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篇題為《錢谷融與伍叔儻》的文章。該文開篇說“錢谷融先生教了一輩子書，他的成就，是可以用‘桃李滿天下’來形容的。錢先生不是一個著作等身的人，說起此事，他并不以為恥。”為什么錢先生認為 “沒有著作等身，并不以為恥”？因為大學教授的本職就是要教好學生，而錢先生是一位“桃李滿天下”的良師，他不但不以為恥，而且是會感到欣慰的。

錢先生不是沒有著作，他的那篇《論文學是人學》乃是轟動全國文學界的大作。作為大學教授寫出一篇佳作要比寫出十篇沒有價值的文章更具有價值。

錢先生的老師伍叔儻先生是當時中央大學師范學院的國文系主任，“善治漢魏六朝文學，功力頗深”。他在舊體詩上功夫更深，胡適曾說過：“伍叔儻的詩，是用力氣做成的”。但是伍叔儻在生前似乎沒有出版過著作，《暮遠樓自選詩》是在他逝世后才出版的。錢先生和他的老師伍先生都是一生以教書為業，教書育人，而他們的教學內容都是對其所教學科目的研究成果。

河北大學教育學院

從讀這篇文章，也引發我回憶起自己讀大學的情況。我讀的大學是原河北天津師范學院教育系——即今河北大學教育學院。解放初期，教育系的教授、副教授共有八位。八大教授名滿全院。我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所學的課程包括哲學、教育原理、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小學各科教學法、比較教育學，這八門課程都是由教授和副教授講授的。我的讀書和教學過程，從1948年入學讀書，到1954年調回母校教育系至“文革”前近20年。在此過程中，教育我、影響我比較深刻的有四位教授。他們不但在教學上使我學到知識，更重要的是使我提高了讀書、科研能力和對這門學科及教育事業的熱愛。

許憶癡先生

許先生是河北保定人，于1933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曾在中學教學多年，后調入河北天津師范學院。許先生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曾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教育專業人才。

在我讀大學時，許先生教授外國教育史課程。他講課沒有教材，只能認真聽他講授。每次課他都將講授提綱寫在黑板上，然后就依據提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如果有錄音機，錄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聽他講課不能走神兒，一不注意就跟不上了。他要求學生非常嚴格，誰若不認真聽講，他馬上走到該生面前提醒，所以大家都很認真地聽課。因為沒有教科書，他講授的內容豐富，如記不全，復習、考試就有困難。但是學習的收獲并不完全在課上，因為他給布置一定的參考書，并采取開卷考試。這樣，不但課內有收獲，課外閱讀收獲更為豐富。尤其是開卷考試，教師出幾個題目，并列出參考書，要求讀書、寫出論文提綱，完成全文。當時我決定了論文題目后，就到圖書館去查找資料、看書、擬出文章提綱、寫作。這樣的學習過程，使我初步學習了如何讀書、積累資料、學做科研的方法，并喜歡上這門課程。更為重要的是，在學習這門課程時，就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教育家的原著，如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盧梭的《愛彌兒》、馬卡連柯的《論共產主義教育》等。由于閱讀的收獲，我在學習期間就對外國教育史產生了興趣，參加工作后又繼續閱讀了一些外國教育家的著作。由于興趣和多年的積累，在職時給研究生開了一門“外國教育家論著”選讀課；在退休之后，主編完成了《外國教學思想史》這本書。我親身體會到，作為大學教授主要任務就是教好所擔任的課程，并培養學生的讀書、寫作能力。

許先生不僅對于外國教育的歷史很熟悉，他對教育系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看法。1956年，學校為河北省培養在職中小學管理人員，辦了一個“教育行政人員學習班”，由許憶癡先生擔任主講“教育行政管理”。許先生講完課后，將講稿加以整理，出版了《小學行政》這本書。

1961年，由陸定一同志主持，要求編寫中國的教育學教材。當時全國有五所高等學校教育系參加，河北大學教育系有幸參加了這次教育學的編寫工作。這項工作由許先生負責，初稿已經完成。可惜因“文革”開始，沒有出版。

