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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閻海軍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在重啟的時間節點和全面復蘇的生活秩序中，全新的一年幡然鋪展于我們眼前。嶄新的歲月里，我們將與無數全新的驚奇相遇，也期待能與那些懷戀已久的往日煙火重逢。鏡相欄目此前發起「疫中重逢」主題征稿，試圖記錄這個春節里的日常觀察、沿途見聞或人物故事，在新的開端之下，講述這個不普通的新年。

下文是本專題下的第六篇作品，冬雪覆地，故鄉一片蒼茫。作者驅車回到家鄉，參與家族的祭祖儀式，熟悉的習俗日漸消失，鄉村社會也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轉型，遺失的年味還回得來嗎？

回鄉的路，總有不暢

過年的情緒是有傳染性的，周圍的人“轟”一聲，說要過年，你心里也就難以抗拒地想過年了。

尤其對于鄉村社會長大的人而言，過年的記憶普遍大量地占據著腦容量。越來越多的人離開故土在城市工作生活，返鄉也逐漸成為熱詞。

前兩年由于疫情，春節難有大規模遷徙。今年人口流動又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距過年還有一周時間，出版圈的朋友已經正式放假了，很是讓人羨慕。做傳媒的人，總要堅守到最后一刻才能回家。有一年，逼近年三十，領導還在“關心”民眾。編輯部的人心急如焚地等啊等，等到下午才能完成編發工作。遇到這樣的時刻，返鄉的路總得摸黑。

2022年春節前，冬雪覆地，故鄉一片蒼茫。走夜路進村時，車子打滑轉了兩圈。路邊崖畔沒有防護欄，第一圈轉起時，頭腦發蒙，頓時產生了失去一切的念頭。兩圈轉完，車子反彈到道路內側墻根，停定。老半天才回過神。

我下定決心，以后返鄉再也不走夜路。

故鄉全貌

今年比較順利，年三十前一天的工作，趕在下午2點多就完成了。下午4點，我就開啟了返鄉的旅程。兩百多公里，三個多小時，到達鎮子時，前路難行。這一天，是一年之中集鎮的最后一天逢集，沒有采購年貨的農民，要趕在最后完成任務。已經采購了年貨的人，還要在這一天再來補點倉。有記憶以來，臘月里總是集鎮人最多的時候。故鄉的集鎮在一條公路旁。我世紀初離開故鄉前，農民趕集都是騎自行車，街道車水馬龍，溢出來的人車會造成公路擁堵，但只要有汽車經過，汽笛長鳴，人總會慢悠悠讓出一條路，不至于道路完全被堵死。

如今，街口溢出來的是汽車和人，公路被堵得嚴嚴實實。一位身穿制服的交警拿著小喇叭不停疏導，而好不容易疏導開的口子，瞬間又會被不守規矩的車子彌合。

暮色正在降臨，交警的身影倍顯單薄。一輛加長貨車，被卡在街口，交警疏導周圍的車輛避讓，我識趣地將車排在了一輛靠右停止的皮卡后面。我們左面，停放著一長串不知車主去向的汽車。不一陣，后面的來車有的依次排了隊，有的開進了路中間的通道。交警很快被車輛淹沒了。

耐心等待，半小時后，街口對面的通路被打開。這邊不守規矩搶道中間的車一溜煙開走了。我跟在他們后面一邊走，一邊想秩序的建立問題。慣用理論的人肯定會從“破窗效應”之類的總結中找答案。我思考的倒是另一個問題，集鎮上的先輩，多是自行車都騎不起的赤貧農民，他們的后輩走出鄉土，如今返鄉駕駛汽車時耀武揚威不守規矩的神氣，到底習自何方？是鄉村固有的弊習，還是城市染來的疾患？

因為車多為患造成交通大擁堵而延遲回家，想想上世紀以及更早的前輩們外出的艱難情況，剛好是兩個極端：無車可乘，難出遠門；車多擁堵，寸步難行。

回到家，夜已深沉。突然撞開大門，站在屋中時，年邁的父母都露出了驚異的表情，“你回來怎么不提前說一聲？”

