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elplaneta 三明治 收錄于合集 #每日書 386個

2021年8月，我在拳擊時扭傷了腳，久未痊愈。去年12月初，我在北京等待醫院解封，好住院手術，距離受傷已經一年零四個月。

在傷病懸而未決的一年里，我經歷了疫情中的艱難創業、完成了被防控政策卡著喉嚨一拖再拖的藝術項目、陪伴腰椎骨折的母親從床上站起來、獨自度過上海四個月封城的日子。

共計輾轉29個臨時住處，被封控171天，想自殺3次，和家人斷絕關系4次。

11月底，我帶著全部家當從檢出了陽性客人的酒店連夜逃出，有幸被同學家收留。同學一家人的溫暖善意讓我從反復崩潰的狀態中走出，重拾內心的平靜，想要寫下這一年的故事。我知道對于那些在疫情中失去生計、失去家人甚至失去生命的人來說，我的經歷已十分幸運，但我的小小世界或許也是時代切片中一粒努力顫動著的塵埃。

健身房拳擊訓練受傷，我本以為靜養就能自愈

左直拳，格擋，右勾拳，膝擊。厚重拳擊手套和層層繃帶里的雙手開始出汗，不停息地連過十幾招讓我有些微微氣喘。我在上海這家健身房已練了近一年的拳擊。

又一次左腳點地轉動，腰部發力，帶動左臂出拳。突然，我感到左腳大拇指有種別著筋一樣的疼痛。“教練，我好像扭到腳了”。我俯身運動了一下扭傷的腳，“好像不是很疼。”“那咱們換一邊腿繼續”，教練說著，擺好了踢腿用的靶子。

空中鞭腿，肘擊，轉身出拳。我一邊繼續訓練，一邊在動作中感知左腳的疼痛度。這種細小的疼痛令人喪失警惕，也許明天就好了，我想。走出健身房時，我感到左腳內側在走路時不能用力，只能撇著腳用外側著地。

當晚，我發現受傷的拇指關節隆起一個大包，整個腳背也腫如面包。疼痛有所加重，但我仍未太過在意，只是噴了點白藥，認為三天就能自愈了。

第二天，疼痛愈發明顯，水腫也更嚴重，我決定去醫院看看。我的左腳已經腫得穿不進鞋，只得套著拖鞋，單腳蹦跳著出門，去最近的瑞金醫院。醫院門口的保安大叔見我費力跳躍前進，上來調侃我：“要幫忙嗎小姑娘？我可以把你背進去呀？”我連忙擺手拒絕。

照了X光片，開檢查報告的醫生竟然還將左腳寫成了右腳，我又單腳蹦跳著去改。急診醫生看了片子，說骨頭應該沒事，沒有骨折。但是筋斷沒斷就不知道了。

幾天后，我去另一家醫院又檢查了一次。這次我升級了設備，在美團上買了一副雙拐。三腿的我健步如飛。骨科醫生伸手摸了摸我的關節，判斷說筋應該沒有斷。之后他一邊洗手，一邊囑咐“最近盡量少走路”。護士從一只不銹鋼桶里舀出粘稠的黑色中藥膏，厚厚地敷在我的傷處，纏上了繃帶。

◤纏繃帶的左腳速寫

健步如飛三腳貓◥

回西安后，我的設備再次升級，從雙拐三腳貓升級為賽博格機械腿。我也去看了西安最好的骨科醫院紅會醫院，醫生說：“多用鹽和醋泡腳。”我就安心展開了老年養生生活，以為接下來會是一段平靜的養傷時光。

戴著矯形器去散步

結果卻是，在和傷病同甘共苦一年半后，它并沒有完全離開。于是我來到北京，想要手術來徹底解決問題。經過一系列的封控困擾，終于可以入院了。

朋友的媽媽來送我。辦完手續，阿姨幫我把行李拿到了住院部足踝科門口。從這道大門開始，病人們必須獨自應對一切，一切外部的探視和物品都不被允許進入。門口的護士問，“東西都帶齊了嗎？下肢抬高墊、便盆、尿墊、一次性手套都有嗎？”“都有”，我說，護士低頭看了看我明顯超出要求的行李，說：“你東西也夠多的。”

前幾周，剛做出一個人在疫情封控的北京住院手術的決定時，我在酒店默默哭了一晚上，感到自己沒有做好獨自應對一場手術的準備，內心充滿抗拒。同時也自怨自艾，“為什么我遇到的每一次人生重大時刻，都沒有親友在身邊，只能一個人面對？”