許先生不但在課堂上經常和學生交流，有時還讓學生到他家談心。我有時被他喚去，除了談業務，也談一些家常。因此我和許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師生關系。許先生身體多病，我經常去看望。“文革”開始，因為他身體不好沒有把他揪出來掛牌子勞動。他聽說田本娜也被揪出來了，老先生非要到學校看看。他走進校門，看到一幫老先生和我都掛著牌子勞動。他回到家后心情很壞，很快就離世了。當我聽到這個消息后，暗自落淚。

郝蔭圃先生

郝蔭圃先生是河北平山人。抗戰前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畢業后，留系做助教。抗戰后，北師大遷校西北城固。在校期間仍堅持教學，并兼附小領導，因此，他非常熟悉小學的工作，對小學各科教學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解放后，任職于河北天津師范學院教育系副教授，當時是教育系的八大教授之一。他擔任小學各科教學法課，尤其對“小學算術教學法”造詣甚深。1954年，曾出版過一本《小學算術教學法》，這本書也是他教學的講稿，在小學教師中影響很大。

他經常到小學聽課，幫助小學老師解決教學中的困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天津的小學中沒有不知道郝教授的。郝先生不僅在天津的小學中有很大影響，在北京的實驗一附小、二附小的老師中也享有盛譽。因為他每年春天都要帶領教育系三年級的學生到北京見習聽課，而且還帶領幾位天津幾所小學的校長同往。所以郝先生的一生，和小學教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可以說，郝蔭圃先生是一位理論聯系實際的小學教育家。

田本娜（右）與郝蔭圃（左）1983年在河北大學的合影。

蔭圃先生不僅是我讀大學時的老師，也是我進入大學教師行列的引路人。我是他的第一名助教，在他的指導下，我登上了大學講臺；在他的示范中，我學會了如何指導學生的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工作；經他的嚴格指導與訓練，我寫出第一篇論文；在他的鼓勵指導下，我寫出《小學語文教學論》這本書。他待人和善、謙虛，從不擺導師架子。他對工作認真負責，要求嚴格。

1954年春，我剛從河北昌黎女子師范學校調回母校——河北天津師范學院教育系。當時，我很想分配到世界教育史教研室工作，該教研室主任滕大春先生也希望我到該教研室任教。但是因為我在昌黎女師附小工作過，對小學比較熟悉，領導就分配我到“小學各科教學法”組任教。該組主任是郝蔭圃先生，該組課程包括：小學語文、算術、歷史、地理、自然教學法五科。當時，郝先生讓我擔任歷史和地理教學法課，給我一學期的時間備課，先開小學地理教學法課，后開歷史教學法課。

關于備課，他要求甚嚴，當時他向我提出三項要求：第一，要寫出教學大綱；第二，要寫出詳細講稿；第三，要按章節列出教學參考資料目錄。他說：“這三項工作是教學的基本準備工作，也是教學的基本功，做教師的必須要認真完成，否則不能上課。”他還給我布置了進修書目，隨時給我提供參考資料。我遵照先生的要求，按時完成上述工作。他認真檢查，對我寫的講稿逐字逐句進行修改。在做完以上的準備工作之后，又要求我在教研室內試講。經過嚴格訓練，由于準備充分，臨上課時我心中才有了底，因而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教學效果。現在有人問我培養助教或帶研究生用什么方法？我的回答很簡單：用的是我的導師教我的老方法——從嚴、從細、從實的訓練。青年教師上課之前，必須要求做好我的導師郝先生要求我做的那樣充分的準備工作。

