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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死亡的過程

2023-02-02 12:1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看看現在，我正走向晚年，對此，我的感覺如何？”

戴安娜·阿西爾在89歲高齡時寫下這本魅力無窮的回憶錄《暮色將盡》，全書僅有7萬多字，卻涉及衰老和死亡、愛情與性、宗教與信仰、閱讀和寫作、人生遺憾等豐富的話題，觀點坦率，行文簡潔。

一個優雅的獨立女性在與世界的周旋中，如何保持獨立自我，又如何坦然面對衰老和死亡？本文一定會給你啟發。

看看現在，我正走向晚年，走向無處回避、近在咫尺的終點，沒有宗教“支撐”，不得不面對前方單調、真實的景象。對此，我的感覺如何？我需要轉向走在我前面的人尋求啟迪。

我父母兩邊絕大多數女人都活過了九十歲，而且神清志明，沒人進養老院，沒人雇過看護，所有結了婚的都比丈夫活得長，也都膝下有女陪她們度過最后時分，為數不多死在醫院的也僅拖了一兩天而已。對此，我現在能清晰地意識到何其幸運，因為親近朋友的晚年和死亡讓我了解到在家請訓練有素的看護有多昂貴，或在老人之“家”尋求庇護時，若想碰到個既和善又體諒還高效的工作人員（配備這種人員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有些養老院稍微接近這一標準，但一定貴得讓你汗毛倒豎）得花多少錢，我家里沒人付得起超過一周的這些費用。

人們所希望的，無非是最后一刻能待在自己家中，身邊陪伴著自己愛和信任的人。這就是我所期望，也是我家族的命運曾經達到的，我寡居的母親也不例外，盡管對她的終點，我心里懷有一絲罪惡感，因為知道她能有這種快樂結局完全出于僥幸。

她九十二歲時我已經七十了，她已經完全聽不見，一只眼全瞎了，另一只必須靠隱形眼鏡才能看到一點點；髖部患有嚴重關節炎，基本無法行走；右手也有關節炎，胳膊完全抬不起來；她還有心絞痛（比較輕微，發作頻率也不太高）和眩暈（一發作就很可怕，頻率不低）。我當時住在倫敦，很幸運地依然在工作，和一個老朋友合租一所住宅的頂層，他沒什么錢，剛剛夠付自己的部分，我這輩子從來掙錢也不多，沒什么積蓄。

我母親從沒坦白說過她希望我陪著她，陪在我們諾福克的家中，但我知道她其實非常希望如此。我也確信，如果你的母親一向對你要求不高，且充滿愛心，寬大為懷，非常值得信賴，等她到了晚年，你就有責任給她這樣的安慰。人們年輕時照顧孩子，老年后由孩子照顧自己，這本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盡管有時愚蠢固執的父母也可能把這種情況弄亂，但我媽媽并不是愚蠢固執的老人。

當然，我其實早該對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上心，應該買套房子，接母親一起住，而不是像現在一樣，租別人的住宅，就這樣還是托一個慷慨大方表妹的庇護，我只需要象征性地付點租金就好。關于母親的晚年，我確實曾和安德烈·多伊奇談過一次，他也確實從出版社那里給我多支付了些錢，若沒他，這事根本就辦不了，但距離我的期望值還是太遠了。我想也是因為我在金錢方面相當白癡，讓他忍不住想占便宜。我如果大吵大鬧他肯定會就范，但我實在太懶，不愿面對那樣的爭執。

他一如既往地認為出版社負擔不起給我加薪的錢，但幫我咨詢了一個懂得理財的朋友，建議說如果我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住所，他可以安排一家保險公司買下這個住所，然后我就能以非常優惠的條件入住，具體條件是什么，現在我已經不記得了。為此我找到了一所很可愛的小房子，帶個很大的花園，第一層面積也很大，我設想母親以后就可以住在一樓。

但保險公司派調查員來看了看，說因為它位于一排房子的末端，而且向外凸出，所以風險太高，不愿介入。但這完全是胡說，這房子從當時到現在經過了這么多年，我每次路過都小心觀察，從來也沒有發現任何一丁點向外凸出的痕跡，于是我深受打擊。本來如果這件事能成，我會高高興興地為這一理想努力的，但缺了這種支撐后，我就很不愿意改變當時還算舒適的生活狀態，最終沒再尋找其他住所。

