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俞耕耘 文學報

新批評

作家、評論家李敬澤的黃河旅行圖文隨筆集《上河記》，近期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可以文化出版。書評人俞耕耘撰文稱，“李敬澤將關切他人與關心自己，同構一體，這是一種雙重觀照的寫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經緯。過去未來時，與將來進行時，一并穿行，又何止遠上白云。《上河記》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來，思緒落筆，遠比河道更自由。”

《上河記》：一種浪游美學與文化考古

文 / 俞耕耘

李敬澤把河上紀行，寫出了紀錄片的“文獻感”，他像周代的采詩官，取各國之風，用以興觀。若以六經皆史的觀念看，河上民風，自是春秋。《上河記》雖為游記，實為文化考古，它從現場觀察，即時感受，生發“自我敘事”，歷史引類。這是評論家的當行本色，帶著年鑒學派注重微瑣，看重生活史、物質史的敘述氣質。

“沿著黃河，我從甘肅、寧夏、內蒙古走到陜西，從六月走到九月，我當然不是一無所知，我的問題是難以確切地說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換言之，被看到與被記述，感知與經歷的黃河，絕非一回事。李敬澤描述了熟悉的陌生，博學的無知。這是以退為進，用防御性的自我評論，展示對大河流動不居、浩大繁復的敬畏。

李敬澤手繪的行走黃河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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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敘述是一個作家的素養，那里生發著揣測，想象與圖景。考古者，偵探和作家，往往又有共通原型：即猜謎者、復盤者和講故事的人。作家在拉卜楞寺的照片沒了，“只能依靠我的記憶，記憶中的拉卜楞寺。記憶不可靠，我喜歡一切多少有點不可靠的事物。”這或許也是他對甘肅“卦婆子”有些迷戀的緣故。神奇浪漫，游蕩在城鎮集市，和吉普賽人一樣。“不知他們是誰，他們從哪兒來。他們是一個謎，但他們又是猜破謎語的人，他們似乎有一種看透我們的過去和未來的神秘能力”。

這種能力，也是李敬澤文章經營的動機：匯通古今，融入自我，引以文獻，敘事寫人，描情狀景，構成文體綜合實踐新境界。在我看來，其文章亦由“故事的圖層”，反復疊合而成，如同古典罩染畫法。人物故事，自我故事，歷史記載來回穿引，構成繁復對話，時空雜語的文本系統。譬如他借陜北旅途所讀《中國紳士》為楔子，套嵌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對前途命運的雜感。

“后來，‘地主’‘貧農’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這很好，我不必再為此焦慮……當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打倒了地主我母親肯定上不了大學，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但我難以想象作為山西芮城的一個地主少爺會是什么感覺。”作家考辨地主與紳士之別，又頗有魯迅之風。他以才學見于隨筆，顯露的是歷史的識見，解釋學的興趣。如引證顧頡剛《甘青聞見記》，對“卦婆子”也做了源流考。“聞永登縣亦有此類裝束者曰‘北蠻子’，以行卜為業，尊奉桃花女，陰歷九月初一日為其誕辰，有大廟祀之”。

李敬澤夾帶敘事，勾勒寫人的功夫，如微小說，三言兩語，就是微瀾情節。當“我”沾了光，蹭了旅行團的導游講解，還不忘琢磨：“他們認為僅僅兩個洋人就享受一個導游的服務，這不公平。我看著我們那位年輕的喇嘛，他真是修為功深啊，只見他臉上淡漠如水，說了句‘他們交的錢多’。”之后是安靜，“顯然那五六十秒的安靜是在向更多的錢致敬。”這種旁觀的反諷，生于沉默和頓悟的時刻。

當記憶出現空虛，無法按圖索驥時，知識就開始登場。他的寫作顯出記憶和知識的共同體，其間有微妙的抑制和平衡。“當然，我知道的比我記得的更多。”在唐卡、經卷、酥油和奶香的感官回憶外，他開始轉向資料。“由此我知道‘拉卜楞’在藏語中的意思是‘活佛的府邸’，1709年建寺，為黃教六大名寺之一。我知道我所見到的那群喇嘛是在演練法舞，為他們伴奏的是著名的嘉木樣樂隊。”