我平日從不在朋友圈發私人內容，但那晚情緒決堤，發了一條“本孤寡也要解鎖一個人住院手術的高級技能了”。第二天起來，發現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勵，有朋友說“一個人住院很爽，醫生護士都很友好”，有辣媽朋友勉勵我說“我一個人住院生過孩子，沒事”，還有的表示“等我解封了就去看望你”。

在許多慰問下，我也平復了心態，純粹把眼前的困難當作具體的問題去逐一解決。我開始在知乎上查“住院用品清單”，在淘寶上瀏覽“住院必備神器”。在裝滿一整個行李箱、一個大行李袋的住院用品，又準備了一個辦公用的床上桌板之后，我有了一種不是去住院而是去旅行的錯覺。

這次來北京手術確實一波三折。在西安的家人一直彈窗無法來北京，醫院在特殊時期也取消了陪護探視。我從上海迂回到京，恰逢全城居家。檢查前一天我自己也被莫名彈窗，沖去社區理論一番后才解除。本來上周就應入院，入院前一天又被通知醫院封了，傳言要改方艙。當晚，我所住的酒店檢出陽性客人，我連夜帶著所有家當逃出酒店，所幸被同學一家收留。在同學家等待的一周內，全國局勢一天一變，從封城傳言到全國疫情宣布結束，政策放開的速度超乎預期。

這周終于得以順利入院，因為風向已變，原先計劃手術前的單間隔離也取消了。我提著行李，被護士帶進了三人間。待我收拾好行李、鋪好自帶的床單，躺下準備休息時，一個護士進來對我皺眉道：“你的床單是花的，不能鋪。我們醫院的床單是白的，如果你帶了純白的床單可以鋪。”我疑惑，“這有很大影響嗎？”“不能用自己帶的床單。”護士毫無商量余地。“我皮膚過敏，必須用自己的……”我試著堅持。“你晚上可以鋪，但是白天不行。”“可是我白天晚上都只能穿著病號服待在床上，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對，不能。”護士不耐煩地走了。我只好將床單收起來。

旁邊床位是一位剛做完拇外翻手術三天的阿姨，一直在問護士要止疼藥，還不停地給教友發語音，“我在北京做手術，祝我早日康復，為我祈禱，感謝主……”每發完一則語言，她要回放三遍以確認自己的聲音。

晚飯時，我被叫到辦公室，和實習醫生曾醫生確認病情。他看了看我的病例說，“你練拳擊的？真看不出來，你這體格不像。”旁邊的醫生冷冷道，“所以這不進來了嗎。”我連忙解釋，“我不是專業的，只是愛好。”

醫生認真地問了我一堆問題，諸如：“從0到10，你怎么判定自己的疼痛指數？”之后又去照相室拍照，他用黑色馬克筆在我腿和腳上畫了待宰的標記。翻看我的片子時，他說，“你是跑遍了全國最好的足踝科嗎？從西安紅會，到上海六院，到復旦華山，再到積水潭。你可真厲害。”

雖然有些醫生認為“你能走路不就行了，還想運動，你要求太高了”，家人也認為“能不開刀就不開刀”，但為了還能重新起舞和奔跑，這一年來我自己去了無數次醫院，確實屬于積極自救的患者了。

帶了床上桌本打算病床辦公一把，

結果醫院沒WiFi，卷不起來了

昨晚一夜未眠。鄰床的阿姨每隔一兩個小時就按鈴叫一次護工，上廁所、喝水、刷抖音、發微信語音，依舊是發一遍回放三遍。我也鼻炎發作，鼻塞口干，渾身燥熱，鼻腔干痛。整個夜晚，響徹著各個病房此起彼伏的“正在呼叫中”和《獻給愛麗絲》的鈴聲，以及阿姨斷斷續續的說話、咳嗽和呻吟聲。

我躺在病床上，由于鼻塞，只能像魚一樣張著嘴呼吸，感到身體里的水分被抽干，但阿姨明早才能再來給我們打水。外面似乎一天天恢復正常了，居家辦公三周的朋友們立刻卷入到加班工作的節奏中。前幾周聽聞我住院之后頻繁和我聊天的朋友們漸漸也不再回復我了。我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倍感凄涼。

