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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沒想過我可以跳舞 | 三明治

2023-02-14 13:58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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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套子 三明治

大學畢業后,我保研直博去了中科院,繼續讀生態學,研究森林。一下從本科跳到博士,我有點不知所措。博士開始坐班,辦公室密密麻麻排布了一百多個工位,工位很窄,大多堆滿了厚厚的專業書和打印的論文,也許還有一堆喝完的可樂瓶,還沒扔的外賣盒和幾個忘記吃的皺巴巴的蘋果。一眼望去,看不到人,只聽到鍵盤噼里啪啦的聲音。晚上11點,辦公室還有很多人,有人在趕第二天的報告,也有人在吃水果看電視劇,這里既是工廠又是客廳。我點開研究組群里導師轉發的推送“院士:博士生每天工作12小時只是一個下限”,迅速地滑掉消息,收拾東西走出了辦公室。

晚上躺在床上,我打開手機,點開了一支叫搖擺舞的視頻,感到溢出屏幕得快樂。我對搖擺舞一無所知,但是我想要變快樂。

我馬上搜索了在北京學搖擺舞的地方,在朝陽區,很遠,但對燈紅酒綠的生活想象讓我沖動地報了名,閉上眼,腦子被搖擺舞占據,緊張得一晚上沒睡著。我開始上課了,每周一次課,一次課一個半小時,但我地鐵通勤單程就一個半小時。平時也沒有時間練習,更別說錯過末班車去舞會一探究竟。即使是這樣,每周走進喧鬧的地鐵站,走過國貿的繁華的大樓,覺得自己好像縱身跨入活色生香的繁華中,讓我有活著的感覺。

在跳搖擺舞之前,我從沒想過我是可以跳舞的人。

從小學到高中,我都是那種灰不溜秋的中等生。我一直想要成為一個很酷的人,我覺得跳舞的人就很酷。我人生的跳舞經歷大概停留在小學二年級的兒童節表演,我不記得跳了什么,只記得排練的時候,為了不影響整體效果,班主任把我從中間調到了看不到的角落。我不適合跳舞,也聽不懂音樂。那時候,有人問我你喜歡聽誰的歌,我說張韶涵。那時候我大概也不知道張韶涵是誰,我那么說只是天天聽班上那個受歡迎的女同學常常提起。

高考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個新的開始。不想在被故鄉捆綁手腳,我去了離家很遠的廈門讀書,但我還是那個不起眼的中等生。大學里的人五光十色,他們會吉他,鋼琴,古箏,繪畫......很多人從很小的時候上興趣班,考級,在高中的時候就組織過社團活動,出過國,去很多城市旅游。我小時候也上過興趣班,上了一學期,家里沒錢再支付,我以專注學業為由,沒再去了。我不知道社團活動是什么,我甚至沒聽過什么是策劃書和PPT。來廈門是我記事后第一次出省,我仍然記得小學時我胡編亂造寫關于旅游的作文,因為我從來沒旅游過。

大學的第三年,我去學校的心理咨詢室看了心理醫生,倒不是什么大問題,我跟心理咨詢師說,我只是不太喜歡自己。這時我已經跟著大學的導師做了一些野外調查,去了很多城市,在海南島看日出日落,在湛江紅樹林的泥沼里看彈涂魚跳舞。根據專業排名,我不出意外會在下半年獲得保研資格。我告訴心理老師,這沒什么值得驕傲的,都是因為我們學院大類招生,第二年分專業,成績好的同學都覺得生態學沒什么前途,就我喜歡森林啊泥巴,倒是撿了個便宜,分專業后,從中等生一下排名靠前了。

那段時間,我跟著心理咨詢做了很多“愛自己”的練習,比如讓我周圍的人寫下我的十個優點,每天對自己說,無論發生什么,套子都是值得被愛的人。為了變成很酷的跳舞的人,我還壯著膽子去跳街舞和拉丁,但我總是班上最差的學生。我在心里摁滅了跳舞這顆煙頭,不過告訴自己沒關系。

