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看到我寫的書時，往往會提出以下三個問題，或者其中一個：思想是如何吸引你的？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思想史與政治史之間有無關聯？而其中最后一個關于思想史與政治史之間是否存在關聯的問題，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蘊含在前兩個問題的回答中間。

常規或者說正統的歷史要么由那些與政治、軍事、人口變化、人口統計和氣候變化有關的事件構成，要么由遷徙、探險或貿易模式構成，要么就由戰爭、政變、條約、貿易協定、選舉、名人生死及王朝統治構成。這些事件并無關聯，僅僅通過時間串聯起來——人們或許會爭論這些事件為什么在彼時發生，但在事件發生的時間上并無爭議。

但歷史不僅僅關乎“外部”事件，不僅僅只有這些在現實中或戰場上，在高墻陰影下或宮殿城堡里，或是在港口、河流和教堂中所發生的事件。歷史同時也是由想法、思維、觀念、觀念變化以及思想組成的。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后者不如前者那么顯而易見，沒有確切的時間，但應該說是同等重要的。

這正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思想史便是梳理出哪些思想曾經影響歷史進程，進而分析其原因，發現思想的年表與明確的歷史事件年表有著顯著的不同。思想史不僅為歷史學家，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擺脫常規年表和既定敘事，以及用創造性和富有成果的方式進行思考的機會。這是檢視歷史的另一種方式。而我認為，這就是樂趣的來源，探索之樂的來源。

我想接著補充一句，思想史，或者說由思想構成的歷史，絕非是抽象或枯燥的。事實上，關于曾經發生在人們頭腦中的“內部”變化，我想先舉幾個非常具體的例子。每個例子都很特別，但都表明了這些“小”思想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歷史進程。

首先，請各位想一想原始宗教和幾大文明的信仰之間有什么不同。

如果可以把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簡化為若干核心要素，那么這些信仰的要素就包括：一，大神母；二，公牛；三，主要的天神（日月）、圣石、祭祀、來世，以及死后得以延續并居住在福地的靈魂。直到今天，這些要素仍然可以用來描述許多欠發達地區的宗教。

但這并不適用于幾大文明，其原因毫無疑問正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大變革。在一個絕無僅有的時期，即公元前750年至前350年的短短四個世紀之中，世界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巨變。這種巨變完全獨立地發生在全球的不同地區。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出現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幾種信仰。這是一個非凡的巧合。

最先指出這一點的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他在1949年做出的這一論述距今不過約七十年。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他把這一時期稱為“軸心時代”。根據他的論述，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我們遇到了歷史上最深刻的分界線”，“今天所知的人類就此出現……最不同尋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發生”。

“此時的中國生活著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在內的各個哲學流派也紛紛涌現。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并且和中國一樣，從懷疑主義、物質主義、詭辯派到虛無主義的各種哲學可能性都得到了探討。伊朗的查拉圖斯特拉講授一種具有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世界就是一場善惡之爭。在巴勒斯坦，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和以賽亞第二等幾位猶太先知登上歷史舞臺。在希臘則出現了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以及許多悲劇作家、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短短幾百年間，與這些偉大名字有關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對彼此一無所知的地區發展起來。”最后這一點很關鍵。

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似乎從此開始變得“更像人”。反省和哲學開始出現，實現了“精神上的突破”，中國人、印度人、伊朗人、猶太人和希臘人在這一時期開創了“現代”心理學，人與神的關系變得更像是個人對“內在”目標的追求，而不再是一種與天空之上，大地萬物之中，或是祖輩先人之中的“外部”神明的關系。嚴格來說，此時創立的信仰并不全是一神教，但確實都圍繞一個個體，不論這個人（都是男性）是神還是神的代言人，抑或是有著特別洞察力或生命態度而極具號召力的個體。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算是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變化。

為什么會出現發生這一切呢？雅斯貝爾斯認為，這是因為人們開始在城市生活，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與農耕生活完全不同。于是農耕時期的諸神失去了吸引力，人們不得不訴諸內心，探尋共同生活的新方式。