這就是我罪惡感的來源。我知道放棄倫敦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明智的，源于實實在在的經濟原因，但如果必須和母親住在一起，我其實也不是不能安排。只是此時躊躇在我的心中占了上風。

我對母親的態度與她對她母親的態度相比，并不過分自私。那時我外婆九十四歲，正等待死亡的召喚。在那種情況下，母親要去南羅得西亞看望我姐姐。瞧瞧外婆的狀況，難道她不該推遲這趟旅行嗎？她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然后告訴我們，和外婆住在一起、全力照顧她的喬伊絲姨媽已經同意了，說推遲行程會讓外婆覺得自己快死了，所以不該推遲。我想我知道媽媽的真實理由，她其實是不愿意待在那里面對死亡，希望外婆能趁她不在場時死去，她最后如愿以償。

我媽媽這輩子都是個被寵壞的小女兒，逃脫一切責任的任性孩子，完全不像她的哥哥姐姐。我為她感到羞恥，甚至震驚，但我卻不能責備她，因為那時我與她聯系也很少，正處于從家庭依賴感解脫出來的自由之中，但不可思議的血緣聯系讓我從心底里體會到至親的感受。到現在，我都無法將她的自私變成我無法對她盡責的借口。

最后，這種罪惡感帶來的困擾愈演愈烈，我終于決心在不愿離開倫敦和照顧母親的職責中間找個折中的辦法。我決定每周花四天（周末加一天購物日）陪媽媽，另外三天待在倫敦，至于往返交通。如果天氣好，我就開車；如果路面狀況差就坐火車。

一周的工作日里，她身邊都安排人照料：每天上午艾琳·巴里過來，她是我們請的幫傭，善良可靠，常做些超出職責范圍的事；每天下午錫德·普利來，在我們的花園砍砍木頭，做些粗活，他太太魯比在一旁剪草坪，伺候花草，在鳥食臺上喂鳥；邁拉幫她做晚飯，洗洗涮涮，熨燙衣服，買點日用品，當然媽媽很少滿意，因為邁拉很自然地去自己常去的商店購物，很不符合媽媽的口味。那個時候，農村里這一類雖非專業但很靠得住的幫手并不太貴，實際上，這種家庭幫手就是社區提供的免費服務，聽說現在這類服務已完全沒有了。

我向媽媽宣布完我的4/3計劃后就回了倫敦。然后就倒在床上一病不起，體溫極低，低到我覺得溫度計都會凍裂。但這種非自愿抗議一旦結束，我立刻恢復元氣，相當順利地接受了暫停我自己的生活。與年紀大的人一起生活，這種調整必不可少，你得去買適合她的食物，為她下廚，在規定的時間和她一起吃飯，按照她的指令在花園工作，將自己的工作拋開，不可以聽音樂，因為她的助聽器會把音樂聲變得很怪，而且只能說她感興趣的話題。她不再具有調整自己去配合別人需求和口味的能力，你的作用無非是縱容她更多地沉浸于自我之中。

幸好媽媽最喜歡的花園里的活兒也是我的興趣所在，真是謝天謝地。還有做手工，因為視力有限，手又患有風濕，所以她只能織毛衣，但她織的東西很有創造性，所以我倒非常喜歡和她討論某處該不該加上紫色，或連接處要不要用新花紋等問題。在媽媽身體狀況還不錯時看到她很滿足，真令人開心，尤其我知道因為我的到來，她更高興。

但她的身體狀況并不總是很好。有時她臉色發灰，靜靜地塞一片“救心丸”在舌頭下含著，更多時候讓她痛苦但沒那么危險的是眩暈來襲。她聰明地將藥片放在預先想到的各個位置，所以不管是在客廳、廚房、臥室還是浴室犯了眩暈，她都能不太費力就摸到藥片，然后就近坐下。但疾病襲擊的長度和強度逐漸增加，幸好我在左右，幫她的時間也越來越多，但我對前景危機的焦慮感并未因此減輕，反而加重了。

我常在午夜驚醒，不安啃噬著我的神經，我幾乎無法再次入眠。我非常了解她的生活習慣：每天早晨四點鐘拖著腳窸窸窣窣走進衛生間，只在很嚴重的情況下，她才肯用我放在她臥室的馬桶，六點半開始動作遲緩地梳洗穿衣。如果我沒有聽見這些聲音……到底是我沒聽見，還是發生了什么情況呢？我不得不爬起來檢查。如果我聽到咳嗽，到底是一般的咳嗽還是眩暈前的惡心導致的咳嗽呢？我必須仔細聆聽，直到我心里踏實。這種焦慮最后變成一種動物般毫無理性的驚慌失措。

