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思勰成書于公元六世紀前期的《齊民要術》，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系統的農學著作，在世界農史上享有盛譽。此書系統地總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北方中原地區農、林、牧、副、漁等領域的生產技術和實踐經驗，有“農業百科全書”之稱。不拘泥于農學范疇，以我淺嘗輒止的閱讀體驗而言，這部森羅萬象的經典可以多側面閱讀，從科技文明史、經濟史、社會生活史乃至民族心靈史等角度進入，也可以讀出不同況味。比如，于科技文明史，本書成了李約瑟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一大資料來源；在人文名物方面，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曾從這部南北朝時期的農書里，復原了諸多中古時期中國人文生活的細節，構建他的“中華名物學”研究；又如篠田統、田中靜一等日本食物史家從中考證出中華飲食形態如何經由海上絲綢之路深刻影響了日本等，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

一部記錄一個大時代社會生產生活的農書，即便是吉光片羽，也必然會映照出那個歷史時期的某些重要表征。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妨把《齊民要術》當作社會生活史文獻來讀，它所反映的魏晉時期我國北方某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在這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分裂、大融合”的轉型期中，中原人民聚居在“塢堡”（或稱“塢壁”）這樣一個特殊空間里，如何詩意安居的努力和智慧。

《齊民要術》四冊十卷全，清光緒中江榷署刻本

虛實“桃花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塢堡”“塢壁”讓我不禁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段中學時代爛熟于心的文字，講述了一個亂世中的漁夫，在一次例行的出船捕魚中走錯了水路，被沿途開得鮮美妖艷的桃花林擊中，失了魂魄似的一路窮追不舍，終于找到了神奇的光，遇見一個平展、廣闊、坦蕩的地域，一個生機勃勃而又富足安詳的美麗世界—桃花源。自此，一千六百多年來，它一步一步走入中國人的心靈，進而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夢想中的家園，更成為精神史的一個部分。我不知道中國古代還有哪一篇文章能像《桃花源記》一樣對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產生如此廣泛而持久的影響，誠如沈從文所說：“全中國的讀書人，大概從唐朝以來，命運中就注定了應讀一篇《桃花源記》，因此把桃源當成一個洞天福地。”

只是桃源何處，是子虛烏有的夢幻還是真實的存在？抑或兼而有之？圍繞這些問題，歷來爭論不休，更不乏好事者按圖索驥，各種對號入座的“桃花源”眾說紛紜又莫衷一是，給人留下無盡的懸想和迷思，充滿神秘氣息。

史學家陳寅恪曾在《清華學報》上發表《〈桃花源記〉旁證》（1936年1月，以下簡稱《旁證》），對這篇名文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他指出，《桃花源記》并非烏有之鄉，而是現實的反映，乃是陶潛以西晉北方塢堡聚落的某種現實生活為素材，再以理想化加工寫成。《旁證》非常有趣，雖是嚴謹史學論述，卻有日本推理小說特有的解謎妙趣，結論極具顛覆性，論證卻自成邏輯。從魏晉時期亂世避禍入山的普遍現象，到聚族而居的塢堡組織，再具體到檀山塢和皇天源，從皇天源所在地即是古之桃花林而推到桃花源，層層推演出這樣一個論斷：真正的桃花源在華北弘農、上洛一帶而非南方武陵源；桃花源居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避的是苻堅之姚秦，而非始皇帝之嬴秦；文中紀實部分，乃是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隨劉裕入關西征的左軍之見聞寫成，云云。

《旁證》思接千古，極具創意，最有趣的部分是將塢壁、塢堡這一魏晉亂世時期最常見的社會現象，與桃花源建立關聯，予人無窮的想象，讀來興味盎然。“塢”是古代華北方言，據《故訓匯纂》注釋，“塢，小障也，壁壘也，里也，營居曰塢”，意為建在深山里兼具防衛與生產生活功能的聚落。塢壁、塢堡是亂世的產物，形成于漢末。中國歷史上，每逢亂世民不聊生，集體逃入深山以避禍害惡政者屢見不鮮；或遭逢外族入侵等動亂，豪門大戶亦難瓦全，為求安生必須率族自保自存。但以民間之力無以構筑城池高墻一類大型防衛設施，面對有組織、大規模的禍害，最佳辦法就是尋找遠離中心區域的邊緣地帶，利用天然地形的庇護構筑塢壁來維護安全。同時為了長期的繁衍生存，塢壁必須同時具備生產生活功能，如接近水源，有可供農業生產的耕地林地等。魏晉十六國時期，中原板蕩，禍亂紛起，北方豪族巨室為避戰亂，舉家遷居到險要地方筑堡安家，稼穡儲藏繁衍生息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線索也引起陳先生的極大研究興趣。

