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之歌”系列是臺灣作家藍博洲的兩部紀實文學作品，其中《幌馬車之歌》創(chuàng)作于1988年，導演侯孝賢根據(jù)此書拍攝了電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幌馬車之歌續(xù)曲》是作者2016年的新作，延續(xù)《幌馬車之歌》的主題和風格，繼續(xù)追尋在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槍殺的三位臺灣青年的生命故事。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在《幌馬車之歌》出版三十周年之際出版了最新的增訂版，同時在大陸首次推出簡體版《幌馬車之歌續(xù)曲》。

作者藍博洲在尋訪幸存者及其親友，并搜集查閱大量機密檔案的基礎上，描繪了客家籍臺灣革命青年鐘浩東的一生——從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到九死一生回國投身抗日，再到為改革臺灣社會獻身教育事業(yè)，直到最后為了臺灣的解放赴死。《幌馬車之歌續(xù)曲》則講述了和鐘浩東幾乎同時期的三位臺灣青年李蒼降、藍明谷、邱連球的生命故事。

《幌馬車之歌續(xù)曲》

“幌馬車之歌”系列在形式上均以各位受訪者的口述直接回溯到歷史現(xiàn)場，在主題和內(nèi)容上都關切長期充滿謊言與禁忌的臺灣近現(xiàn)代史，尤其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他以個人作為線索，將個體的生命史放入大歷史的背景中：受訪者輪番的敘述，日記與文學作品的摘引，報章的記敘以及各種民間、官方文書檔案的引用，乃至作為“邊角料”的“口述證言采訪記錄”“大事年表”等，都是重現(xiàn)歷史現(xiàn)場的有機構成。

而此次出版的《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則是以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2016年的《幌馬車之歌》（第三版）為底本，此版本相較于大陸法律文化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第一個簡體版，新增近二百幅珍貴照片與手稿，包括鐘理和日記手稿、鐘浩東最后的家書、鐘浩東等人獲叛亂罪的重要文件——訊問筆錄、會審筆錄、財產(chǎn)清單、死刑判決書等等。

最近，藍博洲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藍博洲在采訪中談到，“到了1979年以后，臺灣政情有所變化，陳映真他們慢慢地找到一個方向，我也接觸到像楊逵這樣的抗日作家，也是‘白色恐怖’去坐牢的前輩，知道了一些歷史。再加上自己高中時候受到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的影響，就慢慢地去關注現(xiàn)實，理解臺灣的歷史。”

藍博洲是在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專題制作時，“突然掉入了真正臺灣的歷史”，“我是在參與黨外運動的時候，聽到年紀比較大的人隱隱諱諱地說蔣介石對大陸有一個大屠殺，后來看了吳濁流的回憶錄，后來他有一個《臺灣連翹》，暗示說真正的歷史是在‘二·二八’以后，在調(diào)查中我才知道原來‘二·二八’以后還有歷史，那個歷史叫做50年代‘白色恐怖’。”

藍博洲認為，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把臺灣歷史與中國近現(xiàn)當代史或肆意切斷或含混不清講述，這使普通民眾對歷史事實一知半解，只剩下被支配的“歷史感覺”。

藍博洲說：“我的‘尋找鐘浩東’之旅并沒有因為《幌馬車之歌》的發(fā)表而停止。相反地，隨著兩岸關系的相對緩和，我的尋訪足跡得以跨越海峽，深入廣東惠陽、梅縣、蕉嶺、韶關、南雄、始興、羅浮山區(qū)，以及桂林、北京等地，進行歷史現(xiàn)場核實與進一步采集史料的工作。隨著島內(nèi)政治禁忌的相對寬松，一些受訪者也才有空間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內(nèi)容做出更全面的證言；而一些原本尋訪不到或不便露面的歷史見證人及加害者也通過不同的方式，就他們親歷或所知的歷史作了值得重視的補充。”

《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講述“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后，林家四兄弟只剩下老四林文清，后因為和進步人士有聯(lián)系，林文清也被逮捕殺害，最后只留下一個幼兒。《悲情城市》試圖描繪的是經(jīng)歷了“二·二八事件”的臺灣知識分子的心理轉(zhuǎn)變，然而其真正的議題是“身份認同”。《好男好女》則以鐘浩東蔣碧玉的實際故事改編，講述蔣碧玉如何由一個千金小姐一步步變成堅強的革命義士，以及時代背景下，這些進步人士的犧牲。

