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橋頭堡”

嚴格來講，張庫大道指的不是某一條具體的路線，而是若干條線路。商人根據不同的情況來進行選擇。最常走的是中路：從張家口的大境門出發，經張北、康保，進入內蒙；再經烏蘭察布的化德縣、錫林郭勒盟鑲黃旗和蘇尼特右旗，到達二連浩特市；再從蒙古國扎門烏德入境，直抵烏蘭巴托。

這條線路并不經過集寧，但集寧卻實實在在是張庫大道在內蒙的最重要的交通樞紐。首先，對于晉商來說，如果不經過張家口，直接去漠北蒙古的話，就直接從太原和大同出發，經過集寧、商都、蘇尼特右旗（賽汗塔拉），穿越渾善達克沙漠，到烏蘭巴托。而從張家口出發的客商，奔赴草原上最大的貿易集散地歸化城的時候，集寧就是中途的必經之地。對于從北京出發前往草原的話，除了通過走張家口，還可以先到宣化再至大同，再通過集寧進入內蒙。因此，集寧一直在張庫大道一帶的交通系統中起著重要的中轉作用。

作為內蒙距北京最近的地區，集寧市內蒙東進西出的“橋頭堡”，其交通地位在鐵路時代得到了強化。在京張鐵路完工后，庫倫辦事大臣上奏朝廷，請求繼續沿著張庫大道修建張家口到庫倫的鐵路。但是從張家口直達庫倫的交通線上人煙稀少，缺少城鎮。當時的郵傳部尚書陳璧在奏折中稱：“張庫直線墟集無多，貨物稀少，不如先由歸化綏遠逐節展筑接路，工可計日圖成，養路經費亦不至虛懸無著……歸綏一帶商貨萃集，繞出其間以修兼養，且為北達恰庫、西通甘新，總干較易著手……”因此，清廷決定先修建張綏鐵路到歸綏（呼和浩特），再修建綏遠到庫倫的鐵路。張綏鐵路后來成為平（北京）綏鐵路，繼而成為京包線的前身。這條鐵路在集寧設置了平地泉站，成為重要的交通節點。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北京到二連浩特的鐵路通車，并與蒙蘇實現鐵路聯運。這條鐵路就是在京包線沿線的集寧分叉，向北直通二連。從此無論是張家口、大同還是呼和浩特，前往蒙古國口岸，都需要經過集寧。盡管此時張庫大道已經不復存在，但也可以反映出集寧在草原絲綢之路版圖上的重要地位。

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集寧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解放戰爭期間，集寧是少有的發生了三次戰役、被國共雙方反復爭奪的地方。作為雙方在原綏遠地區爭奪最為激烈、戰役規模最大的地區，集寧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遺跡。在市中心的老虎山公園一側，集寧戰役紀念館、勝利廣場、紀念廣場，連同集寧戰役指揮部舊址、軍事體驗館，形成了規模宏大紀念建筑群。而山頂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更是給城市留下了深刻的紅色印記。

晉人走西口

集寧原為是烏蘭察布盟的首府集寧市（縣級市），后來烏蘭察布撤盟改市（地級），集寧撤市改區。內蒙的地名和行政區劃的復雜可見一斑。一下火車，就在集寧站內看到蒙晉冀(烏大張)長城金三角合作區。在東邊的京津冀、西邊的呼包鄂紛紛抱團之際，集寧、大同、張家口這三個城市，以張庫大道和茶葉之路為紐帶，又再次走到了一起。歷史上多年的經貿往來、人員流動和文化交流，塑造了橫跨三省區的極為相近的地緣關系。

事實上，這三地均屬于晉語區，集寧在明清時期均屬于大同府豐鎮廳。走在街頭，耳畔能聽到大量平舌音取代了翹舌音，連同復雜的連續變調，讓人恍惚回到山西。而晉北的刀削面和莜面，則占據了路邊小飯店的半壁江山。在一百多年前，無論是經殺虎口的走西口，還是經張家口的走東口，大批山西人出關進入塞外。在商人的駝隊背后，是大批隨之而來的老百姓。在清廷允許向內蒙移民之前，就有很多蒙古王公貴族私下將土地租給流入當地的漢人農民耕種的現象。

光緒年間，清朝正式實施“移民實邊”政策，開始了對內蒙古地區的全面放墾，于各地設置墾務公司，丈放察哈爾左翼四旗、右翼四旗、烏蘭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歸化城八旗等場地。大量山西、河北、山西的農民進入察哈爾地區，大規模墾殖草原進行農耕，形成了察北六縣、綏東五縣。隨后的北洋政府迫于內地人多地少的壓力，進一步鼓勵向內蒙移民，繼續擴大耕地面積。如今整個內蒙西部的漢族聚居區，基本都屬于晉語區，這便是百年前人口大流動的產物。和東三省發生的闖關東類似，這次向塞外的大移民，深刻改變了北部邊疆的人口分布和農牧業結構。

移民們將傳統的農牧分界線界線向北大幅度推移，使得這一地區的單一游牧經濟變成為農牧并舉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一些蒙古族也受到農耕文化沖擊，開始放棄游牧方式，改為定居，學習農耕，出現了與漢族類似的村落。這也印證了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草原民族和漢民族一直以來都在相互融合，有游牧的漢人，也有耕種的少數民族。在農牧分界線一帶，民族的分化一直是隨著歷史的進程而不斷變化的。大批商人、農民和務工者的到來，帶來了這一地區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興起。像集寧這樣大批蒙漢共居的城鎮開始繁榮起來。