蔭圃先生是小學教育專家。他在教育系主講小學分科教學法課，不僅在理論上熟悉這些學科的教材、教法，同時對各科教學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尤其在分析、評價各學科課堂教學方面經驗非常豐富。他的評課不是談談表層的課的優缺點，也不是給實際教學框上一些理論教條，他總是從該學科的性質、教學的目的任務、教材的重點、難點，以及學生掌握基礎知識的程度和接受的態度與水平上，剖析教學過程和教師教學能力的發揮，可以說剖析得入木三分，指出教學的成功之處與欠缺的原因，使任課教師和聽課者無不心悅誠服。他經常深入小學指導各科教學，從不擺教授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許多教師都愿向他請教。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天津市的許多小學語文、算術教師對于郝教授的評課，可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在小學教師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擔任他的助教，當然要向他學習如何聽課、評課。可是這其中的學問還真難學，既要熟悉各科教材、教法，又要具有一定的各門學科的基礎知識；既要具有教學論、學習心理學的知識，還必須具有一定的教學經驗，而且以上幾方面在運用時必須融會貫通。這不是短時間所能掌握的。當時郝先生要我從“實踐”出發，從聽課、評課中學習。我隨他帶學生去聽課，總是要我做詳細的課堂記實。不論是和學校領導、教師一起分析課，還是給學生（本系）做評析課總結，先生總是要我先發言，每次評析課都像是對我的一次現場考試。起初我很緊張，很想先聽聽先生如何評價這堂課。可是待我理解了先生是在有目的地訓練我時，我絲毫不肯放松。聽課時，迅速記錄，及時思考，課后立即組織起來，評課發言時，有條有理地分析、判斷。然后，再聽先生的評講，相比之下，發現自己的不足。有時評課后，先生還要繼續問我幾個為什么，這樣就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經過這樣的嚴格訓練，到六十年代時，我就可以獨立帶學生見習、實習了。如果說，現在我對小學各科教學，尤其是小學語文教學具有一定的分析、評價能力，還應歸功于當年先生對我的嚴格訓練。

一提起教育實習工作，我不能忘記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先生一起參加指導學生實習工作的緊張情景。可以這樣講，郝先生是指導實習工作的專家。他的認真嚴格是全系師生及實習學校人人稱道的。那時教育系的小學實習，每個學生要做三、四節課，幾十名學生，只有二、三位指導教師。他要求實習生先分析教材，熟悉所教的學生，然后寫出教案。他對每份教案—一過目、修改，親自聽每人試講，而且對于學習較差或表達能力較差的學生，要反復聽試講，個別地方還要親自示范講解。他的宗旨是要對每個實習生負責，要求實習生學會分析教材、組織教材、運用教材，學會寫教案，取得上課的初步能力。

在指導學生實習期間，他從沒有在午夜前休息過，從不喊一聲累。有時，我都熬不住了，但看到他那么認真，在先生的負責精神感召下，也從不敢偷懶。有人說，郝先生的工作方法過于繁瑣，但是現在又向哪里尋找如先生般對工作、對學生那樣嚴格負責的老師呢！

十年動亂糟踏了先生的身體，他患有嚴重的風濕病，生活不能自理。1978年秋，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他對新時期的到來是那么高興！他著急自己因病不能投入工作，因此對我寄予厚望。他希望自己從事的事業能夠恢復起來。當時，我想聽北京特級教師霍懋征老師的課，他高興地坐著輪椅帶我到北京實驗二小去見霍老師。霍老師見到郝先生是坐著輪椅來的，深受感動，二話沒說，答應我第二天去聽課。先生就是如此關心我的工作。

1983年秋，先生要我到河北大學教育系講授“小學語文教學法”課。感謝他給了我一次教學實踐的機會。“文革”前，郝先生教學這門課，先生的教學經驗是非常豐富的，但是我認為理論略有不足。因此，我擬將這門課的名稱改為“小學語文教學論”，從教學體系上提高理論水平；同時，結合自己所進行的“以集中識字為基礎的小學語文整體改革試驗”所取得的實驗成果，使理論結合實際。先生對我的想法非常支持，鼓勵我盡快寫出教材。于是我認真備課、上課，先生拄著拐杖登上四樓去聽課；一個學期的課程，先生堂堂去聽，課后提出有益的意見，幫我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在先生的鞭策下，我邊講課，邊寫《小學語文教學論》書稿，每當我將寫的書稿寄給先生審閱時，他都會提出非常寶貴的意見。1987年《小學語文教學論》一書終于出版。當我將此書寄給他時，先生十分高興地說：“我沒有完成的工作，你完成了，而且比我完成得好。”受到先生的鼓勵，感到無比的欣慰，也算我完成了先生未竟的一件工作。

