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女性史：20世紀卷》一書序言，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了解那些人生經歷跨越了20世紀的女性，你將被她們的不幸和偉大所震撼。她們受到戰爭、革命和獨裁統治的打擊，也見證了兩性關系的巨變。我們現在是否已經到達了女性史的“終點”，到達了多年來穩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進程的頂點？并非如此。如果誕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旋渦之中的20世紀地緣政治現在已經告一段落了，“歷史的終結”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歐洲及其他地區一系列事件的沖擊。“歷史的終結”對女性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是男性主導社會的末路和新社會黎明的到來？是一個性別分化幾近消失的新時代？還是一個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的世界？當代女性主義者仍在這些問題上爭論不休。雖然他們的目標是確立婦女作為歷史主體的地位，但構建女性身份的需要和徹底廢除“女性”這一類別的需要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浮現。分離主義似乎不再是可行的選擇；女性與男性在有待確定的條件下，以某種形式共處好像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一個女人想要什么？婦女大眾又想要什么？本書的讀者們——作為歷史進程中有著性別定位的行動者——將不會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學者的職責不是給出這樣的答案），而是會找到值得思考的內容。

讀者可能會對本書沒有按時間順序來敘述婦女解放而感到驚訝。20世紀女性擁有和她們的母親不一樣的人生，這個事實顯而易見，幾乎無需贅言。我們也沒有否認女性取得的所有成就：投票權、生育風險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職場上的新機會。不過什么是所謂的“成就”呢？這是一種社會構建——一種亟待解構的象征。婦女運動取得了什么成就？誰反對、誰支持具體的改變？問題和后果（既包括象征意義上的，又包括現實意義上的）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提出的問題。還要記住一點，沒有任何成就是一勞永逸的：當今反墮胎運動的勢力和艾滋病的蔓延提醒著我們這個重要的事實。女性的歷史從婦女運動中產生，但這些激進的開端不應該讓我們誤認為這本質上是一個進步的故事。事實要復雜得多。

20世紀作為女性進步時代的印象基于一系列的陳腔濫調，這與維多利亞時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將大屠殺和世界大戰拋諸腦后，只記得“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的“飛來波女郎”（flapper）、被“藥片”解放的女人，或80年代的“女超人”——她是女性主義和消費社會的產物，能夠輕松地在事業、孩子和愛人之間應付自如。事實上，“飛來波女郎”和被解放女人的刻板印象更常被人們用來譴責性別壁壘的瓦解和雙重標準，而不是用來為婦女運動的勝利歡呼喝彩。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第二階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批評“女超人”的形象起碼是模糊不清的：很少有女性能實現這樣的理想，它將彼此矛盾的要求強加于女性身上，而這些要求所引發的緊張關系卻被掩蓋了起來。事實上，羅絲－瑪利·拉格哈夫（Rose-Marie Lagrave）認為，“女超人”理想的社會功能就是掩蓋日益加劇的性別不平等。