每次返鄉，父母都要這樣問我。

我一直不按他們的期許做。我知道，一旦告訴他們何時回來，他們總要翹首期盼。一旦遇到堵車之類的插曲，總會延誤時間。人老了，經不起太多反常事物。

祭祖是過年的重頭戲

在隴西黃土高原上的鄉村社會，過年最大的任務，莫過于祭祖。過年最隆重的事情，也莫過于祭祖。

中國在商代時，領袖的主要任務就是請求先公、先王作為人神之間的媒介，向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災害，這反映出了對祖先的崇拜。

許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對照》一書中認為，“中國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說是從死靈崇拜發展而來的。這一轉化，必須有對于家族血脈的認知和觀念，才能經過家族系統，回頭去祈求祖先的保佑。……有了祖先崇拜，顯然，也會有對于傳統的尊重，憑借宗族和婚姻關系延伸出的網絡，也成為鏈接、合作的系統。于是，家族倫理和尊重傳統這兩個觀念，數千年來建構為影響中國人行為的價值尺度。”

祖先崇拜是村莊結構中生命儀式感最強的標志性符號。記憶中，每年祭祖的時候，整個家族的人都要來我家參與祭拜。父親在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奶奶晚年生活在我家，所以祖宗的牌位也都在我家里。臘月三十的下午，各家人會將準備好的紙張，拿到我家制作紙錢。手頭寬裕的買白紙，手頭拮據的買粗麻紙。后來，粗麻紙不見了，大家更熱衷買印刷好的冥幣。自制紙錢必須用鐵制銳器，在折疊好的紙張上打制出半圓形的花紋。

一切準備妥當，全族人都會到齊，然后開始請“紙”（即祖先神位）。所謂請“紙”就是把做好的紙錢，分給每位逝去的人一沓，置放于飯盤中。族中長幼次序不等的人分別端飯盤，來到村口，將祖先的靈魂請回屋內。紙錢成了祖先靈魂依附的載體。

整個請“紙”過程很莊嚴，大人們個個神情凝重，但孩子們一個個嬉皮笑臉，這個時候可以合法地大放花炮，體味煙花爆竹爆裂時的歡樂。

“送紙”：向每位逝去的祖先燒掉紙錢，意味著當年正月的祭祖儀式圓滿完成。

我的家族正月里祭奠祖宗是三天。從臘月三十請進來，一直到正月初三送掉。送“紙”前，要將條桌上供奉的紙錢按之前分好的單位進行細分。由于之前紙張為了打出半圓形花紋，已深深重疊，現在要一頁一頁分開。老一輩總會吩咐年輕人，“分仔細，分不開的紙錢是假貨，陰間不收。”

每個先人的紙錢不能混合，必須嚴格分開。這可能是人間“親兄弟明算賬”的寫照吧。紙錢全部分好，再裝入飯盤。依舊按照長幼次序列隊出發，到請“紙”的地點將所有紙錢燒光，就算送掉了先人。整個祭祖過程，好似魂靈來人間作了三天客。

進入新世紀，家族中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或者打工，過年也不能回家，家族成員祭祖的人數嚴重下降，再也見不到數十人一同祭奠祖先的熱鬧場面。再后來，二叔和三叔相繼去世，堂兄們都要各自祭奠父親，家族的祭祀活動變得異常繁瑣。去繁就簡，家族的所有祭祀都改成了臘月三十上午請進來當夜送走。

鄉村的一切都有嚴格的儀軌，老一輩人的生存向來依循著儀軌。改革后的祭祀活動，依然處處彰顯長幼次序：大家最先來我家請“老紙”（所有逝去的祖先），之后去二叔的兒子家請“二叔”，然后去三叔的兒子家請“三叔”；“送紙”反過來，先送幼再送長。這樣做的目的，盡可能讓最尊重的長者接受更多的祭奠。

