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新當選的意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組建起新一屆政府。盡管外界普遍認為梅洛尼在競選中彰顯“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但也有不少反對者指出兄弟黨堅持“反移民、反少數群體”的理念。事實上，這屆政府的許多言論與政策傳遞出“優績主義”的理念：包括計劃取消社會福利項目“公民收入”；要求民眾建立更“端正”的工作態度；以更嚴苛的紀律來塑造學生性格等。然而，要解決意大利眼下的經濟困難，需要政府創造高薪工作、有益于社會就業崗位的政策，而政府強調的“自給自足”的優績主義理念恐怕難以為貧困群體提供實際的幫助。本文原載于《The Nation》，作者David Broder。中譯略有刪減。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5日，意大利羅馬，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意大利副總理兼基礎設施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出席議會會議。

2022年10月下旬，新上任的意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組建了新一屆政府，并為國內的關鍵部門起了更符合意識形態的名字。梅洛尼任命極端保守的反墮胎主義者天主教徒尤金妮亞·瑪麗亞·羅切拉（Eugenia Maria Roccella）為“公平機遇和家庭部”部長；并將該部門改名為“家庭、出生率和公平機遇部”，表明了政府提高意大利新生兒數量的決心。此外，梅洛尼將“意大利經濟發展部”更名為“意大利國內商業和制造部”（Minister of Businesses and Made in Italy），強調政府將努力保證國內生產。

然而，最近幾周，更重要的沖突發生在意大利教育部門內；此前該部門被更名為“教育與優績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erit）。意大利教育部長朱塞佩·瓦爾迪塔拉（Giuseppe Valditara）發表了一系列爭議性言論，瓦爾迪塔拉表示意大利的學校一直在學生中傳播“覺醒”（wokeness）文化，卻未能讓學生為就業市場的競爭做好準備。瓦爾迪塔拉主張用“嚴厲的愛”來挑選人才，鼓勵孩子們理解努力工作的價值，并計劃通過嚴格的紀律管理來“塑造（學生的）性格”。

這場意大利的文化戰爭不僅關乎學生，更是一場為了讓工人更順從雇主要求的戰爭。事實上，政府迄今為止的關鍵舉措之一，就是大幅削減意大利失業群體所享受的福利。此前的執政黨：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在2019年推出了所謂的“公民收入”（Citizens’ Income）項目，該項目每月為受領人提供780歐元（約合835美元）；目前有100多萬戶家庭領取了這筆補貼。在當時的反對黨中，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 'Italia）一直反對這種“施舍”；目前該黨計劃取消該福利。在2022年末通過的預算方案中，政府針對申請公民收入增加了一系列附加條件，據悉該福利將于2024年被全面取消。

這場政治斗爭的核心是意大利的低就業率問題，但按照某種說法，這背后存在所謂的文化原因。意大利的官方失業率（7.8%）并沒有明顯高于歐洲的平均水平，但年輕人的失業率卻遠高于歐洲平均。此外，一個更重要的指標顯示：在適齡工作的意大利人中，僅有60%的人有工作，這是歐盟成員國中最低的水平。但這些群體也包括承擔著照顧家庭責任的婦女，生病的工人，以及那些從未進入過正式勞動力市場的人。梅洛尼聲稱，在政府中，“左派”允許窮人靠福利過活。她宣稱，“救濟品讓你躺在沙發上，而工作可以把你帶到任何地方。”

盡管政府呼吁人們“要有進取心和實干精神”，但梅洛尼并沒有提供積極創造就業的計劃。相反，她重申 “國家不能通過法令消除貧困”、“是企業創造了就業機會”；但沒有工作的員工們也有責任接受擺在他們面前的選項。梅洛尼堅持認為，沒有工作的人“不應該等待他們夢想中的工作”，還讓納稅人“承擔費用”。2023年，初步改革后公民收入項目將要求受領人接受 “合適”的工作機會——其判斷標準是這份工作是否在受領人的通勤范圍（traveling distance）內，而不是這份工作是否適合受領人。意大利勞工部副部長克勞迪奧·杜里根（Claudio Durigon）稱：“畢業生也應該接受去做服務員的工作，而不是挑三揀四。”