八點，主任醫生帶著一大群年輕醫生和實習生來到病房。我垂死夢中驚坐起，還戴著眼罩、嘴角掛著早餐喝粥的印跡，開始解釋自己的病情。“她這個有點怪……我不確定是否要動骨頭。”主任醫生看起來沒什么把握。助手們檢查了我的片子，要求我把在外地做的檢查全部在本院重做一遍。

經過我多次央求，一個好說話的護士終于同意讓我換到一間空病房。至少接下來三天，可以好好休息了。

昨天的曾醫生又進來，“來，伸出你的寶貝腳。”他再次檢查了一遍我的關節活動情況。“你這個背側和底側都有問題，奇怪。你下午再去做個核磁和B超吧。”“我哪天手術？”“下周二。”“哪個醫生做？”“一般是賴醫生。”“賴醫生？”我在腦內搜索了一遍，并沒有印象。“手術你就不用擔心了。”他笑瞇瞇地走了。

晚上，我們幾個同天入院的患者被一個師傅帶領著排隊去做檢查。幾天沒和活人聊過天，大家都顯得熱情友好，在核磁室外面等待的時候便相互交談起來。一個從內蒙過來的大叔，披著軍綠色大羽絨服，吊著一只腳走來走去。他的右腳踝曾扭傷多次，四個月前又扭傷，疼痛影響走路。為了做手術已經在北京親戚家待了一個多月，和我一樣歷經了北京疫情、醫院封鎖。

“我們這種骨科小病還好，還能等，那種絕癥病人怎么辦啊！”大叔感嘆。

和這些走路明顯一瘸一拐的病友比起來，我顯得非常正常，再加上一個人來過無數次練就的熟練業務，于是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大家的助手，幫忙取號、存放手機、指路、超市帶貨、幫師傅分發片子，儼然反客為主，要不是病號服暴露了我，可能就要被路人叫大夫了。

做完檢查，同學的媽媽幫忙送來了洗鼻器、生理鹽水和消炎藥，由護工阿姨取上來。使用完洗鼻器后瞬間七竅通暢，神清氣爽，從鼻腔堵塞粘液倒流的窒息狀態中活了過來。閨蜜已經在幫我查出院后的租房信息，甩給我好幾個鏈接。再次被愛拯救的一天，感到自己無比幸運。

早上六點醒來，感冒癥狀已基本褪去。我給同學媽媽發信息表示感謝，阿姨說，“昨晚我回去發現XX（我同學）發燒了，可能是中招了……”這已經是我親密朋友圈里第五個了。同學剛剛復工兩天，他們公司同事陽了一半，她每天戴N95，不坐電梯，但還是防不勝防。

這幾天大家的交流話題都是身邊又有誰中招了，要備什么藥，微信朋友圈里一片發燒病倒的，還有倒賣抗原的、呼吁早陽早好的。三明治寫作群也變成了病情交流群。慰問完同學之后，我又聯系了一遍家里的長輩，叮囑他們注意防護，不要去人群聚集場所。但還是晚了，有長輩已經在發燒了。

恍然間，回到了三年前的紐約。

2020年3月，紐約開始實行居家令，大多數公司開始居家辦公，學校在線上課。但居家令其實是一種非強制的自愿政策，公園依舊人滿為患，出門也不受限制。最緊張于防護的還是華人，當時我和舍友在家待了4個月，每周全副武裝地去超市買一次菜，進門必消毒全身和買來的物品，之后洗熱水澡、洗外衣。

因為公寓樓里很多確診，我甚至用水袋蓋住下水槽，用塑料布封住出風口。還有人把門縫都用塑料布封上的。在政府不對個人的生命健康負責的時候，只能自我保護，大家也不會把損失歸咎于政府。

三年后，我們也終于迎來了直面病毒的時刻。

再說說住院日常。每天早上八點、下午三點，護士查房，量體溫，詢問大便情況。周末，醫生和檢查室不上班，所以病人們清閑了很多。三餐時間是早七點、中午十一點、下午五點，非常有助于健康作息。今天中午伙食很棒，居然有一整根大雞腿。主食一般是管飽的雙份，比如米飯加饅頭。由于我還沒做手術，整個人精神抖擻，加上獨享三人間的怡然自得，顯得比查房護士的狀態還要好。后來護士已經不進來查房，只是在門口觀望一眼之后和記錄的同事說“哦，這姑娘，她沒啥事兒。”