1920年代的flapper形象

這些刻板印象就像人們對婦女運動成就的批判一樣有趣，因為它們提出了如下問題：哪些事件對女性歷史有著重要意義，以及它們如何迎合或打破了標準歷史中的男性敘事。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如果沒有表現史，女性的歷史則無從說起。也就是說，我們要對男性想象和男性社會規范所塑造的形象和話語進行解碼。20世紀（這是個心理學和圖像的世紀）已經表明，西方文化沒有發展出什么表現女性的積極方式。盡管弗洛伊德將性和性別認同的問題復雜化了，但哲學和社會科學卻直接對存在于整個社會的性別歧視進行了思考：女性被認為在為男人和家庭服務方面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在現代性的包裝下，經過科學的認證，以及電影、報紙、雜志和廣告的宣傳，家庭主婦和母親的模范形象被成功民主化了。政府——不僅僅是獨裁政府，將人口增長作為官方關注的問題。兒童撫育成為醫學上的專業。心理學家發表了關于母子關系的規范性聲明。所有這些因素都給女性帶來了留在家庭中的新壓力。“性”被視作一個合法的歡愉來源，而且女性的性欲受到了認可。不過，人們認為性只有通過婚姻來實現才是恰當的。而且女性擔心自己無法達到全新的美麗理想形象的要求，這種形象通過無比纖細瘦削的電影明星、模特，還有選美皇后表現出來。與此同時，一種現代女性的新形象產生了：她是一位專業的家庭主婦，既是家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費者。廣告在販賣商品的同時也販賣圖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鮮亮麗，但她們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廣告同時也將女性自己變成了性對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雜志和影片中公然傳播著露骨的色情圖片，無處不在。不過，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暢所欲言，并掌控自己的視覺身份。她們通過強調“表現”的政治重要性，試圖打破陳舊的刻板印象，并提出婦女實現自我的各種可能方式。在歷史上，婦女的形象從未像近年來這樣經歷著迅速的改變。我們將嘗試評估、追溯事件的日期并理解這種改變。

本卷不僅僅是對婦女解放的敘述，也不僅僅是一部表現史。與本系列前四卷的作者一樣，我們對自己的任務抱有更大的野心，本書基于長達20年的婦女歷史研究工作。這里并不適合探討婦女歷史的主體應該是什么這種寬泛的論題。讓我簡單概述我們研究課題的共同方法，這種方法超越了各位合作者之間的差異，我們希望它能帶來一種對20世紀的全新解釋。

歷史長期以來都是男人的歷史，男人被呈現為人類的代表。最近，許多著作表明（關于20世紀的著作就有成千上萬種），女性也有歷史。事實上，她們是人類歷史完全的參與者。但是，把女性與男性分開研究——當作這一切都在真空中發生，會進入理論的死胡同，也可能是造成歷史誤讀的一個根源。我們提出的是一種“性別化”的方法。男女關系是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關系不是天然的事實，而是一種社會構建，它們也在不斷被重新定義。這種重新定義既是社會動態變化的結果，也是其原因。因此，性別間的關系是一個有用的分析范疇，它可以與歷史學家更熟悉的其他范疇，如階級、種族、國家和世代之間的關系相提并論。正如所有分析過往的新方法，這種觀點的改變會產生新的知識。它甚至可能會導致歷史的重寫，這樣才能囊括以往的方法顧及不到的更廣泛的人類經驗。例如，用性別化方法分析納粹種族主義所得出的結論是，希特勒對女性的政策并非生育主義（納塔爾主義）或是狂熱的母性崇拜，相反，他主張的是反生育主義、對男子氣概的推崇，以及對“劣等人種”的大規模滅絕——女性是這一行動所針對的首選目標。只要在適宜的情況下，本卷的合作者們都試著將性別與階級、性別與國籍、性別與年齡、性別與宗教聯系起來：在通常被視作同質化的群體中，性別是一個差異化的因素。

因此，讀者該問的不是女性的成就，而是“性別體系”的演變。我說的“性別體系”是指一整套性別化的社會角色，以及從文化上定義了男性與女性，進而塑造了他們性別身份的觀念和表現體系。我們必須將女性處境的變化與男性處境的變化聯系起來看待。舉例而言，如果說在一個極端情況下，某些行業的女性化讓男女之間的差距持續存在；那么在另一個極端情況下，現代避孕方法不僅讓女性避免意外懷孕，而且讓她們得以控制自己的生育周期。因此，新避孕用具的發展必須與同時發生的法律變化聯系起來看待，這些變化結束了女性從屬于男子的家庭地位。讀者也該問問自己，是什么賦予了男人和女人各自行為的意義和價值。政府、個人和團體以各種方式宣傳的性別象征，其作用和后果是什么？這種象征主義最常用于建立等級制度和表現權力關系，它通常會阻礙而非加速變革。雖然戰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經常被形容為解放了女性，但是武裝沖突（它造成的心理和社會后果通常在休戰后也會持續很長時間）實際上是極度保守的，因為它（即便在女性主義的框架中）所推崇的是通過二分法來考慮性別問題。再看看政治方面的問題：“普選”一詞被錯誤地用于形容男性擁有投票權，而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政治仍然是男性的領地：即便女性選民占多數，選出來的女性官員也很少。女性往往會被劃歸到某些指定的政府部門，這樣就維持了政治屬于男性世界，社會關懷屬于女性世界這種由來已久的分野。女性官員時常被男同事們視為入侵者，甚至將彼此都視為邊緣人。然而，政府中的女性因為自身所取得的成就理應受到贊揚。例如，俄羅斯革命家亞歷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費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和法國政治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這三位衛生部部長都曾努力讓墮胎在自己的國家合法化。