《晉書》載：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劉裕率師北伐，進攻洛陽、長安征討姚秦，江東文人戴祚（字延之）隨軍從征勘察上洛、弘農一帶的地形水文，著《西征記》二卷。此書亡佚，有關記錄被酈道元收入《水經注·洛水》。如關于水源有云：“即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所至之處。”有水源處，才為人煙提供生存可能，而“洛水又東，徑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俗謂之檀山塢”的見聞則透露出在偏離中心的邊緣地帶另有聚落的信息。戴祚所記塢堡現象，對陶淵明來說也不陌生，盡管無法確認他是否讀過《西征記》，但一如陳寅恪考證：作為同代人，陶淵明不僅熟知那場戰事，且和不少參加征戰的左軍（參謀、幕僚）有故，比如隨軍的羊長史即是故人，陶淵明在其奉命出使秦川時即作五言詩《贈羊長史》相贈。和戴祚一樣，羊長史等人也可能在這次出征途中發現了“桃花源”，激發出陶淵明的寫作靈感。

陳先生的《旁證》滴水不漏，但將桃花源這樣一個洞天福地安置在弘農、上洛，多少顛覆了人們的既成印象。畢竟，粗糲雄渾的華北平原與“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這樣一個詩意蔥蘢的江南景觀反差太大。或者說，弘農、上洛何處才是桃花源的原型呢？在此試以個人旅途體驗及相關地理常識略加蛇足補證。

古之弘農即今日之華陰，位于秦嶺北麓渭水之南。五年前的春夏之交我曾到陜西華陰境內一游，感觸頗深。登上華山極頂舉目四望，不乏深溝茂林。那里地勢偏高，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根本無法駕船行舟，且華陰山地西接坦蕩之關中平原，絕非可以藏匿隱居之地。而陜西東南部的上洛則大異其趣，早年讀賈平凹《商州筆記》，對商洛乃是“漢中江南”的印象尤為難忘，實地游覽更覺賈文所言不虛。此地北望古之長安，東部與河南南陽相接，東南部與古之千里云夢澤近鄰，地形復雜隱蔽；境內有洛江、丹江流過，水系發達，水流豐沛，物流人流可賴舟船；山地一帶則遍布深溝幽谷參天古木，河谷之間有適合多種作物的可耕之地，物產頗富。相比弘農，商洛更具備避難自保自存的塢堡功能。假定如陳先生所旁證，陶淵明的桃源取材摹本在華北，那就是上洛而非弘農了。

《齊民要術》與桃花源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這段描繪桃花源安居樂業與豐饒富足的文字，千年來不知感動過多少讀者。當然一種普遍迷思也在神往之余浮起：水深火熱亂世中，這一切真的可能嗎？藝術來源于生活，文學作品往往是一定時期社會生活的反映，其中折射的生活形態和情感，無不以現實的真實為基礎。文學創作，固然需要虛構與想象才能升華審美等級，但入乎其內的現實素材與出乎其外的架空想象之間的微妙張力，才構成文學的一大魅力。因此要深入理解某一文學經典，還需要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文獻來旁證。對此，青木正兒在《中華名物考》里有獨到見解：“中國詩文講究觸物起興和感悟興懷。脫離了真正的物，要理解古人的神思所在，則多間阻之慨。”這個認識，給我探索桃花源帶來了某種新的思路，轉而再讀《齊民要術》，不禁略有“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之感。

《中華名物考》

永嘉三年（309），匈奴舉兵大規模南侵中原，揭開“永嘉之亂”的序幕。八年后，西晉覆亡，在南方士族擁戴下，瑯琊王司馬睿在建康另立中央，是為東晉。以匈奴為先驅，原本居住塞外的少數民族紛紛南下中原，并陸續建立了十六個北方政權。在長久的動亂旋渦中，中原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徹底瓦解，士民四處逃難。有的追隨司馬皇族南渡，有的遠走他鄉另尋托身之所；也有累世官宦豪族，因根系太深或家口過于龐大，不能或不愿遷移而留住中原，在變亂時局中順應形勢，在一個又一個走馬燈般輪換的胡族政權之間斡旋過渡；此外更有大批既不事外族也不愿遷徙的豪門大族，糾集鄉黨流民，舉族聚居在地形封閉、地勢險要之處，據險而守，開墾經營，繁衍生息，這樣形成的大聚落就是陳寅恪所稱的“塢堡社會”。

