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英國或許曾“為幸運之神眷顧”，自工業革命以來創造了一系列發展與擴張的“奇跡”。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后，雖然其昔日的輝煌不再，而英國歷史仍舊給人類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窺見英倫”系列，邀請校內外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歷史的角度為主、輔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等多種視角，通過一系列個案與問題的討論，嘗試窺見英倫。以下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明杰與碩士研究生吳廣俊的文章，原題為《英國國印的歷史》。

英國是世界上典型的君主制國家，國王的大御印（Great Seal）充當國印。作為一個關鍵的政治器物，大御印象征著君主的至高權威，在國家政府的運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系列需要君主同意批準的重要文件，包括國家法令、外交條約等等，都會加蓋大御印。例如著名的中英《南京條約》原件便附有時任英女王維多利亞的大御印。換言之，大御印的使用直接體現了君主對于國家政治的參與。因此，通過對大御印演進歷程的回溯，我們可以揭示出英國君主制乃至國家歷史的豐富面相和生動片段。

一、大御印的誕生及其功能

英國國印的誕生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末期。伴隨著英格蘭結束分裂、形成統一的王國，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政府也逐漸確立起來。為了更好地治理整個王國，君主政府需要經常使用政治文書來處理各項事務，維系政權的正常運轉。但是國王日理萬機，不可能事必躬親，故而最可行的方式是由國王的秘書部門制作文件并在最后的審批環節加蓋國王的印章，這便是大御印的由來。

據學者考證，大御印的這一運行機制到11世紀中葉虔誠者愛德華時期（1042—1066年在位）便已基本形成。國王的核心秘書部門稱作“國王文秘署（King's Chancery）”，負責人是文秘署大臣（Chancellor）或掌璽大臣（Keeper of the Great Seal），代表國王掌管大御印。自此之后的數百年時間里，文秘署一直是君主中央政府最核心的實權機構之一，其負責人往往也是國王的心腹重臣。

中世紀是英國王權持續擴張的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的規模隨之不斷增長，職能也日漸膨脹，因此對于政治文書產生了更大的需求。在這一時期，君主政府制造的文書不僅在數量上持續增長，而且在種類上愈加復雜多元，大御印的作用也進一步提升。諸多重要的君主政府之文件都要加蓋大御印，例如王室律令（royal ordinance）或國家法令（statute）、確認臣民權益的特許狀（charter）、王室法庭訴訟所需之令狀（writ）、發給地方官員的公函（letter patent）等等。

我們需要特別強調大御印對于政府文書的意義。一方面，從政治程序上說，上述諸類文書只有加蓋此印，才意味著得到了君主的批準并得以完成制作，如此方能正式發布。另一方面，從功能的角度說，這類政治文件的最終目的是傳遞國王的政治信息，而此信息要想順利傳遞到接收方，需要以后者確認此文件確實出自國王為前提，而大御印無疑是最直觀、最重要的證據。這種作用在如下案例中有直接體現。愛德華一世在1297年正式發布了《憲章確認書》，明確了《大憲章》作為國家法律的地位，此文件明確說：“愛德華，受命于上帝之英格蘭國王……告知汝知曉……在朕之父王亨利在位之時經整個王國一致同意的自由憲章與森林憲章的每一條款均應準確無誤地遵守。朕決定將這兩份憲章蓋上朕之御印，寄往王國各郡郡守與朕之所有其他官吏，以及朕之城鎮。……為朕之王國的富足（須將）大憲章看作普通法。……朕還決定將這些憲章蓋上朕之御印，寄往朕之王國各地的主教座堂，由其保管并向人民宣讀，每年兩次。”其中所說的“朕之御璽”便是大御印，而文件特別提及正式發布的大憲章蓋有大御印，便體現了此舉之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英王的大御印是典型的西方舊式印章，其使用之基本原理與中國古代帝王的御璽十分類似，但此器物的制作和具體使用之技巧卻有獨特性。從形態上講，大御印本身是個金屬模具（matrix），呈圓形盒子之形狀，加蓋時會將熔化的蠟和一根連接文書的繩帶放入模具中，待蠟凝固后便形成蠟狀大御印，懸掛在文件之下。其具體形態可參考下圖，此系上文提及的加蓋有大御印的1297年版大憲章。