不管怎樣，我能幫她度過眩暈，甚至設想過她心臟病突發而死，我知道這事遲早會發生，無可避免，這樣其實也算對她漫長美好生活的合理交代，而不是什么悲劇。但隨著時間流逝，她一天天衰老，一天天無助，一天天被可恨的眩暈打倒，我可以這么說，實際情況是死亡就在屋頂閣樓里等著，等待時機到來，對她做點殘酷、致命、痛苦的事情，這一事實，把我嚇壞了。

就這樣，4/3計劃運行了將近一年，我忽然意識到這件事情讓我多么恐懼，當然就算沒有擔心，整個過程本身也已經令我身心疲憊。在倫敦我必須加倍努力工作，再也沒有自己的時間，不能在自己家做自己的事。我開始感覺非常疲倦，我此前每天一直開車上班，將車停在距辦公室步行十五分鐘的車庫，這一向是我很喜歡的一段路，因為會穿過羅素廣場。

但現在，這十五分鐘步行讓我覺得疲憊不堪，我的腳不聽使喚，必須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被絆倒，我甚至開始恐懼這段步行。有個周末和母親在一起時，我忽然覺得自己脾氣很壞，非常疲憊，毫無道理地落淚，因此一回家我就立刻去看醫生，醫生說我血壓很高，實際上過于高了。這事對我，既是個警告，也是個解脫：警告是因為我開始隱隱害怕自己將來會中風，解脫則是因為我找到了不舒服的真實理由，這可不是我想象出來的！醫生說不難想象我承受了很大壓力，讓我立即休息一段時間。此外我還忽視了體重，已經好幾個月沒稱體重，現在已經長到八十公斤了！

因此，姐姐從津巴布韋過來陪母親五周，我就可以在自己親愛的床上好好睡上一個禮拜，再去奢華的健康診所參加為期一周的減肥療程，然后自己在家繼續堅持，直至減肥成功。血壓恢復正常后，我又開始感覺良好，甚至比原來還好，我決定不再堅持雷打不動地執行4/3計劃了，而是調整成每隔兩周給自己在倫敦留一個周末，這樣安排雖然更合理，卻讓我心里再次涌起罪惡感。待在倫敦時我可以忘卻焦慮，關注自己的事情（我現在越發享受這些事情，因為我已經放下它們一段時間了），但和母親在一起時，夜里的憂慮卻更嚴重了。

“我不怕死。”

媽媽過去總這樣說，還以平靜的口氣討論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確實比大部分人不怕死——我覺得我也是這樣的人。但她往往會接著再說一句話，說得太多，都成陳詞濫調了：

“我只是怕死亡的過程。”

當死亡近在眼前，這話變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親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當她因心絞痛而無法呼吸時，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這個過程。

我之前只見過一個死人，這事說起來荒唐，活了七十多歲只見過一個死人！的確，沒什么比現代人將死亡看作忌諱更沒道理的事了。我見過唯一的死人是安德烈·多伊奇九十二歲高齡的母親。當時安德烈正好在國外出差，幫傭發現她死在家中，警察把尸體抬到驗尸處，隨后找到安德烈的秘書和我，問能不能去個人辨認尸體，結果我們決定一起去。

去太平間的路上，我不斷回想在許多書本上讀過的關于死尸的描述，它們看起來如何空洞，看起來完全不像死去的那個人，美麗的臉孔如何被死亡的嚴峻寧靜所凝固。我這么回想著，因為我覺得我們將會站在尸體旁，等待服務員揭起蓋著的床單讓我們看，但其實不是這么回事。我們被帶到一個很小的房間，一面鑲著厚玻璃窗，窗上掛著便宜的灰綠色緞子窗簾，窗簾一拉，放在玻璃另一面的尸體就露了出來。她躺在一個盒子里，身上蓋著紫色絲絨的床單，一直拉到脖子。

我下意識地說了一句：“哦，可憐的小瑪麗亞！”它看起來并非與自己無關，也沒看到什么嚴峻的寧靜，躺在那里的，就是可憐的小瑪麗亞，頭發有點亂，臉上臟臟的，看起來似乎正處于巨大的慌亂和沮喪中，好像被一些不便言明的東西擊倒了。想到她已經死了，似乎是一種安慰，因為她對自己外觀如何已經沒有感覺了。但我最喜歡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證明為胡說八道，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瑪麗亞的尸體充分說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惡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停尸房所處環境相當不錯。我們進去時穿過一個兩邊砌墻的院子，后窗貼膜的白車進進出出，其中一輛正倒往卸貨的海灣，這種看來很像運送日用品的車，其實是運尸車。開車的人，忙著上貨下貨，還有幾個在小路旁的房間里喝茶，這些人大多是中老年人，長相粗糙，略帶下流。