我本打算住院期間趕一趕申請博士的論文，但因為排了手術之后今年已經來不及，只能明年再申，我便允許自己手術期間放松幾天，開啟度假心態。一日三餐和熱水送到門口，有阿姨一天打掃兩次衛生。除卻鬧人的《獻給愛麗絲》的呼叫鈴聲，幾乎就是隔離酒店的休假體驗了。

七點未過，我已經收拾好床鋪、洗漱完畢、吃完早餐，把檢查片子在床尾擺放好，靜候醫生查房。這次年輕醫生們簇擁著的是一個陌生臉孔的大夫。他聽完實習醫生的匯報，擺弄了幾下我的腳，對其他人說：“我估計是下面的筋受傷之后粘連了。我們回去在電腦上再看看片子。”醫生們又魚貫而出，大夫邊走出門邊困擾地說“粘連要怎么手術，這可不好做啊……”留下了滿心不安的我。

我呆坐在床，思考了許久諸如“這個新醫生（賴醫生）的說法和主任醫生怎么又不一樣？”“這個新醫生給我做手術會不會沒經驗？”“會不會做完手術沒效果甚至更糟？”“明天就要手術了，今天感覺他們還定不下來方案？”之類自尋煩惱的問題。最后，我打算做一回案板上的魚肉，相信現代科學。

午飯時，一個年輕護士冷冰冰地進來，甩給我一份簽字單，“你明天手術，今晚十二點過后不能吃不能喝。沒有藥物過敏吧。在這簽字。”

“明天什么時候手術？”我問。

“等著叫你。可能早上，可能下午，也可能夜里。”

我又好奇追問，“為什么不能吃不能喝？”

護士有點沒好氣了，“因為你明天要做手術，要打麻藥。”

“是會影響麻藥效果嗎？”護士非常不耐煩地看了我一眼，“你手術還做嗎？”

“我做，但是我需要知道誰給我手術，以及手術方案，才能簽字吧？”

“那你自己去問醫生。我只是負責告訴你，今晚十二點過后喝一口水都做不了手術。我說清楚了吧？”

我簽了字，“那我應該去問哪個醫生呢？”

護士拿著單子疾步走出，“我給你隨便找……我給你找個醫生問吧。”

我有點不解，為什么這里的護士都是一副我欠了她們錢的樣子呢？

過了一會兒，實習醫生進來，“你明天手術，誰給你簽字？”

“我能自己簽嗎？我家人都在外地過不來。”

“原則上，不能自己簽……”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鑒于最近疫情的情況，也有一些病人是自己簽的。”

“那我自己簽吧。”我接過筆，看了看文件，又有些遲疑，“我還是需要先知道主刀醫生和手術方案吧？”

醫生和我解釋了手術的大致方案：需要在足內側開一條口子，削掉一部分骨頭，上面和下面的筋都需要修復打釘。康復需要三個月，前三周每周換藥，三周后拆線，一個半月后復查。

“這個手術的風險如何？有沒有可能做了之后更糟？”我問。

“任何手術都是有風險的，做了之后比現在更糟的概率也是有的。風險比如說神經損傷……”

“但這個概率應該很小吧？百分之多少呢？”

“你這個病例比較特殊，不像拇外翻等常規手術，我們經常做所以有數據，比如拇外翻病人中有3%是做了之后情況更糟。你這個病例我們一年也遇不到幾例，所以沒法統計數據，統計也是不準確的。”

我聽了心里更懸，“但是……你們還是建議我做的，是吧？”

“對，我們建議做。”醫生又開始說起我跑遍全國足踝科的事跡，“你既然一年半以來看了這么多家醫院也沒看好，說明它自己是不會恢復的。你已經在全國最好的骨科醫院了，風險概率會很小的。你這個積極求醫的狀態很好。”

“好，明白了。”我拿起筆，在幾份文件上簽下自己和母親的名字。

對于開刀手術，我并不害怕，只是有些擔憂：如果手術之后還是沒有恢復，或者變得更糟，該怎么辦？一次簡單的健身房訓練受傷，怎么還變成難住積水潭骨科大夫的疑難雜癥了呢？說不定還能為推動我國足踝科技術進步做出貢獻？

打著厚厚石膏、被消毒水染成醬油色的左腿放置在藍色抬高墊上，握著止痛泵玻璃瓶、扎著針的左手抱于胸前，身體的其余部分則奮力向右上方伸去，企圖把一只電腦充電器插入墻上的插頭。“砰”，一聲巨響標志了行動的失敗，沉重的充電器、轉換頭、鼠標劈里啪啦地掉在地上。無奈之下，我只好按響了床頭的呼叫鈴，請求護工阿姨的幫助。