加蓋有大御印的1297年版大憲章

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御印是君主政府文書制作的關鍵物件之一，對于國家的正常運行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故而有學者稱之為“王國之匙”（key of the realm）。鑒于其重要性，大御印頗受統治者重視，在發生激烈的政治斗爭時，不同的政治勢力甚至會就此展開爭奪。亨利三世是個能力平庸卻又獨斷專行的君主，他的專斷風格在其統治前期大御印的使用上有直接體現。大御印作為國印，體現較為突出的公共性，本應用于君主政府各類公共文件的制作，但亨利卻時常用來加蓋君主個人的私函（letter close）。換言之，亨利有將大御印視作個人政治工具的傾向。亨利治國昏聵，導致反對派貴族在1258年發難。后者在西蒙·德·孟福爾的領導下一度掌控政局，并對亨利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包括組建24人攝政委員會。反對派貴族意識到大御印的重要性，曾迫使時任文秘署大臣亨利·德·溫漢姆宣誓，加蓋令狀等政府文件不得僅僅遵照國王的意愿，而應該經過御前會議和攝政委員會的同意。隨后，反對派貴族還推選了新的文秘署大臣，試圖將大御印徹底掌控在自己手中。面對反對派咄咄逼人的攻勢，亨利三世也并未坐以待斃。1259年，他在教皇亞歷山大四世的支持下，抓住機會，成功地奪回了大御印的控制權。國王隨即使用大御印發布文書，就此曾一度取得對于反對派的主動。在這起事件中，兩派政治勢力對于大御印展開爭奪，既展現了斗爭雙方的政治敏感，也從側面凸顯了此物件之重要作用。

到中世紀后期，隨著英國君主中央政府職能的擴張和文書類別的增加，又出現了兩類新的御印，分別是秘印（privy seal）和指環印（signet）。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御印地位和作用的下降。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三類御印的功能不同，更多體現的是分工之差異。大御印主要用于政府公共文件的制作，而秘印和指環印則更多用于加蓋更具君主私人色彩的文件，例如私人信函或密令。當然這三類御印具體的使用較為復雜，不同君主也呈現不同的傾向。不僅如此，在中世紀后期，大御印的使用相比以往更多、更頻繁。實際上，使用大御印制作政府文件可以給君主帶來收入，例如令狀或特許狀的獲得者是需要向文秘署交納費用的，這便是蓋印錢。最初，這類收入一般會成為文秘署大臣的津貼，但自亨利三世在文秘署另設專門負責蓋章和收取費用的“令狀處（Hanaper）”后，則進入了君主的口袋。據統計，在愛德華一世時期，蓋印錢年均收入為1000英鎊，此后有所波動，但到理查二世時期增至近3200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頗為可觀的錢財。此外，大御印的地位還體現為其制作費用之高昂。據史料記載，1461年，愛德華四世在繼位后不久便下令制作一套新的御印，其中大御印花費10英鎊，秘印2英鎊，指環印僅需1/6英鎊。

二、大御印中的王權文化

大御印是王國文書政治運行的關鍵物件，君主在正常情況下對其使用享有絕對的主導權，這本身就展現了中世紀英國王權之強大。不僅如此，御印的使用和設計之細節亦處處顯露出君權至上之政治文化。首先，與中國古代的國璽（例如和氏璧）世代相傳不同，英王的所有御印，包括大御印只能存有一套，新王繼位后會毀掉先王的御印并同時設計制作新的御印，在任君主有時也會制作新的御印，但也要以毀掉此前的御印為前提。可見作為王權象征的御印只能由現任君主獨享。這也就意味著，英國歷史上的御印，除現任君主當前所使用的之外，均未得到留存，這是極大的遺憾。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大量蓋有大御印的文件得以留存，通過上面的蠟印，我們可以還原絕大多數大御印的形態。