我想舉一個更小的例子，雖然最終影響深遠，但至少在其發端時是件小事。1784年1月，威廉·瓊斯抵達當時的加爾各答，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加爾各答，并創立了孟加拉亞洲學會。瓊斯和一群才華橫溢的英國官員受雇于東印度公司。在幫助管理南亞次大陸的官方日常事務之外，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從事語言研究，以及印度經典、天文學和自然科學文獻的整理和翻譯工作。

1784年，孟加拉亞洲學會成立，由瓊斯擔任會長。瓊斯的語言天賦極高，學習過二十八種語言，精通其中的十三種，他在印度待了十八個月之后就有了重大發現。瓊斯連續十一年每年都在亞洲學會的年會上發表紀念演講，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第三篇，即1786年2月2日發表的題為“論印度人”的演講。談到研究發現時，他說：“梵語雖然古老，結構卻精妙復雜，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豐富，而且比二者更為精致。但同時，不管在動詞詞根還是語法形式上，梵語都與二者聯系密切，這絕非巧合。事實上，其聯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研究這三種語言的語文學家，都不得不承認它們有著共同的來源，而很有可能這一來源已不復存在。”

今天我們很難弄清楚這一見解帶來了多么深遠的影響。瓊斯把梵語和希臘語、拉丁語聯系起來，提出東方語言可能比西方語言更古老、更優越，給西方文化的根基和西方文化最優越的假設（至少是默認的假設）造成了沉重的一擊。通過作出這一前所未有的論述，瓊斯展現了對思想和態度進行“重新定位”之必要。“歐洲人向來對古印度是否值得花時間去了解持有疑慮。時至十八世紀末，瓊斯仍然不得不與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進行斗爭。”

思想史并非新生事物，我也不認為它是新的。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人們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劃分思想史，而且應該說也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答。通過一些例子我們就會知道，一旦脫離了常規歷史日期的限定，就會發現其中的各種可能及其靈活性，有助于我們采取新方法來解讀歷史。

我還要補充一點，過去出于某種原因，很多人用三分法來看待思想史，比如三大思想、三個時代或三項原則。這種方法很有意義，至少可以暫時用來理清思路。例如，十六世紀的法國政治哲學家讓·博丹將歷史分為三個時期，即東方民族史、地中海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三大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即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如培根所說：“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第一項改變了文學，第二項改變了戰爭，第三項改變了航海。”

培根十七世紀的秘書托馬斯·霍布斯認為，在知識的眾多分支之中，最具解釋力的三個分支是：研究自然物的物理學，研究人類個體的心理學，以及研究由人類和社會所劃分出來的群體的政治學。十八世紀，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詹巴蒂斯塔·維柯區分了三種“本能”，認為這三種“本能”塑造了歷史，還有三種“懲罰”塑造了文明。這三種本能是信仰上帝的保護力量、識別親子關系和埋葬死者的本能，人類由此形成了宗教、家庭和墳墓的機制。三種懲罰則指的是羞恥、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指出：“現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藥、印刷術和新教。”而在《古代社會》一書中，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劉易斯·摩根認為伴隨著有關政府、家族和財產的思想不斷發展，文明才得以形成。

到了更晚近的1937年，美國歷史學家哈利·埃爾默·巴恩斯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一書中描述了歷史上“感性”的三次巨變：一是上文談到的軸心時代“民族一神論”的到來，二是文藝復興時期個人主義的出現，現世本身成為目的，不再為虛幻的來世作準備，三是十九世紀的達爾文革命。

再往后到了1951年，哈佛大學古代和現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頓在《思想與人》中將人文主義、新教教義和理性主義作為構成現代世界的三大思想。歐內斯特·蓋爾納在《犁、劍和書》中將歷史劃分為三大階段，即狩獵采集、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時代，分別對應生產、脅迫和認知這三種主要的人類活動。