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開始上搖擺舞中級1課程了,從開始學習已經半年多了,我仍然還沒有真正在舞會跳過舞。跳舞好像還是一個存在于遠方的想象。新的級別換了老師,據說是北京最厲害的兩位老師,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開這種新手級別的課了。許多北京的舞者慕名而來,我也很期待。有一天工作晚了一會兒,趕過去的時候已經遲到了十分鐘,老師帶領大家在練習twist的舞步。我走進教室,還沒弄明白怎么twist,老師已經讓大家圍成一圈,開始和舞伴跳舞。那節課教的是swing out(一個林迪舞的基本舞步)的變換,我笨拙地一邊念著 "step step triple step..."的舞步口訣,一邊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的腳步在干什么。"high five, change partner!"

又該輪換舞伴了,這次是老師和我跳,有時缺人,老師們會補足空位。跳完兩個swing out,老師問我,你上過初級1和初級2的課了嗎?我愣愣地回答,上過了。他說,跟哪位老師上的?我回答了之前老師的名字,他點點頭,又回到圈的中間,繼續教學了。后來我一直心不在焉,上課結束了,我去問另外一個老師,我說:“剛剛老師問我,有沒有上過初級的課程,是不是我跳得實在太差了?”那個老師讓我別多想,他絕對沒有這個意思。話是這么聽著,我感到全身一麻,鼻子有點酸,也許我真的不適合音樂和舞蹈。

斷斷續續地上完了剩下的課,到了夏天出野外采樣的季節,我退掉了搖擺舞課。跳舞班的同學問起,我說,要出差兩個月,不在北京了,沒法上課。出差到十月回北京,已經是金黃的秋天了,博士的日常還是灰灰的。睡前看到朋友圈里他們在北京的一個集市跳舞,結果突然下起大雨,于是大家都穿著透明的雨衣,在雨里跳。就好像這時下雨不再是一件糟心的事情,而是可遇不可求的浪漫。就像一年前的那個夜晚,這些照片又讓我看到活著的色彩。

在一個明媚的周末舞后,我坐在宿舍百無聊賴,終于打開和上初級課的老師的聊天框,編輯了好幾遍。我問她最近有什么新開的課程,我太久沒跳了,不知道從哪里再開始好。老師回復我說,他們正在帶初級2的班,我想來的話可以算重修的價格,很劃算。于是開始了我人生中第一門“重修”的課程。

重修比我想象得要順利,很多舞步和動作好像藏在腦子的某個角落,然后重新被點亮。新的班級是工作室著名的內卷班,每次正式課一個半小時,課后大家會一起練習到教室被占用為止。冬天的時候,原來的工作室因為疫情不能上課了,轉到了租用的教室,課后沒地方練習,我們就去朝陽公園的草坪上繼續跳舞。我仍然記得那天零下的溫度,我穿著短袖在跳查爾斯頓,笑得像傻子。新年的時候,我們在老師家煮火鍋跨年。這樣一群年齡不一,有電影制作人,公務員,插畫師,產品經理,還有一些因為在學術圈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職位背景的人能聚在這里,我就覺得好神奇。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我不再只是繁華生活的旁觀者,我們聊電影生活跳舞和自己的尷尬經歷,而不是論文、代碼或數據。

博士的第三年,我申請到了去瑞士蘇黎世大學交流一年的機會。聽說歐洲的搖擺舞社群更加精彩,讓我迫切地期待在這個只在電視劇里看過的遙遠城市跳舞、生活和做研究。就像貓咪看到了舞動的羽毛玩具,后腿在地毯上摩擦,我猛烈地撲向新的生活。

