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9日，鄭張尚芳先生不幸離世。在此之前入院期間，我們還抱著希望，期盼天氣轉暖，老先生又能回到我們身邊與大家一起愉快地討論漢語音韻學的話題。如今想來，更加痛徹心扉。尤其是身在病榻的鄭張先生還在請學生們聯系西夏語的專家，并將其最后關于西夏語的研究成果全部交給弟子和再傳弟子們，真是可敬可嘆。

此時回想起來，鄭張尚芳先生傳奇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成就，千頭萬緒、異彩紛呈，竟不知從何說起。悲痛的心情下，一心要紀念老先生，卻又無從下筆。想來只好從先生與我可憐的知識儲備交集最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方面略微追述，權當是表達對先生的景仰與紀念。

獨辟蹊徑

2017年5月，我們在北京參加了一次學術交流活動。其間鄭張尚芳先生到現場發表演講，精神矍鑠，興致勃勃。在先生的演講稿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先生專門引用浪速語的資料，以之研究上古漢語擬音。浪速語是一種緬語支下的語言，主要分布在緬甸北部和我國云南邊境地區，使用人口較少，在中國境內僅景頗族同胞數千人使用。即使在專門研究藏緬語的學界內，浪速語的“出鏡率”也不高，沒想到鄭張先生竟然大膽地引用相關資料，參與上古漢語擬音研究。誠然，在專業藏緬語數據庫中抓取浪速語的材料并不困難，然而將它運用到漢語音韻學的研究中來，卻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正如我們可以在專業信息庫里查到某種藥品的說明，但是否能夠或者敢于用它來開藥方，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專業水平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的小學傳統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漢語音韻學研究成果和研究資料。以古代，特別是清儒的大量成果為基礎，趙元任、羅常培、王力等大家把漢語音韻學的研究推上新臺階。在此層面上如何拓展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是當時十分迫切的問題。大量的學者作出了各式各樣的努力和探索。而鄭張尚芳先生卻把眼光放在了民族語比較研究上。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西方的語言學者已經提出了漢藏語系假說。在中國，這一理論長期主要應用于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中。在研究很多少數民族語言時，中國的學者已經將有關語種的詞匯大量與漢語詞匯比較，但反過來將民族語的材料運用于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在當時卻不多且不受重視。然而，既然依據同源詞比較能夠建立漢藏語系假說，不論該假說是否理論完備，至少說明漢語與有關語種在詞匯上的親密關系。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民族語的材料當然可以作為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重要資料。鄭張先生以此為切入點，開啟了漢語音韻學研究的新時代。

說來好似很簡單，將民族語的材料與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對接起來即可。然而，這是一個艱辛的“打通任督二脈”的過程。由于自然語言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會有各式各樣的變化路徑，并且還附帶有各種偶發的現象與不規則的情形。即使在今天，我們使用大數據機器算法來比對，仍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在當時的條件下，需要人工比對尋找規律。鄭張先生從零開始，對民族語的資料進行學習、整理、研究、思考，終于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

舉例而言，漢字“虎”，據中古韻書記載為“呼古切”，即曉母模韻一等開口上聲字，中古讀音大致是xo~huo一類的讀音（標音為國際音標，下同）。中古讀音上，各家看法大致雷同。向上推到上古漢語讀音時，各家看法則有很大差異，特別是聲母上。按鄭張系的理論，曉母的一個來源即是帶介音-l-的塞音，“虎”則擬為q?la??。與此相對應，於菟二字在鄭張系統中根據各自的發音演變則分別擬為qa?和t?a?s。由此看來，楚人謂虎為“於菟”，兩詞之間是合音與分音的方言關系。

然而，到這里為止，完全是漢語文獻自身內部交叉分析推導而出。如此突破中古以來漢語語音特點的擬音也頗受質疑。這時，非漢語的材料起到了支撐作用。虎一詞在孟-高棉語中的典型說法包括：緬甸孟語（Mon）kla?、柬埔寨高棉語（Khmer）k?la?、越南巴拿爾語（Bahnar）kla?、印度卡西語（Khasi）k?la。這樣看來，漢語內部通過自身歷史材料分析擬構的一條上古語音，在孟-高棉語中有明顯的親屬關系。這種跨越廣袤的地理空間和悠長的歷史時間的對應關系，很難用巧合來解釋。這實際上就把這條相關漢語上古音的擬構，穩穩地定下了大致坐標，后續的工作則是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這樣的突破性工作，拓展了漢語音韻學的研究視野，提升了其研究維度，從而使漢語音韻學這一門歷史上較為封閉性的學科通匯于更廣闊的世界語言海洋。不論鄭張系的研究在具體某個字上的擬音是否完善和準確，其方法論上的變革與升華，給我們打開了新的大門。