在中世紀，大御印有著獨特的設計，特別是其中的圖像和刻字集中展現了當時封建君主的權力信息。我們不妨以愛德華一世國王的大御印為例（如圖2所示）。該御印的兩面均印有君主的形象，一面是身披戎裝的騎士，象征軍事領袖，另一面是身居王座的法官，象征最高法律統治者。這既反映了當時君主的身份觀念，也體現了王權的基本構成，即包括軍事權力與法律權力兩類，分別對應武功和文治。不僅如此，愛德華一世又來自金雀花家族，此家族之元素在大印璽中亦有明顯體現。首先，代表金雀花家族之三獅圖案出現在君主的戎裝像之盾牌和戰馬盔甲上。此外，御印兩面的外圈都有一段拉丁文刻字（legends），內容是“EDWARDVS DEI GRACIA REX ANGLIE DOMINVS HYBERNIE DVX AQVITANIE”，中文含義是“受命于天的愛德華，英格蘭國王、愛爾蘭領主與阿奎坦公爵”。這是愛德華一世的正式頭銜，對于金雀花這個中世紀封建家族的特征有集中展現。其一，說“受命于天”，凸顯王權的神圣性，這體現了基督教的影響。其二，愛德華的三個政治稱號分別對應英格蘭、愛爾蘭和阿奎坦（位于法國），說明金雀花家族的跨地域特點，也彰顯了其政治野心，并不偏安英格蘭一隅。

愛德華一世的大御印

縱觀中世紀英國歷任國王的大御印，我們能夠明顯發現其設計呈現愈加精美復雜之趨勢，可見君主對此物的持續重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世紀是英國乃至西歐文書政治快速進步的時代，除君主之外，統治階級的幾乎所有群體對于文書制作和印章使用都有著或大或小的需求。不過，若論印章使用之頻繁、價值之高昂以及設計之精巧，大御印無疑冠絕英倫，這彰顯出封建等級君主制之下國王之卓然地位。

頗有趣味的是，伴隨君主文書的大量制造，在社會上亦出現了偽造政府文件和大御印的現象。例如有的貴族或組織機構偽造國王的特許狀，以此證明自己享有諸多合法權益。一些偽造者們，特別是諸多精通文件制作的修道院，便特別擅長此事，他們偽造的文件甚至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甚至讓王室官員也難辨真偽。此行為一旦成功，對于偽造者而言無疑獲益極大，但對國王而言則造成傷害。因此，君主政府時常會對這類行為進行嚴厲打擊。據史料記載，在亨利二世之時，偽造大御印之人會被處以絞刑，除非獲得國王的寬恕。1325年的王座法庭卷檔記載了一則真實的案例，對當局的態度和做法有直接反映。漢普郡有位小教堂牧師名為菲利普·伯頓，在當年被當地郡長逮捕入獄。伯頓供認，曾從文秘署購得兩份蓋有大御印的令狀，隨后心起邪念，決定偽造令狀以陷害仇敵。他先是制造了不利于其仇敵的令狀，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將原令狀上附有的大御印封蠟取下，再放到偽造的令狀上。他本想蒙混過關，但被地方官員識破。不僅如此，地方當局還調查出伯頓與其同伙擁有一套偽造的國王御印之金屬模具，因此罪加一等。雖然檔案并未記錄對于伯頓的判決結果，但鑒于他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恐怕難逃劫難。通過這個案例，我們也能看到偽造國王御印和政府文件的難度并不太高，連一個普通的小教堂牧師便可做成，可見此現象在當時并不罕見。有鑒于此，當局于1352年訂立的《叛國法》正式將偽造大御印之行為同謀殺國王、通敵謀反一道定為叛國罪。此舉一方面固然體現當局對這類行為嚴厲打擊之態度，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此現象難以禁絕。

