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紀偉人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均從親屬角度近距離觀察、記敘周恩來的文獻性著作《百年不了情: 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作為周恩來的侄兒，周爾均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他從親歷者的視角，生動真實地記敘了周恩來一些鮮為人知的人生側面和工作情景。用許多感人至深的細節，印證并豐富了眾口傳頌的周恩來精神。

本書還對周恩來家族史及其他有關史實進行了考證和梳理，大多未曾發表，彌足珍貴，豐富了對周恩來的研究。本次夜讀選摘文字呈現了一位熱愛文藝的周恩來形象，以及他如何指導大型歌舞《東方紅》的過程。

熱愛文藝的伯伯

七伯熱愛文藝事業，他在少年時代就才藝出眾。我小時候聽祖母說：“早年在天津，我看過你七伯演的文明戲，他演的女角，扮相真好看，（你）爺爺夸他演得好。”后來查閱史料，七伯當年在天津南開中學演過好幾部新劇：《恩怨緣》《仇大娘》《一元錢》等。在那個年代女學生還不能登臺，七伯在劇中大都反串女角，這是對封建社會的一種蔑視和沖擊。祖母沒有告訴我看的是哪一出劇，從現在留下的新劇《一元錢》的劇照和資料看，七伯在劇中演的是純真少女孫慧娟，扮相清秀文靜，分寸把握得宜，受到觀眾贊譽。

《一元錢》劇照（右一為周恩來）

那時，西方話劇理論還沒有介紹到中國，七伯用自己的行動開風氣之先，帶頭抵制舊劇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極成分。他在1916 年9 月發表的《吾校新劇觀》一文中，明確提出，新劇能夠起到“感昏聵”“化愚頑”“開明智”“進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被稱為“中國莎士比亞”的戲劇大師曹禺，也是南開中學的學生，是新劇的愛好者和推廣者。他在重病期間曾深情地同我說：“總理比我大十二歲，我們都屬狗。我倆沒有同過班，但都是南開中學學生。總理在南開演過戲，那時沒有女角，他扮過女的，我也扮過女的。總理熱愛話劇，為了促進民族團結，要我寫王昭君，我寫完后他已經故去了，沒能聽到他的意見，我很難過。我很感激總理。”

七伯對新劇的愛好貫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說他對話劇情有獨鐘。他與話劇大師郭沫若、田漢、老舍、曹禺、歐陽予倩、吳祖光等人相交很深，時有切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等話劇院的許多演員他都很熟悉。在辦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時間去劇院觀看演出，一律自己買票，而且每每叮囑衛士要買后排的位置，熄燈后才入場，以免打擾其他觀眾。

有時他也去劇院觀看排練，事先不通知院領導，悄悄地看完后到后臺看望演職員，同他們傾心交談，互議瑕瑜，親切自然，如同普通的觀眾、老朋友。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軍是北京電視臺文藝組“四大名導”之一（另三位是《西游記》導演楊潔、《紅樓夢》導演王扶林、綜藝節目導演黃一鶴），話劇、歌劇、京劇等重要節目大都由她導播，因此我很幸運，難得地觀看了人藝和青藝演出的《茶館》《蔡文姬》《家》《武則天》《文成公主》《駱駝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經典劇目，有幸結識了于是之、朱琳、于藍和主演《王昭君》的狄辛等知名演員。劇場不設麥克風，演出時十分安靜，似乎連一根針掉下來也能聽見。演員的演技爐火純青，臺詞清澈動聽，聲聲入耳，時如水凝春色，時而激越飛揚，跌宕起伏，絲絲入扣，動情處則有如石破天驚、火花四射。每次觀劇，對我都是一次美好的藝術享受。七伯時常對我倆夸獎北京人藝的演出，說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藝術水準。

不僅是話劇，對我國優秀的傳統戲曲，七伯同樣十分喜愛。60年代初，有一次我倆和維世大姐陪同他去懷仁堂觀看越劇《紅樓夢》，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時鼓掌。演出結束時他又走上舞臺接見演職員，給予熱情鼓勵。返回西花廳的途中，他意猶未盡，向我們盛贊扮演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兩位演員徐玉蘭、王文娟，同時贊揚劇本的創作沒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而是抓住寶黛愛情這條主線，貫穿于全劇始終，并通過曲折反復、急轉而下的劇情，引導觀眾的心情從大喜轉為大悲，從賈府的繁花似錦到凄涼衰敗的強烈對照，讓人深刻感受封建禮教的殘酷和封建社會的必然滅亡。伯伯還說，黛玉逝世時，樂隊奏起寶玉和寶釵成婚的喜慶音樂，這可能是編導有意為之，但聽來讓人很不舒服，也不近人情，這時最好有一段哀樂過渡。

