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是臺灣地區歷史學者李貞德的一部法律史作品，2001年出版后，多次重版。2020年，李貞德又對其進行了修訂再版。該書以北魏蘭陵長公主被駙馬毆打流產致死這一經典案例入手，探討了婚姻暴力、性犯罪、親屬容隱、連坐、夫家認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倫理議題。修訂版的簡體版近日出版，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編自該書第二章，標題為后擬。

東晉顧愷之作《女史箴圖卷》“同衾以疑”

犯通奸罪的人在古代中國會受到什么懲罰呢？由于史料零散，加上漢初曾經修法改律，還真一言難盡。可以確定的是，今天人們印象中犯了奸淫罪的婦女遭凌遲之刑或石頭打死的畫面，在古代中國的記載中，是看不到的。中國的第一個統一帝國是秦朝，在公元前三世紀末期建立。從那時候開始，法律便規定，不論是已婚或未婚，通奸都會受到處分。在秦朝的檔案中，就記錄了一對男女在大白天相奸被逮捕。漢代也有法官為了寡婦與人通奸該當何罪彼此激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是個暴君，但他巡行天下時立碑刻石，卻說“禁止淫佚，男女絜誠”，要求夫婦雙方都保持貞節。有人以為“性”是古代男人的特權，女人通奸得到的懲罰比男人來得嚴厲。然而，從現存的資料看起來，秦漢魏晉時代的人似乎比較重視輩分倫理，或身份、時空、情境是否特殊等因素，而不是男女之別。也就是說，近親亂倫或是不同輩分之間的人通奸，處罰比較嚴重，男女的差別反而看不太出來。

通奸的罪與罰，單就法律而言，雖然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但放在整個婚姻制度的脈絡中，確實是男女不平等的。

浸豬籠，電影《繡花鞋》劇照

奸夫之刑

先說男人吧。在漢代，一個男人如果犯了奸淫罪，他可能被處以罰金、剝奪官爵（如果他原來有官爵的話），或者“耐為隸臣”，也就是剃掉他的鬢角后終身服刑（漢初改律之后才變成有一定的年限）。但若他通奸的對象是人家的妻子，那么勞動等級就得加重，服刑期間會被送去筑城，但可以不剃頭，稱作“完為城旦”。假使身份特殊，能獲減刑，不必筑城，只需撿拾柴薪供宗廟之用，那就必須搭配原來剃掉鬢角的處分，稱為“耐為鬼薪”。鬢角變來變去，現代人看起來，大概覺得還真復雜啊！不過，我們卻可以發現：古人一方面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另一方面相信毛發代表生命的力量，不愿輕易剃除。所以“髡”“耐”這種剃頭的事，確實可以當作刑罰的一部分。

但是，以上所說都只是一般男女之間的事。如果一個男人通奸的對象是自己的姐妹、子女或姑姑之類的血親，或是長輩，如他的父親或伯叔家中的妻妾，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處以死刑。古代大家族之中，父親的妻妾未必是自己的生母，伯叔的夫人也未必和自己年齡懸殊。同居共食、朝夕接觸，有時奸情難以避免，對此法律也大加防范。三世紀末，西晉朝廷修法，繼承漢律的精神，規定一個男人倘若和單身女郎或守寡婦人通奸，將被判處三年徒刑，但若和伯叔母通奸，則處以“棄市”，也就是在市場上砍頭示眾，讓大家一起唾棄他。可見亂倫的嚴重性，必須砍頭，就不是剃頭所能解決的了。

三世紀初漢帝國崩解之后，中國經歷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之后雖然有西晉短短五十多年的統一，但是到四世紀的時候，南遷的漢人和北方的胡人，隔著淮水，各有各的發展，大致上就確定了。南方政權大致沿襲晉律，仍然懲治通奸，而北方維持最久的北魏政權，也是如此。根據《魏書》的記載，鮮卑人在古早游牧的時代，對奸夫淫婦的處罰非常嚴厲，凡是不在婚姻之內的性行為，都有可能被判處死刑。不過，在拓跋氏南征推進和統治中原期間，曾經六度修訂法律，到六世紀初靈太后的時代，對通奸的處分顯然已經逐漸減輕了。