這類現象在《三國志·魏書》《晉書》等史籍中多有記載。如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天下大亂之際，河北逸民田疇（字子泰）率領一族避亂遠走他鄉，當他們途經北平徐無山（今河北遵化東）時，發現這里地勢平闊，有水源深林，適于田園耕種和隱居，于是就此安居下來，躬耕以侍養父母繁衍子孫，不久遠近來聚者超五千家。在他的管轄之下，徐無山人和睦相處，甘苦與共，將徐無山打造成一個有聲有色的宜居新天地。還比如永嘉動亂之后，長廣郡主簿蘇峻在掖縣糾合宗親鄉黨數千家，結成塢堡武裝自保；中書侍郎郗鑒率領族人千余家，避難魯國嶧山??這些中原漢人大族為了求生存，不僅要憑借塢堡、塢壁來防御自衛，為了解決生活問題，還必須制定出一整套躬耕自給的方案，陳寅恪在《旁證》中寫道:

凡聚眾據險者固欲久支歲月，及給養能自足之故，必擇險阻又可以耕種及有山泉之地，其備此二者之地，必為山頂平原，及溪洞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

中原人民據險自守，必擇山險水源之地建造塢堡。受制于自然環境的局限，必須盡可能在有限地域之中努力獲得最大收效，必須積極大量發展主食、蔬菜、牲畜、桑麻、竹木等，以保障塢堡群居生活的可持續發展；由于人多地少，還要改革耕作的制度與技術，總結古代中原地區的農桑經驗。《齊民要術》一書，對小塊土地深耕深種，施肥、播種、育種、選苗等農業技術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實踐，充分利用挖掘有限的耕地的潛力，不斷開發農產品加工技術，貫穿了塢堡聚居生活中從農業生產到日常應用的所有過程。就像書中劈頭言明的“起自耕農，終于醯醢”。綜觀全書，所涵蓋的范圍非常之廣，確是“資生之業，靡不畢書”，甚至連“如去城郭遠，務必多種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等這樣的細枝末節，也交代無遺。

書中所記生產技術以種植業為主，兼及蠶桑、林業、畜牧、養魚、農副產品貯藏加工等各個方面。在種植業方面，則以糧食作物為主，兼及纖維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飼料作物、園藝作物等方面。還有在農閑時期，如何進行弓箭等武器制作、保養的指導。此外，《齊民要術》中對與本地區生產生活關系遼遠的事物，如對南方、域外的物種，則僅存名稱，大有“關涉無多，但供爾輩參考可也”的態度。塢堡雖然封閉卻是個自給自足的世界：男耕女織，漁樵稼穡，秋收冬藏，鹽醬酒醋，一切飲饌用度無須外求，可謂豐衣足食，遠客來訪，“便邀來家，設酒殺雞作食”熱情款待。

在這里，塢堡、桃花源和《齊民要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形態建立了關聯。如果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北方塢壁生活在文學上的反映，抒發了人們渴望逃避亂世、幸福安居的美好愿景，陳寅恪的研究，從史學角度證實其真實存在，那么，可以說《齊民要術》就是回答如何在亂世中經營桃花源的日常生活指南書。

“桃花源”里的經濟文化生活

《齊民要術》所展示的生活條件，不僅反映魏晉時期某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也表現了永嘉之亂后，我國北方黃河流域特殊的歷史環境和以莊園經濟為主流的社會生活狀況。其中內容，有的隱約勾畫了以塢壁為主要形式的生產生活；有的則清晰、完整地描繪了業已成型的大莊園經濟的運營畫面，體現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景觀。

《齊民要術今釋》

所謂莊園經濟，是指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隨著土地私有制而出現的一種經濟形態。魏晉時期，地方豪強勢力不斷壯大，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特權階層手中，這種獨立性很強的莊園經濟迅速發展并趨于成熟。莊園經濟的表現方式，最具典型的，如北方的塢壁、塢堡，南方的大田墅、大田園等。莊園經濟是典型的自給自足經濟，莊園主根據自己的生活文化需要進行規劃運籌，使男耕女織、日常食事與教育文化相結合，把莊園建成一方獨立封閉、生機蔥蘢的小天地。