法國政治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

因此，女性的歷史有一個潛臺詞：男性也是被性別化的個體。讀者應該要意識到這里講述的故事如何為整體的歷史圖景做出了改變與貢獻。它顯然會為社會史補充一些內容，但它也會帶來對文化史傳統分期的修正。更令人驚訝的是，它或許還能修正政治史——這仍然是回顧過往最具影響力的方式之一。例如，我們的方法對戰時保護婦女的家長制政策提出了新的解讀。它引發了人們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本質的反思，這二者希望通過消除性別沖突來進行更有效的剝削。它揭示了維希政府和“天主教民族主義者”佛朗哥政權的特征。它讓我們重新思考福利國家的起源和運作，福利國家接受了早期女性主義者的要求，公開承認了母親的社會作用，并從家長制的角度重新對她們進行了解釋。它也有助于我們了解魁北克的獨特性，本書從女性主義－民族主義的角度解讀了魁北克的歷史。亞歷山德拉·柯倫泰被批評為“喬治·桑主義”（George-Sandism），她不相信資產階級家庭會自行消亡，她夢想著一種新的工人階級道德。但由于她在一個深陷貧窮的農業國家宣揚自己的信念，而這個國家的“市民社會”（尤其是婦女）經常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預，所以她的主張極有可能太超前于那個時代了。

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的歷史當然是西方政治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領域需要做的工作還有許多。20世紀20—60年代一直被視為兩大女性主義“浪潮”之間的休耕期，現在才開始被首次研究，但是理解這一時期對于理解整個20世紀是至關重要的。浸淫于19世紀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運動是如何應對群眾政治、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的挑戰的呢？早期女性運動與產生于新左派、反殖民主義運動、20世紀60年代性解放的婦女解放運動之間有什么聯系？為了理解這一切，我們最好要警惕諸如“資產階級女性主義”之類的貶義標簽，并質疑平等女性主義和“差異女性主義”之間是否真的涇渭分明。性別問題可以引導政治思想的更新換代，因為它讓大家認識到，平等要求人們接受并包容差異。女性史作為一種認知過程，可以通過審視自身和整體的歷史讓整體歷史的內容變得更加豐富。性別化的類別從文化上構建了我們對性別差異的概念。通過分析性別化的類別，我們學會了以新的方式看待史料，并適當地修正我們的方法。雖然女性的歷史有時被批評為“對論述的論述”，但這種方法不是一時的潮流或逃避困難工作的手段，它是必要的。

歷史以及其他知識領域也受到了當代女性主義思想的影響：哲學、法律、社會學、政治學和文學批評也在本書的編寫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我們不能再誤認為片面的方法具有普適性。女性主義批評對意識形態的預設提出了質疑，這些預設可能就隱藏在最淵博的研究或最全面的統計中。勞動問題的研究和數據統計尤其如此。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女人應該照顧孩子、做家務，就好像在外面工作是男人天生的權利，而女人這樣做就實屬異常。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家就像他們19世紀的前輩那樣，試圖通過論證性別分工的基礎是兩性的天然差異來證明其合理性。

