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我們熬過 2022，跨入了新的一年。

新舊之交，集體性的強烈儀式感常常讓人迫不及待地與過去告別，然后躊躇滿志地決定開啟一段新的人生旅途。然而對不少人來說，重新開始往往是一種錯覺，新的一年囿于慣性，難以擺脫過往生活的軌跡也許才是常態。

但這并不妨礙人們想象另外一種生活，一種彼此合作、擺脫“內卷”、遠離權威、親近自然、擁有更低的生活成本，主流之外的生活圖景，我們把它叫作理想生活或理想社會，也叫“烏托邦”。

誠然，在一個務實的社會里，面對日益高企的生存壓力，和他人談論烏托邦可能是一件被認為是空想或幼稚的事情。

但一個羞于談論、不敢去實踐烏托邦的時代是可悲的，因為它要么是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要么就是一個大家都被現實規訓得自我感覺幸福美滿、樂不思蜀的時代。那種感覺就是，你一發出聲音就會被人嘲笑、懲罰，或你對現狀已經很享受，不再去想象另外一種可能。

在看理想近期上線的新節目《實踐烏托邦：無限人生書單第11季》中，藝術家、策展人、作家歐寧就為大家展示了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

他將借助一手的材料和田野研究，從美國的烏托邦社群、日本的新村運動、英國的達廷頓實驗、新西蘭的返土歸田運動，到中國的碧山計劃、706空間……帶你游覽世界上那些經典的烏托邦場景。

通過這個節目，他希望為烏托邦去污名化，也為今天的年輕人中已經悄然興起的社群實踐梳理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經驗。

講述｜歐寧

來源｜《實踐烏托邦：無限人生書單第11季》

01.

今天，還有談論“烏托邦”的必要嗎？

首先，我想有必要先給烏托邦做一個簡單的定義。一般來說，烏托邦是一個想象中的美好社會，是現實中不存在的“烏有之鄉”。在一個務實的社會里，烏托邦常被等同于空想和幼稚，所以許多人不愿意自己做的事情被稱之為“烏托邦”。

但是最近這些年，中國出現了不少社群實踐，比如較早在武漢出現的“我們家青年自治中心”，從北京漫延到全國的“706青年空間”，從青島搬到福州的“家園計劃”，以及規模巨大的WorkFace社群，這些社群實踐在探索一些跟主流社會不一樣的生活和組織方式，這些實踐者都認為自己在腳踏實地，并不是在尋找什么“烏有之鄉”，所以不喜歡被別人貼上“烏托邦”的標簽。

我非常理解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實踐者；但是我從不在意別人把我稱之為“烏托邦主義者”，因為我眼中的“烏托邦”不是名詞Utopia，而是動詞進行時utopianing。

在《實踐烏托邦：無限人生書單第11季》里，我會從烏托邦的起源講起，梳理一下早期烏托邦文學的“紙上空想”，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歷史上真實的烏托邦故事，由此把烏托邦重新界定為一種行動，也就是Utopia in Practice（我曾以這個作為我的碧山計劃英文文集的書名），中文可譯為“實踐烏托邦”。

布魯克農場，Josiah Wolcott繪，1845年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在我看來，在任何時代，談論烏托邦都非常有必要，去落地一個烏托邦的想法更值得稱贊。一個羞于談論、不敢去實踐烏托邦的時代是可悲的，它要么是一個萬馬齊瘖的時代，要么就是一個大家都被現實規訓得自我感覺幸福美滿、樂不思蜀的時代。那種感覺就是，你一發出聲音就會被人嘲笑、懲罰，或你對現狀已經很享受，不再去想象另外一種可能。

王爾德曾經說，“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根本不值一顧的”，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十九世紀，十九世紀是一個充滿各種奇思妙想并且很多創想都會落地變成現實的時代。

我會跟大家講一些十九世紀實踐烏托邦的例子，在走訪這些烏托邦歷史遺址和閱讀相關文獻的時候，我經常感嘆，十九世紀多精彩啊，最激進、最大膽的想法都會在某個地方生根發芽、長成大樹。

我說的并不是那種國家尺度的烏托邦實驗，而是小范圍的另類社群實踐，比如布魯克農場、奧內達公社等。正因為規模不大，無須擁及國家權力，才有人人都可以參與實踐的可能。

奧內達公社 Oneida Community

02.

