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與歷史觀：明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日] 岸本美緒著，梁敏玲、毛亦可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22年6月版，336頁，78.00元

因為《風俗與歷史觀》的中文結集問世，岸本美緒先生的研究在中國引發了更大范圍的關注。如果說這種關注，不僅是出自對史家智慧的折服，對明清歷史的好奇，恐怕就還有著作中蘊涵的一種情感或者說是“感覺”的力量。由情成法、入理，足以動人。

深化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風俗”概念，使其在機理上更為周詳緊密，在功能上更具有分析概念和方法的分量；在世界史、比較史的格局中觀察明清時代動態往復中的社會現象；通過名片、老爺、抬頭、買賣、契約等微觀研究，進入諸如“后十六世紀的共通問題”的宏觀統合，達致對明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之社會秩序問題的新體會。這樣的學術貢獻是精到、見功力而多面相的，富有方法啟發，但終究不是岸本史學之全部。

岸本先生自述“同根的問題關心”是“依據當時人的想法，具體地厘清他們如何因應變動的經濟狀況來選擇自身的行動”，“依據當時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時代的社會現象”。“當時人”是其大者，但斯世持此理路為研究準繩者并不少見，與“以歐洲歷史為基礎抽取出來的宏大理論”指引下的研究已成二水分流之勢。更重要、更有區分度和觸動感的，也許是“具體地”三個字。包括岸本先生所言“了解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地方官、如何想象國家”“探尋當時的人們——買賣與訴訟的當事人，以及相關的官僚們——想法背后的邏輯”。“具體地”背后是歷史學家平等的身份觀念和身份感覺，這里移用岸本先生對“身份”和“身份感覺”的重視來形容其本人。她曾說地域社會論的研究者“企圖站在這一社會偏僻角落的行為者的視角來觀察問題”，這就是后代歷史學家與古代的老爺和小民平等而非俯視的站位。這是一種理性的學術方法，也是感性上的自然與當然，是非常具體的“個人主義”的社會感覺：

如果考察一下此時此地的“我”，我會如何感知自身生存于其中的社會呢？實際上我不可能對這個社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能夠說在某種程度上了解這個社會，僅限于家庭、工作單位或交際圈等極為微觀的人際關系。……什么是我們對社會的“了解”，就是與他人具有相同的常識、將指向適當目標的行為方式通過經驗習得于身。試想，與我大同小異只擁有有限知識的無數的人們，各自行動的同時，創出具有一定秩序的社會，對其安定性并不抱太多的懷疑而生活著。這是令人驚異的事情，創造社會的正是這些人們各自的常識和實踐。

平等感跨越了古今與時空的界隔，歷史思考進入了“了解之同情”的境界，正是從作為歷史學家的個人的謙遜和平等的身份感，甚至代入感，岸本先生設想了地域社會成立的秩序想象基礎：

微觀抑或宏觀之類的問題，不是絕對大小的問題，而是方向性的問題。不是像上帝那樣高高在上以超然的觀察來把握社會，而是從社會各個角落里每個人的選擇行動的集合構成社會的觀點出發，去理解人們為何如此行動。

岸本先生的本意是“沒有將國家作為屹立于社會之外的巨大實體來理解，而是從考察人們如何看待官吏、何故服從官吏的視角去解讀‘國家權力’”。但這樣一種去國家化的，側重個體實踐與理性選擇的視角和方法，不過是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已成為舊學的老“新學”而已，研究實踐中也多有因不“知宏”而未能如實“察微”的缺憾，卻在岸本先生的筆下分寸與火候恰到好處地呈現國家與個人、宏觀與微觀的一體，其源頭，除了史家手眼的高明，主要在于對待歷史與當代、國家與個人、生活與意義時所持的謙遜與平等：“不是從高遠處著眼，而是著眼于觀察和我一樣對社會的整體抱有不明確的認識的人們是如何摸索著構建社會的。然后試圖和他們在同樣的平臺進行對話。”

秩序是“定猶未定”的，是暫時的穩定，是個人的千千萬萬個選擇行動的平衡相。平等的史家身份感，在岸本先生這里，結出“不安感”的果實。她說，“風俗”概念的流行與知識人對社會秩序的不安感是表里一體的。她勾勒的中晚明鄉村社會、暴力與正義、動亂與自治，都呈現了歷史中殘酷與不安的一面。“明末清初這個時代所深深吸引我的，就是這個社會動蕩的時期使得孕育個性與共性之間那種緊張的相即性完全地顯在化了。”“被生活在競爭社會中的不安感所推動。”她甚至使用了“不安的歷史學”這樣的提法，這仍然來自她的個人生活史：