我從集寧南站搭乘一輛呼和浩特開往二連的火車，進入草原深處探訪。這輛綠皮火車，一路經過各個蘇木小站都停。蘇木也是內蒙特有的行政區劃級別，相當于鄉一級。不過這些牧區的蘇木都非常小，基本上規模和我們的一個小村莊差不多。如今草原上的牧民都已經將草場進行了劃分，類似于內地農村的包產到戶。牧民們也告別了游牧生活，不再住蒙古包，而是住在固定的村莊。從火車的時刻表上看，過了集寧之后，除了一個蘆家村，剩下的站名皆為蒙語地名：巴彥郭勒、德日斯圖、郭爾奔敖包、齊哈日格圖......車上不少乘客都是去牧區的蒙古族，耳畔常能聽到說起來很快、有rap感的蒙語對話。我旁邊的一個牧民，去的是草原深處的一個小站。那個小站名字很美，叫烏蘭花。

火車從集寧出發后，窗外的景色開始由農耕地區向牧區轉變，莊稼地和草原交錯映入眼簾。過了察哈爾右翼后旗政府所在的白音查干鎮，窗外徹底變成了一望無盡的草原，鐵路沿線的房屋墻上“精準扶貧到戶、發展產業脫貧”的標語，也變成了原野上樹起來的“加強草原保護、遏制草原退化”的宣傳牌。這里的草原和我在蒙古國牧區所見景象類似，不過頻頻出現的高壓走廊和信號塔，則反映出內蒙牧區更優越的基礎設施。我在白音查干時，出租司機介紹說，從那里往東往南（商都、興和集寧等）都是種地，往西往北（察哈爾右翼中旗、四子王旗等）都是放牧。如今的農牧過渡地帶，比歷史上長城一帶向北移動了數百公里。

白音查干郊外草原上矗立著大批風力發電機群，原野上的風速可想而知。后來我在察哈爾民俗博物館中，看到一幅老照片，草原的商道上，一個商人推著帶有風帆的獨輪車前行。頓時感受到草原上對能源利用技術，有著這樣一種穿越時空的傳承。

察哈爾往昔

如今在集寧和烏蘭察布，漢族已經占據人口多數。不過無論是集寧，還是周邊的旗縣，都在城市形象塑造上，主打察哈爾的文化牌。內蒙古在清代為漠南蒙古，分為多個部落。烏蘭察布盟屬于察哈爾部。在元朝滅亡后，察哈爾部一直是蒙古汗廷的宗主部，歷史上號稱蒙古中央萬戶。明代統一了漠南蒙古各部的達延汗自駐察哈爾，并與明朝通貢互市，貢道由大同、張家口一線入居庸關，成為張庫大道和茶葉之路的前身。隨著茶馬互市的開展，以肉和奶為主食的游牧民族，逐漸把茶作為必需品，甚至到了“寧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無茶”的地步。奶茶逐漸成為草原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

在察哈爾右翼后旗政府所在地白音查干鎮，有一個察哈爾廣場。廣場具有濃郁的民族氣息，讓人印象深刻。廣場北入口有成吉思汗坐像，中央有“蘇魯德”大柱子，南門則是察哈爾部婦女頭飾形狀的拱門。廣場上還建有不少蒙古族用品的景觀雕塑，分為兩列：一列是軍事工具，包括弓箭、馬鞍、摔跤服等；另一列為生活用品，如搗茶桶、茶壺、銀碗、擠奶桶等，也反映了草原上不可或缺的奶茶文化。廣場旁邊居民樓的建筑立面的細部，都頗有匠心地體現了察哈爾文化元素。

而集寧的察哈爾民俗博物館，是我見過的關于察哈爾文化內容最豐富的博物館，而且里面有大篇幅關于茶葉之路的內容。擺放的茶磚依稀讓人看到茶葉之路的過往。茶磚有方形和圓形兩種，方形的更為常見，類似32開本的精裝書大小。據工作人員介紹，在當時的草原上，茶磚相當于通用的貨幣，三塊茶磚可交換一匹馬。

博物館講解員，經常提到“我們察哈爾......”不知道在她的概念里，這是一個地域的概念，還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曾經的察哈爾省已經成為歷史，而察哈爾部的草原文化，也在現代文化中受到沖擊。文化的變遷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不斷重塑著城鄉的意義。當年的茶葉之路如此，如今的全球化與城鎮化浪潮，亦是如此。

離開集寧前，我找了一家打著庫倫蕎面招牌的小館子。幾種面條都是八塊一碗，差不多是北京類似飯館價格的一半。我特意點了最具本地特色的蕎面，但味道卻并沒想象的那么好吃。作為粗糧的蕎麥，在過去饑餓歲月里，是窮人們對于白面的替代品，吃起來略硬和澀，好像是面條上帶著許多小沙粒的感覺，滿嘴都是塞外的艱苦。飯店里的墻上，貼著一個本地酒的廣告，“用武器放倒敵人，用好酒放倒兄弟”。收款的柜臺上放著一個小電視機，老板正在聚精會神地看著里面的二人臺節目——一種來自于山西、形成于內蒙的民間曲藝，在我看來有點像是山西梆子和東北二人轉的混血。屏幕上丑角和旦角輕快的小調，與屋外大街上傳來的“套馬的漢子威武雄壯”的草原歌曲相映成趣?；蛟S交通可以更迭，城鎮不斷變化，而文化則最終沉淀為人格，經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