在《西方思想傳統》一書中，兩位作者雅各布·布朗諾夫斯基和布魯斯·麥茲利希明確了思想活動的三大“門類”，我認為這種方法很有用。第一個門類是真理，尋求真理是宗教、科學和哲學關注的焦點，而在理想世界中達成的一致將是絕對的和不自覺的，這就意味著必須在邏輯、數學或演繹層面體現出來。其次是追尋正義，這是法律、倫理和政治關注的焦點，此時達成一致主要是自覺的，雖然不需要絕對一致，但要想發揮作用仍然需要廣泛地傳播。第三個門類是品位，主要涉及藝術，完全不必達成一致，不同意見的碰撞往往更有成效。

但我覺得最終決定了思想史的結構和主旨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分別是：靈魂、歐洲和實驗。接下來，我將依次進行簡要的討論。

首先是靈魂。我們知道自舊石器時代開始，早期人類就有了最初的“來世”觀念。因為那時就已經有了為想象中的“下一個世界”準備的陪葬。而靈魂的關鍵要素就是不朽。環顧四周，早期人類可以找到不少關于來世、死亡和重生的證據。太陽和月亮有規律地消失并再現。每一年樹葉落光之后，春天又長出新芽。來生清楚地暗示著某種死后的存在，這就是英國歷史學家和神父布蘭登所說的人類“最根本的概念”：靈魂。

當時一個非常普遍的認識是只有特殊的人才有靈魂。有些原始民族把靈魂歸屬于男人而不是女人，另一些民族則相反。有些民族認為靈魂存在于身體的不同部分：眼睛、頭發、影子、胃、血液、肝臟、呼吸，當然最重要的是心臟。對某些原始民族來說，靈魂通過頭頂離開身體，因而頭部穿孔成為一種常見的宗教儀式。同樣，在印度教中，靈魂并不是心臟本身，但是只有“拇指大小”（死亡時），存在于心臟里。《梨俱吠陀》里認為靈魂是“心靈之光”。

不朽靈魂的現代概念來源于希臘，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畢達哥拉斯。例如早期希臘人認為，人的本質由三部分組成：身體，與生命原則一致且位于頭部的靈魂及所謂“心靈”或“意識”，以及位于橫膈膜或肺部的精神。活著的時候，精神被認為是更重要的，但死后無法延續，而靈魂則可以繼續作為幻象，以身體的幻影出現。

到了公元前六世紀以后，這一區分方法便不再適用。此時靈魂被認為既是本質的自我、意識的所在地，又是生命的原則。古希臘抒情詩人品達認為靈魂有著神圣的起源，因而得以不朽。畢達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圖都相信輪回和靈魂轉世，即靈魂可以在其他動物，甚至植物中重生。

有些人可能對將“靈魂”列入歷史長河中最具影響力的三大思想有些不解。“神”的思想難道不是更具影響力，也更加普遍嗎？何況二者的含義也多有重疊之處？當然，歷史上的“神”向來就是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在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如此。但同時，有兩個理由可以說明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靈魂都是比神本身更具靈活性的思想。

一個理由是，雖然并非所有宗教都信奉來世，但關于來世的概念為“靈魂”思想的重要性鋪平了道路。如果沒有來世，靈魂等存在形式的很多內涵都將無從談起。對有組織的宗教而言，用這一方式可以更好地控制人的思想，宗教權威因此得以行使特別權力。當然“靈魂”的思想一方面在數百年間豐富了人的思想，但同時也限制了思想和自由，阻礙和延緩了進步，讓無知的凡夫俗子俯首聽命于受過教育的知識階層。

還有另一個不同的理由說明了為什么靈魂這種思想如此重要，至少在西方如此，可以說比“神”的思想更加重要和豐富。簡單來說，靈魂的思想比“神”的思想更具生命力，甚至在發展中超越了神和宗教。因為即使那些不信教的人，或者說連那些不信教的人也會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

