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1881—1971）先生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文物鑒定家。70年前，在當時的上海文管會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館正式成立。他身體力行參與文獻的征集，促使《蘿軒變古箋譜》《王文公文集》等古籍藏入上海博物館；在其逝世后，家屬還將家中所藏文獻全部捐獻于上博。正是在徐森玉等為代表的幾代上博人的努力之下，上海博物館的古籍、碑帖收藏，逐漸為世人所矚目。

徐森玉先生

徐森玉先生一生中大多數時間，都是為了國家的古籍、文物事業，仆仆道路，席不暇暖，直至年過八旬，才在年輕同志的幫助下，寫過幾篇論文，而其一生所學，大皆并無傳承，甚為可惜。其外孫女王圣思教授曾言：“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實地考察古跡、當場鑒定版本目錄金石碑帖書畫為主，與友人則以即興交談、書信往來為多。”可謂實錄。因此之故，徐先生對于古籍、文物方面的研究心得，竟險成廣陵散，實在令人感喟不已。幸而在其晚年，曾得英才弟子而教育之，才使得其滿腹經綸略得流傳，可謂不幸中之大幸。森老接觸古籍、文物，應是始于青年時期就讀于山西大學堂之時。嶄露頭角的森玉先生，受到前輩如山西學政寶熙的賞識，得以與其暢論古今，并縱覽其所藏，奠定了扎實的傳統文化基礎。以此為出發點，后來又得以進入學部，正式參與相關文化事業，先后任職京師圖書館及后來的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上海文管會、上海博物館等處，對相關文物、古籍事業都盡心盡力，也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博、圖書館界的崇高地位。徐森老自而立之年開始投身文化事業，奮力于此間達一甲子之久。如今兩岸之文物、古籍布局，多與森老當年舉措相關，其一身所系可謂重矣。森老晚年先后主持上海文管會、上海博物館，篳路藍縷，最終奠定上海博物館作為世界知名博物館之基礎，使得上海博物館享其余蔭至今，著實令人感佩。

徐森玉（前排左一）與大哥、三弟及兒女合影

70年前，在當時的上海文管會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館正式成立。至1953年7月10日，文管會召集委員會議，討論圖書、博物兩館與文管會分家事宜。初議上海文管會遷回天平路辦公，主任委員擬郭子華（山東省府主席），先生副之。圖書、博物二館獨立，圖書館長車載，副館長李芳馥；博物館長擬曾昭燏兼，副館長楊寬。至7月24日，上海圖書館脫離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領導，改隸上海市文化局。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更名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會址遷至天平路四十號。但在二館獨立之際，文管會實際上曾有將數年搜羅、征集、捐贈之文物、圖書分家之舉，大概而言，除與古代藝術密切相關的文獻之外，其他古籍、碑帖均劃歸圖書館所有。雖然當年上博所分得之古籍、碑帖相對而言數量甚少，但現今上海博物館的古籍、碑帖收藏，就是以此為基礎之一發展起來的。

徐森玉（左二）在鑒定文物

1960年11月，徐森玉先生以上海市文管會主任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副之。自此而后，森老便于上海博物館各項事業的發展，更加負有直接責任。而其對上海博物館古籍事業的貢獻，應該來說除了本身作為領導所需要承擔的本職工作而外，還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對古籍人才的培養，再就是對相關門類古籍文獻的搜集和文獻體系的建設。而這兩點，顯然是徐森老從事文博圖書館事業數十年來一直念茲在茲，并著意留心培養和建設的，充分展示出他宏觀的視野和開放的格局。