自己生活的社會不是確定的實體，而是由人們的想象構筑而成的，稍加擠壓，就會嘩啦啦地崩塌。我的這種不安感，自孩童的時候即隱然于心。例如關于戰爭，我所關心的不是直接有關戰爭造成的災難和罪惡，而是關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將戰爭視為理所當然而毫不置疑，而今幾乎所有的人又都理所當然地加以抨擊？”“能說今天就正確嗎？”我對“群眾心理”一詞抱有興趣，曾經思考過如何才能做到不隨波逐流。

與歷史和普通人平等，并不意味著隨世俯仰，而是反思與追問。岸本史學及地域社會論的關鍵詞是秩序，而前提是“秩序的稀缺性”這一感知，從這里出發，探問“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筆者一直相信，不是時代，而是時代的具體的生活影響了史家。還可沿著岸本先生對“身份感覺”的重視延伸思考，個人的稟賦在具體的生活中成長，塑造人的性格與對事物的感知、態度、判斷、觀念，影響人的選擇與實踐，表現在歷史學家身上，就是史家的“感覺”，它有集體的表現，也有個性的差異。并非所有經歷相似社會與生活處境的人，都像岸本先生一樣。它是有立場的，但不以立場代替思考；它是有思想的，更以學術成思想。

這個身份感，又是幾代日本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衣缽相傳的共同體玲瓏塔中之物。舉凡明清與近代中國、陽明學的社會位相、鄉村社會的秩序問題，都是從近代日本中國學興起以降持續關注的問題，不僅偏歷史學的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研究者共同關心，也是跨越歷史學、法學、文學、哲學以及學術界、思想界的共同關懷。雖然溝口雄三先生有所指地高倡“以中國為方法”，但“對于中國古代和中世的關心并非來源于對中國的關心，而是來源于日本內部的狀況和心情”的思緒，仍是保有的學術共識，并且不限于“中國古代和中世”。可以說，是中國學（或者“東洋學”等界定）研究和思想共同體引領和保護著同道將研究中國歷史與思考日本當代問題“表里一體”，一門學問于是“內化”為一國思想養成的組成部分，這就遠遠超越了一般方法論意義上的“比較”。當代日本的秩序語境深刻影響了中國學研究，影響了學者的平等的身份感覺，岸本美緒的明清中國秩序圖景是這幅宏闊畫面的拼圖之一。

明末清初，正是在秩序崩解與規復的個人生活投影中，儒者反思道之所在與心學流弊：“圣門所謂道也，非后儒‘宗旨’之謂也。”費密自陳心曲，他的“艱苦患難”的沉痛經歷，照亮了“古注疏”中的“道之實”，讀來令人觸動不已：

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后。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今已老齒，其于經傳征明定旨，傷漢唐遵圣合經有用實學晦塞既久，諸儒辨論亦多，然公卿大夫主持吾道者也，名儒賢士發明吾道者也，皆于圣門有衛道之責焉。（《弘道書》卷下《圣門定旨兩變序記》）

“艱苦患難”與“古注疏”相發明的成果，就是對重在“遵圣合經有用實學”之“吾道”的認識。理學家亦然，康熙看到湯斌詩中“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一句，問何謂“憂多道轉親”，湯斌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常隨事體認，于道轉覺親切。”一代理學家撥亂反正，領悟到“道”的親切處，是在半生憂患中“隨事體認”的結果，并非世俗子、假道學可比。人們的行為與行為模式不僅被朝廷和時代塑造，也保持了與周孔之道對話的傳統。這也是應對“后十六世紀問題”之一面。

在《瘟疫年紀事》的結尾，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倫敦可怕的瘟疫“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作為敘事者的“我”“卻活了下來”！我在岸本美緒先生的“不安感”與笛福的敘事感覺之間感受到一種奇妙的相似和聯系，對歷史和身邊事的敘述者都可以從殘酷的現實，從由之而來的情感中思考自己的身份，養成自己的“身份感覺”。這是情感，也是人之為人的道德。

今日之史學，談方法、理論太多，談史家的情感與道德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