所有這一切都引發了人們的疑問：意大利極右翼政府所謂的“民粹主義”究竟意味著什么？梅洛尼和她的盟友經常被稱為“福利沙文主義者”（welfare chauvinists），這種右翼政治形式致力于為公民，特別是核心家庭提供社會保護，但拒絕讓移民和少數民族獲得權利。一些新提出的政策已經指向福利政策的重構：例如，一項提議表示，應該允許有多個孩子的婦女提前退休。然而，除了這種歧視之外，意大利兄弟黨及其盟友重拾了某種更為古老的右翼議程：他們將貧窮的問題歸咎到窮人身上。

失業問題

在梅洛尼的諸多言論中，有一個說法是正確的：工作確實可以將意大利人帶去任何地方。大量的意大利人離開本國勞動力市場，到國外尋找工作。在畢業生群體中，更存在著令人擔憂的情況：在歐盟國家中，意大利擁有學位的年輕人數量排名倒數第二，僅領先于羅馬尼亞；在畢業生就業率方面，意大利則排名倒數第一。教育部長瓦爾迪塔拉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鼓勵更多學生專注于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STEM）學科。但事實上，關于“挑剔的”人文學科畢業生無法憑借學位獲取工作的刻板印象，掩蓋了低迷且日益惡化的意大利勞動力市場。市場上缺少具有吸引力的工作機會。

當地時間2022年12月29日，意大利羅馬，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主持召開年底新聞發布會。

目前，約40%的意大利工人時薪低于10歐元（11美元）。經合組織2022年的一份報告發現，自1990年以來，意大利工人的平均工資下降了2.9%，而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卻享受著約30%的加薪。意大利也是少數沒有設置最低工資標準的發達國家，并且國內各個政黨都反對引入最低工資標準。在二戰后，意大利就業條件的核心，是整個行業進行集體談判，其中包括幫助員工根據通貨膨脹調整收入的 “伸縮條款”（escalator）。然而，隨著伸縮條款在20世紀80年代被取消，加上工會成員人數的下降，頑固的工會也開始考慮設置合法最低工資，并希望將其與集體談判相結合。

這種糟糕狀況的源頭與公共政策息息相關：例如過去三十年來，意大利的公共投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盡管意大利仍是歐洲第二大制造業大國，但該國的工作場所規模小，生產率低，面臨著歐元區強國德國帶來的成本壓力。近年來，意大利越來越多地轉向低工資、就業不穩定的行業：2022年12月，意大利旅游部長丹妮拉·桑坦切（Daniela Santanchè）宣布，她的政策將“讓旅游業真正成為意大利的頭號產業”。另一方面，梅洛尼政府吹捧的創造就業措施，主要集中在為雇傭更多員工的雇主提供減稅，而非對教育或基礎設施進行投資。

意大利右翼的文化戰爭依賴于一種“自給自足”的理念（甚至明顯帶有里根式的靈感），這種意識形態試圖通過頌揚優績（merits）來加強意大利人的工作干勁。新自由主義的中間派人士，例如前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和他的經濟部長卡羅·卡倫達（Carlo Calenda），也贊同優績主義（meritocracy）的理念，卻完全不考慮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賦予它的貶義內涵，后者曾表示：優績至上固然強調公平競爭，但它也會助長勝利者的狂妄和失敗者的屈辱。優績至上的社會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它必定會帶來不和諧。

此外，這屆意大利政府中，存在大量缺乏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士在專業崗位任職的情況。盡管把工作交給意識形態上的盟友并不新鮮，但去年11月，右翼記者亞歷山德羅·朱利（Alessandro Giuli）被任命為現代藝術博物館MAXXI的館長的消息，還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引發爭議的主要原因，是朱利曾是新法西斯組織“零點”（Meridiano Zero）的成員。

