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評點《古文辭類纂》

1911至1917年，嚴復詳閱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施以評點。原本藏于侄孫嚴群家中。王栻主編《嚴復集》錄入其評語，乃“據嚴（群）先生抄錄本選編”（中華書局，1986年，1179頁），并非全貌；汪征魯、方寶川、馬勇主編《嚴復全集》自前書轉錄（楊齊福《點校說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卷九，287頁），也無增補。直至2022年，評點原本現身坊間，世人方得見其完整面目。茲篇姑就前所未知的內容，略述初讀感受，以為異時研索之基（此據上海朵云軒拍賣有限公司團隊釋文，釋文承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胡曉明教授賜示，謹致謝忱）。

昔日普通讀者，不了解嚴復評點《類纂》取何版本。此次始知，用的是合河康氏家塾刻本。《類纂》在清代有三個刻本系統：其一即道光元年（1821年）康氏刻本，依據姚鼐中年鈔訂本；其二為道光五年金陵吳氏刻本，依據姚鼐晚年定本，且從姚氏之命，刪掉圈點；其三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氏求要堂刻本，主要依據吳刻本，參校康刻本，添入姚氏晚歲圈點（姚鼐編《古文辭類篹》，中華書局，2022年，黃鳴“前言”，第4-5頁；附帶提及，《類纂》書名中的“纂”，李刻本目為訛字，改從正字“篹”，但嚴復所評康刻本作“纂”，本文仍從其寫法，參看蕭穆代李承淵作《校栞古文辭類纂序》，同書附錄三，1419頁）。康刻本早出，然而無法反映姚鼐的最終擘畫。桐城派傳人誦習此書，率多選擇定本。譬如姚濬昌、姚永概父子所用，便是“吳本”；賀濤、賀葆真父子所用，也是“姚氏晚年手定本”（姚永概《慎宜軒日記》，黃山書社，2010年，346頁；賀葆真《賀葆真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41頁）。嚴復取讀康刻本，與桐城嫡系有別。學界嘗辨析他評點《類纂》，不是歸宗桐城的表示（周游《論嚴復的古文旨趣——以嚴評〈古文辭類纂〉為中心》，《文學遺產》2019年第五期，126-127頁）。實則僅從版本取舍看，此點已然彰明較著。

嚴復文章趣味，重古文而不廢駢體。1918年閱汪中《述學》，有條評語追憶：“當日非桐城一派，文家皆好于散文中著駢語，然有雅鄭，大氐須與散行處配色而已。”（《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嚴復批校本》第三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年，136頁）可證他起初讀古文，即不囿于桐城門庭，而有限度地贊同散中帶駢。教人亦復如此。嚴氏囑咐外甥女何紉蘭：“此時宜多讀（唐宋）八家文，因其中神理脈絡較之秦漢之文易于尋解故也。駢體文雖佳，非儉于腹笥者所能驟辦，偶一流覽不妨，不當過于著力也。吾兒以為然否？為今之計，只可看兩部書：一《史記》，一《古文辭類纂》。”（《全集》卷八，463頁）這是為淺學者說法。先從散體著手，暫且懸置駢文；散體中又先從唐宋文著手。循此次第，《史記》與《類纂》兩書，自以《類纂》為尤要。換言之，《類纂》是學文的起點而非終程。嚴復為進階者說法，就換了一張書單。他囑咐熊元鏊：“暇而還讀我書，《史》《漢》而外，可看《南北史》《晉書》；余則涉獵諸家文集，作閑書流覽。”（《全集》卷八，233頁）包括唐宋八大家在內的諸家文集，均退格成為“閑書”，遑論《類纂》。主攻《史記》《漢書》，無疑自唐宋上溯秦漢，舍筏而登岸了。闌入《南史》《北史》《晉書》，則又旁涉駢儷。譬如《晉書》論贊，便以“競為艷體”著稱（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晉書二”條）。再聯系嚴氏評閱完《類纂》，接著評閱蕭統《文選》（嚴評后一書，多次寫有“戊午”[1918年]字樣，《嚴復批校本》第二十五冊，415、507、537、605、629頁），對其駢散兼蓄的作風，領會當更真切。這張書單，全方位展示了嚴復文章蘄向。在此蘄向下，《古文辭類纂》的地位一目了然。

