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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富”的人，越來越少了嗎？

2023-01-07 18:3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微小的總和理想國imaginist 收錄于合集 #理想國 · 紀實系列 20個

《了不起的蓋茨比》

“暴發戶”“炫富”等詞語，早些年常見于互聯網以及各種文藝作品。然而隨著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消費形式的日新月異，當下再說起這類詞匯，就只剩下被鄙夷的“土氣”，非炫耀性消費正日益成為新的趨勢。

什么是非炫耀性消費？

不再花大價錢去購買奢侈品，而是購買小眾、獨特、或者擁有特殊文化意義的消費品（如印著名言金句的帆布包、徽章、手作紀念品等）；閱讀小眾趣味的文學雜志或觀看文藝電影，聽盡可能多類型的音樂，而不是單曲循環爛大街的××神曲，以此來彰顯自己的文化品位。

非炫耀性消費的各種方式看起來都非常含蓄、低調、樸實，但卻是新精英階級借以向上流動的文化資本，從文化和知識的層面，將自身區別于大眾。社會學家伊麗莎白·科里德-霍爾基特在《微小的總和》中研究了非炫耀性消費在新精英階級的崛起中產生的機制以及發揮的作用，并揭示了消費模式的轉變如何影響了當代社會的階層分化。

非炫耀性消費與文化資本

節選自《微小的總和：新精英階層的消費選擇》

01.

非炫耀性消費：

為什么是裸色指甲油？

從歷史上看，專業美甲通常被認為是屬于上層階級和富人的活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低薪服務人員的增多（集中在主要大城市），美甲費用大幅降低，普通女性因此也能去美容院享受美甲服務。現在，女性在美容院只需花15美元就能做好指甲。

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調查表明，時至今日，美甲已發展成為價值10億美元的產業，之前屬于上層階級的活動輕易地就變成了大眾行為。隨著美甲費用的下降，新的指甲油顏色變得更受歡迎，部分原因在于美甲變得如此廉價，女性不用花多少錢就能換個指甲油。每個人都可以更加隨心所欲地享受美甲。

雖然出現這種趨勢，但許多上層階級女性和職業女性仍然選擇裸色。很難說清這些淡雅的顏色究竟是先作為兼具功能性和實用性的美甲色彩而存在，還是先成為特定社會地位的象征。然而，這就是人們理解美甲的方式，選擇的顏色不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與那些更物質化、更惹人矚目的炫耀性消費形式不同，指甲油和涂指甲油的女性為我們設置了一個不一樣的障礙——信息成本和了解定義特定社會階層的隱性細節。

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看來，選擇涂什么顏色的指甲油只是客觀化文化資本主義的一個普通例證。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區分》中，布迪厄提出，一個人的“品位”與墻上掛什么畫或開什么車并沒有多大關系，更多的與通過知識、社交網絡和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相關，而這些知識、社交網絡和教育又通過那些具體物品表現出來。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或金錢相對）是獨特的審美、技能和知識（常常通過教育和家世獲得）的集合。客觀化文化資本意味著某些特定物質獲得了優于其他物質的文化或象征價值，而且通常比通過分配而來的任何貨幣價值都重要。

因此，社會階級不是通過消費產生（你不能自動“買通”通往上層階級的路）的，而是通過對一定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接納，以及獲得解讀物質主義所隱含的象征意義的能力而產生的。這些價值觀、審美觀和品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習慣”——我們看待世界以及以我們的獨特身份做出規范性判斷的方式。習慣并不僅僅是消費模式，還涉及消費的知識。因此，淡粉色指甲油就是特定社會經濟階層標志的具體體現。

女性把涂裸色指甲油作為文化資本的商品化表現，同時也體現了她們于上東區（紐約）生活中形成的習慣。大多數消費選擇都是特定階層經濟、文化和社會價值融合的產物，它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適用于將不同階層區分開來。在一個炫耀性消費越來越普及的時代，社會地位通常由我們看不見的東西決定。