人才培養

上海博物館已故副館長，著名的陶瓷、錢幣、碑帖文獻研究專家汪慶正先生，在大學畢業后進入上海文管會不久，就成了徐森老的學術助手。我們現在所能看到森老六篇僅見的學術論文，都是與文獻相關，基本都是在汪先生的配合下完成的，如《寶晉齋帖考》《蘭亭續帖》兩文，就明確說明是請“青年同志”幫忙的，而這個“青年同志”，主要指的就是汪先生。汪慶正在《隋龍藏寺碑》一文中曾經說：“我在徐森玉師的指導下，將這個本子（上海圖書館藏《龍藏寺碑》）作了一次校勘。”汪氏又有《東漢石刻文字綜述（上）》《南朝石刻文字概述》兩文，顯然是在徐森老《西漢石刻文字初探》一文基礎上的進一步延伸，可以直接反映森老對于汪先生學術方面的影響。汪先生曾自述云：“我在50年代中期，曾追隨森老學習碑帖……”又說：“1961年陳叔通先生攜宰平先生的《帖考》手稿來滬，希望在滬出版，先師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名義多方奔走，由于當時的環境，未能如愿，《帖考》手稿置我案頭半年以上……1962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后，連同原稿退還北京……”還說：“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在徐森玉師的主持下，命我聯系原北京慶云堂的張彥生先生以3000元的巨款征集到宋刻宋拓的《寶晉齋法帖》一套（現藏于上海圖書館），傳世所見其他《寶晉齋法帖》是明翻本，內容全異。”又說：“我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師從徐森玉先生學習碑帖以來，陸續看到了很多流散到日本的中國古代書跡的珂羅版印本……”都可反映出數十年之后，汪先生于老師教誨之念念不忘。不僅如此，汪先生在傳道授業之時，也常常會想起老師之栽培之功，如2022年1月28日，汪氏弟子復旦大學劉朝暉教授曾見告：“汪先生當年和我說起，陳（夢家）先生是他大師兄。學術他有不懂的，徐森老會叫他先去請教陳先生。”都能看出徐汪二人之師生情誼。在他的傳授、教學的過程中，也會學習他的老師徐森老當年的方法，來著意培養年輕人的某些方面的技能，如2022年12月1日，其弟子原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現世茂文化公司總裁、福建省世茂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館長李仲謀先生見告：“（汪）先生經常有意把一些文物愛好者或收藏者給他的來信交給我們一些年輕人代他回復。記得有一次他把信交給我的時候，說：‘我以前做徐森老的秘書時，他就常常把各種各樣的信讓我回復。那時各個領域亂七八糟的都有，很多根本都不懂。你怎么辦？只好硬著頭皮做，回去趕緊查數據想辦法寫好回信。還不能馬馬虎虎，徐森老要在最后再看一遍。但這樣非常鍛煉人，對擴大知識面和深入研究幫助很大。’就這樣，幾年來我代先生回了不少信，每次寫好后，都拿去給先生過目，先生很認真地看，提出他的修改意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晚年盡心盡力所購之安思遠舊藏《淳化閣帖》，經汪先生考證，為存世“最善本”，而細繹其論證之最要之處，就是利用了拓本中所存《閣帖》刻工一事。眾所周知，利用刻工來斷定版本，正是古籍版本學之重要手段之一。此又可見汪先生活學活用，善于將森老所授，擴展利用，橫向比較，終究夯實其論點的高明與巧妙。作為業界的標桿人物，汪先生后來雖然并不以古籍、碑帖方面的專長為人稱道，但他顯然是起步于此，并時時刻刻以當年森老所教誨的古籍、碑帖知識為出發點，經過自己多年不懈的努力，才最終成為文博界的一代傳奇。而古籍、碑帖事業，其實也是汪先生一直所留意和矚目的，無論是上海圖書館的翁氏圖書回購，還是上海博物館的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錢鏡堂舊藏明人尺牘、《淳化閣帖》最善本、甲戌本《石頭記》，都是在汪先生的力推之下，才最終得以化私為公，成為國家所藏的。除此之外，汪先生對于上海博物館的古籍、碑帖方面的藏書建設，也多有指導，一直用心用力。這些都可以看出徐森老對文獻用心的態度在他身上產生的影響。

《淳化閣帖》最善本

文獻建設

上海博物館古籍、碑帖收藏來源較為廣泛，主要有四大類型，即從舊上海市立博物館接收者，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者，各收藏家及其家屬捐獻者，以及建館以來陸續征集購買者。而此中又尤以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者為多。1949年8月，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元帥命組織上海市文管會，下設圖書、古物二室及一征集組，聘柳詒征先生任圖書組主任。此時征集、辨別、分類、著錄圖書之各項大概，皆可見于柳先生之《劬堂日記鈔》及《檢書小志》中。而當時征集之典籍，雖然大部分在20世紀50年代初上海圖書館建成后移交，但仍有部分遺存，構成了現在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籍之基礎。除此之外，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籍的另一主要來源就是諸位收藏家及其家屬的捐贈，如現存古籍封底多有注一“蔭”字者，就是著名收藏家李蔭軒先生的舊藏，1979年隨同李先生其他藏品一起捐贈上海博物館。而老館長徐森玉先生的舊藏，則在封底都注有“徐森玉”字樣。