聽說，七伯過后還把《紅樓夢》劇組的成員請到西花廳做客，還親自帶領他們去參觀被認為是“大觀園”原型的北京恭王府。

周恩來和中日兩國三位扮演過“白毛女”的演員合影。即：田華（右一）、松山樹子（右二）、王昆（右三）

七伯去世后，我倆見到主演林黛玉的王文娟，她印證了我的記憶。文娟說：“總理那次看演出后還曾提出，薛寶釵的鳳冠太寒酸了；他詼諧地說，如果你們上海沒錢，國務院可以拿錢。在帶領我們參觀恭王府，走到‘瀟湘館’時，總理問我有什么感受。我說這里是大觀園里最幽靜的地方，怎么旁邊會有個戲臺？在一旁唱戲不合適吧？總理聽了哈哈大笑說：‘林黛玉’不滿意‘瀟湘館’啊！”文娟還告訴我倆，是總理和鄧大姐撮合了她和孫道臨的美滿婚姻。“文革”中她挨整，曾接到一張沒有具名的便條，其中提到，總理在重病中還調看影片《紅樓夢》，還說：林黛玉這個角色還是王文娟演最合適。

“我來指揮一次”——1965年7月30 日，周恩來在新疆烏魯木齊和文藝工作者一起唱歌

有一種說法：由于周總理的關心、扶持，越劇得以列入中國傳統戲曲的主要劇種。同樣，也是由于總理贊揚昆曲《十五貫》“一部戲救活了一個劇種”，昆曲與京劇、越劇同樣，并列為我們的國粹。

七伯愛好音樂，喜歡唱歌，這一點更是盡人皆知。他常在公眾場合指揮大家合唱。每當此時，伯伯意氣風發，神采飛揚，讓同唱的人喜出望外、興奮歡暢。場面分外熱烈，歌聲格外震撼。從“新影”留下的資料中，我們還能看到當年的動人場景。

我也是一個業余的文藝愛好者，年輕時時常擺弄二胡、古琴，喜愛中外歌曲。每當七伯同在軍談及音樂、歌舞時，我常在一旁凝神傾聽，得益良多。

七伯初見在軍時，聽她說正師從專家學習西洋唱法，有意考問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隨后，他熱心地開導她：“西洋唱法源于歐洲，是他們的民族唱法。西方唱法的發聲和運氣方法很科學，值得學習。我們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國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學性。比如王昆、郭蘭英，就是我們的民族唱法。我們的歌唱演員還有京劇演員，發聲位置與西方不一樣，這是我們特有的傳統。我們要洋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東西吸收過來，充實自己，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學走了樣，把自身好的東西也丟掉了。”

七伯的諄諄教誨：“洋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東西吸收過來，充實自己，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在軍牢記了一輩子。她初任電視臺導演“我來指揮一次”—— 1965 年7 月30 日，周恩來在新疆烏魯木齊和文藝工作者一起唱歌不久，就本此精神編導了《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這個“洋為中用”的節目，不但風靡一時，而且歷久不衰，成為傳統劇目。她推介的趙青的《紅綢舞》和東方歌舞團包含中國元素的大量亞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贊賞。

七伯離世后，在軍牢記他最初的教誨，于1985年編導了一臺規模宏大的《古今戲曲大匯唱》，連續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四集。這臺別開生面的節目，匯集12個省市的多位名角，由國家交響樂團和新生的電聲樂樂隊伴奏，涵蓋全國20 個知名劇種，包括京劇、昆曲、川劇、越劇、滬劇、評劇、豫劇、花鼓戲、河北梆子、評彈、東北“二人轉”等多個精彩節目，受到廣大觀眾包括原本不愛看傳統戲的青年的熱烈歡迎。觀眾紛紛來信贊揚和給予好評，其中53%來自青年觀眾。

我倆格外欣賞著名詞作家、中國歌劇舞劇院原院長、中國音樂文學學會主席喬羽老哥的祝賀題詞：“我想，如果經過探索，使我們在藝術創作上尋找到一種可能性——既是繼承的，又是發展的；既是歷史的，又是今天的；既是古老的，又是嶄新的——那將使我們在藝術世界中獲得極大的自由，學著名詞作家喬羽致鄧在軍賀詞（1985 年）會許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領，真正做到雅俗共賞，老少咸宜。”這也正是在軍想要向親愛的七伯匯報的話。