我們可以看到靈魂以一種形式多變，但不時進行自我復制的方式顯示出其持久的影響力。這是思想史的偉大主題之一，是人類不斷的“向內轉”，一種持續不斷的“深刻”挖掘內心的努力。如前所述，這種“轉向”首次出現在所謂的軸心時代。

另一次重大轉向出現在十二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人們越發意識到，內心的悔改而非外在的懺悔才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天主教教會此時開始要求人們定期懺悔，而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巨大的傷亡助長了悲觀的情緒，迫使人們向內尋求信仰的幫助（瘟疫發生后，設立了很多私人教堂和慈善機構，神秘主義也隨之興起）。

而有史以來最大的“向內轉向”當屬十六世紀的新教改革。針對當時教皇聲稱忠實的信徒可以為“在煉獄中受苦的”親屬購買贖罪券，馬丁·路德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他主張人們無需神職人員的干預就能夠接受上帝的恩典，不管是天主教會的排場，還是其扮演人與上帝之間的“代禱者”背后的理論神學立場，都屬無稽之談，也沒有經文可以佐證。馬丁·路德呼吁回歸“真正的內心悔悟”，認為發自內心的痛改前非才是贖罪的首要任務：個體的內在良知是關鍵。

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也是一次類似的向內轉向，回應了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提出的通過科學理解世界的態度和觀點。浪漫主義者對此表示反對，人類經驗中一個無懈可擊的事實就是內在經驗本身。維柯之后，盧梭（1712-1778）和康德（1724-1804）都認為，想要知道該怎么做，就必須傾聽內心的聲音。

浪漫主義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靈魂思想的演變。浪漫主義的精髓在于“雙重自我”的思想，即“第二個自我”，一個不同的且往往是更高或更好的自我，是人試圖發現或釋放的自我。

浪漫主義及其關心的“第二個自我”是亨利·艾倫伯格所作《無意識的發現》一書的內容，他的大量工作最終發展成深層心理學，并形成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和卡爾·榮格的思想。無意識是最后一次重大的向內轉向，如上一章所述，是對內在世界進行科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在精神分析中，靈魂以無意識的形式存在。

我認為另一個重要思想是實驗。實驗不僅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是某種權威。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應用實驗方法的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約1186-1253）就是中世紀的一個權威。他畢業于牛津大學，在巴黎學習過神學，最為人所知的經歷是曾經擔任牛津大學校長。但同時，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他開創了實驗方法。（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中國的漢朝，以及公元九世紀的巴格達都曾進行某種形式的實驗，但未能得到系統的發展。）

格羅斯泰斯特的主要貢獻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發展了“歸納法”和系統測試。他認為，探索的第一階段是要將探討的現象分解成其包含的原則或要素，也就是歸納。分離了這些原則或要素之后，就需要進行系統地重組，以建立對現象的認識。他以彩虹為例，首先觀察它如何在天空中出現，如何在被磨坊的車輪、劃艇的木槳、嘴里噴出的水所濺起的水霧中出現，以及如何在陽光透過裝滿水的玻璃瓶時出現。這最終幫助弗賴堡的狄奧多里克發現了關于光通過球狀水滴產生折射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系統的、分析性的實驗方法的首次出現。

從醫學創新、印刷及各種媒體、旅行科技到工業流程，現代世界的幾乎一切都來源于基于觀察、實驗和演繹的科學創新。對這一點誰能否認？誰又能否認在民主化的宏大進程中由科學創新所帶來的社會政治自由？實驗法作為獨立而理性的（因此是民主的）權威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正是實驗的權威性，科學方法不受個體科學家地位或與上帝或國王親近關系影響的獨立性，以及借由各種技術呈現、加強和共享的可能性，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礎。

這就引出了可能是思想史上最有趣的問題，也是我要談的最后一點，而這一點恰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密切相關。那就是：為什么一直落后于伊斯蘭、印度和中國文明的歐洲，或者說西方，到了中世紀中期之后開始領先？