民以食為天。除了一般農林作物的培育、家禽家畜和養魚等副業的生產要領外，占《齊民要術》絕大比重的，是有關烹飪等食物加工技術的介紹，詳盡得令人嘆為觀止。《齊民要術》不僅網羅當代食事百態，還博采《詩經》《禮記》《四民月令》《爾雅》《崔浩食經》等一百八十多種古籍中的飲饌記錄，包括對各種食材的加工、烹飪，酒、醋、豉、醬的釀造，菜、肉、魚的腌熏技法，以及果品、餅面、點心、乳制品的制作工藝等，不一而足。內容之宏富遠超農桑范圍，更像一部“日常飲食百科大全”。在日本學界，甚至有《齊民要術》是“中國最古老的現存料理書”一說。《齊民要術》引用最頻繁的是《崔浩食經》，近四十條，若以前后互文聯系計之，當不下百條。根據元代韓公望《易牙遺意·序》的統計，魏晉南北朝時期問世的食譜多達上百卷，幾乎都出自豪門之家，其中以《崔浩食經》和虞悰的《食珍錄》最為著名，分別代表了北朝與南朝高門士族飲饌之道所達到的標高。

《崔浩食經》之受賈思勰青睞，原因不外乎其內容的豐富性與適用性。崔浩出身中原名門世族，是北魏著名政治家與儒學領袖。今人或許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盛門”不甚了了，但透過《崔浩食經》中食材的制作規模，卻足可一窺其面貌—每年秋冬釀制豆醬，需要用三間大屋，百石（1石約140市斤）大豆來制作；制鹽，所用的容器是容量上千斤的大陶甕；制作白餅點心，所需的面粉達上千斤。如此巨量的制作規模，純屬日用而非商用，且食材來源全是自給自足，從動植物的生產到制作加工消費，都依托莊園內部，不假外求。《齊民要術》所說的“起自耕農，終于醯醢”，正是這一時期士族階級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縮影。

飲食雖小道，卻聯系著一個廣闊的世界，它不僅和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關聯，而且飲食的內容、規模又反映了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特點，人們對飲食的態度，也折射出某種文化習俗與價值觀念，且具有思想文化的意義。因此，《崔浩食經》并不是單純的料理之書，而是一本指導豪門望族如何從日常飲食方面，踐行豪門禮儀和行為的規范之書。崔浩本人位高權重，卻罔顧“君子遠庖廚”的古訓，對日常飲饌瑣事親力親為，正是出于居安思危的未雨綢繆和慎終追遠的治家使命，以便讓后人萬一遭遇“喪亂饑饉”的亂世，仍能“具其物用”并維持“四時祭祀”不斷，保證士族家風不墜。

此外，作為中原地區延續數百年的豪門望族，流徙于亂世中，危難相攜，存亡與共，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維系家族的存續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文化傳承卻是更重要的使命，也就是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序言中一再表述的“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儒家理念。盡管書中對此沒有展開充分論述，但內容編排上所呈現的“耕讀傳家”這一儒家價值觀則不難窺見。

比如，《齊民要術》中很多農事活動，都以兒童入學、放假、開學的時間基準來安排，說明教育的常規化。而卷九的“煮膠”“筆墨”、卷三的“雜說”等篇章，則相當詳細地介紹了寫書、看書、藏書的經驗。書籍在古代是難得之物，何況身在亂世，所以如何保護書籍，諸如防蟲、防濕，如何選擇曝書的天候，晾曬多長時間為宜，都在書中寫得清楚明白。“雜說”里甚至還專列了如何修補殘破、折裂書籍等方法。一部農書中插入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容，給人以唐突蕪雜之感，若以亂世塢堡生活需要的視點觀之，則正常不過，簡而言之就是基本需求，無論是煮膠、制作筆墨紙張，還是保護書籍，都反映了聚族而居的莊園社會的日常文化需求，為龐大的家族子弟提供學習工具的基本保障。

兩漢時期，在政治統一的社會背景下，教育及學術文化掌握在國家手中，也就是首都的皇家太學、國子學、各級政府主持的官辦學校，承擔著文化教育使命。但漢末以后，除西晉短期統一，歷史長期陷于分裂對峙狀態，官學興廢無常。在這一社會背景下，門閥士族擔當起傳承振興學術文化和教育的重任，誠如陳寅恪所指出：“故東漢以后學術文化，其學術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魏晉南北朝，在文化上有“三多”—食譜多、家訓多、私學多，這正是大莊園聚族而居生活形態的反映。而這本包羅萬象、豐富蕪雜的《齊民要術》，則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生活史的一個記錄文本。

本文首發于《書城》（2023年1月號），澎湃新聞經《書城》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