于是，我終于得以將電腦架在胸前，開始寫這篇日記。

昨晚在決定做手術后，媽媽一直在微信上瘋狂轟炸我，說她臨時聯系到一個老中醫，讓我不要做了，先去試試中醫正骨。又讓其他親戚接連電話我，勸說我不要手術。

我不理解，為何一年半以來她并未對此事過多關注，卻在手術前夜臨時找到一個中醫，讓我不要任性，聽她的放棄手術。我只好說：“我可以理解你很擔憂風險，但是我已經決定了。這也是我自己看了全國各地五六家醫院后找到的最好的治療方法。字是我自己簽的，我也會自己負責。”

因為我偷瞄了手術排位，自己排在最后一個，網上說術前兩小時才需禁水，所以早上我還是沒忍住抿了幾口水（大家不要學我）。誰能想到，早上八點半，一個師傅進來說，“我來接你去手術了。現在趕緊去上廁所。”和護士確認了這幾口水不會影響手術后，我又噴了一些鼻炎藥，以防手術時鼻塞喘不過氣。“你的家屬呢？麻醉需要家屬簽字的。”“我沒有家屬……”

我躺上了鋪著深綠色被子的移動床，被推去手術室。一路上，我不安分地梗著脖子東張西望，看到墻上的標識從足踝科住院部，逐漸到四層大廳，南樓麻醉室。另外兩個護士開始麻利地幫我脫去上衣，戴起頭套，輸上鹽水。廣播播放著“XXX的家屬，請到麻醉室簽字。”“你家屬沒來嗎？”護士問。“來不了。”我說。于是我沒有簽字，直接被推進了手術室。

淺灰色的推拉門上寫著26，大門緩緩打開，因為冷和緊張，我感覺自己開始手腳冰涼。出乎意料，手術室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整個空間包裹著清新和煦的淡綠色掛板，墻和天花之間看不到折角，是圓潤的弧面。從墻上伸出許多白色伸縮臂支撐著的顯示屏，宛如科幻電影中的場景。手術室里放著輕松的民謠歌曲，各式各樣的儀器和管子包圍著中間的小小手術臺。幾個不同角度的圓形手術燈掛在頭頂，不銹鋼幾何結構閃閃發亮。手術室里有六七個人，歡聲笑語地閑聊陽性故事。

“麻醉了啊，你多重？”女醫生的聲音打斷了我參觀的目光。

“44公斤。”

“你也太瘦了吧，營養不良啊。倒是好打針。”

因為全身上下只穿著一條內褲，蓋著薄薄的單子，我一直冷得瑟瑟發抖。加上不可避免的緊張，我感覺身體一陣陣痙攣抽搐，口罩也被淌出的清鼻弄濕。我想起從小到大每次重大考試、面試、登臺前，我也是這樣手腳冰涼，微微發顫。我咬緊了牙齒，希望止住顫抖。

麻醉師讓我蜷曲起身體，另外一個醫生按著我，麻醉師開始在我后背上打麻醉。有些鈍鈍的酸痛。之后又在我左腿窩里打了一針。

腿部開始酥麻沉重，但觸碰時仍有感覺。我擔憂，“我的腿還有感覺，等下手術也會這樣嗎？”麻醉師說：“當然，你又不是全麻。有感覺，但沒有痛覺。”醫生一層一層地把我的左腳刷成醬油豬蹄。

“我還是很冷，可以再多蓋點嗎？”我請求。

“你不會發燒了吧？”麻醉師有點緊張。

“沒有，我剛量過體溫。”

我又被壓了一層深綠色被單。之后，一個包裹著綠布的小架子被放在我胸前，用來阻隔視線。

“我們會先試試修復你的筋，如果效果不好，再動骨頭。”主刀醫生說。

我意識清醒地躺在床上，胳膊被固定成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姿勢。我聽到另一撥醫生們在聊天。“兒童醫院有幾個孩子，送過去48小時就沒了。”“萬一陽了只能自己去住酒店了，現在住店不看核酸了。”“遲早大家都得陽……”

