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相對較低的基數作用下，預計2023年證券行業整體業績同比有望實現較為可觀的增長。”

1月13日，上海市政協委員、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600837.SH、06837.HK）監事會主席童建平，在上海兩會期間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書面專訪時作出上述表述。

海通證券監事會主席 童建平。 澎湃新聞記者邵冰燕 圖

展望2023年，童建平表示，隨著資本市場不斷回暖，將對券商的自營投資、交易、經紀、投行等各項業務有不同程度的提振。

談及重資產業務，童建平認為，證券行業盈利模式呈現出由通道驅動向資產驅動轉變、輕資本業務逐漸向重資產業務傾斜的現象，一方面是順應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滿足行業多元化發展的需求。

此外，對于投行業務一直存在的“帶病申報”、“一查就撤”、執業質量存在嚴重缺陷等典型問題，童建平也提出了五點建議。

預計2023年證券行業整體業績同比有望實現較為可觀的增長

2022年，證券行業業績普遍承壓。截至2023年1月12日，首批公布2022年業績快報的上市券商，均未實現業績正增長。

而展望2023年，童建平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截至2022年末，我國大部分經濟數據已經有所恢復，宏觀基本面周期性向上的趨勢逐漸確立。再加上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續優化以及穩增長政策的連續出臺，國內經濟有望走向復蘇。A股基本面、海外流動性、國內微觀資金面均有望邊際改善。“隨著資本市場不斷回暖，將對券商的自營投資、交易、經紀、投行等各項業務有不同程度的提振。”

因此，基于以上宏觀經濟及資本市場的研判，童建平預計在2023年的流動性寬松環境下，我國證券行業的競爭將更為激烈。其中，如何在合規的情況下，持續提升實體經濟、尤其是戰略新興產業的服務能級，促進財富管理與機構業務轉型、把握大資管行業發展契機、深化互聯網金融融合等方面將是行業發展的重點。

但同時，童建平預計，在2022年相對較低的基數作用下，2023年證券行業整體業績同比有望實現較為可觀的增長。

行業盈利模式將向資本型中介模式轉型

近年來，證券行業盈利模式呈現出由通道驅動向資產驅動轉變的特征，券商業務逐漸向重資產業務傾斜。

從券商業務演變角度，童建平指出，以前包括經紀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在內的通道業務收入占比非常高，在2012年以前超過70%。再加上2012年券商創新大會鼓勵券商創新轉型以后，重資本型業務規模較2012年前大幅提升。與此同時，在2015年隨著我國一人多戶放開，券商傭金戰不斷打破行業傭金率下限，通道業務整體利潤率顯著下滑。2019到2021這三年，頭部券商更是憑借面向機構的衍生產品業務的發展，在結構性牛市的背景下實現總資產快速增長。“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證券行業盈利模式呈現出由通道驅動向資產驅動轉變、輕資本業務逐漸向重資產業務傾斜的現象。”

在童建平看來，券商業務模式的轉變一方面是順應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趨勢，另一方面也是滿足行業多元化發展的需求。從國際投行的發展軌跡也可以看出，做大資本中介業務，形成輕重資本業務間的良性互動是國際投行發展的必由之路。

“當前的重資本業務發展趨勢和過往以兩融、股票質押等融資類資本中介型業務以及自營投資業務為主的情形還有所不同，更多聚焦于銷售交易類資本中介型業務，通過提供專業的衍生產品與交易服務，可以較好的滿足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定制化的投融資及市場風險管理需求。”童建平指出。

未來，童建平認為，隨著牌照的日益放開以及互聯網證券等業態的興起，當前通道業務盈利模式的主要驅動因素將逐漸弱化，行業盈利模式將向基于資本優勢、客戶基礎以及專業服務能力的資本型中介模式轉型，利用公司資金，撬動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保薦機構應提高執業質量

不僅是海通證券監事會主席，童建平還是中共上海市第十屆和第十一屆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從監管角度出發，童建平也對注冊制下保薦機構如何發揮“看門人”功能提出了建議。

童建平指出，注冊制改革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反映出中介機構執業水平整體有所進步。但同時也出現了“帶病申報”、“一督就撤”等問題。

從海通以及同行業的撤否情況來看，童建平指出，撤否項目主要原因表現在不符合板塊定位以及業績問題、信息披露不充分等方面，究其根源則在于中介機構的執業質量與注冊制下的監管要求仍有差距。

對此，童建平提出了五點建議：一是做實“三道防線”、強化內部控制機制。二是提高投行從業人員對各板塊定位的理解。三是提高行業理解力、專業性。四是加強培訓、提高信息化建設水平。五是加強溝通交流。

加強溝通交流方面，童建平建議充分利用好監管機構申報前、審核過程中的咨詢溝通機制，在全面、深入盡調的基礎上，對規則的重大理解問題、新興行業企業的特殊無先例問題等，與監管機構充分、有效溝通，從而促進申報前板塊的合理選擇。

此次上海兩會，童建平提交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管》的提案。童建平在提案中指出，國有資產管理初步走上了正規化的軌道，但也存在國有資產產權監管存在缺位現象、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較為嚴重、對國有企業的監督和約束存在弱化等問題。

童建平表示，“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核心要義就是出資人要對所出資的資本進行負責，主要應該是關注國有資本的布局、國有資本的運營、國有資本的收益，至于具體的經營事務由企業依法自行履職。出資人作為監管部門，重點是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

對此，童建平希望，一是要堅持加大授權放權力度，圍繞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的方案要求，讓企業有切實的獲得感。二是要對履職權力、履職方式進一步優化，對2019年國資委出臺的授權放權清單要做進一步完善和修正。三是要不斷優化監管方式，除了常態化的監管以外，也要注重通過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國資國企數字化監管系統，對國企實現包括各級子公司層面在內的集團全方位監管，通過信息化提升監管方式的智能化，打好“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