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下午，由澎湃新聞網做媒體特別支持的第159期文匯講堂“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系列跨年四講圓滿收官。最后一講《4000年前，中國王國與王朝的謎和底》邀請三位主講嘉賓——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石峁考古隊副隊長邸楠，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分別講解黃河上中游的陶寺、石峁和二里頭，26個有效提問在現場和結束后的微信群中九成得到解答。

高江濤引經據典講述距今4300年的煌煌大都陶寺

陶寺是距今4300年前的著名遺址，在晉南之地文明蘊化出的一座都邑，它是我們文獻中記載的中華堯都，還有可能是我們說的“最初中國”，而最初中國所創造出來的文明傳繼至今。這就是隱藏在陶寺遺址背后的邏輯線索。

文明蘊化：地理上有先天優勢

如果從更大的地理背景上來分析陶寺，我們會發現陶寺遺址所在地晉南，尤其是它所處的小環境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古代環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該地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存在著名的棗園文化。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細節分析發現，陶寺所在的小環境有著明顯的微型“生態交錯帶”，因此是文明易生之地。

地處典型的依山傍水、宜居之地

陶寺位于臨汾盆地中部，“依”塔兒山，“傍”山西母親河汾河

從大背景看，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分為三個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和垣曲盆地。陶寺遺址位于臨汾盆地偏中間的位置，其所在的小區域環境更值得關注。首先，它位于山西的母親河汾河邊上，靠近“塔兒山”。“塔兒山”，顧名思義，因山上有塔而得名，又稱崇山。神奇的是，塔兒山突兀地矗立在臨汾盆地之中，成為臨汾盆地乃至整個晉南盆地里的最高峰。在盆地外當然還有遠處的太行山和呂梁山。通過航拍圖可以發現，陶寺東南面的山脈呈一個大寫“C”字型的半包圍態勢，這種態勢通常被風水師稱為“太師椅”地貌，是極佳的風水之地。結合起來看，陶寺恰好處于汾河與塔兒山之間，地理位置上屬于典型的依山傍水。

如果從更高的層次的山水空間來看，圖中發暗的部分是地勢最低的汾河，發亮的部分是高山。而陶寺就處于暗與亮的部分之間，有點類似山水“陰”和“陽”之間。當然，似也可以說它是陰陽交匯之地，它的山川空間是個非常典型的適宜居住地帶。

生態交錯帶和相對封閉性，是文明易生地

陶寺位置符合管子所言“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是相對封閉區，文明易生地

總的來說，我們對陶寺所處的小區域有兩點認識。

第一，是明顯的微型“生態交錯帶”。其具有自己的優勢，處在一個相對平坦的大緩坡黃土臺塬地帶，排水比較通暢。更為重要的是，地域延展性很強。同時，土壤干濕度較為適中，土地肥沃度也較為適宜。

第二，是“相對封閉性”的環境。它位于臨汾盆地之中，再加上山脈的半包圍形態，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國外“限制性”理論認為，早期國家最有可能在自然環境相對封閉的區域產生，因為相對封閉的小區域環境中，如果環境優越、土地肥沃、水文適宜，便能使該區域內的農業經濟迅速發展，財富迅速積累。為了保護這些經濟和財富，各種政治權力機構和分配財富密切相關的等級制度隨之產生。顯然，陶寺很容易產生這些上層建筑。我們判斷文明最核心的東西就是權力機構、政治組織機構的復雜與成熟，復雜到了國家出現，文明就會形成。從這個角度來說，陶寺所在區域是一個文明易生之地。

這并不是今天才得出的結論，先秦的諸子百家們很早就發現了這樣一個規律。《管子·乘馬》開篇說，“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意思就是，建立國都之地，在大山之下，廣川之上，不能太高，不能離水太近，也不能離水太遠。而陶寺遺址恰好符合這樣的特點。

煌煌都邑：衣食住行 生產勞作

在前述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了一個煌煌都邑，形成了一個大大的都城。

開具雙城制先河，功能分區事先規劃，以人為本

陶寺城內有序布局，如《周易》所言“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人方為高級居住區，農方為普通住宅區，鬼神為墓葬區，工方為手工作坊區

從筑城造郭上看，陶寺修建了一個巨大的城墻，城墻內有核心區宮城。這樣既有其內的宮城，又有外部的大城郭，形成了后來都城制度常見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所謂的雙城制，正是在此時開始產生，而且比較規整。

最重要的是，這座城不僅僅是簡單的筑造，它還蘊含著明確的規劃布局理念。為什么這樣說呢？基于考古的鉆探和發掘后發現，城的東北部是它的核心區宮城所在，宮城近處是倉儲區，東南部是墓地，西南部是手工業區，西北部是普通居民區。顯然，這樣一座城并不是無序的狀態，而是存在明顯的功能分區。

并且，這種明顯的功能分區還蘊含著規劃布局理念。例如有的學者提出，宮城在城的東北部，而手工業區怎么會在遠離核心區宮城的西南部呢？用今天視角來看，手工業生產顯然需要燒窯、打制石器等等，其實是個“工業園區”，顯然是一個工業“污染區”。所以，它得遠離核心區，被安置在城的西南。這與現在的大型城市布局有些相同，一些重要的都城性的城市西南之地大多環境較差。