過了一會兒，主刀醫生來找我商量：“我們已經把你的筋拉到和右邊一樣了。你受傷后粘連了，筋全長到一塊去了，一大團，我們已經清理好了。你要是能保證術后好好康復訓練，我們就不動你的骨頭了。”“我好好練”，我連忙表態，“別動骨頭。”“好的。你關節還有點損傷，我們再給你稍微修一修。”醫生又回到了床尾，繼續手術。

我還在思考麻醉劑什么時候能讓我睡著時，醫生過來向我示意，“已經做完了。現在給你打石膏固定。”他又再三強調康復訓練，“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練，不然就白做了。你可以在我們院康復部做，不過他們已經陽了一半了，也可以在外面的康復中心做。”

在麻醉等待區，我看見旁邊被裹住全身、只露出圓腦袋的人在和我打招呼：“這么快就做完了？”我辨認出圓腦袋是前幾天一起做檢查的內蒙古大叔。我們像兩只蠶寶寶一樣扭著腦袋聊了幾句。

被推回病房后，師傅把我翻到側面，在我身下墊了一張滑板，隨后輕輕一推，我便穩穩當當地滑入了病床。隨后，師傅抬升起病床兩側的圍護欄，把我像嬰兒一樣圈在中間。護工阿姨幫我墊上了下肢抬高墊。

至此，我終于有了一些病人的樣貌，護士姐姐也對我溫柔起來，幫我掛上了頭孢輸液袋。

昨晚一宿未眠，今天筋不痛了，開始傷口灼痛，像針扎火燎，關節一跳一跳地脹痛，好像有什么小生靈要破卵而出。太疼了休息一天，以疼湊字。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昨天下午感覺有些發熱。我跟查房護士說，可以幫我量下體溫嗎？說出這句話后護士和病友都陷入了緊張的沉默。

過了好一會兒，戴著一次性手套的護士在我床上丟下一只溫度計。我一量，38.5，確實發燒了。我又拿出自帶的抗原測試，出現兩道杠的剎那，我竟然一陣輕松。該來的總會來。

我給護士臺打電話，“我剛自己測了抗原，是陽性。”護士沒說話，沉默一會兒說：“現在也不讓測核酸了，誰也說不準什么情況，你就自己多喝水多休息吧。”醫院藥房關門了，而且藥房也沒有任何退燒感冒藥了，善良的病友施舍了一片布洛芬，但是沒什么效果。經過三番五次的央求，護士給我打了退燒針和止疼針，早上退燒了。護士幾乎不再進我們病房，也沒有隔離我。我想醫護人員和住院病人可能已經陽了大半了……

值班的男醫生對我避之不及，跟我說話都遠遠站在病房門口。我因為下不了地，呼鈴想叫護工阿姨幫忙上廁所。男醫生接到后站在門口遠遠問我，你怎么了？我說我想上廁所。他說，那你上啊。

我當時一直38.7度，渾身無力，傷口撕裂痛，我說我發燒而且傷口疼不能下地，我也沒有雙拐，需要阿姨幫忙。醫生說，發燒難受正常啊，誰發燒不難受啊，傷口疼也正常啊。我最后幾乎帶著哭腔請求，請幫我叫下護工阿姨，我需要她幫助我上廁所，可以嗎？

今天早上，查房醫生像溜冰一樣進來轉了一圈，就迅速滑出了，我甚至一句話都沒問上。我費力地用嘶啞的嗓子喊：“醫生，我今天出院，要換藥嗎？多久復查？什么時候開始康復訓練？……”還沒說完他們就溜到了門口，頭也不回地說，“出院時都會通知你的。”話音隨風飄遠，人影已經消失在遠方。

后來我還是被轉移到了一個空病房。我聽見護工和護士經過我的病房時討論，這就是那個陽性？別進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看著天邊的卷云，等待媽媽來接我出院，沒想到她錯過了飛機。我只得臨時找了兩個陽性朋友來接我（找沒陽的不厚道）。同學媽媽租了輪椅和雙拐，把我送到出租屋。我計劃再待一個月，復查完再回家。

晚上，媽媽到了。我又燒了起來，加上陽了之后顯得愈發劇烈的傷口撕裂痛，退燒藥和止痛藥又不能一起吃，一晚上都在翻來覆去沒怎么睡著。

白細胞：又是下肢傷口又是呼吸道病毒，你是要累死老子嗎？雙倍工作量，要加薪啊！

我：辛苦了辛苦了，這不是一石二鳥，提高效率嘛。

身體：不公平啊，本來手術和新冠是兩次假期，結果趕一塊兒，疊加成一次了？

我：攢一票大的，正好休到年后。

左腳、腸胃、頭、嗓子、鼻腔一起：可是我們都很疼啊！

我：疼痛只是一種刺激，一種感覺，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東西。樹木抽芽，竹筍拔節，羽翼生長，疼痛永遠孕育著新生呀。