往年，我們都是按照這個流程祭祀逝去的先人。2023年，在我家完成請“老紙”的程序后，我沒有再去隨同大部隊參與祭奠二叔、三叔。我選擇了在家里陪父親貼對聯。父親已經76歲了，每年我們請完“老紙”去祭奠“二叔”、“三叔”時，都是父親一個人在家貼對聯。

過去很多年，都是父親一個人完成這項工作。

父親一生隱忍，少言寡語，想想他一個人貼對聯，其實是一件孤獨的事情。對于我的動議，父親很高興。小時候，干任何農活或者類似祭祀的事，都是父親主導我幫工，2023年，完全反轉了。父親幫我做了漿糊，我們冒著零下二十度的嚴寒，完成了五個大門的對聯張貼。

我的舉動對二叔、三叔的后代而言，不夠禮貌，但我想盡可能讓父親開心一點。貼好對聯，吃過午飯，我專程去給二叔和三叔磕頭上香，表達敬意。

2023年，我和父親一起貼對聯。

我們家族依然聯合起來祭祀祖宗，擁有宗族共同體意識。村中有很多類似的家族，因為老一輩人的去世，大宗族共同祭祖的形式也宣告解體，家族由此變得四分五裂，各行其是。

早前，正月祭祖期間，村莊還流行互相“拜紙”。各姓男子互相走動、串門，進入對方家中，第一件事先給對方祖先下跪磕頭，逝者為大的禮數備受尊崇。這種走動能夠溝通情感、促進社區融合。

春節期間，村莊的年輕人冒著風雪互相串門。

不過，“拜紙”習俗正在日漸消失，即便同族同胞，都減少了走動，更別提另姓人之間的交往。

2022年春節，父親在城里過年，我們家族的“老紙”祭奠，依然在我家舉辦，我專程趕回家協助大哥張羅祭祀。當地“坐紙”講究活人一定要陪著先人。年三十下午，我一個人陪祖先，父親的李姓發小和大哥的孫姓發小先后前來“拜紙”，令我很是感動。

2023年深夜，祭祖進入尾聲，我和父親一起陪先人，等待家族中其他人前來“送紙”，大哥的孫姓發小完成自家祭祀后，再次前來我家“拜紙”。我答應來年一定要回拜。

正月初三，父親的李姓發小前來串門，提起先一年“拜紙”，說他看見我一個人陪先人，“很可憐”。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對“可憐”之論不大認同。

遺失的年味

回鄉過年，每年正月初一的早晨，開門的炮聲總能震醒我。

初一是一年的開頭，人們祈求開門見喜、全年平順。開門放炮的目的是祛除邪惡。

初一的炮聲響過之后，村莊就陷入了深沉的清寂。

記憶中的鄉村年俗，很繁華。每到年關，人人思歸，無非是沖著那些美好的記憶。但目下的鄉村，基本找不到太多年味兒了。

小時候過年，光是祭祖，就要進行三四天。這三四天，族中親人每天來往，吃喝不斷，很是熱鬧。如今，簡化祭祀，年三十熱鬧到后半夜，大家離開后，時光迅速歸于寂靜。

小時候，村莊還沒有通電，每年過年，大家都流行出高燈。找出木椽或者繩索，在院落旁的高樹或高墻上，掛起一盞紅燈，里面放煤油燈盞，從正月初一持續掛到正月十五。黑暗的夜，有了星星點點的紅燈籠，頓覺村莊有了希望和溫情。

父親不太嬌慣孩子，小時候他從來沒有支持我做過高燈。有一年，我偷偷從掃帚里抽了幾根直溜的竹棍，嘗試扎燈籠，被父親發現后一頓訓斥，便拉倒了。隴中高原寸草難生，竹掃帚都是外地進來的稀缺山貨。農民缺錢，買了掃帚都十分珍視，我的小制作要破壞物件，這在嚴厲的父親眼里屬于不務正業。