詞作家喬羽致鄧在軍賀詞（1985 年）

在軍原本計劃把這個節目做成專欄，在中央電視臺長期播出，但由于隨即接了導演“春晚”、首屆在我國舉辦的亞運會等許多重頭戲，這個美好的愿望未能實現。我倆相信，后來者定能記住七伯生前的叮囑和期望，繼續把這件事做好。

我感覺，七伯從骨子里喜愛民族音樂。王昆大姐贊同我的看法。她講過這樣一件事：20 世紀50 年代，她想去蘇聯進修音樂，總理跟她說：“你學習可以，但一定還是你王昆，可不要我們以后在收音機里一聽，呦，這是誰呀，聽不出是你王昆，那可不行。”從蘇聯學習回來后，她給總理匯報演出過一次，那次伯伯似乎不太高興，往常演出后都會過來跟她握手，說一句：“謝謝你，唱得很好。”那天什么也沒說，她覺得很難過。后來，還是硬著頭皮到總理跟前去了。總理對她說：“這些可不是你過去唱的曲目嘛。你還是要唱你的民歌，你從前那種唱法還會不會？”她說：“會的，我馬上就可以給你唱出來。”過了幾天，七伯和伯母應邀看東方歌舞團的演出，聽了她唱的民歌。晚會結束后，七伯和七媽到了后臺，七伯說：“哎呀王昆，你今天唱得非常好！”七媽也說：“今天聽了你唱的歌，我們好像又回到延安了。”

鄧在軍同郭蘭英談鏡頭（1960 年）

郭蘭英同在軍從20 世紀60 年代初期在藝術上就保持親密的合作。七伯常向我倆贊揚：郭蘭英演《白毛女》《劉胡蘭》等歌劇演唱皆佳，是難得的優秀演員。七伯尤其喜歡聽她唱的山西民歌。蘭英說：“當年總理曾問我：‘小蘭英，現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紀大了怎么辦？’那時我并沒有多想，后來懂得，總理是要我把民族音樂事業傳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辦了郭蘭英藝術學校，專門培養民族音樂人才，報答總理對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對文藝的熱愛固然是天資使然，也由于他深刻洞察文藝所特有的強大社會功能：它如春風化雨，能在潛移默化之中，強烈感染和啟迪人們的思想情趣，進而影響經濟基礎，改造整個社會。對他親身投入的革命事業而言，文藝則是鼓舞斗志、打擊敵人的強大思想武器。我親眼見到：剛剛獲得解放的農民，在觀看歌劇《白毛女》之后，紛紛在現場舉手報名，請求批準他們參軍，去推翻吃人的舊社會。我還聽說，在東北新解放區，有一次當劇情進入高潮時，有個戰士當場憤怒地舉起手中的槍，要打死惡霸地主黃世仁的扮演者，被身旁觀眾及時制止了。他忘了這是在看戲。抗美援朝戰爭中，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高唱著《志愿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為保家衛國奔向戰場。當初我自己，也是高唱《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和《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激情滿懷地走上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建國前夕，恩來伯伯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提議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這件事體現了他的初衷：以文藝為武器，用革命的歌聲凝聚億萬人民戰勝萬般艱難險阻的堅強意志。中國人民以犧牲幾千萬人為代價，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發出的強烈的吶喊聲，至今仍激勵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我們前進的腳步。這也是恩來伯伯的遺愿。

回想當年在西花廳，七伯和我們一起唱起他喜愛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過雪山草地》《革命熔爐火最紅》的時刻，不由得心馳神往，神思夢縈。七伯在那一刻，暫時忘記了沉重的工作壓力，全身心地沉浸在美好的音樂之中。他跟隨旋律與節奏，時而激越亢奮，時而會意微笑，時而頻頻頷首，時而以手擊節，這生動的情景如在眼前。

公認的《東方紅》大歌舞“總導演”

1964年8 月的一天， 在軍回家后興沖沖地告訴我，她在電視臺領受了一個重大任務：到人民大會堂導播《東方紅》大歌舞。此后，她就不斷說起在人大會堂的一些見聞。聽說七伯也經常去看《東方紅》的排練，甚至還對一些節目親自進行指導，我多少有些意外。七伯日理萬機，怎會對一臺歌舞節目這么上心？當時猜想，也許是他熱愛文藝，又有許多藝術界朋友參加演出的緣故。