同樣，在21世紀社會地位也不僅僅通過汽車和手表體現，還通過其他人難以理解的暗示、信息和投資來體現。我把志向階級的這些身份地位象征信號稱為“非炫耀性消費”——這是一種特別針對其他同道中人展示身份地位的更少物質化也更隱蔽的方式。有時候這些消費選擇甚至都不是為了展示身份地位。無論是所有人都能購買的極其昂貴的商品，還是為孩子的未來進行的投資，他們都是為了讓生活更輕松、提升整體幸福感（包括精神上和物質上）而購買代表新式非炫耀性消費的商品和服務。通過不起眼卻又意義深遠的非炫耀性消費，這些精英們（無論是文化上富有的志向階級，還是單純的富人）牢牢地鞏固了自己和孩子的社會經濟地位。

《白噪音》

三個重要趨勢推動了非炫耀性消費的興起。首先，物質消費蔚然成風，于是志向階級有意無意地發掘更隱蔽的約定俗成的象征信號來展現其社會地位。

其次，“有閑階級”不復存在。全球經濟的重建鼓勵英才教育，這些精英通過其聰明才智掌握生產資料，而非土地所有權。這些勞動力市場精英（其中很多人是志向階級成員）相信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性的存在，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相同機會。他們的主要精神信念——努力工作和學習知識——也是主要的文化領導力，影響了社會各階層。

喬納森·葛舒尼發現，當代社會工作與休閑之間的關系表明，那些掙很多錢的人是通過非常努力的工作來獲得和維持如此豐厚的收入的，因此，休閑時間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他還觀察到，休閑時間越來越多地被各種消費行為填滿，想要獲得更多休閑時間反而要付出更多勞動。今天的勞動力市場精英——尤其是其中的志向階級——用金錢買時間，并通過在育兒、家政、園藝和奢華假期方面的不菲投入來實現利益最大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物質消費（尤其是在后衰退時期）不如把資源投資在教育、退休保障和醫療保健等有意義的消費上有價值，所有這些對普通人而言似乎遙不可及，但卻是成就志向階級地位、進一步區分富人和其他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渠道。

后一種消費習慣同樣要花費大量金錢，但是表面上看卻好像與展現身份地位無關（即使它們確實發揮了這個作用）。因此，非炫耀性消費有兩種幾乎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即信息成本非炫耀性消費：指甲油顏色和特定文化知識等不那么昂貴、與金錢沒那么大關系的象征性消費，以及超高成本非炫耀性消費：育兒、醫療保健和大學學費等異常昂貴的消費——既能顯著改善能負擔得起這些消費的人的生活品質，又能鞏固和縮短已有的階級界限。

大多數非炫耀性消費的關鍵在于，對于不了解情況的人而言，它是一種無形消費，而且如果不理解其中隱含的信息或缺乏雄厚的經濟基礎也很難模仿。非炫耀性消費是新階級劃分的源頭所在。

02.

信息成本：

非金錢主導的非炫耀性消費

這種利用非金錢主導的方法展現社會地位的形式在凡勃倫的時代也并不完全是異類。凡勃倫就將“禮儀”和“良好的教養”作為一種身份地位的展現方式來進行觀察（和評論）。學習禮儀并展示出來需要花費一定時間，通常只有過著悠閑生活的人才可能有這種時間，恰好驗證了凡勃倫所述的上層階級的兩個重要特征。

與禮儀一樣，語言也一直是展現社會地位的手段，學習和練習特定語詞和轉折詞的使用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社會批評家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曾說過：“不論你繼承了多少錢……住在哪里，儀態如何……什么時間吃晚飯，從郵購目錄上購買了什么東西……只要一張口說話，你的社會階級情況就無所遁形。”福塞爾還論述了中產階級的“偽優雅風格”：他們不習慣稱廁所為廁所（而是稱為洗手間/盥洗室/化妝室），或稱酒鬼為酒鬼（他只是一個 “有酒精問題”的人），也不習慣使用粗言穢語或“死”這個詞（一般會用“過世”或“追隨耶穌而去”）。

與此相反的是，他們使用起來不自在的一些詞，上層階級說起來卻毫無顧忌：“非凡的”“杰出的”“了不起的”“乏味的”“無趣的”。在后者看來，中產階級總是使用一些平庸之詞：“不錯”和“無聊”。

