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穆濤長期沉潛于典籍閱讀，從《史記》《漢書》入手，上讀先秦典籍，下讀唐宋、明清文獻，經、史、子、集四部無遺。讀原典，從典籍中汲取養分，抒寫散文；把自己由一個編輯、作家讀成了“漢代的經生”。

他最新的歷史散文作品集《中國人的大局觀》位列2022文學報年度好書榜。在這部作品中，穆濤孜孜矻矻于思考與創作，從星辰山川、先賢圣哲、古書典籍中，梳理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以《詩經》《尚書》《史記》《禮記》《漢書》《春秋》等典籍為底本，對照當今，鞭辟入里又幽默風趣地闡釋著傳統文化常識，全方位地展示深植于中國人內里的文化氣質，讓黯淡了的、隱身了的傳統的文化、常識，與大眾見面的同時，告訴我們承續中國文化傳統，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認知典籍之所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置根的歷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態同樣重要，同時結合一些社會問題，呈現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深遠影響。

《中國人的大局觀》

作者：穆濤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

寫中國農村，要警惕“失真”

寫農村，應警惕一種“失真”，但中國作家“失真”著寫農村，是有傳統的。

比如田園詩。中國的農村，自古以來都是超負荷的。所謂的“農本”，就是國家的核心重量由農村和農民承擔，桑梓之苦遠重于田園之樂。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有一句座右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志時候書生報國，意氣風發，大袖飄飄走天下，失意了，或者致仕退休了，為修養身心和人格、歸隱鄉間一隅。田園于是成了古代文人們獨善其身的“公共場所”。說白了，田園詩是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寫作”，是求身心舒坦，或文化妥協的一種寄托方式，察其動機，不是為了寫出真實的鄉村中國，更無探究世道民心，乃至民風動向的精神取向。

田園詩也有一個亮點，給自己放松。精神放松，但人品和文品獨立。隱身，但不淪落。

杖菊 【明】陳洪綬/繪

田園詩，按照文學史里的慣例，是從東晉的陶淵明說起，實際上還應該再往前推，源頭是東漢末年的《古詩十九首》，這十九首詩都是匿名作品，寫這種“日常生活詩”之所以匿名，是因為背后潛藏著一次極其血腥的文化傷痛。

這個話題說起來有點長，我簡單說一下梗概。自西漢起，具體是漢武帝時，中國開啟了學而優則仕選官模式，即科舉制的前身察舉制，讀書出眾者通過考試入仕為官。這個制度催生形成了古代知識分子階層——士群體。西漢之前的中國社會，文化人是天空里的鷹或燕，各飛各的，沒有形成群體力量。到東漢，這個群體進一步充實擴大，全國已有一半以上的官員是讀書人出身。東漢末年，具體是公元166年和公元168年，發生了兩次針對文化人的大清洗。事發起因是外戚和官角逐權力，士群體選邊站隊，站在外戚一方，宦官借皇帝之威得勢后大開殺戮。

《古詩十九首》的背景就是這樣的政治生態和社會形態。

《古詩十九首》整體是平靜沖和的，“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這樣的詩和一場文化浩劫構成怎么樣的一種孽緣因果？是文化隱身，但不是逃逸，也不是對惡劣政治的失望，而是不再抱希望。《古詩十九首》是中國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之后，才有魏晉名士的夸張和變異，才有陶淵明的逃隱和現實遮蔽，再至唐之后，定型為田園詩這樣的格局。

古詩十九首 【明】王寵/書

中國農業社會幾千年，但舊文學史里，竟沒有一部直視農村現實和農民苦衷的重量級作品。田園詩中也有一些個例：“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也僅是個例而已。

當下的中國農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轉型，在脫胎換骨般變化著，我們通過具體數字看這種變化，當下有二億六千萬“農民工”，這是中國職業中的“新人類”，分布在中國所有的城市，包括縣城。在這個群體的背后，還有幾千萬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今天的農村問題，已不再是簡單的文明和落后、進步與保守，已經關乎于中國的社會進程，以及未來趨勢。