此外，先生還特別注重文字學的研究成果。近年來，文字學研究碩果累累。不僅有新文獻新文物，更有新成果新共識。鄭張先生特別把這些成果運用到漢語音韻學的研究中去，指導和驗證音韻學研究，同樣拓展出了新天地。雖然自來文字學和音韻學不分家，但是在鄭張系的研究中，文字學成果對音韻學的推進作用顯然被全方位激活了。

運用這些新方法、新技術，鄭張先生不光是膽大，更多是心細。對學術的深刻理解和對研究的反復思考，才能促成這些新的研究途徑。

白狼王歌

《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年至75年），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對四川盆地以西的各民族采取了和平爭取的政策，“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這便是《白狼王歌》，也簡稱《白狼歌》。這首詩漢語歌辭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用漢字記音的“白狼語”也是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

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學者都試圖探究白狼語的語言系屬，總的來說均在藏緬語的范圍內。丁文江先生于1920年代即提出白狼語近彝語說，1930年代王靜如先生提出近納西語說，1940年代馬長壽先生提出嘉絨語說，1940年代方國瑜先生提出納西語說，1960年代陳宗祥先生提出普米語說，1980年代F. W. Thomas提出羌語說。以上各種假說均有不同的學者表示支持，以彝語及彝語支說的支持者最多。1982年馬學良先生、戴慶廈先生在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白狼語應是一種緬彝語，與彝語、緬語均非常接近。

白狼語的研究實際有兩個難點，一方面要根據漢字記音尋找到目標民族語恰當的對應詞匯，二是要清楚當時（東漢時期）有關漢字的讀音。之前的研究均集中在前一點上，自馬、戴兩位先生開始才大面積引入上古漢語擬音，從而使得研究有了質的飛躍。鄭張先生仔細分析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向緬甸語大家汪大年先生咨詢，終于寫就《上古緬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讀》一文。這篇文章引用緬甸文拼寫的資料并與鄭張系的漢語上古擬音比較，較好地解讀了《白狼歌》。

這篇文章不僅僅是較大程度解決了白狼歌的歷史、民族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是繼解讀《越人歌》之后，鄭張先生再一次將其上古擬音體系用于實踐。事實證明，不論鄭張系的上古漢語擬音還有多少需要完善和改進的方面，其大方向和大格局上的正確性是經得起歷史文獻和不同語種之間的交叉檢驗的。

值得深思的是，緬彝語內部是關系比較緊密的，彝語和緬甸語的關系十分親密，即使是支持白狼歌彝語說、彝語支說，鑒于彝文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很好反應歷史讀音，也應當考慮使用緬文拼寫予以比對分析。之前的學者要么沒想到這個問題，要么想到了但是走得不深。這并不是前人思辨能力上的問題，而是白狼歌研究需要緬彝語和漢語音韻學方面的雙料專家，這是一個比較苛刻的條件。鄭張先生并不是緬彝語方面的專家，但是他借力于汪大年先生和緬語數據庫，結合自身的漢語音韻學專長，把此項研究推向了新境界。選擇緬文拼寫作為研究對象，這需要的是眼界；敢于在專家指導下使用民族語數據庫，這需要的是膽識。一篇看似波瀾不驚的學術論文，卻是先生個人學術性格的彰顯。

不僅如此，在使用緬文拼寫資料的過程中，鄭張先生更是體現了驚人的思維能力和學術歸納能力。首先，緬文拼寫與漢字對音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找到一個差不多近音的字即可，而是要能夠有體系性的對應關系，也就是說要有規律。鄭張先生的字詞對應中不僅有單個對字，更有聲母、韻母對應規律分析。只有形成體系、有規律，我們才能放心地認為形成了理論。