這些觀察觸及了超越金錢和物質的階級差異：“信息成本”和一個人通過知識學習而獲得的文化資本。與傳統象征身份地位的商品不同，志向階級用以定義自身的商品或許與中產階級用來凸顯身份地位的商品價值相當，但前者只能通過特定圈層流通的信息來獲得。隨著通過炫耀性物質手段來展現身份地位變得越來越普遍，志向階級轉而通過微妙的象征信號、文化資本和語言來讓自己有別于其他群體，他們把知識當作一條重要的分隔線。

因此，志向階級用以塑造和展現其身份地位的信息，只能通過同類人以及作為文化資本來源的社會地位本身獲得。正如裸色指甲油并不會讓人花費更多，但在精英世界，裸色系指甲油被當作一種標準存在，自有其特別的存在價值，其他非炫耀性消費也擁有相同的價值。與金錢關系不明顯的非功能性商品可能與其他商品價格相當，但其信息成本才是樹立屏障的原因所在，而非其實際成本。

在此借用社會學家道格拉斯·霍爾特的一個例子，聽歌劇這一行為本身并不是文化資本，而是把何時將這一活動列入計劃表，去哪里購票，對音樂的欣賞，在討論其他問題時引用歌劇信息的能力，擁有能分享這一經歷的朋友——以及最終能理解去聽歌劇是對時間的一種有價值的利用這些知識有機結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文化資本。

只要對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失業現象和大衰退的余波有所思考，我們或許也能輕易得出與《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許多觀察結果相同的結論。克魯格曼的真實見解的重要性遠不如意識到閱讀克魯格曼的作品很重要的重要性。閱讀《紐約時報》是志向階級的共同語言之一，在晚宴上引用克魯格曼的論述（并且知道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是融入這一群體的重要嘗試。對克魯格曼和《紐約時報》的重要性的認識才是對文化資本的展示，而非對前者的思想本身的認識，以及對其本人對自己思想的見解的認識（恕我直言）。

塑造文化資本的遠不止金錢和實物，布爾迪厄對于特定社會群體如何形成共同的審美和價值觀的理論的適用范圍非常廣。鍍金時代的精英們十分努力才確立了自身獨特的地位，而今天的志向階級在消費模式上則表現出“文化雜食性”，反映出教育和沉浸在不同環境中（無論是出國旅行還是成為國際學生）對其知識性、世界性和開放性的影響。50多年前，萬斯·帕卡德在研究階級行為時，就針對上層階級的這一特性進行了觀察：“較低階級群體中的普通人面對奇怪的食物時，會感到焦慮，認為它們充滿危險。一位來自中西部的主婦十分驚訝地表示，她的女仆從不吃其用來招待客人的鹿肉、野鴨、鯧鲹和魚子醬等非常昂貴的食物。哪怕這些食材都已完全處理好，并且蒸熟了可以食用，女仆也會單獨做一些腌豬肉、青蕪菁和土豆吃。這些才是她熟悉的食物。”

《白噪音》

今天的志向階級通過不同的文化資本形式和圖騰對象，欣然接受其文化雜食性狀態。他們會去民族風情小餐館而非蘋果蜂連鎖餐館，購買本地農家雞蛋，穿湯姆布鞋，并且以此為傲，因為這些象征著文化資本的商品信息明顯來自《紐約客》及其就讀的精英大學，展現了他們的社會和環保意識。雖然他們都有全職工作，但擁有這種知識意味著他們要么擁有令人羨慕的閑暇時間閱讀或逛農夫市集，要么就認為值得耗費時間獲得這類信息。在其針對美國階級的研究中，霍爾特把這種類型的文化資本描述為具有“本真性和鑒賞力”，這正是上層階級所褒獎的特質（不考慮價格因素），而下層階級則看重商品是否昂貴。

相對于上層階級在個人嗜好與當代非虛構作家和戛納電影節獲獎紀錄片等共享知識方面的額外投入，下層階級則樂于分享“（物質）奢侈品的集合信息”。在一項針對當代中上階層音樂品位的研究中，社會學家理查德·彼得森和羅伯特·克恩發現，這一群體并不特別偏好歌劇和古典音樂，而是對嘻哈、流行和民謠都感興趣，但也都有著預期之中的高雅品位傾向。許多中上階層都是通過高等教育和職業位置（前者的包容性往往更大）獲得相應的身份地位，彼得森和克恩推測，這些新精英或許比老精英更具開放性。

更可笑的是，有人可能會將新精英的這種多樣化“中庸”消費選擇，視為一種維系其純粹社會地位的象征界限。換言之，他們知道擁有多樣化和特殊的消費選擇，代表著一種緊隨教育和知識而來的文化復雜性，而正是這些教育和知識驅使其獲得現在的社會地位。

03.