我們穿過小巷時，他們從房間里瞥了一眼，眼神里有一抹幾乎察覺不到的嘲弄意味。他們知道一切。他們知道不管死亡發生得怎么惡心，這事情都實在太平常了，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毫無疑問，正嚴肅地工作著，但他們眼中的意味卻流露出他們似乎很愿意給尸體來點輕浮動作，比如拿肚臍眼做煙灰缸之類，想象著此時若一個神經敏感的人路過會有怎樣的驚駭。他們很可能尊重生者的悲哀，卻完全看不上他們的神經敏感。在擺脫了這種敏感之后，他們簡直算得上是另外一個物種了。

而我自己，對白天這個工作對象全是尸體的地方竟然產生了點淫穢的感覺。進門時小屋里的男人們用眼角余光瞟我，我也正瞟他們，我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想受制于它。我的知覺如此敏銳地感覺著深藏于白車里的尸體，以及厚玻璃窗那一面瑪麗亞旁邊特制的床鋪和設備，如果我是狗，現在一定耳朵高豎，毛發根根直立。我想我這種奇怪的激動，某種程度上源于我童年時曾遇到過動物死尸的那種暴力的反作用吧。

那時這種景象一不留神就能看到，或在茂密的深草后，或躺在陷阱里，或綁在毛骨悚然的“儲藏室”里，所謂“儲藏室”，就是獵場看守們給那些“禍害”的尸體上纏的電線，我那時為了避免遭遇這些場面，寧愿繞遠路。因為這個原因，我從來不覺得在森林里散步有什么快樂可言。激動和躲避，這兩種看起來完全相反的反應也可能來自同一個源頭。

不管實際情況是什么，當我躺在母親房里，盡力驅散夜晚襲來的陣陣恐懼時，確實想到了停尸房，想到了那些死去動物的尸體：“平靜下來吧，我之所以恐懼，并不是因為想到‘唉，她就要死了，就要走了’，如果是那樣，應該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反應，我只不過是為人類肉體的腐朽和瓦解而顫抖，其實，承認這種瓦解很尋常，感覺這一過程，并不是不可能。”去停尸房后不久，我寫了一首詩，更確切地說是篇短文，以表達我對死亡的態度。

別人早跟我說過那種全白的靈車，后窗蒙得嚴嚴實實。

還有一種全黑，小心翼翼地停在，后街小巷的門口，從來不見開門（那是騙人）。

白車里有什么？小巷中找到的癮君子尸體，凍僵的老女人，被鄰居發現后才打電話叫了警察……一個男人在辦公室待到很晚，最后上吊自殺，還有一個男孩，在迪廳門外的爭斗中被捅了一刀。

而黑車，每天很早的時候，就往太平間運送棺材。

負責處理尸體的人看不起別人。

為什么？怎么死的？什么？在哪里？失去親人的人們大聲呼喊。

處理尸體的人垂下眼簾，隱秘地、不耐煩地說著下流話。

他們中的戀尸狂找到了好東西，但大多數是正常的男人，已經學會了怎么對付死亡。

而死亡保持沉默，因為沒什么好說，那里面什么也沒有。

第一次看見白車黑車，我等待著身上的雞皮疙瘩，但等來的卻是興奮，出人意料。

“這就是死亡，我想我已經看見，這就是每天都發生的事。

“他們以為我看不見，他們以為只有他們才知道這有多么常見。”

看見一輛車，沒有比這更尋常的東西。

沒見過這車的朋友，我要給你們一個表情，

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一個隱秘的、不耐煩的下流表情。

母親去世時，可謂是遇到了難以奢望的幸福，當然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她九十六歲生日前一天，拄著兩根拐棍走到花園盡頭，想看錫德·普利種桉樹，他種到一半時，覺得她有點不對頭，“你還好吧？”他問。她回答說有點站不穩，想回房休息。他于是扶她回去，讓她躺在椅子里，然后打電話給艾琳·巴里，她很快就到了，發現她心臟開始衰竭，于是將她送到當地小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