結果羽毛玩具被撲倒在地后,一動不動,發現也沒什么意思。蘇黎世,這座瑞士第一大城市,比我十八線小縣城的老家還小。剛去的時候,因為疫情瑞士全國鼓勵居家辦公,學校辦公室空無一人,我每天一個人上下班。剛來沒有新冠疫苗證明,我不能堂食,于是每天的社交語言是在食堂打包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食物之后結賬時,阿姨說“10塊錢”,我說“謝謝”。

我的胃和精神都十分孤獨。

我每天回家都查看信箱,期待居留卡的到來,然后我就可以去辦疫苗證明,就可以注冊搖擺舞課,也許就可以像在北京那樣,找到活著的感覺。半個月后,我終于擁有了疫苗證明這張社交通行證,我馬上注冊了搖擺舞課和周末的舞會。

第一個舞會是下午茶時分,在一家二樓的舞蹈工作室里。衣帽間和廚房在一起,我走進去,有幾個人在熱烈地聊天,不過是新認識的人互相問一下從哪里來,做什么工作,我不理解怎么能聊得像是多年的密友在分享愉快的新戀情。我沒說話,拿了一杯茶,走了出去。午后的陽光從窗戶里暈染進來,有人跳舞,有人“在分享愉快的新戀情”,我坐在角落,時不時地嘬一口茶,顯得我并不是無所事事。半個小時過去了,我望著跳舞的人發呆,有時候也會因為某個舞者的俏皮發揮,而不自覺地笑起來。終于,一個瘦瘦的穿藍色襯衫頭發花白的老爺爺過來問我要不要跳舞,我騰地做起來,說,“sure!"。這是我來蘇黎世的第一支社交舞,老爺爺跳了一些我不知道的舞步,我盯著他的腳步,盡力跟上。一曲結束,他問我要不要再跳一支,我大受鼓舞,這是第一次陌生人問我要不要再跳一支。跳完之后,他對我說,你跳得好棒!

接著他問我從哪里來,做什么工作,我跟他說我是生態學的博士生,從北京來這里交流一年,很期待在這里的新生活,像在介紹我愉快的新戀情。他說他很多年前去過中國,作為技術顧問去指導中國一個城市,廈門,建設發電站。我激動地說我曾經在廈門念大學,于是我們開始回憶起各自的廈門記憶。隨機的不同時空的際遇又被一些相同的點聯系起來,就像走夜路時突然抬頭看到了很多星星。

三月份瑞士全國解除新冠控制措施,不用再戴口罩,疫苗證成為一張廢紙,同事們開始回辦公室上班。瑞士人應該算是歐洲人里最努力工作的了,有段時間我都拼命早起了,早上七點半到學校時,坐我對面的瑞士學生已經泡好了茶。但瑞士人也是最講究規矩的了,合同中規定工作八小時,超一小時都能給算到明天的工時里。

有天我中午11點才去辦公室,決定晚上加個班,晚上六點半的時候,一位老教授經過我的辦公室,進來和我說,為什么你還在這里,你們中國學生就是太努力了,該回去休息吃晚飯了。那時候,我覺得我冒充了努力的中國學生的一員。還是朝夕相處的同辦公室同事了解得更清楚,有天他們對我說,你是我見過最松弛的中國學生,我以前辦公室的中國同事,無論我多早或者多晚走,他們一直都在辦公室。我哈哈一笑,暫且把這當成是夸獎吧。

這里的博士生,沒有加班,沒有考勤,也沒有攀比誰下班更晚的辦公室文化,什么時候到什么時候走是自己的時間管理,周末也完全屬于自己。作為學生的時間安排也被充分尊重,每周和導師固定的時間見面,組會是固定的周三下午15點到17點,有時組會超時了,有的同事直接說我必須要走了,那也不是什么冒犯的事情。而且蘇黎世真的太小了,從我家坐公交到最遠搖擺舞工作室,只需要20分鐘,公交在工作日也通到到晚上零點以后,周五和周末都有一直運行的夜班車。