福柯曾在《這不是一只煙斗》中論述了“圖形文”的觀念。我想，李敬澤穿插征引文獻，同樣也是圖象和文獻的并置、對征和相互指涉。他善于打通來歷出處與“即時即景”，民風禮俗之畫，也成了思想風景。同時，這種知識也客觀拉開敘述的空間與時態。“現在，我已經知道”，“現在案頭就有一本《拉卜楞寺概況》，由此我知道……”事實上，作家只是游歷后知曉，于寫作的“此在”中，整合、查閱并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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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心態對作家意味什么？或許是堆笑和搭訕，也并未得到當地人的搭理，未免失落。作家自嘲顯得可愛，“我在草原為異客，客從何處來，淡然無人問，只好一臉奸笑和小家伙們套磁，小家伙包括小男孩、小女孩、小喇嘛、小牦牛和小羊羔。”“如果把我的話在此復述一遍我會不好意思，我運用了吹牛皮、拍馬屁、意在言外、綿里包針、冷笑、諂笑等等手法，終于讓上尉相信：今天早晨他們軍營來了一個重要人物。”這種打趣也說明——作家和演員一樣的“必備修養”，就是修辭術、表情管理和表現手法。

“門票”和作為民俗的“景觀”，又延伸出“看客”的新意項。私人生活是可消費和展覽的嗎？麻局長塞給阿媽五塊錢，作為進家的門票。“如果在北京，在我的家，有一天忽然有幾個陌生人敲門，要進來看看，我想我不會讓人家進來，五塊錢不行，五十塊錢也不行，如果人家肯出五百，我又得懷疑他存著什么陰謀。所以，和我比起來，阿媽是淳樸的。”這很像魯迅的觀察，只不過李敬澤很坦誠，愛檢視自己，沒有置身事外的優越。這是雙面鏡，照別人時照自己。“那時我以為那條河不過是無名小河，人于山水間也勢利，那河就白白地流了。”

在大夏河邊

“這一切都是水，我也是水，誰能知道水上印下了什么？”那條河是大夏河，“流了千年萬年，我沒有理由認為它在6月8日一直跟著我”。這種自然的省思，一反文人傳統中，萬物皆著我之色彩，山風水月為我取用的主體性夸飾。李敬澤更內斂謙卑，像莊子之“游”，流動照見，逍遙無待，亦無占有。水印也是人跡，流程也如成長。河流精神，是生命意志起落興衰，轉角迂折。“我看著大夏河由清澈變得渾黃，看著它在漫長的路途中漸漸衰竭，又神奇地恢復力量，繼續向前、向北，向著一條它夢想中的大河。”

《上河記》也在窺察河流對人文地理的分野區劃。觀河如觀風，與濮上觀樂一樣。“看著河水的顏色變化，你就知道了居住在河岸上的人。水變黃了，人就由山民、牧民、半牧半農變成了嚴謹、勤勞的農民。”只有中規中矩，未免老實刻板的農民，才能打理出規整的農田，精細得“如蛋糕師傅的杰作”。河流對生產生活，民風心性做了隱微注解，且無可辯駁。《山海經》對風物進行地理譜系之歸納，李敬澤也試圖探尋大河對原住民的積淀塑造。

甚至，他對河考證的語體，也像《山海經》高古疏漫。只說起止長度，寫源頭歸處，如此而已，卻仿佛有標記者和命名者的力量。大夏河“有了新的源頭、河道，它成為一條更大的河，發源于甘南桑科灘南大不勒赫卡山，奔流176公里，在劉家峽歸入黃河。于是，到民國年間，地圖上有了‘夏河’和‘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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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向一位年輕上尉解釋，“我是誰，從哪兒來，為什么一定要看蝴蝶樓”。我想，這三個問題也是這本書(游記作品）的方法。一是身份問題(認知視角），其次是生存位置(敘述姿態)，最后是書寫意義。我想訪古探幽和文化考古，就是作家的兩大意圖。蝴蝶樓，是馬步青給姨太太修的外宅，它本是土軍閥貪婪縱欲的見證。“時光把人帶走，把樓留下……它被時光提煉出清素的雅致和幽隱的淫逸。”