文化戰爭

社會各界普遍將梅洛尼的政黨稱作“社會右翼”（social right），這個稱呼讓人想起成立于1946年的新法西斯主義政黨意大利社會運動（MSI），但也暗示兄弟黨比其他保守勢力“更接近窮人”。盡管歷史上的某些意大利社會運動領導人曾試圖與左翼競爭，提出所謂的“反資產階級”的經濟理念，但兄弟黨目前的跨階級呼吁并未提及這些理念。

兄弟黨設置的低稅收、低投資模式不僅充斥著個人進步式的競爭觀念，而且政府明確表示將向年輕人灌輸紀律：例如通過給年輕人提供40天軍事訓練的教育學分來強調紀律。政府口中圍繞“優績”（merit）和整頓“工作態度”（attitude toward work）的語言，既是兄弟黨文化戰爭的一部分，也是一場圍繞移民和少數群體權利的斗爭。一方是“正常、勤勞的意大利人”，另一方是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政府同時表示“這些群體在榨取已經不堪重負的納稅人”。

梅洛尼抱怨說，兄弟黨在“意識形態”的對手阻撓了政府的議程；對手阻礙了想要“進步”（get on）的意大利人。2022年12月，一名27歲的男子在推特上以公民收入排行為由，對梅洛尼和她6歲的女兒發出死亡威脅。雖然這名男子的推特賬戶只有五個粉絲，但意大利兄弟黨的網頁轉發了這些仇恨信息的截圖，這名男子被捕的新聞隨即成為頭版頭條。右翼記者亞歷山德羅·薩盧斯特（Alessandro Sallusti）聲稱，男子的威脅上帶有五星運動的領導人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指紋”。據悉，五星運動一直在爭取保留公民收入的福利項目。

當地時間2022年9月4日，意大利坎帕尼亞阿維利諾，在意大利2022年9月25日政治選舉的競選活動會議上，“五星運動”黨黨首朱塞佩·孔特對媒體講話。

孔特領導的上一屆政府在2019年推出了公民收入項目。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指責孔特“用金錢換取選票”，更強調公民收入為孔特在長期不發達的南部地區爭取到了支持。此外，批判者更是對少數欺詐案件大加指責。然而，更清醒的解讀顯示，類似的失業救濟計劃在整個歐洲都非常普遍。作為獲取公民收入的條件，具備工作能力的人必須積極尋找工作或接受培訓；多數受助人需要從兩份提供給他們的工作中挑選一份。事實上，幾乎五分之一的受益人都有工作，但他們的工資實在太低，以至于需要申請補助。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該計劃的受領率提升了一倍，而在經濟活動恢復后，受領人數則迅速下降。意大利當下最需要的是能創造高薪工作、有益于社會就業崗位的政策，但這樣的政策在意大利歷史上也極其罕見。另一方面，僅僅迫使意大利人更努力地去競爭就業市場中的不穩定工作無法解決眼前的問題。

這場圍繞著“優績”、“熱愛工作”和指責福利受領人“玩弄體制”的文化戰爭，更多建立在一種直覺情緒之上，它不是重振意大利經濟命運的理性計劃。但即使帶有煽動民情的色彩，這些計劃本身的目的也是迎合特定的群體：包括被重新標榜為民眾“提供工作”的小企業，以及那些“已經足夠努力工作，現在已經退休的選民”。極右翼喜歡嘲笑自由派左翼并不了解意大利工人階級，這在2022年秋天的選舉中再次得到了印證。然而，極右翼提出的計劃卻對重塑社會團結毫無幫助。相反，梅洛尼對政府津貼制發動了全面的文化戰爭，并將問題歸咎于貧窮的意大利人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