我充分享受著工作和生活分離,以及生活在巴掌大城市的自由,開始去城里所有的舞會,最多的時候,一周七天都在搖擺。有時候下班晚了,就在超市打包一份壽司,在公交上吃了就當晚飯,包里常有一根香蕉,是跳完舞的必要糖分補充,因為沒有人加班,包括飯店,夜宵是不存在的。有時候,我周五晚上6:30開始上兩個小時的舞蹈課,然后又趕去下一場舞會跳到凌晨一兩點,算一算,這一天的跳舞時間竟和工作時間差不多長了。國內的朋友笑我說,我看你不是去學做研究的,是去學跳舞的吧。我說,那出這趟國真的值。

在舞會一整晚一整晚地跳是我在北京不敢想的。回想在北京經歷的為數不多的舞會,也許就那么站一整晚,最多也在就是在自己班上同學之間打轉。我不善社交,跳完之后就是規范的謝謝你,再見。在遠離故鄉千萬里之后,生活在規規矩矩的德語區,讓我覺得和我說英語的人都是親人,至少我聽得懂。

蘇黎世的搖擺舞社群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大家會主動和你說英語而不是德語。而且后來我才知道,一次跳兩支舞是只存在于蘇黎世的搖擺舞文化,這樣就不只是跳完就再見,有更多的時間聊天。舞池里的穿著也十分自由,無論是盛裝打扮或者素面朝天,都不顯得奇怪。遠足和滑雪是瑞士的國民運動,有的人白天去登山,晚上來跳舞,所以在搖擺舞會看到穿著戶外行頭的人,或是衣帽間橫著幾塊滑雪板都不足為奇。

跳舞的間隙,我們打開啤酒,什么都聊。我和一個計算機可視化工程師聊我職業選擇的迷茫;和金融民工聊他的奇葩Tinder約會經歷,和中學拉丁語老師聊在瑞士教書的體驗和語言學的魅力,和程序員們辯論婚姻的好壞......我告訴他們中國人上床之前一定要洗澡,不然也要洗臉洗腳,因為床必須要保持干凈,但是瑞士晚上十點后不能洗澡的規定很折磨我;我告訴他們北京已經不是人人都騎自行車了,北京的城市大小和蘇黎世不是一個等級的,有時在大學的校區里騎車都嫌遠;我告訴他們中餐不只有咕嚕肉,蘇黎世賣的水煮牛肉也不是真的水煮牛肉的味道,以及我沒辦法推薦蘇黎世的任何一家中餐廳,因為他們對我來說都不是正宗的中餐......

有些跳舞時聊了很多的朋友,開始在跳舞的地方之外相見,他們去遠足的時候會叫上我,我被邀請去他們的生日聚會,有時僅僅是周日的晚上沒有什么原因地一起吃個飯。但好像也沒有走出跳舞之外,登山到半山腰的飯店,剛好有樂隊在演奏,我們就穿著登山鞋跳起來;生日聚會的歌單自然大部分是爵士樂,就穿著襪子跳起來;在廣場上的美食節吃完飯的時候,聽到音樂,就在吃飯的桌子旁跳了起來。

這樣的生活,讓我跳舞的朋友們忘記了我過完這個新年就要準備離開蘇黎世了。忽然在某個時刻我提起在這里的日子不多了,他們問我為什么要走,不能在蘇黎世找個大學讀完你的博士嗎?有個朋友甚至認真地跟我分析我可以去哪家公司投實習的簡歷,第二天又認真地給我發了一堆資料來。

我說沒有辦法,我必須回去博士畢業。他們說,但你知道我們會想你的吧?而且,無論你什么時候回來,也許只是停留幾天,但是你知道我們家永遠有有一張沙發可以留給你的吧?幾輪談話下來,我大概算了一下,我要是在每個人家里的沙發住一周,輪流去跳舞朋友家,我可以在蘇黎世不交房租住半年。年底生日的時候,跳舞的兩位好朋友送了我一直沒舍得買的舞鞋的禮券,他們跟說我,感謝我來到蘇黎世和他們一起跳舞,帶給他們這么多快樂,希望我穿著這雙舞鞋在全世界跳舞的時候都會想起蘇黎世的這群朋友。我該是多么幸運,被這么可愛的人感謝我的出現。