公元十世紀，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學家馬蘇第曾這樣描述“烏魯發”民族（這是當時的穆斯林對歐洲的稱謂）：“他們缺少溫暖的體液，身材高大、性情粗野、舉止粗魯、理解遲鈍、笨嘴拙舌……越往北去越愚蠢、惡心和粗野……”比他稍晚一些的同事，西班牙穆斯林城市托萊多的法官賽義德·伊本·艾哈邁德對歐洲也沒什么好印象。1068年，黑斯廷斯戰役結束兩年后，伊本·艾哈邁德用阿拉伯語寫了一本關于民族分類的書，認為八個民族在知識方面貢獻最大，其中包括印度人、中國人、波斯人、希臘人、埃及人，當然還有阿拉伯人。與之相對，北歐人“未能發展出科學，更像野獸，而不像人類……他們缺乏理解上的敏銳和智力上的清醒……”

到底發生了什么呢？為什么“西方”實現了反超？

在書中，我探索了幾種可能的答案。眼下，我想集中談其中一個方面：是歐洲領先了，還是其他地方落后了？

曾任教于開羅美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教授在其重要著作《歐洲霸權之前》中詳細描述了“舊大陸”的經濟文化狀況。她認為：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從1250到1350年的一百年是世界史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中東的中心地帶連接著東地中海和印度洋，構成了一個大致平衡西方和東方的地理支點。她指出，當時存在三個基本的貿易體系：歐洲體系、中東體系和亞洲體系。這些體系有幾個共同特點：貨幣和信貸的發明，融資和分散風險的相關機制，擁有獨立財富的商人。因此她承認在十三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間歐洲確實超越了東方，但并不認為歐洲有任何“特殊”之處；相反，東方只不過是處于“暫時的混亂”。

她指出曾經由成吉思汗統一的陸路貿易路線在當時正逐漸分化。比如1400年前后帖木兒東征對亞洲造成的破壞比十字軍東征造成的還要嚴重得多。又如，黑死病“在十四世紀中期的1348年到1351年間從中國一路蔓延到歐洲，摧毀了這條海上世界貿易路線沿途的大部分城市，而不同程度的人口損失擾亂了交易條件，使一些地方受益，另一些地方受損”。書中提到，這一點在歐洲也有所體現，不列顛群島曾經只是歐洲的邊緣部分，但由于瘟疫中“死亡”率不及歐洲大陸那么高，之后便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她認為，十三世紀之前的世界體系相對穩定，而且是真正的世界性體系。其中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家思想、瑣羅亞斯德教等不同宗教體系相安無事，全世界的商業同等復雜。她寫道：“甘吉布勒姆的紡織品生產組織與弗蘭德并無不同；在威尼斯和中國，商船都由國家建造；開羅、古泉州和特魯瓦等貿易中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發展，且發展速度直到十三世紀之前都大致相同。”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的世界貿易體系到了十三世紀開始瓦解，以布魯日、特魯瓦、熱那亞和威尼斯為中心的西方體系相對來說毫發未損，而位于開羅、巴格達、巴士拉、撒馬爾罕、霍爾木茲、坎貝、卡利卡特、馬六甲和中國大陸的東方貿易中心則遭到破壞。

阿布-盧格霍德由此得出的核心結論是，“東方的衰落”早在“西方的崛起”之前就已經出現。

這種觀點并非每個人都認可。劍橋大學早期中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就有截然不同的見解。他首先提醒我們注意公元1000年前在東方出現的浩如煙海的發明創造，尤其是受到西方熱烈追捧的科舉考試。李約瑟認為，在此前的幾個世紀中，歐洲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都不及中國穩定，因而這一地區發展滯后。歐洲貴金屬蘊藏量低，由群島構成的地理布局（伊比利亞、意大利、希臘）形成很多自然邊界，于是變得更加民族主義。除此以外，由于字母書寫體系的靈活性，導致不同部落和群體相對容易發展出互不相通的語言，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與中國統一文字不同）。所有這一切使歐洲反復陷入沖突，因此落到了后面。