八股文的另一面

八股文是應試作文，明清兩朝應用了幾百年，今天不僅被一腳踢開，還成了世上最爛文章的代名詞。一種文體被人們如此厭煩，在世界文學史里也是少見的。

八股文是遵命文學。科舉是皇命，總考官是皇帝。貢生、舉人、進士這些名目，是向皇帝貢奉、舉薦、進呈之意的直率表達。皇帝的命令依古訓叫“制”，因此八股文的別名又叫“制藝”，也叫“制義”，指寫文章既是手藝活，也要顯示大義。八股文還叫“四書文”，明清的科考，“鄉試”和“會試”需考三場，首場以“四書”為命題考試范圍，作“八股文”。首場的應試文章不入考官法眼，二場、三場所寫的“論”“判”“案”等，基本也就廢了。稱“四書文”還有一層含義，考生所作八股文的立論依據，要遵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不得擅自發揮。

八股是文章體裁，很程式化，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構成，每一股均有嚴格的規定。全是“規定動作”，沒有“自選動作”，寫作者不能自由發揮。八股文過于強調技巧，講究精雕細琢、修字煉句、對偶對仗，但也因此傷了文章整體的渾然大方，有佳句無名文，這是一弊。這一弊也帶來一點益處，后來楹聯的大興也受惠于此。再一弊是取悅龍顏，用張中行先生的話講：“著文，撇開自己，眼看皇帝，心想皇帝。還能寫出什么來呢？”

八股文大的益處是使“四書”成為普及讀物，不僅要讀通，還要讀透，否則考題也弄不懂。因為是命題作文，作文題目均取自“四書”里的原字句。有一字或幾個字的“小題”，有兩句三句以至全文的“大題”，還有比較荒唐的截搭題，“截取句子的頭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頭，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頭，更有隔篇截搭的”（啟功語）。比如“王速出令反”這個考題，截搭《孟子》的“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語。

八股文是一位歷史老人，顯赫了幾百年。至于它遵在上者之命，也不必太責備求全，做這檔子生意的又不止它獨門一家。八股文已廢止一百多年了，時至今日，各種面貌的新八股也還有。

八股文有一個突出的好價值，是在文風層面，用最簡潔的話說明白道理。八股文是應試文章，寫作者中舉之后就是官員。官員經過這種簡潔寫作訓練之后，政府公文和文件就清爽了。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公文寫作方面還需要再磨煉。

透過忠義的面紗

一部文學作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以小說為例子吧。《紅樓夢》中寶黛的愛情故事是一條主線，卻不是主要的。作者的真實用心也并不系在這一處，而是把故事里和外的所有東西渾然一體，融會貫通。寶玉出生時候，一個鮮活的生命，口中銜著一塊玉。這條生命是活生生的，而這塊玉是個謎，是小說家付諸匠心的障眼法。這塊玉是小說，其余的都是人生。《紅樓夢》這部書所含的學養，也是今天的作家不好比的，中國園林、建筑、中醫藥、服飾、飲食、佛與道由虛而實的幡然借用，還有那一手硬實的古典詩詞功夫。

《紅樓夢》人物像 【清】孫溫/繪

《三國演義》是講中國故事的大書，是故事集錦，主要講人心莫測的那一部分，有菜根譚式的，還有厚黑學領域的。《三國演義》的棋高一處，在于透視出中國社會倫理的變化規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明兩朝之間，經歷錯雜豐富。元朝是蒙古人治理中國，是草原政治文化和中原政治文化兼容的時代。他又是出生在江南絲綢富商家庭，小時候受過扎實的儒學教育，因而他的文化視角是多棱多角的。

《水滸傳》這部書的好處是有局限的：主角是所謂罪犯、強盜和土匪，寫“負面人”的“正面人生”，有閱讀快感。但施耐庵的世界觀需要區別著去認識。金圣嘆的評論是：“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