我感到被這個城市愛著,也愛著這座城市,我覺得全身有用不完的勇氣。

這一年,我參加了三場國際學術會議,從第一次不知道什么是正式的學術海報,到在日內瓦國際生態學會開幕式看著密密麻麻的觀眾做了兩分鐘口頭報告,聲音很大,但手一直在抖。圣誕節前去愛丁堡參加了歐洲最大的生態學大會,入選了去做一個分會場的主持人,前一天緊張得一晚上沒睡好,但會后作報告的教授們跟我說謝謝我來主持這場會議,我做得很棒。

在學術會議上,我也變得很社交。我可以自如地走進正在一群聊天的人,問我能不能加入你們。我毫不膽怯地在午餐問第一次見面的學術大牛在哈佛做教授是什么感受。我帶會議上剛認識的在羅馬尼亞工作的西班牙小哥和在日本工作的匈牙利小姐姐去吃城里最辣的湘菜,最后我辣趴下了,西班牙小哥幫我解決了我點的小炒肉。

我感到自己伸展開蜷縮的身體,欣喜地感受和世界的連接,我覺得我認識了好多很酷的人,聊了很多很酷的話題,我開始相信我也可以成為他們那樣很酷的樣子。

就像在達沃斯參加暑期學校的最后一晚那樣。

晚餐后,大家閑散地坐在餐廳里聊天,有人拿出音響,放著舒緩的音樂。和我一起做小組作業的奧地利女孩兒突然對我說,不如你給我們展示以下你一直說的搖擺舞是什么樣子的吧!我一下來了興致,切換了搖擺舞樂,跳了一段簡單的20年代查爾斯頓。奧地利女孩兒跟著我做腳下的動作,慢慢地幾乎所有的人都加入了進來。

跳了一會兒,有人咕嚕咕嚕地喝水,有人在角落復習舞步,有人跑來問我是不是專業的搖擺舞老師,我謙虛地承認自己是個青黃不接的初學者,但心里喜得開了花兒。一個印度女孩兒靈感一現,讓我幫她把音樂換成一首印度民謠,然后全場開始跟著她跳起印度舞。接著那一晚,我們跳了加拿大的小姐姐帶我們跳她高中學的編舞,波蘭的朋友帶我們跳在波蘭流行起源于法國的社交舞,跳了十年莎莎的意大利小哥給我們講莎莎的基本舞步。

對于非舞者來說,在人前舞動身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感覺像沒穿衣服,害怕異樣的眼光,害怕被評論,但往往把衣服全脫下來,倒是感到無所畏懼的自由。同時,你和這群一起瘋狂的朋友就成為了看過對方沒穿衣服樣子的親密伙伴。

于是,那一個搖擺舞觸動的神奇夜晚之后,我們這群研究生物多樣性的人類跳完很多樣性的舞蹈,結下了裸體級別的友誼。

我大膽得不像話,當初那個在心理咨詢室哭得稀里嘩啦的套子應該很為我驕傲吧。

昨天吃完午飯,和朋友說再見的時候,在街角跳了一段舞。我過了馬路,路邊樓房上一個玻璃清洗工在洗玻璃。天很陰冷,他掛著一大桶水在身上,身體就吊在半空中。我經過他的時候他對我說他看見我們跳舞了,重復了好幾遍“I love it!"

要是我沒有在街角跳舞,我和這個洗玻璃的人應該一輩子都不會有對話,他當時看起來很開心,也許那一段小小的舞蹈,也給他今天的生活帶來了一點點趣味。

*本故事來自三明治“短故事學院”

原標題:《我從沒想過我可以跳舞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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