志向階級崛起，

金錢不再重要了嗎？

從公開展示財富（或是假裝的財富）到低調釋放階級信號的轉變過程，同樣體現在志向階級的食物消費上。事實上，異域食物或所謂地道美食已理所當然地成為志向階級文化資本的標志——而且經濟水平不同的群體都得以享用。雖然只有頂層收入群體有能力給孩子們開出斯坦福大學的學費支票，但對特定食物的消費則成為整個志向階級具象化文化資本的統一形式。今天的志向階級流連于提供不同形式的羽衣甘藍、杏仁拿鐵和美味食物的咖啡館和餐館。雜燴取代舒芙蕾，雞肉派、手工芝士通心粉和啤酒（只要是手工制作）已成為志向階級烹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具有象征意義的社交美食，從銀行家妻子的餐桌到時尚編劇與朋友的周日早午餐，它們在各種場合閃亮登場。

這類食物當然比麥當勞貴，但其中大多數的價格還是在志向階級能負擔得起的范圍之內，而從文化資本角度考慮，他們相信值得為這類食物付出。盡管這類文化資本看上去更大眾化，但正如社會學家約翰斯頓和鮑曼觀察到的那樣，美食文化再次證明了布迪厄的基本觀點：日常文化形式創造并維持社會地位。羽衣甘藍沙拉或許不如歌劇那般高不可攀，但它仍然是維持階級界限的手段，只是更加巧妙而已。

對特定類型知識的積累和對文化資本的分享，意味著新精英們利用這一信息來購買特定商品，以特定方式行事，進一步鞏固其地位。或如可汗所寫：“精英們利用文化資源來識別彼此，在展示適當屬性的基礎上分配機會。”指甲油不如游艇和手袋昂貴，但更巧妙，而選擇涂哪種顏色的指甲油更涉及適當的審美知識的學習，以及對同類人欣賞品位的了解。什么時候需要寫感謝信，怎么拿叉子，應該帶多少書去上課（比如說一本不帶）——都是一些看上去不怎么費錢的習得行為，但卻是因為身在特定社會經濟群體中而獲得相關經驗的表現。“表面上看來自然、簡單的品質，”可汗評論道，“實際上是在精英機構反復學習的結果。”

20世紀20年代鍍金時代的精英和今天的“暴發戶”（想想千篇一律的俄羅斯寡頭或好萊塢明星）或許會光明正大地努力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但志向階級則會謹慎而為。想想看，即使是最富有的志向階級的廚房里常見的也是銅壺、質樸的斯蒂克利餐桌和類似英劇《唐頓莊園》里使用的那種爐灶，而不是呈現出住在樓上的英國貴族那種莊重的巴洛克風格。生活中無處不體現隨意性已成為志向階級的一種習慣。從表面上看，很多志向階級成員都是“精英階層”的一員，或者至少接受過類似的精英教育，因此這些線索還是身份資格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揭示了獲得這一資格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完成大學教育，閱讀知識分子出版物，了解最新的食品生產動態）。

想看清身份地位和與金錢關系不甚緊密的非炫耀性消費之間的關系，經濟水平較低的志向階級的行為或許能提供最佳視角：時尚達人們——那些在電影業、編劇界或出版業工作的20來歲的年輕城市人——掙的錢才勉強夠付房租，更不用說去參加有英國女王或花旗銀行總裁出席的宴會。