但是20世紀的情況又如何呢？當然，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世紀——全面的戰爭貫穿始終，戰爭的受害者（包括平民和軍人）數以百萬計。這還是一個種族大屠殺的世紀，女性在劫難中也沒有受到特別的仁慈對待，而且出于阻止下一代誕生的目的，猶太和吉卜賽女子遭到了殺害。女性也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選擇付出代價。政治鎮壓對所有受害者而言都是殘酷的，但有時這種鎮壓專門針對女性。她們被剃光頭發，身體也受到侵犯。極權主義政權經常訴諸令人恐懼的家庭連坐制來進行鎮壓。出于對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受害者的紀念，我將在此提及兩位非凡的女性，她們在被囚禁于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時（Ravensbrück）成為朋友：一位是捷克記者米萊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ka），她是卡夫卡的朋友和翻譯，也是對一切壓迫的積極反抗者。另一位是德國共產主義者瑪格麗特·布伯－納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她不僅將希特勒的集中營公之于世，還將她逝世于1944年的朋友的記憶留存了下來。

米萊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ka）

瑪格麗特·布伯－納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

也正是在這個世紀，步調遠遠滯后于男性的女性終于走進了現代世界。現代科技給男性和女性帶來了更好的健康狀況和更長的壽命。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婦女獲得了最好的教育。城市的發展和消費品的激增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需要歷經艱辛苦痛的人變得更少了，即使我們承認消費社會的失敗之處和不平等，這肯定也算是進步。對女性而言，這意味著家務和育兒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由于女性在這些活動上花費的時間減少了，她們就剩下更多時間來參與社會生活。但現代生活對于女性而言還具有別的意義。女性長期被困在家庭這個天然的共同體網絡中，她們未能從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個人權利擴張中獲益。因此，現代性對她們意味著個性的實現、完整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對于父親和丈夫而言的經濟、法律和象征意義上的獨立。正如許多專題研究所表明的那樣，曾經強有力的束縛已經放松了。

這場性別關系的革命是從何時開始的？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它？這似乎是導致男性身份危機的原因，這種危機的跡象有許多，但卻難以被人們所理解和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西方帶來了長期的民主和經濟增長，不過它并不是這段歷史中的關鍵時刻（盡管它的確給法國婦女帶來了投票權）。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標志著婦女重返私人領域。由于下一代的孩子們被宣稱為重建國家的關鍵，婦女們被告知回歸家庭是她們的公民義務，正如幾年前她們的義務是參加工作一樣。事實上，在許多國家，出生于戰爭年代的那一批人在職業上是最不活躍的，但其生育積極性卻最強。這一代女性對通常意義上的政治不感興趣：20世紀50年代家庭主婦的形象成了典范，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撇開精神分析不談——在《女性的奧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中譴責了媒體對這一形象的意識形態塑造。這是歷史上關于女性的最暢銷著作，與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一間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一樣都是女性主義的基礎文本。就法國而言，維希政權在政治上與過往的共和國決裂，但卻延續了前任政府的家庭政策：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法國女性被要求承擔母親的角色，而她們的丈夫則要工作謀生。很少有民主人士質疑這些政策中的極權主義潛質，就像很少有主張政教分離的人質疑宗教在政府干預國家事務方面的影響一樣。