但隨后兩項來自中國的發明登上歷史舞臺。首先是馬鐙的出現，極大地增強了騎士階級的力量，產生了封建主義。其次是火藥的出現，由于火藥削弱了騎士階級的力量，導致歐洲的封建制度被摧毀。

根據李約瑟的觀點，在西方，隨著封建主義日益衰落，商人階級開始出現，這與科學的興起密切相關。

可是在中國并沒有發生這一切。中國是一塊更加穩定的大陸，帝制傳統更加穩固，因此盡管出現了眾多發明，封建制度最終被“官僚封建制度”或者說“官僚統治”取代。以中國之大，皇權之集中，士大夫精英階級極為適合這種體制，孤兒中國以穩定的官僚治理實現穩步地前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樣的體制下，商人階級受到壓制。在士、農、工、商的四民體系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這一體制不光扼殺了創造力，還意味著城邦從未在中國興起。相反地，中國的城市由皇帝派人管理，沒有市長、行會或議員。通常作為自下而上流動之地的城市，在古代中國受到的是自上而下的統治。因此，縱使有無數發明，中國從來未能形成現代商業方法或現代科學。李約瑟認為最終這是致命的。

晚近的學者對李約瑟的觀點有質疑的，也有支持的（很多學術會議便以“李約瑟因素”為題）。但同時，也有其他歷史學家指出必須考慮東西方學術的區別。

在比較古希臘和中國的早期科學時，劍橋大學的杰弗里·勞埃德爵士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內森·席文認為，古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享受的資助遠不及他們的中國同行那么多。中國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受皇帝雇用，往往負責管理歷法這一國家事務。這就導致中國的科學家慎于提出觀點和接受新的思想，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損失慘重，而他們也極少像希臘人那樣辯論。相反，中國的新思想總是被納入現有的理論中，用于重釋經典。新思想無需戰勝舊思想以獲得認可。而希臘則是“智慧競賽”。勞埃德提出，希臘的科學陳述使用第一人稱單數“我”的頻率要遠遠高于中國，更多地以自我為中心，自我糾錯、自我懷疑和自我批評也更加司空見慣。希臘的戲劇常常拿科學家打趣，這甚至還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為在開放的社會中更容易發展思想和想象力。

《思想史》第三部分描述了歐洲在科學、神學、藝術和政治等思想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的時期，也就是一千年前。這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歐洲在中世紀中期如何以及為何得以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我們認為如此。但看看周圍，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是西方的產物，核技術是西方的產物，電視是西方的產物，現代資本主義這一西方思想席卷全球，超過了蘇聯的替代方案。大多數世界級的體育運動都來自西方。

最后說兩點。

思想史與政治史之間有何關聯？我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聯系，但未必是一目了然的。或許你們中有些人職業生涯剛剛起步，可以在這一領域做出些成績。各種影響和聯系確實是間接的。宗教戰爭推動了現代國家的建立。文藝復興既與個人主義有關，也（因此）與藝術有關。科學與民主經驗有關，也和技術有關。工廠的出現帶來空前的繁榮，也造成空前的痛苦與貧窮。思想史在幾個層面上同時展開，有時我們無法確知下一步會是什么。

最后，我聽說簡史類圖書在今天的中國比較受歡迎。但是我想給大家提個醒。心理學研究表明，要想在任何特定領域有所創新，都必須首先精通那個領域，除了掌握細節以外，沒有捷徑可走。這就是為什么我的書不同于簡短淺顯的思想史導讀。我希望能提供相當體量的知識，幫助讀者在各自領域開拓創新。只有對前人的工作了然于心，才能明確自己的想法有沒有創新點。這也就是西方所謂的“經驗之傷”。

希望我的書能夠幫助中國找回其鼎盛時期在思想史上所扮演的創造性角色，如同一千年前中世紀到來之前曾經發生的那樣，如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