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并不需要我在此專門論述。本文的目的非常簡單，那就是給今天的年輕人講一些上世紀七十年代我親身經歷的以及發生在我周圍的故事，以此來緬懷鄧小平，同時讓年輕人了解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現代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嶺意義。

我小學畢業那年正值“文革”開始，此后全國停課鬧革命，中學我基本上沒有讀過。1969年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我去了銀川，并且在銀川新城區的一家工廠工作了8個年頭。1977年我報考大學，被復旦大學錄取后回到上海。

今天的銀川整潔、漂亮、宜居，周邊地區也比較富饒。但是1970年代初銀川的生活卻非常艱苦。有那么幾年，銀川豬肉憑“豬肉票”供應，每人每月才半斤，食油憑“油票”供應每人每月才2.5兩。我們廠的食堂只能一個月供應一次肉，其余每天的副食基本上就是水煮出來的蔬菜，而到了冬天就只剩大白菜和土豆了。廠里食堂供肉會安排在午餐。那天的早上不到10點車間里就很少有人干活了，人們三三兩兩都在聊天，談的都和吃有關。有人說那年他出差在哪兒哪兒一頓飯吃了兩斤紅燒肉，有人說大躍進時代他吃過的“大鍋飯”如何豐盛。聽得我們年輕人一個個直流口水，覺得自己生錯了年代。食堂12點開飯，但是11點半一過人們就三三兩兩開始往食堂聚集。食堂的每個窗口都排著長隊，饑腸轆轆的我們等著那激動人心的一刻。記得每次拿到那上飄著厚厚一層油水、下沉著肥肥幾片豬肉的碗時，我都會狠狠喝上一口。頓時那豬油流向全身，身體無比舒坦。在饑餓的驅使下，各個工廠的工人有的偷魚騰精（一種殺蟲劑）倒入湖中毒魚，有的偷廠里基干民兵的手榴彈到周圍濕地里炸魚，有的則偷基干民兵的槍支去打農民家養的狗。直到一天早上我們鄰廠的工人把一個披著老羊皮大衣在田野蹲坑的老鄉當作狗活活一槍打死，出了人命，偷槍打狗的行為才有所收斂。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銀川的政治環境與全國一樣，都十分惡劣。1970年銀川有三位青年因為組織了一個名叫“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學習小組，并且發表了一些獨立的觀點而被判處極刑。我們廠組織工人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間一個青年工人脫口說出：“我看這里面不就說了一些大實話嗎？”結果這件事被當作了一個政治事件，該青年在廠內受到了批判。好在廠里領導當時并沒有興趣把這件事搞得太大，最后決定不“扭送公安局”，但是仍然給該青年一個“記大過”處分。

我這人心直口快，在那種環境中非常壓抑。我愛說夢話，和我同宿舍住有3人，我因此特別擔心夢里吐真言，把我白天的思考流露出來，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擔心隨著1973年后我書看得越來越多，思想越來越活躍而與日俱增。因此只要有機會，我就會避免住在宿舍。但是，宿舍在許多時間不得不住，而說夢話也不是隨便可以控制的。我同屋每一次跟我說“鼎新你昨天晚上又說夢話了”，我總會趕緊問他我說了什么，并且手心總是捏了一把汗。估計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我當時的緊張。

為了讓年輕人進一步了解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環境，我再講一個發生在1974年的故事。 那年我坐火車從銀川到上海去探望外婆。我父母1958年響應國家支援內地的號召從上海去了銀川，我的兄妹三人都是由外婆撫養成人，我們與外婆的感情很深。這是我1969年離開上海后第一次回去探親，心情非常激動。當時火車很慢，從銀川到上海在火車上就要花去整整兩天多時間，再加上北京換車，一共要三天兩夜才能到上海。

火車從銀川開出，到了巴彥高勒后上來了八個青年，五男三女。那五個男子個個一臉匪氣，有好幾個人腰上還別著蒙古刀，為首的臉上有一條很深的刀疤。他們上車后到處擠擠坐下了，有好幾個還坐在我的周圍。他們那個架勢使我有點緊張，但是他們開口說話后又讓我感到十分意外：他們都操著上海口音，是上海到內蒙插隊的知青。只是除了上海口音外，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了當時上海青年的一股文氣。