每當我翻閱《小學語文教學論》這本書時，每當我給小學語文教師評課時，每當我撰寫有關小學語文教學方面的文章時，怎能忘懷先生的引導、培養之恩呢！先生對小學教育工作、對小學各學科教學研究工作的執著感情，對同事們的熱心關懷，對學生們的愛心與循循善誘的精神，我已銘刻在心，而且在我的執教工作中得到了傳承。

1987年5月間，我去保定講學。他非常高興！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話猶未盡。當我告別時，他依依不舍，送我走出很遠，誰料這次短聚竟成永別。

滕大春先生

滕大春

解放前，滕先生曾就讀于美國科羅拉德州立大學，先后獲得教育和外國教育史的教育碩士和博士學位。滕先生回國后，擔任教育系外國教育史課程。我沒有機會上過滕先生的課，只是他剛回國時，給我們班講過一次美國的教育情況。

1954年春天，我調回母校教育系。“文革”前批判前蘇聯凱洛夫《教育學》，認為凱洛夫《教育學》源自資產階級夸美紐斯的教育思想。領導讓我寫一篇批判夸美紐斯教育思想的文章。因為我讀過《大教學論》，認為夸美紐斯的教育思想有許多是進步的，我真寫不出批判文章。于是，我請教滕先生。滕先生和我的思想相同，提不出怎么批判。于是我寧受到系領導的批評，推掉了此任務。這是我和滕先生的第一次交往。

1975年，我從保定調到天津師范學院教育學教研室。我想請調滕先生到我們教研室工作，滕先生非常愿意。但不久北京成立大百科出版社，要編寫教育大百科全書。他們將滕先生請去負責“外國教育史”科目的編寫。后來滕先生回到河北大學后，主要帶外國教育史的博士生，于1994年出版了《美國教育史》巨著。

滕先生對于我研究“外國教學思想史”曾給予了很多指導。首先是滕先生在讓我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的外國教育家條目時，進行了具體指導。例如編寫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學者、作家、教育思想家拉伯雷條目時，先生不讓我僅僅從教育史上將拉伯雷的事跡縮寫一下，而是讓我先閱讀拉伯雷的《巨人傳》，在學習過程中，理解拉伯雷的教育思想，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來理解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

又如在我寫完《夸美紐斯<大教學論>述評》一文后，曾征求滕先生的意見。他在信中講：“夸美紐斯<大教學論>述評》寫得很好，內容有條理，評論得公允。”他還講：“夸美紐斯教學論上的貢獻頗有歷史意義，如再從歷史背景上談談，其價值就更能突出了。我感到你將他的‘教學內容’全智化講得最全面；在‘教學過程的心理化’方面，似再加強些；在‘教學組織的班級化’和‘教學方法的科學化’上也須多談些”。在滕生生的指導下，我認真地修改了全文。

再如我寫完了《斯賓塞課程論述評》和《斯賓塞教學論述評》后，寄給滕先生賜教。騰先生在病中仍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滕先生首先談了當時英國在文化、科學、教育領域的情況，特別提出赫胥黎與斯賓塞二人對當時英國文化、科學、教育領域所起的推動作用，以及對于破舊立新的時代意義。他說：“對于斯賓塞，就英國學校教育和教學改革而言斯賓塞更為功高的。他為掃清思想障礙，首先從原則上論證應該如何評價知識的標準。從而將科學知識放在學校課程中的領先地位。”還對我的拙作給予肯定，他說：“其選題是極有見地的。并對此選題的內容逐一介紹和評議，資料豐富，分析深刻，結構嚴謹，論斷公允，學術水平是很高的。注重針對我國的現實，希圖做到‘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尤為可貴；而且在這方面論述扼要而精當。總之，這篇論文是外國教育史研究領域中很有水平的專題論文。”滕先生的肯定增強了我的信心。

在滕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我在退休后，組織了幾位年輕教師共同完成了《外國教學思想史》這本書的編寫工作。在外國教育的科學研究方面，滕先生給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影響，使我終身難忘。

劉文修先生

劉文修

劉先生畢業于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我考入天津女子師范學院時，劉先生擔任教育系主任。因為1948年秋，我入學不久就開始應變了，準備迎接解放。只聽到他給我們新生做入學報告。不久，劉先生就回北京了。1949年春，學校開學。此時劉先生返校，仍擔任教育系主任。

