府拘捕。其間，有人請求孫中山營救胡適。對此，孫中山及時施以援手。1919年9月5日，宋慶齡在給美國人索克思的信中寫道：“尊敬的索克思先生：孫博士剛收到您的來信，將立即營救胡適先生，并將盡其所能救他效勞。”（Dear Mr. Sokolsky: Dr. Sun has just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will take action at once in regard to Mr. Hu Suh, and will do all he can for him.）9月11日，宋慶齡再次代表孫中山回信，告知索克思：“胡適被捕的傳言不是真的。胡先生現在在天津。”（Dear Mr Sokolsky: Just a line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rumour of Mr Hu Suh’s arrest was not true. Mr. Hu is now in Tientsin, Truly yours, Mrs. Y. S. Sun）

孫中山領導創辦的《建設》雜志

三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與孫中山公開決裂。關于“孫陳之爭”，胡適的立場在1922年6月25日的《努力周報》之《這一周》有集中反映。胡適認為，孫中山被自己的主張迷了眼，以致“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進而有了“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和“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如此一來，孫中山“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胡適同時指出，孫中山的失敗，“一方面是他不能使多數人了解他的主張，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幸采用的一種短見的速成手段”。

隨后，同樣是在《努力周報》上，胡適就“舊道德的死尸的復活”談及“孫陳之爭”：

陳炯明的一派，這一次推翻孫文在廣東的勢力，這本是一種革命；然而有許多孫派的人，極力攻擊陳炯明，說他“悖主”，說他“叛逆”，說他“犯上”。我們試問，在一個共和的國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樣的行為是革命？怎樣的行為是叛逆？蔡鍔推翻袁世凱，是不是叛逆？吳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吳佩孚趕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孫派的人的倫理見解，不但陳炯明不應該推翻孫文，吳佩孚也不應該推翻段祺瑞與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樣的倫理，陳炯明該永遠做孫文的忠臣，吳佩孚也應該永遠做曹錕的忠臣了。

以往，不少研究者依據胡適以上言論，揪住“倒行逆施”“這本是一種革命”等說法，基本上認定胡適屬于“挺陳派”。如果僅從遣詞造句看，胡適也可以屬于“中間派”——“孫文與陳炯明的沖突是一種主張上的沖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范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

且不論陳炯明“聯省自治”的動機究竟如何，必須承認的是，武力統一還是聯省自治，在當時中國是一大政治中心問題。當時，胡適是“聯省自治”的“贊助者”——不僅極力贊成“聯省自治”，而且廣泛宣傳“聯省自治”。有研究者指出，“胡適的‘聯省自治’思想雖然僅僅是他在政治思想領域的初次嘗試，內容具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傾向，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并進一步使胡適成為了中國自由主義譜系上的重要人物”。這一說法，大致不差。從根本上說，主張“聯省自治”的胡適，是名副其實地主張國家統一的“統一派”，只是在統一的手段上，在武力與和平之間，他更傾向于后者。理所當然，在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他更傾向于陳炯明。

“孫陳之爭”中，胡適明里暗里或許是有褒陳貶孫的意味，但在胡適心中，孫中山依然是一個“愛國愛廣東的人”，是“為主義而不為私利私圖的人”?！皩O陳之爭”不久，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開展了以“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為名目的社會調查。1922年11月19日，胡適在《努力周報》發表《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在胡適所擬名單里，第四組“在近二十年的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勢力的”只有三人，排在第一的就是孫中山。

隨著形勢的變化，一年后，胡適再次談到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的分歧，認為兩人之爭是“主張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容的結果”，彼此決裂終歸是“一大不幸的事”：

一來因為孫文失去勢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統一的野心。二來因為孫陳兩人決裂后，陳氏怕孫派的報復，竟公然與直系軍人聯絡。三來因為孫氏要報仇，竟至糜爛了廣東，至于今日。

對于胡適在“孫陳之爭”中表現，孫中山是很不滿意的。1924年8月，廣州《國民日報》刊登了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同時《響影錄》專欄刊出《少談主義》。孫中山見后，大為憤怒，并作批示：

編者與記者之無常識，一至于此！殊屬可嘆！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權主義，而上面乃有此《響影錄》，其意何居？且引胡適之之言；豈不知胡即為辯護陳炯明之人耶？胡謂陳之變亂為革命。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將此記者革出，以為改良本報之一事。

《三民主義》上胡適的題記

四

1925年1月，人在北京的孫中山病情垂危，在西醫已經無濟于事的情況下，隨侍諸人欲薦中醫。據說，中醫陸仲安致函孫中山家屬，“謂西醫稱中山病為不治之癥，按中華醫理，肝旁如硬木者，非肝廱即肝疽，有藥可治，并非不救之癥”。只是，孫中山原本習醫行醫，對中醫又持保守態度，于是隨侍建議由胡適進言。不久，胡適與陸仲安同往，勸孫中山“不妨一試”，孫中山答應服藥。雖然陸仲安對孫中山的重病同樣無力回天，但通過這件事卻可以看出胡適在孫中山心中確有一席之地，也證明兩人此時已經捐棄前嫌、修好如初。這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1925年2月中旬，胡適正在天津，聽說孫中山的病況后，便與來者匆匆返京。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至此，胡適與孫中山的交往畫上句號。但在孫中山去世之后，胡適與孫中山還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瓜葛”，主要反映在胡適的時論中。