更為明顯的是，陶寺都城布局體現了先民傳統理念。《周易·系辭上》中記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這個“方”不是我們說的不同的人，而是不同的劃分。宮城這個區域主要是住人的，是核心人物居住區，即可以成為“人方”。

基址上發掘出主殿面積為540余平方米，異常宏偉

1號宮殿基址實際勘測面積為6500平方米

在建宮立室上，現在13萬平方米的宮城內，勘探面積達到10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有十余處，夯土建筑基址很可能就是宮室一類的建筑。其中最大的一處基本上已經完整揭露，稱為1號宮殿基址。邊上還有兩個與之并行的夯土基址，目前尚未發掘。在鉆探之前，估算1號夯土基址面積為8000多平方米。實際勘測發掘其面積約為6500平方米。

陶寺發掘的遺跡大多都是地面以下部分，地面以上的遺跡遺存基本不復存在。所以，我們很羨慕石峁遺址，石峁遺址保留了許多重要的遺存遺跡，尤其是城墻，有的地上遺跡還保留了3至4米。但陶寺只能在土里找尋遺跡了，因為多數都只剩地基了。幸好1號宮殿基址還保留了一些重要的遺跡現象。

1號宮殿基址存在建筑中軸線，已發現的540平方米主殿后推測另有一個同等規模主殿

目前發掘6500平方米范圍內，將近1/4的基址都被破壞了，地面與地面之間的落差甚至能達到1.8米。萬幸的是，3/4的還有所保留。經過發掘發現，它至少有一座主殿和三個附屬的房屋，主殿殘留了三排18個柱子，現場可見柱洞和柱坑的遺跡，柱洞的直徑實際上就是柱子的直徑，在50厘米左右，下面是柱礎石。如果它是一體的，可以說該主殿是兩個進深，面闊七間，這樣僅主殿的面積就能達到540平方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宏偉程度。同時，我們推測后面還有一座像它一樣的主殿，因為這個地方還保留著三個柱洞。而最北的柱洞和最南的柱洞之間的柱間距兩者之前完全相同，都是11.5米。此外，1號宮殿基址甚至還很可能存在建筑“中軸線”。

發現動物與人雙層祭祀坑，疑似藏冰納冰的“凌陰井”

發現可能用于藏冰納冰的“凌陰井”

2022年有個新發現，我們在1號宮殿基址西側的邊緣發現了一個屬于1號基址始建時的祭祀坑，它周圍還有一些十分規整的遺跡，不排除未來繼續發掘的可能性。這種祭祀現象比較復雜，是首次發現的與宮殿有關的祭祀坑。這個祭祀坑分為上下兩層，上層埋的是豬骨與狗頭骨，還有燒烤過的陶器；下層則是三具人骨，包括兩個成年人和一個沒有頭的兒童。而在1號宮殿的南邊發現了一個“井”，但它并不是陶寺常見的井，因為基本見不到打水用的扁壺。一般來說，井從上到下都是越來越窄，而這個“井”的井底反而擴大了，顯然它不是普通的“水井”，我們推測或許是用于藏冰納冰的“凌陰井”。

開創鑄銅的復合范鑄技術先河，有觀象臺，發現水稻

上圖為四千多年前的觀象臺，中圖為7件銅器，下圖為2015年浮選出來的水稻、大豆，表明先民在此生活怡然

在陶寺城里發現了四千多年前的“觀象臺”。城內還發現了墓葬，可以說是聚族而葬的城。早期墓地共發掘有1309座，更為重要的是，這1309座墓呈現出明顯的等級分化，且大型墓相對集中在一個區域。盡管不像殷墟集中出現了王陵區，但這些墓葬出現了相對集中的現象。

城西南是陶寺的手工業作坊區，先民們在這里生產勞作。與生產、工業密切相關的是，陶寺還發現了數量較多、種類不同的7件銅器，這就表明陶寺已經出現了銅器群。而且這些銅器的鑄造技術就是后來輝煌的夏商周三代常見的核心技術——復合范鑄技術。一定程度上來說，陶寺或許開創了復合范鑄技術的先河，因為它有明確的銅容器，比如銅鈴，還有一個很可能是銅盆的口沿。

此外，陶寺先民在此處生產生活，種植“五谷”，但目前尚未發現小麥，食物以粟和黍為主。但在2015年，陶寺確實浮選出來了水稻、大豆等，說明當時進行了多樣的農作物種植。當然也有畜牧業，飼養以豬為主，還發現了綿羊、黃牛、水牛、竹鼠等品種。

中華堯都：實證印證旁證佐證

諸多文獻印證，陶寺可能是堯舜時代的都城

據文獻記載和學者研究，主流觀點一般都認為它是文獻記載中的堯都。作為考古學者，在材料不足的情況下，我們甚至不敢輕易與文獻對應。但是，陶寺的相關材料比較充足，文獻資料也較多，我們認為陶寺發現與文獻還是要有所對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百年考古實際證明，我們在夏代之前并不是沒有歷史，現在需要強調的是，堯舜禹為代表的那個“時代”是真實存在的。至于我們發現的這個時代的不同的遺址給它貼上什么樣的標簽，或者具體說是誰的都城，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