由于古代官方的歷史學家，比較重視政治人物的影響，喜歡記錄帝王將相的故事，因此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絕大多數是關于達官貴人的案件。從這些留到今天的資料看起來，他們通奸的對象，有貴族，也有平民（就像劉輝一樣），這些奸夫的行為之所以曝光，多半是被淫婦的丈夫發現或揭穿。例如靈太后攝政時期，廣陽王元深和城陽王元徽的妃子于氏通奸，被元徽一狀告到朝廷。經過皇族宗室的討論之后，元深被削除王位，遣送離開京城。還有一個案子，是一名叫賈邈的平民，控告一名叫竇僧演的官員和他的妻子通奸，經過官府調查，竇僧演被判有罪，遭到削除爵位的處分。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不論對象是誰，只要通奸的事實單純，沒有牽涉到任何政治陰謀（譬如叛國罪），這些達官貴人頂多被剝奪官爵，不會因為通奸而受到太嚴厲的處分。如果他們通奸的對象是寡婦，一旦東窗事發，有的人會遭受輿論的批評，有的人則干脆和寡婦正式成婚，堵了別人的口實。例如，北魏士族盧正思和他守寡的嫂嫂通奸，因而遭到彈劾，但史書中并沒有記載他后來是否受到處分。另一名士族鄭嚴祖，則是和堂妹通奸，雖然時人大多引以為恥，他自己卻似乎不以為意。還有一名單身貴族裴詢，和守寡的太原長公主發生戀情、奸情，事情敗露之后，則是由皇帝命令裴詢迎娶公主了事。

淫婦之罪

至于女人，在劉輝毆主傷胎案中，崔纂的抗議明白表示，雖然朝廷減免了張容妃和陳慧猛的死罪，處罰仍然太重，不算公平。顯然，即使對女人而言，通奸也不是什么大惡不赦的罪行。不過，這究竟是北魏特有的看法，還是歷來都如此，似乎有待考察。漢初的法律和案例都顯示，未婚女子與人通奸，將遭“耐為隸妾”，和前面提到的通奸男子一樣，剃掉鬢角后再去服刑。倘若已婚還與人通奸，就得提升強迫勞動的等級，從事與筑城相對應的舂米工作，稱作“完為舂”。假使身份特殊，可獲減刑，不必使力舂米，只需撿擇白米供祭祀之用，那就必須恢復剃掉鬢角，稱為“耐為白粲”。“耐為隸臣妾”“耐為鬼薪白粲”和“完為城旦舂”，在秦漢法律文書中頻繁出現，用來處罰通奸男女，其中雙方刑責相當，并無男女等差。倒是女子的人妻身份，會影響兩人受罰的程度。

秦代法律規定，逃妻應判“黥為舂”之刑，就是先在臉上刺青然后才罰她舂米。最近考古挖掘發現的漢初案例也顯示，迎娶人妻的男子，將遭到相應的懲處——“黥為城旦”。由于刺青的印記比剃頭難以磨滅，與人妻奸，男女雙方既不判“耐”，也無法“完”，而必須“黥”，顯示通奸皆須處罰，而且男女刑度相同，但身為人夫不會加重男人的罪責，女人的婚姻狀況卻會決定罰則的輕重。

人妻身份確實特殊。漢代名臣董仲舒的判案故事中，曾經出現一個例子，說：某甲的丈夫駕船出海，遇見風浪，“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個月之后，某甲的母親安排某甲改嫁，引起地方官重視，請問朝廷該判某甲何罪？這時，便有法官主張“夫死未葬，法無許嫁，私為人妻，當棄市”，似乎漢代法律對女性重婚或寡婦再嫁有特別嚴苛的處罰。不過，董仲舒卻認為“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認為寡婦只要沒有兒子，應該可以改嫁，何況某甲是由母親安排再嫁，順從長輩的意思，不是“私自成為別人的妻子”，所以無罪。雖然董仲舒的故事中出現“私為人妻，當棄市”的說法，但是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漢代或之后的魏晉朝廷，曾經根據這類條文處罰通奸婦女。