《女性的奧秘》（ Feminine Mystique）

本書將更多的篇幅獻給了節育的倡導者，比如美國的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以及法國的瑪德琳·佩萊蒂爾（Madeleine Pelletier）、珍妮·赫伯特和歐仁·赫伯特（Jeanne and Eugene Humbert）。我們也更多地談到了計劃生育和單身母親的支持者，其中許多人活躍于20世紀20年代—20世紀30年代國際范圍內的性改革運動。我們試圖去衡量宗教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但其涉及面很廣。性別差異是天主教會的基石之一，它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比大多數宗教都要保守：教會抗拒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不允許神父結婚，拒絕任命女性為神職人員。這種頑固的態度導致了歷代天主教激進分子的出現，這些改革者給教會和女性的處境帶來了改變。盡管如此，法國的宗教活動還是出現了明顯的衰退。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也就是希望初現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過去50多年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性別關系才開始改變。我們很難說什么因素起到了最關鍵的作用。和平、繁榮發展和科學發現當然都有所助益，但我至少要提及避孕藥的發明者格雷戈里·平克斯（Gregory Pinkus）。1968年的學生運動也很重要：學生運動仍是未來的學者可以從性別意識角度來進行探索的開放領域。當然還有婦女運動，它們強烈譴責了“父權制”及其一切象征。私人領域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男人不是“家庭的主人”，夫妻在婚姻中是平等的伴侶。這種觀念首先影響了美國和英國的法律，后來也影響了大陸法系。現在法律允許各種類型的家庭和婦女角色。對避孕和墮胎的更開放態度讓女性能夠重新掌握自己的身體和性。女性現在可以決定自己什么時候要孩子，政府也不得不放棄極端強制性的家庭政策。當女性主義者堅持婦女有權決定何時要孩子以及是否要孩子時，他們所表達的愿望其實是將生育功能私人化。無論觀點的好壞，生育在整個世紀以來都被視作一種公共責任。從更基本的層面而言，他們試圖重新定義婦女與生育的關系。當代女性主義者們在這個富有爭議的問題上很少追隨他們的前輩。女性解放似乎更容易通過工作場合的自我滿足感，以及個人對丈夫施壓來分擔育兒責任而實現，而不是通過尋求國家的承認和讓育兒協助成為一項社會化功能來達成。

然而，衡量變化的最佳方法并不是將“公共”與“私人”對立起來，而是應該注意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不存在導致社會變化的單一原因或主要因素。相反，我們必須要研究因果之間的互動。隨著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參與文化和政治活動，私法也得到了發展。家務負擔的減輕促使女性更充分地參與公共領域。雖然社會立法和稅法仍然反映出過去的婚姻不平等，阻礙了許多女性參加工作，但是福利國家的出現讓婦女獲得了更大的獨立。它不僅為女性提供了保障，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還減輕了照料家庭的負擔。尋求教育和工作機會的女性人數創下了歷史紀錄。雖然教育制度更偏向男性，許多工作也留給了他們，但這些變化還是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婚姻中的專制消失了，傳統的家庭主婦也消失了。與女性的政治保守主義的名聲相反，她們也越來越傾向于給左派投票。事實上，法國的當代年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給左翼候選人投票。家庭生活可能也在走向民主化，盡管這一點更加難以衡量。愛的文化也許已經進步了，男人和女人也開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彼此。20世紀60—70年代的女性主義在所有這些變化中（尤其是女性獲得的政治和象征性自主權，即說出“我們女性”的能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們通過建立起“女性”這個基本政治范疇，并且將自身組織為一個有能力解構和重構其意義的群體實現了這一點。我在這里使用過去式的用意僅僅是指變化的發生非常迅速，而不是指這個過程已經完成了。我并不是說女性已經贏得了勝利，也不是說在所謂女性主義“盛行”的時代過去后，兩性關系已經回歸到更“正常”的狀態。女性主義的明顯衰落（一些評論家稱之為“后女性主義時代”）既是一種損失，也是一種轉變：歷史仍在繼續，以不可預測卻有跡可循的方式不斷地改變著事物。

此外，我在使用“婦女”（Women）的復數形式時，并不是在預判她們是否構成了一個統一的群體。女性主義透過不同女性群體之間的沖突，看到了每個女性主體的多樣性：例如美國黑人與白人女性活動家之間的分歧；或者是更富有戲劇性的情況，如第三世界婦女在國際會議上對歐洲和美國帝國主義的指責。即使在西歐和美國，也不是每位女性都有平等的機會來按照自己的選擇生活：社會背景、職業地位、國籍和種族都是重要的因素。如今單身母親所面臨的困難讓人聯想到過去未婚婦女所面臨的困難。女性還會面臨其他問題，我們將就其中一些問題展開更詳細的討論，但我們對于處于邊緣地位的婦女可能關注得太少了。