《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中，胡適指出，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要人知道“知難”，《孫文學說》“只是要人信仰《孫文學說》，奉行不?！?，這個學說的根本錯誤在于把“知”和“行”分得太分明，導致“只認得行易而不覺得知難”與“只有服從，更無疑義”兩大危險。胡適的觀點是，“知與行都很重要，紙上的空談算不得知，鹵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處處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的越好”。

《我們什么時候才可以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中，胡適指出，孫中山的《建國大綱》里，“不但訓政時期沒有約法，直到憲政開始時期也還沒有憲法”，這與孫中山曾經主張頒布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是不符的，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于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并立”。胡適的觀點是：“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p>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胡適指出，孫中山對于中國固有文明持頌揚擁護的態度，“這種一時的議論便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同時，胡適指出，孫中山“實在不能了解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以致對新文化運動表示不贊成。在此基礎上，胡適表明，“一個當國專政的政黨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時代的反動傾向，他的影響可以阻礙一國文化的進步”，對于國民黨的經典以及黨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

類似的質問、指摘，在胡適的言論中還有很多。因為孫中山已經辭世，胡適似乎更加“肆無忌憚”。在《人權論集》的序言里，胡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可同樣是在孫中山去世后，胡適的諸多言論是肯定、贊美孫中山的，也主要反映在胡適的時論中。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中，胡適將孫中山視為近代中國民主自由發展的奠基者，認為孫中山受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很深，是“民治主義的信徒”，是“大同主義的信徒”，“他一生奮斗的歷史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愛自由，愛獨立的理想主義者”。文中，胡適認為孫中山“理想中的國民革命”與“五四運動”是走同一方向的，而辛亥革命的精義也體現在思想解放與個人自由這兩個重要方面。

《孫中山傳》（英文版）中，胡適認為孫中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僅45天就辭職一事是一種“自我犧牲”，也是他“偉大的愛國主義與基督教精神最好的體現”。同時，胡適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由孫中山來領導對中國以至于全世界都是一件幸事，孫中山“盎格魯撒克遜的教育，科學的訓練以及國際的視野，把這股原可能帶有破壞性和爆炸性的民族主義力量，導向了一個溫和而帶有建設性的渠道”。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中，胡適探討了“無黨政治”問題，認為如果實行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可以防止政黨政治的流弊。文章最后，胡適還樂觀地設想：“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夠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從一黨的政治走上無黨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足為世界取法的特殊風范，這似乎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類似的贊美、謳歌，在胡適的言論中還有很多。胡適還曾將孫中山與曾國藩進行比較，稱贊孫中山在“見解的大膽、氣象的雄偉、行為的勇敢”等方面都遠遠邁越曾國藩。

1929年4月27日，胡適在日記里記錄了傅斯年關于孫中山的一段話：

孫中山有許多腐敗的思想比我們陳舊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處卻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中山肯“干”，而我們都只會批評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處。

當然，胡適在議論孫中山的過程中，有關孫中山的本意、愿望，胡適也未必全部弄通、悟透。胡適批評或贊許孫中山，并非為批評而批評、為贊許而贊許，而是“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薄Ｓ袑W者注意到，“在后續的歷史記憶中，胡適等五四當事人和國民黨人多從新的歷史現實出發，重新敘述孫中山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直接或間接建構了孫中山的歷史形象”。至于胡適是“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又或兩者兼而有之，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不過，既然胡適是為學術和文化，為思想和言論，為民族和人類，如果孫中山泉下有知，想必也能理解胡適的這番良苦用心。而以孫中山的胸襟、理想和志向論，他是不會因為胡適曾經站在陳炯明一邊就永遠懷恨在心，畢竟胡適與他一樣——天下為公。有了這個前提，胡適的“注”法，也就不重要了。

胡適與孫中山的交涉其實并不復雜，兩人真正意義上的交集并不算多。站在孫中山一方，他對胡適的為人處世、學術文章、道德操守等，基本上是認可的；而站在胡適一方，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理想抱負、人格魅力等，是極為肯定的。

孫中山的不足之處，只是大醇之中的一點小疵，無損于孫中山作為政治領袖的偉大形象。同樣，胡適也不是完人、圣人，胡適之是并非全是，胡適之非未必皆非。討論歷史，臧否人物，應該將人事放進“長時段”，從“大歷史”的視角去觀察與解析，如果只是盯住一時一地、一人一事，哪怕證據再確鑿，見解再深刻，也不免片面。總的說來，孫中山與胡適，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啟蒙革新的道路上，兩人雖有分歧，卻都是先行者，也是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