解放初期教育系開的“教育學”課采用前蘇聯凱洛夫編寫的《教育學》作為教科書。而凱洛夫《教育學》正式出版是在1952年。剛解放時，沒有新教材。劉先生英語很好，但是凱洛夫《教育學》原文是俄語，于是劉文修先生邊學俄語、邊翻譯凱洛夫的《教育學》，翻譯一章，就給學生們講一章。因為我1952年春天提前半年被分配工作，可惜沒有聽到劉先生講教育學課。在我學習期間，聽過劉先生講授“比較教育”。

1954年，我調回母校。那時，凱洛夫《教育學》中文版已經出版。系主任劉文修教授為了使教育學聯系我國的教育實際，就組織系里的教師，編寫了一本《教育學基本知識講座》，1957年出版。這本書主要為了給函授師范學校教師使用，通俗易懂。可以說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國的《教育學》。這本書的編寫，一方面反映出我國教育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培養了幾名青年教師，該書中的內容有老教授寫的，有中年講師寫的，還有青年教師寫的，其中就有我編寫的“復式教學”一章。改革開放之后，劉先生在他多年教學基礎上，著有《教育管理學》。

作為系主任，不僅要教好課，做好科學研究，而且要做好全系的工作，幫助全系教師提高教學水平和科學研究水平。劉文修老師就是這樣一位負責任的系主任。

教師的使命

從以上我談的四位教授的情況來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給學生上課。他們所教學的內容，就是他們科學研究的成果。如許憶癡先生撰寫的《小學行政》就是他教學這門課后，將講稿加以整理出版的；郝蔭圃先生教學“小學算術教學法”，其講稿的整理出版了《小學算術教學法》一書；劉文修先生組織教師主編了《教育學基本知識講座》，著有《教育管理學》；滕大春先生在其教學基礎上出版了《美國教育史》一書。在我的記憶里教過我的這四位老師，就出版了這幾本書。這幾本書就是他們多年教學、研究的成果，他們也沒有幾篇論文發表。系領導不要求每位教師必須要發表多少文章，能有文章發表當然好，沒有文章發表也不會受到什么影響，主要看你的教學水平。

顧名思義，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好課程、教好學生。無論是教什么課程的，必須將課程教好，使學生喜愛這門課程。他們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學生。他們的著作雖然不多，但是每一本著作都是他們一生在教學基礎上豐富的積累和研究的成果；老教授們的文化基礎雄厚，他們寫文章是不成問題的，他們之所以寫文章不多，與當時高校的傳統有關。高校的教師尤其是教授主要是把所教學的課程教好。評價每位教師的標準主要在于學生的反應，有的教師的課，學生座無虛席；有的教師的課，教室里的座位不滿，這就完全可以說明每位教師不同的教學水平了。

當時，教師的晉升也主要以教學水平為標準。對教師有沒有文章發表，系領導沒有規定，有文章發表自然更好。記得1956年時，許憶癡老師在《天津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愛國主義方面的文章，校領導很重視。但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影響你的晉升，主要看你的教學是否過關。對于青年教師的要求也是要能上課、上好課。記得“文革”前，教育系有兩位老助教，都年過40歲了，可是仍然不能獨立上課；系領導分配他們上課，但學生意見很大，只好退出。有一位去做系辦公室職員；另一位直到“文革”前仍然是助教。說明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教學，不能教學的或改工作，或當一輩子助教。

所謂教好課程，必須具有所教學課程內容豐富的知識儲備，要具有較高的教學能力，要培養學生熱愛教育事業。教學必須有該課的教學大綱、教學講稿和教學參考書。現在許多課程都有課本，有的教師上課就照本宣讀，因此學生讀讀課本與聽課沒有區別，因此學生聽課就沒有興趣了。即使有的課程有現成的課本，作為該學科的教師，對于課本內容可以增減，要講出教師自己對該課的研究成果。

高等師范院校的教師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能力。但是科學研究的方向，主要應該是所教學課程的擴展、深化和創新。這樣所教學的課程內容才能豐富、教學質量才能提高。科學研究不是短時間能出研究成果的，必須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學習、積累、研究過程。

2022年10月2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