根據《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會史（初稿）》介紹，在1953年上半年將文管會文物圖書分別劃撥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博物館之后，至1958年9月份止，又接管圖書共達221455冊之多。當然，這之中主要是普通圖書為主，但也包括了不少的“善本和珍貴善本”；又有一些藏書家如金山高氏、金山姚氏、海寧朱氏、平湖金氏、吳江薛氏和劉晦之、柳亞子先生等等先后捐贈藏書于文管會。這些書中，不少都是罕見的抄本、刻本、校本和稿本，共計30批次、26342冊；當時文管會收購的各類善本又有1311種6266冊。所有這些珍貴的圖書、拓本等，后來大都又撥交給了上海圖書館，但仍有一些留存于上海博物館中，如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刻杭州雷峰塔出《陀羅尼經咒》、明清以來各家詩翰數千通等。當時又以上海文管會名義先后影印元郭畀《客杭日記》、清初刻本《趙定宇書目》等，使得這些珍貴文獻化身千百，不虞放失。這些都反映出包括徐森老在內的文管會、博物館領導對于文獻的重視。

徐森老個人對于上博的文獻建設方面的貢獻，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身體力行參與文獻的征集，一是在其逝后其家屬將其家中所藏文獻全部捐獻于上博。

關于徐森老親身參與文獻征集一事，因資料缺失，現已難于一一重述，但關于他當年力主征集《蘿軒變古箋譜》一事，據方行《文獻選編二三事》一文中的記述，就很能代表森老對于文獻之重視。方行在文中寫道：“‘文革’前，浙江拿來一部書，請徐森玉鑒定。徐森玉是上海博物館老館長、版本專家，老夫子那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一看到書竟跳了起來，叫道：此書居然還在人間！那書就是《蘿軒變古箋譜》，是明朝天啟年出版，這可是孤本了。書鑒定完，徐森玉不肯還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來鑒定的，不是來賣書的，但老頭子無論如何不肯還。當時浙江宣傳部的部長是上海調去的，我建議去找石西民，因為石西民原來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部長，浙江的那個宣傳部長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說要去拜望石西民，我說他很忙啊，徐森玉說沒關系，我六點鐘到石西民家門口去等好了。后來石西民找到我，說老方，那個老頭子找我要干嘛？我說如何如何，石西民說，讓他千萬別來啊，他老夫子六點鐘等在我門口不象話啊。我就對石西民講了書的事情，請他和浙江講講看，讓浙江省委壓下去。浙江省委和對方商量后說，實在不行就交換吧。開價大得很，要十六張明清書畫，鄭板橋是最起碼的檔次。我們‘上博’一口答應。這才換來了這本《蘿軒變古箋譜》。” 《蘿軒》一書在1963年歸上博所有之后，在次年的2月，文物出版社就來聯絡影印出版，并獲得了徐森老的支持。到了6月，朵云軒又來聯絡，希望能夠復制出版。但之后因國內政治形勢惡化，這一想法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才在方行主持下得以落實。

徐森玉先生

另據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陳燮君撰文云：“汪慶正先生曾動情地說：‘我的老師徐森玉說過，今后有幾件東西一定要弄回來……《淳化閣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弄回來。……這四卷《淳化閣帖》是中國帖學的祖宗，如果不買回來，那么中國帖學之祖就不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消失多年的《淳化閣帖》出現于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立刻引起國內文博界的極大關注。可惜當時由于國家百廢待興，沒有余力收回這件國寶。后來又幾經輾轉，這幾卷《淳化閣帖》被美國的安思遠在紐約市場上拍賣購得。2002年，上海博物館舉辦了轟動一時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之后從美國傳來消息：年事已高的安思遠先生看到了展覽報道，有意出讓珍藏多年的《淳化閣帖》，希望在有生之年，讓這件文物回到中國的懷抱。此時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先生立刻意識到了機會的難得。數十年來，他從來不曾忘記徐森老的囑托和牽掛，也一直密切關注著《淳化閣帖》的動向。”可見，此一最負盛名的《淳化閣帖》“最善本”的回購，其實也是一樁弟子使得老師多年夙愿得償的佳話。

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舒州所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

又據鄭重《王安石兩種遺作的回歸》一文中描述：“對于這段歷史情節，作為徐森玉的秘書汪慶正，當時他和徐森玉、謝稚柳在一個辦公室，他回憶：這兩件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概是1962年左右，徐森老就曾想辦法去弄回來，謝公（稚柳）也知道，就在辦公室里不止一次談這件事情。正好那天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來上海，他就把我拉出辦公室說：‘小汪，我跟你打聽一件事情，聽說你們在尋王安石手書經卷和《王文公文集》？’我說：‘是啊。’趙萬里說：‘《王文公文集》這件東西，你無論如何跟徐森老說說，要拿到北京去，不能留在上海，這是全國最重要的東西。’我說：‘你太心急了。’趙萬里就說：‘我請你吃飯。’其實這件東西是想通過徐森玉的兒子徐伯郊去尋找，還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施。趙萬里覺得指望我是不行了，他就回到辦公室親自跟徐森玉講，說：‘今天我請客。’徐森玉說‘：哪里去吃？’