然而對于這種略帶幽默的諷刺性亞文化群體而言，了解最新酷炫潮流或消息靈通就是其所擁有的全部，因此，他們也同樣在進行非炫耀性消費，只不過是通過閱讀和參考不知名的博客和推特簡訊，拎著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帆布包和騎死飛自行車來體現其社會地位。他們喝大麻奶而非牛奶，開改裝過的燒植物油的舊奔馳而不是二手本田雅閣，從快餐車上購買快餐而非麥當勞，即使這些商品或多或少都存在價格差異。使用植物油的汽車（從身旁開過時能聞到一股炸薯條的味道）和杏仁醬（事實上吃起來跟花生醬一個味）是志向階級文化資本的體現。這些行為和商品并沒有讓人花費更多，但卻體現了一個人對當地亞文化、廉價小酒吧和哪里有特別的快餐車等信息了如指掌，能輕松玩轉這種局內人的信息游戲。

《紐約的一個雨天》

雖然志向階級的特殊習慣和消費實踐通常都是財富和知識的體現，卻又并不給人以招搖的感覺。與普拉達標志不同，人們并不會認為這些習慣全都是在展示身份地位。21世紀，大家對精英階層和文化資本的歷史性描述出現了反轉。在凡勃倫時代就受到褒獎的感謝信和良好的禮儀現在仍然備受推崇，但不必要的感謝和過于矯揉造作的禮節則被認為是用力過猛。今天的一些志向階級成員在竭力淡化商品品牌、避免刻意賣弄的同時，又積極提升文化資本及其象征信號——不花錢又難以模仿的行為和難以獲取的信息。

時尚達人們或許不是勞動力市場精英（盡管很多確實是），但他們通過獲取小眾信息來塑造精英形象。他們知道應該讀誰的作品，應該在推特和Instagram上關注誰，了解各種暗語和意義不明的（近乎戀物癖式的）消費品，包括杏仁拿鐵、青果汁和12美元的卡西歐計算器手表等。

所有這些都印證了馬克斯·韋伯對于“生活方式”的描述。那就是，雖然金錢與身份地位相互關聯，卻并非完全等同。收入水平相當的個體的行為和消費模式并不一定相同，一個人的行為更多的是由其如何獲得社會地位、來自哪里和在哪里生活決定。

這一觀察結果也反映了布迪厄的某些思想，他相信無法簡單地通過物質商品實現階級地位的提升。布迪厄還將看到，這種社會地位后來變成了我們的社交對象和我們選擇的信息和暗示信號所衍生的副產品。品位和生活方式代代相傳，一個人或許從幼年就已開始相關學習，或是因具備某一特定群體身份而習得。如果一個人不是在精英教育環境中長大，他仍然是個局外人。

品位和習慣實質上代表著一層又一層的社會地位和知識積累，后者或許是金錢的作用，但又不能完全由金錢決定。因此，與金錢關系不甚緊密的非炫耀性消費就圍繞著隱性知識、文化資本和習慣以及米歇爾·拉蒙特所說的“象征性分界線”展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拉蒙特認為，布迪厄對文化資本的定義太嚴苛，忽略了衡量社會地位的其他標準，尤其是忽略了在他看來在整個上層階級中都極為重要的（但卻有著不同標準）道德標準。道德是一個超越傳統經濟甚至文化界限的階級問題。

一個人知道《紐約書評》或《巴黎評論》的重要性不足以稱為富有，還要看其對婚姻（是否有情婦）和成功（權力或名望）的價值觀，以及通常會把錢花在什么地方，這些才是彰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志，而且這些問題已成為各階級都不能逾越的紅線。以拉蒙特的研究為例，她在法國采訪了一些男性專業人士，發現在談論婚外情時，他們表現得比美國受訪者更自在（即使統計數據顯示后者發生婚外情的概率與前者一樣高）。而每個國家對于成功的定義則各有不同，法國中上階層（權力和名望）和美國中上階層（金錢的意義）的成功觀，分別代表了各自國家對于成功的普遍認知。

一個人在擁有一定資本后成為某一特定群體的一員是資本積累的結果，但與這種資本積累不同，象征性分界線則代表著固有界限，它們的存在讓我們可以選擇讓哪些人加入自己的群體或是將哪些人排除在外。正如已故社會批評家A.A.吉爾總結的那樣：“后來，金錢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