再后來，姐姐成婚了。還沒過年，我去姐姐家時，看到姐夫家有鐵絲，他又吹噓說自己會做紅燈籠。姐姐姐夫送我回家的時候，我就抓住了機會，一哭二鬧耍死皮，央求姐夫給我做個燈籠。姐姐見狀只能下旨。姐夫領了命，回去真用鐵絲扎了一個燈籠架子，趕在正月初三轉岳丈的時候，才送了過來。我喜出望外偷了父親寫對聯剩下的紅紙做了裱糊。由于扎制的鐵絲骨架過于稀松，裱糊出來的燈籠并不太圓。我在門前的一棵大椿樹上綁好滑索，用繩子每夜升降，很是開心。那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出高燈。

再后來，村莊對面另一個縣的村莊通了電，人家每年過年故意加掛瓦數大的燈泡，惹得我們村里人干瞪眼，干羨慕。進入新世紀，我們村里也有了電，掛起電燈的人們對紅燈籠完全失去了興趣。

有年過年前，我問父親需要什么年貨，他說什么都不要，有大紅燈籠買一個。父親對天安門城樓上的大燈籠念念不忘。經歷過赤貧的他對大紅燈籠背后的殷實充滿羨艷。我很善良地滿足了他的愿望。想想他在我小的時候不支持我掛高燈，其實我多少有點憤懣。人老了就成了老頑童，獲得燈籠的父親自己往里面放了瓦數最大的燈泡，每年都要在過年的時候拿出來掛到最高處。而此時的我對此毫無興趣。可見，事物總是在變。

素簡的土墻莊院，大門掛上紅燈籠，門楣貼上當地特有的——春葉（非遺文化項目），年味就出現了。

2018年帶父母去北京，天安門剛好在維修，上不去。站在天安門廣場，父親想看大宮燈，城樓的大半截子都被腳手架遮住了。看不到。

小時候，初四一過，村里就開始籌辦社火了。一個村莊能否擁有一支組織嚴密、節目內容豐富的社火隊，是村莊是否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具體體現。社火要和周邊鄉村進行交流會演才更熱鬧。我們村的社火隊去別村演出時，只有年齡較大的青壯年才會跟著去，我那時是小孩子，大人不讓去。我們只能等到村里做主場的時候，才能一飽眼福。舞獅、耍燈、唱小曲，鑼鼓喧天燈火通明，可謂一夜狂歡。非常遺憾的是，村里的社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停辦后，一直未能恢復。

沒了社火以后，村里曾興起過籃球運動。偶爾會在過年的時候開展籃球運動會，邀請周圍村莊代表隊前來比賽。村里的球隊也會到別村去參加比賽。不過，近幾年，籃球運動會也無人張羅了。

年三十，祭祖的人都在鄭重地放炮，隆隆炮聲大有攀比之風。除了鞭炮從一千響增加到一萬響之外，大型禮花的燃放也在逐年增加。打工青年除了攀比開回家的汽車檔次之外，就是用禮花燃放自己的體面。隨后的日子，場院的汽車，巷口的禮花垃圾，都是過年隆重的象征。

過去人們十分重視的走親訪友，如今也有些浮皮潦草。一位村干部告訴我，如今的人走動，比如看望病人，大都提著遠比過去高檔的禮物，但是放了禮物，少有人關心病人的疾苦。而過去盡管困難，看望病人或許只能拿出幾顆雞蛋，但個個會圍著病人問長問短，傾訴關愛之情。要是即將離世的老人，更會依依不舍地表達關切。

村民的閑暇時間被電視機和智能手機搶占，過年也不例外。很多人瞅著電視機，刷著小視頻，一看就是大半晚上，也就懶得再去串門聊天、交流互動。

時代變了，因為物質的豐厚，因為城市化的進程，鄉村社會正在無可適從地經歷著劇烈的轉型。所有的牽絆，將搖擺于未知的未來。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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