《好男好女》開拍時，蔣碧玉尚在，次年她則病逝，侯孝賢談到他在分鏡筆記本上寫道：“再過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則，生死成毀，無可逃處。”

藍博洲是通過不斷重回歷史現(xiàn)場，去追問被掩埋的禁忌與記憶，侯孝賢則用電影對臺灣的政治結構之癥結追認一種心靈的和解，但是這樣的“和解”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被長久禁錮的歷史格局，又在多大程度上實際遮蔽了人民主體的記憶，恐怕還需要讀者再回到文本本身去尋找答案。

侯孝賢在《幌馬車之歌》的序言中寫：“世人將如何記得這些事呢？有人說：‘我們從古至今都一個樣，沒有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好。歷史上因我們的罪而犧牲的人，簡直是死得輕如鴻毛，我們回報以更多的罪惡。’可是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只。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

1990年，蔣碧玉手捧1935年鐘浩東（原名鐘和鳴）的照片。

正如《悲情城市》中，侯孝賢和藍博洲等是在特定的語境下以感傷的電影表達欲言又止地去講述一段歷史，悲情似乎一直都是臺灣最主要的情感色彩之一。“臺灣一直被殖民，自然是有悲情的，包括臺灣的閩南語歌曲，都是哭調(diào)子。可是李登輝們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他們利用了臺灣的悲情之處，不管是和‘臺獨’派合作，還是其他的，用各種手段把悲情給挑動為一種政治宣傳。”

“1895年以后有兩個意識的產(chǎn)生，一個是祖國意識，一個是棄兒意識。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這兩個意識有個誰是主、誰是次的變化。一直以來祖國意識都是主旋律的，不管是反共階段還是后來的，大家糾結于誰更能代表中國，沒有人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直到1988年之后。蔡英文把‘臺獨’價值都附會為臺灣價值，不認同她的就是不愛臺灣。”

藍博洲

澎湃新聞：這兩年也有一些其他的臺灣作家寫到日本侵略占領時期參加抗戰(zhàn)、在“白色恐怖”中被殺害、而后卻在歷史中被遮蔽的人，對這樣的群體的關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藍博洲：從1980年代就開始，也是和島內(nèi)的統(tǒng)獨斗爭相關的。民進黨“臺獨”派扭曲歷史造成了很多問題，比如臺灣人的悲情，也誤導了臺灣民眾的認同問題。從1980年代最早開始，隨著“臺獨”派的政治主張開始冒頭，表現(xiàn)在文學和歷史中，就是隨著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開始，我自己是年輕的時候受到陳映真他們的鄉(xiāng)土論戰(zhàn)的影響，所以關注臺灣的現(xiàn)實和歷史。

最早在1976年，《夏潮》雜志就開始把作為禁忌的、日據(jù)時期的歷史和文學資料挖掘出來，只是那時都是比較簡單的，像鐘浩東這種是不能提的。國民黨長期戒嚴，在1949年以后的，凡是沒有跟著國民黨到臺灣的不管你是學者還是怎樣的人的作品都不能讀，臺灣日據(jù)時期的東西也不能讀，所以是一片真空。這種情況一直到1976年，《夏潮》的陳映真、蘇慶黎，包括后來到蔣勛，以及民歌運動等，后來再到新電影運動，都是與這種背景相關。

1970年代的政治形勢，包括中美關系的變化，“中華民國”被趕出聯(lián)合國的背景下，臺灣有對“白色恐怖”以來的思潮的糾反。包括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其實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是被迫的，是因為國民黨要整肅陳映真他們，因為他們影響了我們這些年輕人的思想，所以余光中他們就扣帽子說陳映真是共產(chǎn)黨，在臺灣的那種情境下，你說他們是共產(chǎn)黨就是要殺他們。后來蔣經(jīng)國迫于壓力沒有對鄉(xiāng)土文學整肅，鄉(xiāng)土文學因而取得勝利。