當時上海請客最好的地方是紅房子，趙說：‘在紅房子。不過有一件事情，《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圖書館的保護神，這個東西你一定要給北京圖書館。’以前，徐森玉與趙萬里的關系非常好，趙是學生輩的人物，比徐森老差一輩。聽了這話，徐森老一下子從椅子上跳起來大叫‘：你放屁，你只知道把什么都弄到北京去，你做夢，絕對不行。’謝公（稚柳）就在邊上打圓場說：‘八字還沒一撇，你們鬧什么，森老，你坐下來。’徐森玉坐了下來。趙萬里跑到徐森玉身邊，也坐下來，用手摸摸徐森老的光頭，就說‘：平平氣，平平氣，以后再談。’徐森玉說‘：沒什么好談的。’趙萬里同徐森玉的關系非同一般，從來沒有人敢在徐森老的頭上摸。然后四個人就一同到紅房子吃飯。這也表現老一輩人對文物的熱愛，都有著志在必得的決心，但彼此間的人情味很濃。”這些例證，都可以反映徐森老對上海博物館文獻建設方面的貢獻，而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王文公文集》這部海內孤本，終于在森老逝后十余年后，也入藏了上海博物館。

1971年，飽經折磨的森老以90歲高齡逝世。十年之后，其家屬在1981年3月、4月分兩次將退還之森老被抄物品捐贈于上海博物館。其中有各類碑拓250余，雖然都是學人之藏，不以珍拓、善拓見長，但也有一些較為珍貴的藏品如明拓《不空和尚碑》、清初拓《雁塔圣教序》并記、近拓《太武皇帝東巡碑》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包括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重新發現的幾乎全部漢魏石經殘石拓片。這些拓片的很多原石今已不知去向，因此彌足珍貴，對于學術研究，意義尤深。森老舊藏古籍文獻的準確數量，一時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不過其中有一些善本，如宋刻《晉書》一百三十卷存一卷（六十九）、元泰定元年（1324）梅溪書院刻本《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佑刻明修本《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元余氏勤有堂刻明修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存二卷（一、二）、明萬歷十三年（1585）林及祖、林大黼刻本《見素集》二十八卷等，都使得上博藏品質量增色不少。尤其可觀的是，森老的普通古籍收藏中的目錄題跋類藏書，不僅豐富了上博的古籍收藏，還成為上海博物館古籍藏品中的一大特色。徐森老早年曾具名呈報申請組織三時學會，并奉河間韓清凈為會長。該會以講習、研究、譯述及刻印印度佛教經藏為重點，并舉辦救濟、施醫等社會慈善事業。森老藏書中，包含數部三時學會的珍貴出版品，如韓清凈的名作《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等。據該書1959年7月3日出版后記：“《瑜伽論披尋記》七十萬言，以闡發《瑜伽大論》奧義。本會前理事朱芾煌居士于此撰業，襄助甚多。書成后，韓、朱兩居士先后逝世。本會馬一崇居士又就遺著《科句披尋記》加以匯編，并準備刊印。馬居士又于去年逝世。同仁以此書刊印不容再緩，因用打字印刷百部行世。義學益明，法流廣布，一切見聞，同沾利益，是為記。”事實上，這部名著的出版，與森老具有莫大的關系。這些典籍的存在，不僅保存了珍貴的佛教文獻，也是研究森老佛教思想的重要實物見證。

總而言之，正是在徐、汪等為代表的幾代上博人的努力之下，上海博物館的古籍、碑帖收藏，逐漸為世人所矚目。2005年2月7日，當代著名文獻學家、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復旦大學古籍保護中心主任吳格教授曾在深入調研上海博物館圖書館古籍收藏之后，撰寫了《關于敏求圖書館古籍工作的調查與建議》一文，其中就圖書館的藏書建設評價到：“本館古籍藏書，具有門類齊全、特色明顯、利于研究之特點；（1）門類齊全，指四部典籍（含線裝及影印本）基本配備；（2）特色明顯，如金石類、藝術類、圖譜類典籍搜羅豐富；（3）利于研究，指目錄、版本、檢索類工具書收藏較完備；（4）館藏文獻中未刊稿本、抄本具有整理影印價值者不少；（5）利用以上文獻資源，具備發展為研究型圖書館之條件；”吳先生的這一評價，準確地反映了自徐森老以來，幾代上博古籍工作者多年的辛勤耕耘成果，也成為我們繼承森老等先輩的遺志、在今后繼續努力和不斷前進的動力。也是因為如此，上海博物館才于2008年成功入選為國務院頒布的第一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并在上博同仁的努力之下，成為上海乃至全國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重鎮。

（本文原刊《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