我必須強調，這本書并不自命具有普遍性，它甚至沒有完整地論述自己所圈定的范圍。這是一部歷史學家寫就的關于女性的歷史。其實，進一步將范圍縮小了。它沒有觸及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關系的問題，而從這個特殊角度出發的研究很少。我們也沒有考慮北方地區對南方地區的主導。后殖民時代所涉及的不僅是經濟和/或文化上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涉及移民的問題。我特別遺憾的是，書中沒有收錄關于大眾消費的文章。如今豐富多樣的消費品類讓家庭發生了變化，但不平等在全球范圍內仍然存在。性別和種族問題是另一個未被探索的領域。我們該如何解釋女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接觸？當兩個文明發生沖突時，雙方的女性之間、男女之間該如何相處？意象和性幻想在這場對立中占據了怎樣的地位？移民婦女（以及她們的女兒）在保持種族身份或促進融合方面發揮了什么作用？

正如這個系列的前幾卷一樣，我們將注意力放在西方，這似乎既合理又狂妄。我所說的西方主要指歐洲和北美，它們不僅是地理和文化上的統一體，而且在20世紀還擁有經濟和政治上的統一性：總的來說，我們研究的是富裕的國家，是擁有共同歷史的發達社會。

我們的方法按照時間順序和主題來展開。我們在對前半個世紀的研究中，主要關注國家之間的差異：歐洲嘗試過將女性“國有化”，我指的是各個國家試圖提出自己的女性模范。然而，隨后的趨勢是“國際化”（如果不將其稱之為“標準化”的話），該趨勢通常受到美國的支持：這就是如今的情況。因此，我們可能沒有在美國問題上投入足夠的篇幅。我們通過比較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模型，而我們真正需要做的可能是分析這些模型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對大眾文化、移民和國際關系進行探究。

因此，我們希望讀者可以開始對性別關系豐富多彩的地理和歷史有所了解。有些國家是名副其實的“實驗室”：盡管美國不時出現清教主義的復興，但它仍是“現代女性”和“婦女解放”的誕生地。不過，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可能才是最佳典范。北歐和拉丁歐洲國家[1]之間存在著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差異：法國以厚重的《拿破侖法典》為基礎發展了起來，而地中海國家仍在與以懺悔為基礎的遺留法律制度和獨裁政權做斗爭。考慮到出生率和結婚率的下降，職業女性數量的增加，以及婚姻和政治的民主化等在西方普遍發生的現象，南歐國家近來的進步似乎更加引人注目。這一進步催生了新的女性歷史中心：在西班牙，人們驕傲地重新發掘了被遺忘的源頭——共和國時期的大膽實驗，顛覆了佛朗哥神話（Francoist Myths）。我們可能也應該將東歐國家囊括進來，請它們像加入其他領域一樣加入我們中間來。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我還需要提出另外一點。本書沒有收錄男性學者的稿件并不是刻意排斥的結果，而是反映了史學的現實。20世紀的女性史——因為它是我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母親和祖母的歷史——是由女性書寫的，女性在其中的參與度甚至比在更早期的女性史中的參與度更高。然而，作者的性別并不足以影響學術觀點的改變。本書和本系列的統一性和獨創性在于它審視過去和現在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否奏效則取決于讀者——普通讀者和專業歷史學家的判斷。

女性史并不自稱為人們提供了可以看到歷史全貌的最佳位置。但是，當歷史在當前事件的沖擊下，重新審視自身作為一門學科的身份和理解現實的原則時，女性史可能是我們為過去的模式增添深度的一種方式。如果連這樣的野心都不具備，也就不能指望揭示社會進程真正的復雜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