這個時候躲在后面的本土派比如鐘肇正他們就起來搶占勝利的果實，鄉(xiāng)土文學時他們和國民黨一直是合作的，到1980年代，他們的勢力就比較大，之后國民黨又用所謂后現(xiàn)代的影響力去解構。所以陳映真才去辦《人間》雜志，希望培養(yǎng)一批年輕的寫作隊伍可以真正介入現(xiàn)實，而不是表面的鄉(xiāng)土。《人間》雜志在1980年代還是取得影響力的，后來在財務的壓力下停刊了。隨著李登輝在1988年上臺，整個臺灣都被本土派的理論誤導了。包括更年輕的，他們根本沒有思想，甚至知識都不及格。之后就到臺灣新電影，侯孝賢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

澎湃新聞：大概什么時候開始，對于這些日本占領時期參與抗戰(zhàn)、后來成為共產(chǎn)黨的愛國人士就不再能被提及？

藍博洲：嚴格來講，臺灣1949年4月6日以來，就只能地下了。1949年12月底，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發(fā)生以來，蔣介石開始全面肅清，就把這些人都殺光了，大概殺了幾千人，留下一些人在坐牢。其實主要的還不止是殺人，主要是把日據(jù)時代以來臺灣進步的思想，哲學的、文學的、美術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都消滅，不止是把肉體消滅，而是把臺灣1920年以來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東西都消滅掉，把從反殖民斗爭以來累計的經(jīng)驗統(tǒng)統(tǒng)消滅，變成一個反共的臺灣島，一切都為了反共。

澎湃新聞：你覺得一種正確對待歷史和研究歷史的態(tài)度是怎樣的？

藍博洲：為了現(xiàn)在和未來研究歷史，因為這些東西影響了現(xiàn)在和未來，所以我們要去理解歷史，不然已經(jīng)是一個病態(tài)的社會，大家還繼續(xù)在傷口上撒鹽，那么這個社會注定是沒希望的，要付出代價的。臺灣就是這樣，尤其臺灣的年輕一代，他們自己要付出代價，否則一點前途都沒有。現(xiàn)在臺灣的很多年輕人都知道自己一輩子買不起房的，而且連工作都找不到，這是一個現(xiàn)實，都是無知，才會被政客騙。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歷史本身。臺灣人的病就是知識的營養(yǎng)不良，尤其對大陸，到今天還有很多人認為大陸同胞都在水深火熱中，一些有錢人認為統(tǒng)一以后他的財產(chǎn)要被充公。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后來被反復提及的“二·二八”事件？

藍博洲：“二·二八”事件其實不重要。我是在1987年進入《人間》做“二·二八”事件時，才知道后面的“白色恐怖”。你看一個事件的影響，就看這個事件以后臺灣的知識界、政治界在做什么事情。比如土地改革后，臺灣反蔣反共的地主階級產(chǎn)生了“臺獨”的意識，可是不成氣候，只是送他們的小孩到日本到美國留學搞一些不成氣候的“臺獨”主張。最關鍵的還是李登輝上臺以來，以及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看李登輝怎么打臺灣牌。我曾說，“臺獨”派就是在“二·二八”的歷史上插上“臺獨”的墓碑，1980年代這個就是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很關鍵的部分，所謂的統(tǒng)派就是國民黨，我們也不是藍的。

我們是所謂的統(tǒng)左派，就是《夏潮》、陳映真系統(tǒng)，或者是幸存的地下黨系統(tǒng)，我長期做這個，我知道“臺獨”派在扭曲、竊奪歷史的悲情。

澎湃新聞：在進入歷史的時候還是有難度，既然研究和了解歷史如此必要，為什么很多人還在遮蔽和淹沒歷史資料。

藍博洲：當時民進黨政府把檔案一開放，就有很多問題，因為那些判決書一看是你出賣我了，刻意去制造這個矛盾。我是研究歷史的，我可以從檔案里面去做分析，一般人沒有這個能力。很多人一看就打起來了，李登輝很厲害，他用一個所謂的補償金，搞到兄弟間為了爭那個補償金再度翻臉。歷史不可能全面去講。有一個擴散性的影響，但是不碰歷史，歷史會報應你的，臺灣今天的現(xiàn)狀就是歷史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