然而，這次我猜測錯了。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務副部長、中國文聯名譽主席周巍峙給了我一個完全不同的說法。當年，他是文化部藝術局局長，也是《東方紅》主創人員之一。他和夫人王昆是我和在軍的好友。有一次，我們四人相聚暢談，巍峙同志鄭重地告訴我：“當年演《東方紅》，其實是總理想給文藝界一個機會。”接著，他給我介紹了一些情況。與當年在軍的親身體驗相對照，頓感豁然明朗，視野洞開。

演出《東方紅》大歌舞的決心，七伯是在上海觀看歌舞表演時形成的。1964 年年中，他在一次會議上明確表態：最好在十五周年國慶，把我們革命的發展，從黨的誕生起，通過藝術表演逐步地表現出來。現在離國慶只有兩個月了。要有人寫，要創作幾首壯麗的史詩。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導播《東方紅》時的鄧在軍（1964 年）

周巍峙說：當時大家都心里發虛，擔心時間來不及。但是，七伯卻胸有成竹地鼓勵大家：時間雖然緊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總政文工團有革命歌曲大聯唱，還有“飛奪瀘定橋”等革命歷史題材的舞蹈。以這些為基礎進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來的。就看大家有沒有這個決心了！

7月30日，恩來伯伯在西花廳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最后拍板決定：這臺大歌舞立即上馬，爭取在國慶節上演。

《東方紅》應運而生。

周爾均、鄧在軍與王昆、周巍峙歡聚（2004 年）

文藝界是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七伯不能不為他們的處境擔憂。而舉辦聲勢浩大的《東方紅》演出，則是一次巧妙的機會，可以讓文藝界光明正大地“表現”自己。

當然首先是要搞好創作。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親自點將，親自組織討論主題，最后又親自決定將這臺大歌舞定名為《東方紅》。讓文藝界眾多知名人物上臺亮相，是“大歌舞”的重要特色。用周巍峙的話來說，《東方紅》的創作班底，調集了從中央到地方、部隊的頂尖人才，稱得上是全國藝術精英的大聚會、大會戰、大閱兵。

當然，在軍能夠導播《東方紅》，也是她難得的機遇和榮譽。當時她有個短板，就是在文藝組的導演里數她年齡最小。不過，好在此前她已經多次擔任各種晚會、重大活動和文藝節目的實況轉播，任務完成得都不錯，積累了不少經驗。臺里經過慎重研究，最后決定讓她負責《東方紅》的導播任務。她深知責任重大，也一直牢記臺領導的叮囑：“一定要搞好，不能出一點差錯。”

干工作，在軍很少有怯場的時候，但當她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看到《東方紅》的排練場面時，還是有些望而生畏。規模好大啊，前臺后臺加在一起，演職人員有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擔心：人這么多，節目這么雜，排練時間這么短，能組織好嗎？

事實證明，在軍是杞人憂天了，文藝界這次確實表現得非常好。《東方紅》的排練她看了不下20 次。演員的精湛表演、全體工作人員的高度紀律性和領導的高超組織能力，給她留下極深的印象。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幾千名演員，說幾點鐘來，絕對準時到場。管服裝、道具、舞美的全都兢兢業業，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龐大的樂隊由好多個單位的樂團組合一起，光指揮就有四位。這么多人集中在一個舞臺，在短短三個來小時中來回穿梭，上場下場，還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調度的難度可想而知。在今天干什么都離不開電腦這種先進工具的現代人看來，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東方紅》的舞臺調度，在當時就幾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在軍說：就是外國朋友對此也難以理解。有一次演出，七伯陪同一位外國元首來了，看完節目，這位元首很興奮，提出想到后臺看看。在他的想象中，這么大一支演員隊伍在前面演出，后臺一定忙亂不堪。到了后臺，他驚住了，所有道具擺放得整整齊齊，所有人員都在指定的位置活動，一切的一切秩序井然。這位外國元首很感慨，贊嘆說：就像是“一支穿了彩服的軍隊”。

《東方紅》的創作和排練如此高效有序，恩來伯伯顯然功不可沒。理由很簡單，他為《東方紅》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眾口交贊，譽為《東方紅》的“總導演”。

(《百年不了情: 我與伯父周恩來相處的日子》周爾均/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版)

原標題：《演話劇，愛音樂，從親屬角度記錄的周恩來為何如此關心文藝事業｜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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