三、大御印背后的歷史延續和變遷

大御印雖然只是一個細小的物件，卻有著近千年的悠久歷史。它的演進歷程鮮明體現了英國歷史延續性與變革性并存之特點。首先，大御印的形態及其使用機制至今仍然留存，充分展現了傳統的影響力。大御印目前仍為英王頻繁使用，而且文秘署大臣（亦翻譯為大法官）這一職位仍在，并繼續擔有負責掌管大御印之職責。而且現今大御印仍然保留中世紀的諸多基本元素。圖3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大御印，出自11世紀中葉虔誠者愛德華王，而圖4是剛故去的伊麗莎白二世的大御印。我們不難發現，后者距前者約有千年，相比而言確實精細美觀得多，但兩者仍有諸多相似之處，例如正反面圖像的基本設計和君主的姓名頭銜刻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伊麗莎白二世大御印中的頭銜刻字仍然使用拉丁文而非英文，內容是“ELIZABETH II D[EI] G[RACIA] BRIT[ANNIARUM] REGNORVMQVE SVORVM CETER[UM] REGINA CONSORTIONIS POPVLORVM PRINCEPS F[IDEI] D[EFENSOR]”（少數單詞有縮寫，筆者用中括號中的內容加以補全，下文類似情況亦如此處理），中文含義是“受命于天的伊麗莎白二世，不列顛及其統御的其他王國之女王、英聯邦首腦以及信仰守護者”，可見英國對于政治傳統之堅守。

虔誠者愛德華王的大御印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大御印（1953-2001年）

英國的歷史雖然以漸進性和延續性為特色，但在其漫長的歷史上也不乏重大變革，其中許多在大御印中亦有直接反映。一個例子便是英法百年戰爭。1337年，英王愛德華三世對法宣戰，開啟了兩國長達百余年的對抗和戰爭。為論證自身戰爭的正義性，愛德華宣稱法蘭西王位本應由自己繼承，但為時任法蘭西王腓力六世篡奪，由此他在1340年自稱法蘭西國王。愛德華隨后重鑄大御印，將這一稱號加入頭銜刻字之中（見圖5）。此外，他還將新設計的家族徽章亦添加到圖像之中，而新的徽章除包含家族傳統的三獅圖案之外，還融入代表法國卡佩王朝的百合花標志。此后英國數代君主一直宣稱擁有“法蘭西國王”這一頭銜，并在大御印的頭銜刻字和圖像中加以反映，直到大革命時期法國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方才放棄。

愛德華三世的大御印（1340-1377年）

另一個例子是亨利八世統治時期（1509-1547年），這是英國歷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16世紀初，馬丁·路德的學說在歐洲大陸迅速傳播，引發了反對天主教的新教改革。亨利選擇大力支持羅馬教廷，專門著書批駁路德的學說，羅馬教廷為獎勵其功績，專門授予他“信仰捍衛者（Fidei Defensor）”之稱號。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之后亨利八世因為離婚案與羅馬教廷交惡，隨之建立起獨立的英格蘭教會，并自封為此教會的“最高首腦”（Supreme head）。在1535年，亨利八世又宣稱在愛爾蘭建立王國，并自封愛爾蘭國王和愛爾蘭教會的首腦。由此，這位好大喜功的君主相比先王獲得了三個新的頭銜，而他也相應鑄造了新的大御印，將這些頭銜盡數添加進去。下圖顯示的是亨利八世統治末期的大御印，其中的拉丁文刻字是“HENRICVS OCTAV[V]S DEI GRATIA ANGLIE ET FRANCIE ET HIBERNIE REX FIDEI DEFE[N]SOR ET [IN] TER[R]A ECCLESIA[E] A[N]GLICANE ET HIBERNICE SVPREM[VM] CA[PVT]”，中文含義是“受命于天的亨利八世，英格蘭、法蘭西和愛爾蘭國王，信仰守護者，現世英格蘭和愛爾蘭教會的最高首腦”。

亨利八世的大御印（1535-1547年）

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英國革命。1649年，查理一世被處死，君主制隨之被廢除，英國建立起共和制，克倫威爾擔任護國公。隨后克倫威爾重新制作了大御印，如圖7所示。很明顯，此印相比此前有明顯的變化，例如兩面的圖像不再是君主，而被共和國地圖和議會所取代。不僅如此，刻字也改為使用英文，內容是“THE GREAT SEALE OF ENGLAND 1651/IN THE THIRD YEARE OF FREEDOME BY GODS BLESSING RESTORED”，中文含義是“英格蘭國印（1651年），受上帝福佑而自由得以恢復之后的第三年（即第1651年）”。這些變化充分體現了新政府的革命氣象。不過到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大御印的舊傳統又全面恢復。

共和國時期的大御印（1651年）

本專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