陽之后的流程，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加上我的傷口還需要痊愈，身體難受，術后康復也困難，折騰了很長時間。

12月22號，我和心理咨詢聊天，把心理咨詢師整哭了。

聊天的主題是在說疫情這三年，感覺自己一直在漂泊流浪，隨波逐流，大部分時間和力氣都用來對抗意外和痛苦。2020年以來，遭遇過疫情裁員、滑雪摔失憶、健身受傷、家人腰椎骨折，今年以來一直輾轉求醫的同時艱難地做獨立藝術家，卻又遇到上海封城四個月，全國各地封控，最后在封控的美術館里打著地鋪做完了作品。

一個人來北京手術卻又趕上最動蕩復雜的時期，北京封城，醫院封院，酒店出現陽性被封，連夜逃出后借宿同學家等待，終于等到政策放開，進院做完了手術卻感染新冠高燒不退，雙重折磨。

最近媽媽來照顧我，媽媽也陽了，我們兩個都疼痛無力，狀態很差，幾乎難以互相照顧。爸爸在十幾年前和媽媽離婚后就與我生疏，之前說出院要來看望我，聽說我陽了之后，就再無音訊。

之后說起了我在上海封城期間企圖自殺的經歷。在上海獨自隔離四個月期間，我的精神狀態非常不穩定，抑郁加重，多次出現自殺自殘的傾向。有一天，我在極度崩潰的狀態下去廚房舉起菜刀想要割腕，在割腕前還下意識地用酒精噴洗了刀面。但我沒下去手，害怕自己力氣不夠雖殘不死，于是我出門打算換一種死法。

我們小區當時雖然封控，但有一條內部河道。我整個身體坐在石質圍欄上面，看著下面碧綠的河水和水中長著青草的小洲。我想，如果我跳下去，會順著水流被帶走吧，不知道水夠不夠深，水流夠不夠急。

正在我凝神望水的時候，一個大叔從這里路過，突然和我搭訕，“你是在看水鳥嗎？”接著大叔抓著我開始閑聊，并沒有撤退的意思，一直聊了很久很久。從各自的工作聊到附近開著的超市和疫情新聞，聊完之后我也不想自殺了，就回了家。

說到這里我發現視頻會議里心理咨詢開始捂住了嘴，之后不住地抹眼淚。“感謝那個不認識的大叔救了你”，她哽咽著說，“如果你當時死在了那條河里，我的一部分也會跟著死去的。”

“你看，經歷了這么多，你還是活下來了，而且你還在繼續做作品，參加展覽，這多么了不起。其實這三年，大家都只是活下來了而已。即使你羨慕很多人有你沒有的東西，穩定的事業和感情、和睦的家庭，但這三年你深深了解到這些東西有多么脆弱。你熬過了這三年，你的掙扎是多么帶勁兒，多么富有生命力。”

“你的三年沒有白費，至少你保全了自己。之后，你可以說，我經歷了這么多，所以我之后還會繼續選擇冒險的生活；也可以說我經歷了這么多所以我想省省力氣，選擇安全一些的生活，這沒有對錯。況且對于一個創造者來說，這三年的極端體驗，或許也能成為你的素材和養分。”

結束咨詢的時候，北京冬日午后的陽光正好照進屋內，照在我用以打發時間的畫筆和油畫棒上面，照在我戴著支具的腫脹左腳上，我的雙拐在金黃色的墻面上投下細細的影子，反光里映照著夕陽。

我在最不確定的時代、最不安分的年紀，選擇了最不穩定的事業、困難重重的感情、支離破碎的原生家庭。我的飄零是一種必然，卻也是我自己選擇的命運，因為在這艱難的自由中，有我始終不能放棄的愛與熱望。

我會好好養傷，認真康復，我會專注地恢復力氣，恢復信念，不再自我譴責和自我傷害，我會像一棵樹一樣虔誠地等待春天到來。

我對自己說。

醫院康復大廳外的走廊上，新的一年加油！

原標題：《我一個人在北京住院手術，術后第一天陽了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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