我們需要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

你也許覺得互聯網時代是人類的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但拉開歷史的距離，從促進人類社群生活的多元化和拓寬政治想象力的角度上來說，它比不上十九世紀。

今天的互聯網并不像我們最初期待的那樣促成一個無國界的大同社會，隨著它的發展，它的邊界、壁壘和區隔都出現了，在互聯網世界里也有地緣政治。

另一方面，線上購物讓一切唾手可得，人們足不出戶，都變成了孤獨疏離的御宅族。微信朋友圈只是一種弱聯系的關系網絡，頂多是興趣共同體或信息同溫層，遠非在同一個地方朝夕相處的社群。

“地方”消失了，不僅因為互聯網搶奪了實體空間，還因為全球化所追逐的流動性稀釋了每個地方不一樣的認同感，世界到處變得越來越相似，越來越無趣。我們還能找回“地方”嗎？我們是否可重建人際的強聯系？這聽起來是一個很烏托邦的問題。

新冠疫情是一次影響深遠的危機，但對于實踐烏托邦來說也許是一個機會。

危機是烏托邦的催化劑，如果沒有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造成的人道災難，震教徒們（Shakers），當時一個實踐公有制和獨身主義的宗教社群，就不會遠渡重洋到新大陸去創建他們的“地上天堂”，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先驅羅伯特·歐文也不會有新拉納克（New Lanark）和新和諧（New Harmony）公社的實驗；

如果沒有“1837年大恐慌”這樣的經濟危機，波士頓的超驗知識分子們也不會起念到郊野去創辦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如果沒有越南戰爭，也就沒有美國嬉皮士的Back-to-the-land Movement。

新冠疫情的常態化嚴重打擊了全球化所推舉的流動性，讓人們不得不“安土重遷”，回到地方。我把這種趨勢稱作這個時代的“地方轉向”。我相信，不管是出于抗疫需要還是對全球化的反思，分散式、去中心、低成本、親自然、合作化、互助式的社群都會成為人們的一個替代性的（alternative）選項。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在今天重談烏托邦的原因。我希望通過這個節目能為烏托邦去污名化，同時也能為今天年輕人中已經悄然興起的社群實踐梳理一下可供參考的歷史經驗。

我想，在今天，特別是中國，尤其需要這些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甚至是實踐。這是在經歷三年來疫情所帶來的沮喪、抑郁和麻木之后，一種必要的自我療愈，因為我們的生活要重新啟動，我們的想象力要重新打開。

03.

世界上那些經典的烏托邦場景

我對實踐烏托邦的興趣起自2010年，那時我準備發起碧山計劃，一個混合了鄉村建設和社群實驗的實踐項目，于是利用平時出國參加展覽和學術會議的機會到世界各地的烏托邦遺址和當代的另類社區進行田野考察，并搜讀相關的文獻和書籍，以期為自己在碧山的實踐找到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

沒想到這種研究探索一直堅持到現在。2019年年初，我決定把它寫成書，名為Utopian Field，中文叫《烏托邦田野》，作為碧山的實踐文集的姐妹篇。

目前我已完成了27萬字，因為疫情影響，我還有印度和以色列兩個國家沒去，這樣關于泰戈爾的實驗和以色列的基布茲的兩個章節沒法開寫，這本書的工作就暫時被擱置了。已寫好的部分章節曾經在《單讀》、《天涯》和《今天》等刊物發表，今天很高興可以開始在看理想和大家分享我的部分研究。

我在第一集里將主要聊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因為這是“烏托邦”這個命名的最早起源，也是后來的烏托邦文學和實踐參照的范本；然后在第二集會系統介紹一下歷史上的烏托邦文本，包括各種文學虛構和理論研究，這一集我推介的參考書是魯思·列維塔斯的《烏托邦之概念》；

接著我會按照歷史順序，分享八個發生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實踐烏托邦的例子，包括十九世紀在美國的四個非常成功的烏托邦社群，它們是震教徒、新和諧公社、奧內達和布魯克農場；還有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日本的新村運動和在英國的達廷頓實驗；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在新西蘭的返土歸田運動和在丹麥的克里斯欽自由城。

這八個例子我都曾親自去過他們的歷史遺址或現在仍然活躍的所在地進行田野調查，因為相關文獻和書刊相當多，我就只挑了八本作為推薦書目。

它們依次是埃里克·雷切的《烏托邦自駕游：穿越美國最激進思想的公路之旅》、克里斯·詹寧斯的《此在的天堂：美國烏托邦主義的故事》、斯特林·F·德拉諾的《布魯克農場：烏托邦的陰暗面》、艾倫·韋蘭-史密斯的《奧奈達：從自由性愛烏托邦到精致擺設的餐桌》、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邁克爾·楊的《達廷頓的埃爾姆赫斯特夫婦》、露西·薩吉森與萊曼塔·薩金特合著的《生活在烏托邦：新西蘭的理想社區》、哈坎·托恩、凱瑟琳·瓦舍德與托馬斯·尼爾松合編的的《都市替代空間：克里斯欽自由城1971-2011》。

這八個例子覆蓋了美洲、歐洲和亞太地區的烏托邦地理，可以算作是一次從歐洲文藝復興晚期的文學虛構出發，穿越自軸心時代到十九世紀的歐亞烏托邦理論、美國早期的烏托邦社群實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理想國探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返土歸田運動，最后來到至今仍在頑強生存的克里斯欽自由城，去探索何為人類幸福的跨時空聽覺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