《儒林外史》成書在清朝乾隆年間，作者吳敬梓出身于世族，“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東西”，但他是一介白丁，科舉不第，還是個“敗家子”,“鄉里傳為子弟戒”。他是飽嘗世態冷熱的人，窮困潦倒又不失性情，以“傾酒歌呼窮日夜”為“暖足，銷寒”。《儒林外史》看世界的視角是冷眼，透徹入骨地寫了一群中國舊讀書人。魯迅評價是“秉持公心，指擿時弊”。

馬二先生游西湖 程十發/繪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吳敬梓借鄉野老漢成老爹的口，講了一句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是講中國社會規律的，是民間視角。用上個世紀一百年的起伏，也可以應驗。這期間均是河東與河西的規律在起伏。

好作品不在文辭，花拳繡腿或整容整出個好面相沒用處，也沒益處。中國作家要寫出中國智慧，寫出中國的世道人心，也要寫出中國的變化趨勢，以及顯的或隱的規律。比如當下寫農村和城市的，哪一位寫出三十年之后中國農村和城市的走勢，就叫有預見，就可以稱為劃時代的作家。

博覽群書這樣的思路

讀書和吃飯一個道理，吃飯長身體，讀書長腦力，長精神。有人說讀書是雅事，我覺著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實去做的一件事。一說雅，就虛了，弄虛就會有假。

我們中國人有重視讀書的傳統，有一句老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還有一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聽著俗，但話粗理端。今天的話說得文明，叫“知識改變命運”。以前不僅老百姓重視讀書，皇帝也重視，一個人把書讀好了，科舉考試中了狀元，皇帝會把女兒許配給他。

中國人重視讀書的這個傳統，是古代政府用一項制度推動著形成的。在漢代，具體是漢武帝時期，推出一項國家公務員選拔制度，叫察舉制，半推薦半考試模式，各地推薦“讀書種子”到長安，經過一年的集中學習，之后考試。考五本書，儒家經典著作“五經”,《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讀通一經的，就拿到了做官的“上崗證”,“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文學”和“掌故”是兩個職位，相當于文秘和地方志官員。讀通“五經”的學霸，待遇很高，皇帝親自手書嘉獎令。漢代設置“五經博士”，相當于今天的院士，學術地位很高。這個制度起到了推動全民讀書的效果，到東漢時候，形成了一個讀書人的社會階層——士群體。隋唐之后，這項制度進一步完善為科舉制，直到清末廢止。從西漢到清末，這個以讀書取士的制度沿用了兩千余年。

博覽群書這樣的說法，是片面的。人這一輩子，像樹一樣，先要扎根，之后有節有序地慢慢往上生長。大人物如大樹，都是深扎根的。中國的讀書傳統講讀通讀透。“半部論語治天下”，吃透了《論語》，有半本就足夠做成大事了。如果是學者做學問，更要警惕“博覽”，東挪一點，西湊一點，法國搞個觀點，古希臘選個看法，就成“學術地溝油”了，于己有損，于人有害。

儒家十三經我們今天視為典藏之書，書一被藏，束之高閣，就不好好讀了。而在古代，是國家公務員“國考”用書。秀才、舉人、進士，直至狀元，這些“功名”，代表著對十三經的熟讀程度。

科舉考試，是我們中國的智慧創造，用今天的眼光看、至少有兩個亮點。第一，科舉考試的大門是開放的，底層的百姓可以通過科舉改變人生命運。讓底層百姓有盼頭，有希望的亮光、是這個制度最了不起的地方。普通人進入國家管理機構，廢除宗親制、貴族制，也應視為一種制度民主。第二，科舉考試是智慧中國建設的一種探索和實踐。從漢代開始，把儒家思想確立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這個制度的實施，使官員們成為儒家學說的內行，熟讀原典著作，考試再優異，才能拿到“上崗證”。用儒家思想治國，官員們首先應該懂儒學，做儒學的行家。科舉制度，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不是用權力，而是用智慧管理國家。官員手中的權力，融入了中國傳統智慧的內涵。

原標題：《穆濤《中國人的大局觀》：讓隱身的傳統文化、常識與大眾見面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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