就陶寺而言，如何證明？我認為不僅僅是二重證據法，有四個方面可以討論。

第一，有考古實證。上面已經詳細闡釋。

第二，有文獻印證。大量的文獻記載印證陶寺很可能是堯舜時代的都城，比如《尚書·堯典》《尚書》《論語》《史記》《周易》《帛書》《竹書紀年》等等。

臨汾流行“威風鑼鼓”，陶寺發現大量鼓；霍州“蛇盤盤”的祭祖花饃與陶寺的龍盤相似

第三，有民俗旁證。在陶寺一帶有許多有趣的民俗傳承至今。比如，陶寺周邊的百姓不把太陽叫太陽，也不叫日頭，而是叫“窯窩”，當地人發音就是“堯王”。又如，洪洞“接姑姑，迎娘娘”的走親習俗傳承至今，這里的“姑姑”“娘娘”就和堯的二女密切相關。而在陶寺，直至今天還有一個“二月二龍抬頭”的社火節，每年舉辦延續已久。

還有，霍州清明祭祖時最典型的是用一種叫“蛇盤盤”的花饃祭祖，這個花饃與陶寺的龍盤竟然有些相似，這就是一種民俗的傳承。包括在臨汾整個區域特別流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威風鑼鼓”，在陶寺也發現了大量的鼉鼓、土鼓等鼓樂。

臨汾地區有“三堯”，分別是堯廟、堯陵、堯居

第四，有文化遺產的佐證。臨汾地區有“三堯”，分別是堯廟、堯陵、堯居，還有一個有趣的景區叫做仙洞溝，傳說是堯洞房的地方。1926年，李濟先生做晉南調查時，就到過仙洞溝做舊石器的調查。

最初中國：地中的最早所在地

陶寺不僅僅是堯那個時代的都城，還應是“最初的中國”。中國的本意就是所謂的地中之國，關鍵的是“地中”。《清華簡》中提到的四個“中”，很多先生都認為是“地中”，且是個具體的東西，很可能就是指“圭表”。陶寺確確實實發現了與觀象有關的東西，M22也出土了疑似“圭表”。最關鍵的點是，圭表不同涂漆形成的色帶中，有一個位置出現了兩個粉紅帶，它到漆桿始端的長度是39.9厘米，換算成陶寺尺為是1.6尺，恰恰是《周髀算經》中提到的夏至影長，就是“地中”所在的夏至影長。

出土的疑似“圭表”中，出現了和夏至影1.6尺，這是“地中”所在的夏至影長

這恰恰說明了一個問題，最早的人們意識形態中的“地中”，也就是4000多年前的“地中”是在晉南這個地方，只是到了西周選擇都城時，逐漸把“天下之中”或者“地中”轉移到了洛陽盆地，二者實際上并不矛盾，很可能存在兩個“地中”的轉化。所以4000多年前的“地中”應該是在晉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晉南所在應該是最初的中國所在。實際上，蘇秉琦先生在較早時就提出了這一看法，

在我看來，最早的中國應該從發展歷程的角度來說：從距今6000年的廟底溝文化時期開始是從文化母體中蘊育“中國”；到陶寺文化時期，誕生了“中國”；而至二里頭時期已經是相對成長起來的“中國”。

文明傳繼：今日中國陶寺走來

陶寺文明體現出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特點

陶寺文明創造了許多品質，這些品質一直傳承到了今天。例如王權社會、禮制禮器等。這里墓葬的禮器空間為我們呈現出滿滿的禮儀場景。可見，此時的禮制已經初步形成。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文明體表現出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特點，甚至墓葬的陳設在《帛書》中都能找到它所展現出來的“合和”思想與協和萬邦的思想。協合萬邦，萬邦萬國協同發展，共同發展，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陶寺文化表現出更多的務實創新的品質，創造出一些新的器物種類如多孔玉鉞、多璜聯璧、組合頭飾、綠松石腕飾等等，也包括前述復合范鑄銅器。此外，陶寺文明作風務實，觀像授時，十分注重發展農業經濟。同時講究傳承，如對都城的布局和功能分化以及宮城本身，從陶寺傳承至二里頭，也包括銅器鑄造技術的傳承與發展。

陶寺出土器物種類多有創新，如多璜聯璧、組合頭飾、綠松石腕飾

我們可以遐想一下：距今4300多年前，晉南地區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不同文化互相碰撞的情況下，蘊育出一座煌煌都城。先民們在這座都城里筑城建宮、敬授民時、以禮治國、合和萬邦，呈現出一個早期國家的面貌，而它很可能是我們的“中華堯都”，更有可能創造出了最初中國的模樣，成為黃河流域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實證。這座都城創造的文明多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重要標識和主要源頭之一。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似乎可以說，今日中國，陶寺走來！

（文章首發于文匯APP，原題為：“高江濤：4300年前的陶寺，“最初中國”從此走來并成長|講堂159-4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