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0日，江西高院對勞榮枝案二審宣判，裁定維持原判，并將死刑報請最高法院核準。勞榮枝對二審結果很失望，認為自己罪不至死，并繼續委托律師為其進行死刑復核階段的辯護。

另據媒體報道，勞榮枝家屬已委托律師起訴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馬皚名譽侵權，因其在公開發布的視頻中聲稱“勞榮枝在精神上是可以控制法子英的”“在勞榮枝和法子英關系中，勞榮枝相對主動，法子英相對被動”，這一言論給勞榮枝造成了不良影響。

二審維持原判并不意外，但在二審中控辯雙方的激烈對抗使這個案件頗具看點。從二審裁定書和庭后勞榮枝的應對策略看來，二審并不是終點，這也為我們審視死刑案件中正義的實現提供了樣本。

引發關注的死刑案件樣本

因為涉及我的專業，所以我一直對勞榮枝案和吳謝宇案都很關注。這兩個案件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死刑案件本身決定了他們將用盡刑事訴訟的所有救濟途徑，一審、二審、死刑復核。其次，當事人配備了實力不俗的律師團隊，勞榮枝委托了吳丹紅律師，吳謝宇委托了徐昕團隊。再次，被告人都表現出強烈的求生意識——如果只是律師盡職盡責而被告人生無可戀，那庭審也僅有形式意義。但吳謝宇寫出了《獄中來信》，希望自己能活著贖罪；而勞榮枝也聲稱自己不想以這種方式去死，她甚至還提到自己沒有結過婚。這讓我感慨，一個案件成為社會重大案件的原因有很多，但是能夠屢上熱搜頭條，就要歸功于當事人的表演了。

我們在死刑判決中往往抽象地談論死刑犯，下結論稱其“罪大惡極”“死有余辜”，公眾也不容易產生同情和憐憫。但當他們具體為一個有著正常人類情感訴求的人時，當他們表現出柔弱、知禮、悔改的一面時，也許會引發討論：死刑是否必要呢？他們是否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呢？畢竟，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最嚴厲的刑罰。我國的死刑政策是——雖然還不能廢除死刑，但應逐步減少適用，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

所有對刑事訴訟感興趣的人都不應錯過這兩個案件，因為事實本身并無太大爭議，你將會毫無道德壓力地審視在司法實踐中正義如何實現，并且反思它如何能更好地實現。

勞案二審與死刑復核

勞案二審的辯護方指出了一審的程序瑕疵。比如，此案的一審是由三名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的。根據刑事訴訟法，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三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說，審判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且社會影響重大的第一審刑事案件，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七人合議庭進行。所以按照前述法律規定，勞案符合這些特征，一審應該是七人合議庭才對。

當時有專業人士指出，這是個重大錯誤，所以二審的裁定結果肯定是發回重審。但二審裁定書并沒有支持辯方的上述觀點。對此，我本來也不抱太大希望，因為就合議庭組成、管轄、證人未到庭等程序問題提異議常常被視為浪費司法資源，很難撼動原判。

當然，辯護人沒有局限于程序問題，而是圍繞死刑證據標準展開多輪辯護。本案中辯方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他們只要提出控方不能解釋的“合理懷疑”，或者指出某一證據的欠缺，就構成對死刑判決的打擊。比如，辯方出具了多組證據證明勞榮枝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是從犯、脅從犯，她和法子英是控制、利用關系而非情侶關系。律師的辯護詞寫了數萬言，讓人感慨，即使如此也未必能等來一個發言被認可的機會。而做律師的苦樂，也在于此。

雖然江西高院已經做出維持一審的裁定，但死刑尚未生效，必須將刑事裁定書連同全部案卷材料上報到最高院復核。若不予核準，就要發回重審或者直接改判。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之前各省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的權利，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準權。這是個標志性的時刻，從此以后各地的死刑數量減少了三分之一，甚至有的地方減少了一半。很明顯，最高法院對死刑案件證據要求更高更嚴格。

我至今還記得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的一段講話，他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話“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辦法。”雖然一個錯案可能是刑事訴訟的審前環節導致的，比如偵查、起訴，但通過死刑復核程序，最高法院成為被告人是生是死的最后一道關的守門人，責任不可謂不重大。

不久勞榮枝的死刑復核程序將由最高院的三名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法官們將在這里翻開她的案卷。法律當然會給她最后的辯解機會，因為訊問被告人是必經程序。而辯護律師也能夠當面和承辦法官交換意見，他將再度挑戰死刑判決。

名譽侵權之訴

勞榮枝的家屬指出，馬皚教授是在犯罪心理學方面很權威的教授，他在公開發布的視頻中聲稱“勞榮枝在精神上是可以控制法子英的”“在勞榮枝和法子英關系中，勞榮枝相對主動，法子英相對被動”。這一評價沒有事實依據，構成對勞榮枝的名譽侵害。

首先，人人有表達的自由，對于公開事件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現在我也正在行使這一自由。其次，利用互聯網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構成侵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也提醒我們，討論案件事實，應當基于已公開的判決文書，不應道聽途說、虛構編造，否則可能構成對當事人的名譽侵犯。

但具體到勞榮枝案，案外人對已公開案情的評論，是否構成名譽侵害呢？這不能取決于當事人或其家屬的感受。如果是媒體發布，一般考慮媒體是否遵守了倫理道德或者工作程序。如果是個人，重點考慮的則是個人的意見是否會影響司法公正。馬皚教授確實是心理專家，但他并不是此案的專家證人，所以他發表的評論究其性質僅僅是普通意見，他正在行使言論自由，而這一自由并不會影響司法公正。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萊克有句名言：“言論自由與公正審判是我們文明中兩種最為珍貴的東西，在二者之間取舍著實為難。”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兩個兼顧公正和自由的重要原則：其一，新聞界對于案件進行報道的權利非常廣泛，幾乎不受限制；其二，對于在法院出庭的人員，法院有廣泛的控制權，以保證法庭秩序和保護當事人的權利。

簡單概括，新聞界可以自由報道，民眾可以自由評說，但控辯審三方必須控制。律師可以就提出了什么訴訟請求、是否做無罪辯護以及訴訟的安排、每一階段獲得的成果等加以公開，這些屬于訴訟事實，一般不會對審判造成重大影響。但不允許他們對于案件的事實進行宣傳和評論。和律師相比，公訴人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們的庭外言論更容易被公眾信任。公訴人更得保證被告人得到程序公正，保證對其的審判是基于事實和證據，而不是輿論和情緒，所以公訴人也有同樣的封口令。而美國的法官更是遠離媒體和宣傳，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就以不讀報紙而著稱。

勞榮枝案的審理是否會受到媒體、民意或者心理專家的影響呢？我們看到辯護律師很不滿這一點，認為媒體已經將勞榮枝妖魔化了。然而，也正是媒體一次次地將這個案件送上熱搜頭條，使得它的全程受到鎂光燈和放大鏡的審視待遇，這也許是受到媒體關注一體的兩面。

當然，在面對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時，法律專業人士的行為應該更加遵守規則。就像最高法院在死刑判決面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審慎態度，我們同樣應當嚴謹、理性地行使我們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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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系“澎湃”特約撰稿人。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