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代寫論文引發教育反思

2022年底，ChatGPT（聊天生成預訓練轉換器）的出現引起了全球性的關注。ChatGPT是一款由微軟投資的OpenAI公司開發的程序，除去回答人類的問題外，它還可以生成論點，并創作各種文本。目前一些高校學生已經開始利用ChatGPT來為自己完成作業，甚至利用ChatGPT生成論文。據英國《衛報》報道，對于這種學術剽竊以及作弊行為，許多教師表達了不滿，部分地區的學校公開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該程序。專家們擔心，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完成作業的學生將會依賴于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而無法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在《wired》雜志的報道中，高中英語老師凱利·吉布森（Kelly Gibson）談到了自己的擔憂：如果用戶可以要求ChatGPT“寫300字關于綠燈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象征意義”，那么我們要怎樣阻止學生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作業？大量的教育工作者擔心，作弊的新時代即將到來，論文或教育本身將遭受沖擊。

對于如何應對ChatGPT的沖擊，各個學校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一些大學院系決定對課程評估的方式進行調整。以前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計算機科學系的學生可以在學期末自行選擇遞交論文或進行技能評估，但目前論文的選項已經被取消了。英國校領導協會的秘書長杰夫·巴頓（Geoff Barton）表示：學校必須認真考慮如何負責任地使用ChatGPT，不能讓其成為“允許學生作弊的許可證”。相比之下，紐約市學校的處理方式更為直接——因為擔心程序會鼓勵抄襲，該市的學校已經禁止在所有設備和網絡上使用ChatGPT。

研究學術誠信、合同欺詐和抄襲領域的專家，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托馬斯·蘭開斯特博士（Thomas Lancaster）強調：“學校必須盡快適應ChatGPT的存在，確保學生得到公平的評估，確保學生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確保他們仍然能夠擁有大學畢業所需的技能。”澳大利亞的一些大學表示將恢復使用現場考試，以保護評估的完整性。然而，蘭開斯特表示，回歸考試并不是解決之道，他建議更多地使用口頭陳述和演講來讓學生展示他們對學科的理解。

另一方面，雖然ChatGPT生成的論文文法簡潔，但也存在內容空洞，甚至論述和觀點出現巨大問題的情況。此前，弗曼大學（Furman University）的哲學教授達倫·希克（Darren Hick）發現一名學生遞交了一篇人工智能生成的論文。希克說：“這篇文章逐字逐句寫得很好，但仔細一看，其中關于哲學家大衛·休謨的一項論斷毫無意義，甚至完全錯誤。”此外，一些教授和大學表示，他們正在計劃使用檢測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工具來根除這種學術剽竊行為。

但是，也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認為ChatGPT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教育的末日。早在該程序出現前，教育系統就已經千瘡百孔，現在正是讓人們重新思考教育的重點的好時機。在倫敦城市大學研究并教授人機交互的亞歷克斯·泰勒（Alex Taylor）說：“另一種思考方式不是如何去找到新的評估形式，而是思考目前我們在進修教育中的重點究竟是什么？也許這些重點本身就存在問題。”

如果測試中的事實性問題都可以由程序回答，那么這種測試究竟是不是一種有價值的學習方法？泰勒認為，那些可以由ChatGPT回答的死記硬背的問題并不能促使學生學習，也無法讓他們成為更好的思考者。泰勒說：“我認為有時候我們把事情搞反了。我們僅僅關心要如何測試人們的表現，從而確定他們達到了某種水平或某些指標。實際上，教育應該是一種更廣闊的理念。”

此外，雖然ChatGPT可謂神通廣大，但它無法提供特定形式的教育。在紐約華盛頓高地教高中英語的瑪麗蓮·拉米雷斯（Marilyn Ramirez）會在課堂上做戲劇性朗讀，讓她的學生們（她的許多學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同時也是英語非母語的英語學習生）對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演講感到興奮。拉米雷斯并不擔心ChatGPT。她做了一個類比，她讓課堂中的英語學習生使用谷歌翻譯，但也幫助他們看到該技術的不足之處，以及讓他們意識到應該在何時去使用谷歌翻譯。她對ChatGPT也有類似的看法：學生們在老師的指導下使用該程序是有益的，但程序本身存在種種限制。

隨著教師們對于ChatGPT愈發了解，部分教師也嘗試將該程序運用到日常的教學中。上文中提到的高中英語老師吉布森正在嘗試讓學生去編輯和修改ChatGPT生成的論文。吉布森讓學生們在課堂上就他們正在閱讀的文本寫一份原創的論文聲明。然后，全班將使用ChatGPT來生成基于該論文聲明的文章。最終，學生必須對ChatGPT生成的文章進行拆解和改進：這種練習旨在教授批判性分析、學習準確表達論文主題的技巧，以及培養對“好的寫作”的感覺。

在吉布森看來，ChatGPT是一種教學工具，而不是所謂的完美作弊器。吉布森表示，ChatGPT并不像人那樣聰明，盡管它能夠寫出類似人類的文字。它是一臺統計機器，有時也會拾人牙慧或胡編亂造。因為它們純粹是用統計的方式模仿人造圖像和文本，而不是真正地學習世界是如何運作的。ChatGPT依舊需要指導，它所生成的文本也需要進一步的編輯。吉布森承認，這項全新的技術在教育中的作用還不明確，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樣，探究這項技術的作用應該成為老師們的責任。”