嚴復評點《類纂》足本，超出以往所知的評語，基本不外乎文字校勘、字詞訓釋、層次大意概括。看似瑣屑，卻也包含若干訊息。

首先，可以稍窺他的讀書狀態。譬如歐陽修《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回曲千余里至柳河”句，嚴氏評：“《地理韻編》云：柳河當在今盛京境。”（釋文314條）所引書系李兆洛輯《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其書卷七“柳河”條云：“（今）縣，按當在盛京境。”（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影印本，125頁上）由是知嚴復遇地理問題，時乞援于此編。又如王安石《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銘》“契丹寇澶州”句，嚴氏評：“澶，平（聲），五代州，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釋文324條）同樣出于李兆洛書卷六（影印本115頁下）。標明“澶”字平聲，也是因為此書按韻部排列，卷六收下平聲一先、二蕭兩韻，故而曉然。

及至辭賦類，于司馬相如之作，則多校以《漢書》。譬如《上林賦》“磐石振崖”句，嚴氏評：“‘振’，《漢書》作‘裖’”；《封禪文》“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句，嚴氏評：“‘維風’，《漢書》作‘維見’”（釋文402、426條）。《大人賦》一篇校語最多，此不具引。這類文字差舛，《類纂》通行本多無有。康刻本校勘之疏，可見一斑。由于比讀《漢書》，同一部分地理名詞，順勢也依賴后者解答。譬如《子虛賦》“而仆對以云夢之事也”句，嚴氏評：“云夢在華容縣”；《上林賦》“文成顛歌”句，嚴氏評：“文成，遼西縣名。”（釋文381、406條）《漢書·地理志上》南郡華容縣下載：“華容，云夢澤在南，荊州藪”；同書《地理志下》遼西郡下，又列有文成縣，兩處即嚴復所本。

觀上所述，嚴復不但“每一開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與熊育錫》其八論讀《莊子》，《全集》卷八，288頁），且往往參考其他典籍、工具書，態度較為端謹。對于他書亦然。茲舉一例。嚴氏閱《王臨川（安石）全集》，在《霾風》詩“天闕亦已稠”下先評：“‘天闕’二字疑誤，不知是‘夭閼’否？”又評：“李注：天闕，建康山名，即牛首山。”（《全集》卷十，35頁）他起初面對白文，不明“天闕”含義，疑有誤字；繼而參證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乃知此系山名，二字不誤（參看李《注》卷四）。所用書籍及求知過程，清晰呈現。嚴復評點之書，今存至少十余種，除《老子》系應弟子熊元鍔之請、評時便期傳閱付梓外（《評點〈老子〉》熊元鍔序，《全集》卷九，11頁；參看《與熊元鍔》其二十、其二八，《全集》卷八，171-172、177頁），余皆供自家摩挲而已。態度猶端謹如斯，至老不衰，足為楷式。

其次，一些字詞訓釋，顯示出嚴復行文運思的特點。他時而以新語詞或英文作解。譬如《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句，嚴氏評：“自覆、進取，猶晉（西？）人所謂消極、積極。”（釋文236條）有一條早經披露的評語也說：“見兔顧犬，亡羊補牢，二者有今人所謂積極、消極之異。”（《評點〈古文辭類纂〉》，《全集》卷九，606頁）“自覆”即自保，與亡羊補牢同是衛護既有之物，故謂之消極；見兔顧犬意在獵獲兔子，與進取同是求索未有之物，故謂之積極。值得注意的是，嚴復慣用“積極”“消極”兩詞詮釋舊文，它們乃是日本借漢字翻譯西文創制的新詞（參看劉禾《跨語際實踐》附錄B，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395、396頁）。嚴氏行文，一般采擷固有語詞，或者自鑄新詞，反對使用日人詞匯（參看《與〈外交報〉主人》，《全集》卷八，203頁）。這條規則，他當然難以恪守，后期特多逾矩之處。沈國威指出，“嚴復1902年以后的譯著、文章，如《穆勒名學》《政治講義》《教授新法》（又名《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科學為當務之急》）等都‘混入’了大量日本譯詞”（《嚴復與科學》，鳳凰出版社，2017年，209頁），此僅一例而已。翻檢嚴氏文章，“積極”“消極”二詞，出現時段相當集中。1913年《論讀經當積極提倡》一文，題目便即用到，不消說得。同年《救貧》云：“居今而言救貧，自積極言之，惟有力廣交通之一事。……至于其余，則皆消極。消極者何？去其害民者已耳。”1914年《〈民約〉平議》云：“然則宗教之所謂平等者，乃皆消極之平等，而與盧梭〈民約〉所標積極之平等，倜乎相遠，有必不可強同者矣。”（《全集》卷七，462、442、472頁）上下兩年間，恰當嚴復評點《類纂》之際。評語中的“積極”“消極”，折射出他一時的遣詞好尚。