不一會兒乘務員前來查票。我拿出了自己的車票。輪到這幾個人時，為首的那個一聲不吭，只拿出腰上的蒙古刀，往桌子上狠狠一砸。乘務員看了蒙古刀后就像看到車票一樣，臉上毫無異樣地走了過去繼續查票。這個場景讓我吃驚。乘務員走后我斗膽說了一句：“你居然能把這蒙古刀能當作車票用。” 他回答則是：“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因為都是上海人，我們馬上聊了起來。我從他們那兒得知他們與北京知青群毆，以及和當地牧民打架的種種故事。我還了解到他們的那個連隊坐落在一片鹽堿地上，春天播種的種子可以裝幾個卡車，而秋天的收成卻幾個人就能背回來。那土地根本就不能種糧食。國家給他們補助的糧食只夠吃半年，半年后他們就得回上海吃父母的。他們在上海的兄妹對他們先是同情，后是厭惡，因為他們吃掉了在滬兄妹的各種配額，使得大家都不能吃飽。我當時問了一句：“收成這么低，你們把撒下去的種子吃了不更好嗎？” 我得到的回答則是：“難道我們不想這么干？但是播種時是有人真槍實彈看著的。”

這一路的見聞對我個人來說具有一定的轉折意義。“文革”的錯誤我早有所覺察，然而也不敢細想。路上的經歷卻讓我清醒地意識到，這種讓知識青年變得像土匪、公然拿刀子當車票的年代肯定是不會持久的。此后我自學更為刻苦，悄悄期待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但在我銀川的朋友面前，我卻不敢多說。雖然我看到的都是事實，但是如果有人要整我，說我在傳播政治謠言，表達對現實不滿。在一個“左”就是“正確”的時代，這是一頂足以獲罪的帽子。

說到“對現實不滿”這頂帽子的分量，我這兒還有一個小故事。一天我在食堂買了兩個窩窩頭，咬一口味道十分異樣，一看窩窩頭里面到處是霉斑。我把其中一個窩窩頭遞給了食堂炊事員讓他換一下。結果他不由分說，抄起他那油膩漆黑的圍裙，用手指頂著圍裙在那窩窩頭里使勁轉了幾下，頓時把窩窩頭擦得油亮，霉斑全無。他把窩窩頭還給了我，臉上毫無表情地說：“好了。” 我當時非常生氣，堅決要求他給我換一個不霉的窩窩頭。哪知道我們廠的黨委書記杜方正，一個延安時期參加革命的陜西干部，正好排在我后面。那個炊事員把窩窩頭遞給了杜書記，說：“趙鼎新嫌這窩窩頭不好。” 我剛想申辯，杜書記沉下臉問道：“趙鼎新，你這是對現實不滿嗎？” 我知道這話的分量，頓覺膽戰心驚，趕快拿起那個發霉的窩窩頭飛似地走掉了。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會以為在改革開放前的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單純，社會比較公正，干部比較清廉。這些其實都是時過境遷的浪漫想象。那個時代夫妻之間都會相互告密，何來人際關系單純？那時代干部在錢財方面的貪污的確有限，但他們手中握有的各種特權相對來說要比今天大得多。那個時代沒有公開競爭，因此許多機會要靠走后門來獲得。比如，自1972年起我就想上大學（那時候只有通過推薦上學的工農兵大學生），但卻因為沒有后門和關系一直得不到推薦。總算熬到了1975年，那時我已經在廠里工作了5年，并且已經連續兩年是車間優秀職工，而我的唯一的競爭對手是一個工作才兩年的學徒。似乎我們廠這次上大學的推薦名額非我莫屬了。哪知道該學徒工的母親是銀川市輕工業局的局長，她給廠里打一個招呼名額就成了她女兒的了。

由于我的各方面條件都要明顯優于該學徒工，廠里還是有些干部覺得我應該得到這個名額。為了讓她得到推薦，廠里有個干部在有關會議中突然提出 “趙鼎新有海外關系”。該干部說的是我有一個從未謀面的舅公居住臺灣這一事實。因為他只是我的舅公，我的檔案中應該沒有這項紀錄，我至今也不知道該干部是從哪兒弄到這一信息的。在那高唱左調就等于正確的年代，該干部一句話后誰也不敢再吭聲。那位學徒工于是就上了大學，而我的命運則要到1977年8月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才得以翻轉。

今年是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施行的第40個年頭。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于我說的這些在七十年代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已經非常陌生，但正因為陌生了才更有必要講。今天我在為中國的強盛和中國人的普遍富裕感到自豪的同時，一刻也不敢忘記鄧小平的功勞。他不但改變了我們那個時代千千萬萬人的命運，還改變了整個民族的命運。是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教條，使我們不再需要把偉人的論點都當作真理；是他推行了特區建設，使得今天深圳一地的產值就超過臺灣；是他提出了市場可以姓“社”也可以姓“資”，并且在88歲高齡通過南方講話把中國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正是他提出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著名論點。鄧小平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