“后脫歐”時代，英國與歐洲的關系意味著什么？

2023年，距離2016年的“英國脫歐”投票已經過去六年多。“脫歐”的整個過程仍未完成——關稅和簽證問題容易處理，但北愛爾蘭的關稅區問題、英國自身的金融定位等問題仍有待解決。自去年開始的英國政治混亂也反映著脫歐后英國的焦慮——令特拉斯下臺的減稅風波，反映出其迫切希望通過減稅吸引國際資本留在英國，以及在脫歐之后仍然維護英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期待。數據顯示：在脫歐之后，英國原本吸納的東歐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的勞工移民減少，但來自中東、南亞等地的勞工移民則增加補位。社會的固有運動方向和積累的問題都沒有真正變化。

當地時間2023年1月27日，英國倫敦，英國財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在彭博社歐洲總部發表演講后回答問題。盡管亨特辯稱英國脫歐將推動經濟增長，但他1月27日拒絕了減稅的呼吁，預計會讓投資者和英國執政黨中的批評人士失望。

肯特大學的國際關系學者菲利普·康利夫（Philip Cunliffe）日前在《新左評論》上撰文《脫歐的意義》，討論后脫歐時代的英國和歐洲的關系所反映的政治學議題。他認為，2016年英國脫歐前后，歐盟的“解體”危機似乎近在眼前，而且這場危機不僅僅是右翼民粹主義帶來的，也存在左翼對歐盟的財政紀律的攻擊，對2007年簽署的新自由主義的歐盟《里斯本條約》的攻擊。然而，多年過去，歐洲實際上沒有像人們所預言的那樣面臨根本危機。因而人們也需要從新的現實去重新思考：“脫歐”到底反映了什么樣的政治議題？

2019年，挾脫歐結果，約翰遜帶領保守黨贏得了撒切爾之后最大的大選勝利。在此之后，他提出了“全球英國”的主張。這其實在政策上意味著從全球南方——尤其是英國的前殖民地——吸引勞工，與此同時維護英國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康利夫認為，這些變化反映出英國其實是政治學者比克頓（Christopher Bickerton）所提出的“成員國”理論的一個重要案例。比克頓認為，歐盟對其成員國而言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俱樂部”，而是一個會改變國家內在形態的國際實體。主權國家以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其行動，而“成員國”則是在和同一超國家政治實體內的其他單元的關系中思考自身的行動。

這種政治結構使得在歐盟范圍內出現了一種政治上的分離：主權國家的國內政治是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但是政策如今越來越由超越國家的實體——比如歐盟委員會——來主導了。作者舉例說，2022年的意大利大選就充分反映出了這種分離性質：梅洛尼以極右翼政治人物的姿態上臺，但是其當選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仍然繼承了其前任的德拉吉政府。因為這些政策都是在歐盟的財政紀律和補貼政策下誕生的。康利夫進而認為，梅洛尼對船民、難民和外來移民的攻擊，實際上是其政策工具格外受限的體現罷了。

在脫歐之前，英國是歐盟的“邊緣成員國”——英國既不在申根區，也不采用歐元，與此同時英國也在很多問題上和布魯塞爾并不同步。但康利夫指出，那時候的英國也仍然是一個“模范成員國”。這是因為英國政府在很多層面上深度參與了歐盟政策的制訂——就算英國自己未必采納了這些政策。與此同時，英國的勞工階級也壓制了對歐洲一體化市場的反感，把自身的“正義”寄托在了對歐盟政策和法律的信仰上。最后，英國的資產階級更加是歐洲一體化市場的積極支持者和核心推動者。

康利夫指出，值得關注的是，在英國脫歐之后，英國和歐洲的關系是否會不再是這種“成員國”的關系？他認為并不會。相反，英國仍然會保持和歐洲的某種更加結構性、比政治名義更為深刻的“成員國”關系往來。更重要的是，歐盟代表著一種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其中市場和經濟連接的重要性遠遠不是選舉政治所能夠企及。這就使得英國和歐盟的關系很像是蘇格蘭和聯合王國的關系——就算脫歐之后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政治和經濟結構上，英國如今仍然和脫歐之前沒有什么本質區別。英格蘭銀行的技術官僚甚至更有權力了，而面對各種危機，英國能夠開出的藥方也都和之前差不多——引入廉價勞工，鼓勵經濟增長，諸如此類。

從某種左派立場出發，康利夫主張英國要把“脫歐”進行到底，真正實現退出“成員國”的地位。這意味著更為內向的政治議程，更注重國內政治的代表權問題。而不是再把技術官僚的決定加諸選民。他認為，在戰爭和能源危機的推動下，歐洲內部的政治代表權問題也會再次浮上水面——人們可能在能源價格和通貨膨脹的推動下日漸不滿與技術官僚的決定。

康利夫認為，最重要的議程是實現“民主主權”，盡管這諷刺地和保守派的“奪回掌控”（take back control）口號有所交疊。他不無遺憾地認為，如果歐盟能夠真正實現一種“超主權國家”的轉變，在歐盟意義上成為一整個主權實體，國與國關系變得更像聯邦州與州的關系，那么這種未來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歐盟在他看來很難成為這樣一個政治體。因而，他主張更現實的可能性是，在英國脫歐的框架下實現一種更加少民粹主義，也不同于傳統民族國家的“民主主權”，即更多由選舉政治反映出的民意取代技術官僚的決定來主導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