李敬澤寫出精神和物質的某種背離與自反，以及那種近乎怪誕的氣息糅合。清雅和淫欲的“反組合”，一定是矛盾的嗎？這種味道如南朝粉黛宮體詩，煬帝江陵龍船御女，抑或《青鳥故事集》里所寫北宋進口海外香料的頹靡。從地理、器物和空間布置，作家建立隱喻的符號世界，它足以構成故事的門廳。作家的才華就是再次賦予感官世界，他找補細節，就像描出建筑上的風塵，水槽里的蟲子。那就是散文的肉感，皮下脂肪。而大多游記不過是寫眾人常見的地表物，并無取出“封土”，看看文化積層，進行斷代分期的興趣。

本雅明曾在巴黎拱廊間游蕩，寫出一種歷史社會學的意象分析。李敬澤也有這種熱情，才學相濟，悠游從容。“天然氣、毛毯、女學生、風沙、‘領導講話’，我覺得加到一起其實就差不多了，對一個外鄉人來說，這些因素構成了榆林歷史和生活的基本要點。”正如孫悟空對人參果的了解，基本來自師弟、道童和土地的吹噓。作家對榆林的印象，起初也由道聽途說，朋友傳言構成。這些關鍵詞足夠串起故事的線條雛形。

作家觀察城池，也是人性洞見，這種比附，反映了思維模式和文化心理。榆林比于北京，謂之“小北京”，雖并未十分吹牛，也是“好面兒”心理。而舊城輪廓，“城區如棋盤，似乎是有人用鉛筆和尺子在這片地上打下了格子。”他借用明代傳教士的結論，“中國人是個熱愛幾何的民族。”顯然，這話也只說了一半。中國文人造園時，師法造化，因勢制宜，順其自然的性靈，是另一半。

回到作家，自然喜歡野趣天成。博爾赫斯那種“小徑分岔”，才適合他的偏好——不確定，可能性與迷失感。形式美法則若過勝，未免匠氣刻意。“我不熱愛幾何，上學時我的幾何總不及格，所以我喜歡像上海那樣迷宮般一團亂麻的城市。我所喜歡的北京也恰恰是南城那些幽深轉折的小巷，它們像是自然生長出來的，沒什么規矩，但合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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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和剪紙藝人郭佩珍

《上河記》的紀事，又暗含編年與群像列傳的史家氣息。如呂家宅門大匾文字，家族豐碑的抄錄，都是對歷史的實證。呂家宅院是標準的北京四合院，“我甚至覺得屋門一響，走出來的人張口就會是行云流水的京片子。”空間也可移置，對話與模仿，像一個異鄉人待久了，自帶當地口音。榆林有模仿明代京城的心氣，也有移民城市的包容。各地戍邊將士在此定居，“它是武士的城”。“小北京”的小，只是景觀的微縮成象，卻毫不影響氣性闊大。“眼睛盯著北方，心向著北京。榆林是警覺的武士，它很長時間里難以徹底融入和歸附它身后南方的陜西。”

思接千古，慮游八極，靠的是游蕩者的美學，漫無目的閑逛，隨性看遍街頭牌匾，男女印象。這與新感覺派筆下的都市獵手，捕獲摩登女郎，大抵差不多。讓我們留意作家猶如“天眼”監控的目光。“‘綏德的漢’后來我見過幾個，果然英武挺拔，但對于‘米脂的婆姨’，大街上走馬觀花，并無什么心得，也是有美的有丑的，平常的多，大美大丑的少，如此而已。”

而他又能于街頭分析數據，推論年齡結構、性別平衡與人口流出等社會問題。“在佳縣，我從一個小鎮的街頭數到街尾，婚紗攝影店竟有十四家，這肯定說明此地正經歷著婚齡人口高峰；而在米脂，我看見的幾家照相館卻都不曾打出婚紗攝影的廣告，也許性別的長期不平衡流動已經影響了這個縣的人口結構？”

一葉知秋是洞察力，社會關切是介入感，邏輯推導，則是不少作家欠缺的思維訓練。李敬澤將關切他人與關心自己，同構一體，這是一種雙重觀照的寫作。他的文章，自有年表，自成經緯，一種縱橫氣，莽莽而來。過去未來時，與將來進行時，一并穿行，又何止遠上白云。《上河記》好古而知新，述往以知來，思緒落筆，遠比河道更自由。

原標題：《《上河記》：一種浪游美學與文化考古｜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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