又如賈誼《諫放民私鑄疏》“法錢不立”句，嚴氏評：“法錢，即今西人legal tender（引按：法定貨幣）。”（釋文122條）用英文作注，在他也是習以為常。譬如以科學家所言“We must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引按：我們必須按自然規律生活）釋《莊子·養生主》之“依乎天理”；以赫胥黎所言“Agnostic”（引按：不可知論）釋《莊子·則陽》之“大疑”，悉可為證（《評點〈莊子〉》，《全集》卷九，99、236頁）。這類標注，常與嚴復的西學知識深度關聯。即以“法錢”而論，賈誼疏見于《漢書·食貨志下》，顏師古注：“法錢，依法之錢也”，已接近嚴氏之意。但是嚴評詳細內涵，還須求諸他自己十余年前翻譯的亞丹·斯密《原富》。

賈誼原文謂：“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復謂：“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因宜亟立法錢。這里涉及兩種弊病：一是貨幣成色不純，二是貨幣重量不準。法錢對治二弊，是樹立成色與重量標準的。嚴譯《原富》部甲篇四《論泉幣之始》云：“知計之主，于一錢之入市，重幾何，精幾分，皆為著文明白，范而熔之，是曰制幣”；篇末譯者案語深有會心，寫道：“國家制幣之要道二：一曰銖兩數均，二曰精雜齊等”（《全集》卷二，42、43頁），即著眼于政府鑄幣，重量與成色必具標準。持較賈誼所論，大端相合，難怪嚴復讀《古文辭類纂》至此，特為注出了。不過嚴格說，此中尚有可分辨者。“legal tender”一語，嚴氏在《原富》中譯作“法償”。其文有云：“歐洲諸邦，其泉幣多品者，其交易、貣貸、納賦、償負，必以本位為計，如是者謂之法償”；又云：“英古法償皆銀幣，……民償逋以金不以銀，主者勿受，可也。”（《全集》卷二，51頁；參看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142-143）各色支付“必以本位為計”，是突顯“法償”作為價格標準的地位；不以“法償”支付，對方有權拒絕，是反襯“法償”無限償付的能力。這些內涵，俱非賈誼所能見及。嚴復引“legal tender”以解“法錢”，兩個概念不盡對稱。

無論如何，他從舊籍中尋覓某些西方觀念的影子，這一習慣皎然可見。清社既屋，嚴氏日益“強調傳統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凝聚而成的民族特性或曰立國精神的重要性”（皮后鋒《嚴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59頁），遠不似早歲那般倚重西學。可是西學因素，自難銷聲匿跡。晚期嚴復取資域外者，聚焦于兩點：一是治學方法。嚴氏自陳：“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故是最高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與熊育錫》其五二，《全集》卷八，343頁）所說“新式機器”，指形式邏輯等西學方法。因而他堅持譯竟《穆勒名學》，“以餉后人”（《與熊育錫》其八，《全集》卷八，288頁）。二是新興學科。嚴復病篤時手繕遺囑，一方面教誨兒輩：“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一方面勖勉他們：“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嚴璩編述《先府君年譜》，《全集》卷九，19頁）。補益舊法的新知，積久歸納、演繹，得出公例，遂成就為專門學科。此事后勝于前，經濟學即其中一門。依嚴氏看，中外上古以降，代有論析財賦之人，“獨其（亞丹·斯密）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征，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原富》），而后世知食貨為專科之學”（《原富》“譯事例言”，《全集》卷二，12頁）。一旦拿精確系統的專業眼光，返觀古昔名言讜論，為之刮垢磨光，其意蘊乃全幅呈露。曾克耑《侯官嚴氏評點〈老子〉序》（1903年）載：“嚴子嘗言，必博通譯鞮之學，而后可以讀吾儒先之書，往往因西哲之啟迪，而吾說得以益明。”（《全集》卷九，12頁）道理實在于斯。賈誼談“法錢”，原只是孤懸的單個概念；嚴復解讀為“legal tender”，就把它納入西方經濟學體系之內。“法錢”概念的學術含義與位置，空前明晰起來。這條《類纂》評語，表明了西方學科思維在嚴氏晚年的延續。