其次，緬文拼寫記錄的是一種自然語言，因此必然會包含緬語本身的偶發性音變，剔除這些偶發因素，才能使研究更成熟、更完善。鄭張先生在這一點上也令人印象深刻。緬文拼寫“石”作kjok < klok，但對應詞匯在緬彝語中的情況為：涼山彝語 lu??；麗江納西語 lv? pa?；豪白哈尼語 lu? m??；載瓦語 l???? kok??；怒蘇怒語 lu???。在其他藏緬語中的對應詞還包括：西夏語 盧；扎壩語 lu??；納木義語 lo? qua?；獨龍語 lu??；博嘎爾珞巴語 ? l??。這說明緬文拼寫的k-，很可能是緬語中因前綴或原有合成詞等原因偶發增生的部分。鄭張先生在白狼歌對音中，直接用klok對應了“祿”（扶路側祿-緣崖磻石），其中固然有意義相對的因素，然而，這一對應在全詩對音的過程中，與其他數個對音一起體現為“只取墊音”（即此處只取l不取k或kl）的規則。這恰恰說明，在此項對音工作中，單從對音和語義關聯找出的規律，與民族語內部本身的同源規則是相吻合的。特別是這篇白狼歌的文章發表于1993年，在當時堪稱先鋒式的研究。其中的學術功底、學術見地以及學術方法，確實令人欽佩。

《上古緬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讀》片段

回響延綿

鄭張先生既不是首倡民族語比對的漢語音韻學學者，也不是同時代唯一一位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但是，他對民族語材料的重視程度要超過之前與他同期的所有漢語音韻學學者。他的這項開創性的工作，不僅推動漢語音韻學研究發生了巨大變革，也對世界語言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鄭張先生所提倡的民族語材料不僅包含傳統漢藏語系下的語種，還包括了諸如孟-高棉語下的語種、南島語下的諸語種等，這實際上觸及了語言聯盟（Sprachbund），特別是“東亞-東南亞語言聯盟”（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inguistic area）的概念。語言聯盟的概念雖然在二十世紀早期就已經由西方學者提出，但是中國學界對此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在漢語音韻學界。鄭張先生重視民族語材料的工作，等于在漢語音韻學界對“東亞-東南亞語言聯盟”的概念進行了開創性和前瞻性的應用。這也改變了我們對漢語音韻及漢語本身的看法，甚至還修正了我們對上古時期東亞及東南亞歷史的看法。

鄭張先生對《越人歌》《白狼歌》的解讀，對若干古地名、古名詞的溯源，使得漢語音韻學這門曾經是故紙堆里文人清談的學問變得鮮活生動起來，成其位列打開中國歷史的眾多金鑰匙之一。他同時還使得漢語音韻學的成果能夠反哺少數民族語言和境外諸語的研究，推動了整體學術的發展。

時至今日，對鄭張先生開創的漢語音韻學鄭張-潘（悟云）體系，批評指摘之聲仍不絕于耳。作為一項學術研究，鄭張先生的成果必然需要后人不斷地拓展和修正。但是，不論我們接受或反對鄭張-潘體系，鄭張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促使我們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材料，來反思漢語音韻學研究。這種新的思維和新的視角，更是先生對學界的重大貢獻。相信新一代的學者會在此基礎上達成更多的成就。

得知先生西去的消息后，我眼前常浮現起多年前的一幕。那時，我們一幫同儕仍多是少年，意氣風發，在一次網友聚餐宴會上高談闊論。席間不知道誰拿出一本紅色封皮的先生著作《上古音系》，豈料大家紛紛打開書包或打開電腦，人手一本實體書或電子書的《上古音系》。這本印數僅兩千冊的書籍，竟然在我們一幫年輕音韻學愛好者的手中成為人手一本的“紅寶書”！我們這群年輕人也因此結緣，直至成為摯友。在那之后，我們當中有人成為鄭張-潘體系門下弟子，有人成為音韻學業余研究者，有人成為音韻學科普作者，也有人日常生活遠離音韻學卻時刻關注鄭張-潘體系的發展。回想起來，那時人手一本《上古音系》時，鄭張尚芳先生的學術精神已如同耀眼的火焰一般，點燃我們每一個人，成為我們這一生的財富。每念及此，怎能不讓人對先生的離去感到心痛不已，怎能不讓我們淚眼朦朧！

鄭張先生既是大家，又是親切的長輩。當人們要他表演溫州話吟誦時，當學術水平不高的人向他拋出蹩腳的問題時，當年輕人找他要簽名時，他從沒有表現出厭煩之情，而是盡其所能地配合。我們總以為，那位慈祥的老師，那位精神矍鑠的老者會一直在某個地方，等著我們去求學，甚至是去叨擾。然而他真的離開了，離開了他熱愛的漢語音韻學事業，離開了他熱愛的學生們，離開了他手中浩如煙海的語言學資料，只留下了傳奇一生的故事和深深植根于我們心間的學術精神。

鄭張尚芳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