事實上，古代女性倘若在離婚或守寡之后，再嫁為人婦，不但社會上視為稀松平常，即使獎勵貞婦順女的朝廷也不以為非。漢代女性，因為丈夫太窮而要求離婚改嫁的例子，不一而足。名將張耳的妻子，出身富家，原先嫁了個貧窮的丈夫，離婚之后才改嫁張耳。漢景帝的王皇后，先嫁金氏，后來因為母親卜卦，發現她將來會大富大貴，才將她從金家奪回來，送到宮中去，果然享盡榮華。至于朱買臣的妻子求去，演成“覆水難收”的故事，就更廣為人知了。如果是守寡再嫁，恐怕更是司空見慣。如卓文君新寡，夜奔司馬相如；蘇武遠使不歸，妻子判斷他已亡故而另嫁他人。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漢代開國名臣陳平的妻子了。她在嫁給陳平之前，曾經五次出嫁，五次守寡，嫁給陳平的時候，已是第六次結婚了。

不過，以上這些例子，都發生在前一段婚姻關系已經結束的情況下；倘若在前一段婚姻關系存續中，又和別人私為夫妻，就于法不容了。漢代時就曾有三個男人合娶一妻，共生四子，遭到官府處決的案例。當時的法官范延壽表示：“男子貴信，婦女貴貞，今三男一女，悖逆人倫。”有趣的是，由于范延壽認為他們好比禽獸，因此決定將四個兒子交給母親繼續撫養，只處死了三個不知誰是誰父親的男人。如此看來，男子有納妾的制度，可以另娶小妻，但女子若一人嫁數夫，即使是在彼此知會的情形下，也被視為違法犯禁。相形之下，丈夫的婚內范圍可以隨意拓寬，觸犯婚外性行為的機會比妻子少，而女性因為沒有這種空間，受通奸罪限制和懲罰的可能性相對地就提高了。

話雖如此，以現存的資料來看，魏晉南北朝的女性因為通奸而受罰的故事，仍然非常少。《魏書》在記載涉嫌通奸的貴族婦女時，絕少提到懲處的事。有些婦女明顯地受到法律或丈夫的容忍，有些單身的婦女則被迫嫁給她們的情夫。前面提到，和廣陽王元深通奸的于氏，似乎就逃過了法律的制裁。而經圣旨撮合，嫁給裴詢的太原長公主，不知是在守寡期間，還是在改嫁之后，曾經和另一位高官私通而生了一個兒子，也沒聽說長公主遭到任何指責或處分。

然而，確實有些通奸婦女被殺，但不是受到法律制裁，而是嫉妒的丈夫所為。這些丈夫后來也必須為他們的暴力行為付出代價。《魏書》就曾記載一個名叫韋融的官吏，因為懷疑自己的妻子通奸而殺了她，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畏罪自殺了。北魏的世家子弟盧道虔娶了宣武帝的妹妹濟南長公主，長公主突然暴斃，當時輿論都懷疑是盧道虔受不了公主紅杏出墻的傳言而殺了她。宣武帝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既未要求調查妹妹的死因，也未對駙馬提出警告。倒是宣武帝駕崩之后，孝明帝繼位，靈太后攝政當朝，才立刻削除了盧道虔的爵位，禁止他入朝為官，為她的小姑子報仇出氣。

總而言之，通奸雖然被視為破壞家庭倫理和婚姻穩定的行為，但在魏晉南北朝，不論男女，都沒有人因為通奸而被判死刑的記錄，也看不出來婦女通奸會受到比男性更嚴厲的處罰。這樣看來，父系家族倫理中規定的“夫尊妻卑”觀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似乎并未全面發展。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李貞德/著，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202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