最后，個別新見評語，能深化關于嚴復文學批評的認識。譬如歐陽修《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嚴氏評：“全志出丐銘者口中，此是有法。”（釋文318條）撰寫墓志，例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歐文主體，則自為妻子乞銘的梅堯臣口中道出，用第一人稱限制視角，筆法不主故常。前人唯浦起龍等少數評家，曾經揭明此點（參看浦氏《古文眉詮》卷六一）。嚴復注意及之，堪稱具眼。

又如王安石《讀孔子世家》：“豈以仲尼躬將圣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嚴氏謂末句“又”字之前，“須有‘則’字”（釋文76條）。不加此字，尋常人讀來，想也未覺辭氣有何缺欠。嚴復斤斤于是，可證其特重虛字。他與馬建忠為友，盛贊《馬氏文通》之作有裨于世（《〈馬氏文通要例啟蒙〉序》，《全集》卷七，482頁），對此書不會陌生。《文通》卷八說：“事理以推論而見為異同者，‘則’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文之為異為同也。”（商務印書館，1998年，303頁）嚴氏所評之句，否定前句是“極摯之論”，即斷言“又”字前后為異，分界處恰合用“則”承接。區別在于，《文通》立刻申言：“‘則’字后加‘是’字者，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實際運用中，連字“則”無妨省略；相反，嚴復卻一意補足。嚴譯耶方斯《名學淺說》（1908年）有云：“句主、綴系、所謂，之三者為一詞之要素原質，固矣。然在常語文字之中，則多隱括而少顯露，多顛倒而少平敘。”（《全集》卷五，364頁）此處“詞”指命題，“句主”指主語，“綴系”指系詞，“所謂”指賓語。在日常語言里，一句話，主謂賓三種必備成分都或隱去，何況虛字？所以嚴氏補足“則”字，非就語法著想，而是注重邏輯線索的明確。這同他不慊于古文家說理之含混（參看《評點〈古文辭類纂〉》，《全集》卷九，第312頁），自是密切相關。

交映成趣的是，在另一些場合，嚴復又傾向于取消虛字。有學者觀察到：“他不喜歡在句與句之間用虛字來轉折，而是欣賞‘硬頂’‘直接’的方式。”（前揭周游文，130頁）這與上舉補足“則”字之例貌若抵牾，實際上，針對層次不同。嚴氏力主芟夷虛字，集中在層次轉換間。譬如評韓愈《原道》：“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轉接銜遞處。入后幾處直接，不用關捩虛字，故筆筆不測，而意境閎奧。”評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句：“一折用硬頂、緊接，最覘能事，非文境極熟者不能。”（《全集》卷九，295、416頁）明謂“轉接銜遞處”“一折”，皆注目于層次變化所在，不是泛言一切文句。又如評韓愈《平淮西碑》：“‘其無用樂’下用直接。”（《全集》卷九，530頁）碑文“其無用樂”以上，敘唐憲宗問計群臣，最終決策出征，分派各人職守，以對話描寫為主；此下概述用兵經過。自朝中而陣前，更屬一大層次過渡。

晚清駢散兩體文家，均有人倡言層次遞接無痕，不把虛字當作轉換標志。駢文家中，朱一新、李詳、孫德謙諸人講求“潛氣內轉”，至劉師培，作了最透徹的闡發：“古人文章之轉折最應研究，第在魏晉前后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晉以后之文，凡兩段相接處皆有轉折之跡可尋，而漢人之文，不論有韻無韻，皆能轉折自然，不著痕跡。……使后人為之，不用虛字則不能轉折，不分段落則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漢人之一氣呵成，轉折自如者也。”（《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第五節，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19-120頁）層次切換不以虛字提挈，為文方造高古之境。古文家中，曾國藩也追求“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王啟原校編《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下“文藝”門辛亥七月條，朝華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162頁）。嚴復于文章換層時，欣賞不加虛字、轉接隱而不彰，無非受一時風習熏染，不見得多么創辟。此番新出評語，則透顯他在非換層處，重視虛字作為邏輯標志的功用。這非但為以往所不知，并且是語法、邏輯等西方學科進入所激發的創見，更應該著意體察。

嚴復對于文章虛字的看法，必須合觀已知與新出評語，始得其全。其他問題也大抵如是。新出評語只添加了一部分拼圖。若把它們放回嚴氏所有《古文辭類纂》評點，甚至其人整體思想的畫面里，這幅畫面，又將產生幾許改變？那真是一道饒有興味的思考題。個中蘊藏，留待今后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