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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傳奇從16歲開始,如今獲得北大教學最高榮譽
16歲考入大學
他是學生眼里的“傳奇”
他是跟在費孝通先生身邊時間最久的學生
也是與社會學“相知相伴”一輩子的老師
始終站在社會學研究的前沿
將理論與當今現實緊密結合
要做就做對社會真正有用的科研
開啟了北大學科交叉探索的新大門
他就是2022年北京大學教學成就獎獲得者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
讓我們一起聆聽他與社會學
“領進門”“沉下心”“傳下去”的故事
數次學術轉型皆遇恩師
“現在回想,也許是先生當時看中了我對中國鄉村的了解與實踐,我不是從‘象牙塔’到‘象牙塔’,我從‘鄉村’趕來的。”
在現在的學生看來,邱澤奇的學習生涯是“傳奇”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被時代推著走。盡管如此,被“推著走”的他依然感慨自己是幸運的,無論是整段的學習經歷還是每段學習經歷間看似“陡峭”的轉身,都能遇到對他學識和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恩師。
生于鄉村、長于鄉村的邱澤奇16歲便考入大學,大學修讀的是植物保護學。大學畢業后,服從國家分配,他進入了湖北省國營龍感湖農場,搞的也是本行,給農作物防蟲治病。在農場工作期間,邱澤奇被在工作中認識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老師鼓勵讀研究生。他在當年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簡章中,找到了農業古籍整理專業。“能以讀書為業,又沒什么其他選擇,我還是很高興地去考了,考上了。”
因為就讀的研究所在南京,邱澤奇的碩士生涯是在南京度過的。“研究所在南方的就去了南京農學院,但是那里沒有我要讀的基礎課,農學院跟南京大學協商,我可以去中文系、歷史系、考古系旁聽,于是我便成了南大的走讀生,文字、音韻、訓詁等古典文獻基礎課都修過。”那時,邱澤奇的碩士導師是著名農業古籍整理專家繆啟愉先生,在他的帶領下,邱澤奇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漢魏六朝嶺南植物“志錄”輯釋》,這本論文后來被邱澤奇一直保留在身邊。
碩士畢業后,本想像導師一樣成為一名農業古典文獻研究專家的邱澤奇,被一紙工作分配單帶入了華中農業大學,成為農村社會學專業的老師。從埋首典籍到放眼社會,這讓邱澤奇有些措手不及。“依然是沒有選擇的機會”,第一次登上講臺的邱澤奇講授“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除了書本上學的,按照教學要求,還要把學生帶到農村去做調查,“和城市、蘇南農村相比,湖北的農村在當時非常艱苦,農民的生活很苦”。這段帶教和研究的經歷讓邱澤奇加深了對社會學的理解,也讓他洞悉了中國社會的底線和底線的一些細節。
正是這段經歷讓他發現了社會學的價值和意義,“我能不能為改變農民疾苦做點事兒?”鄉野調查之外的邱澤奇泡在華中農業大學圖書館,翻閱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獻,其中就有費孝通先生的文章。邱澤奇展開了對費先生作品的搜索,也記錄了一整本貧困與發展的專題筆記。沒有互聯網,搜不到系統的社會學大綱,他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概論、理論、方法、專題的順序,找書找文獻。在遍地“尋寶”的過程中,邱澤奇萌生了新的目標,跟費孝通先生讀書。
1992年秋天,邱澤奇與費孝通在調研途中
幸運之神再度青睞了邱澤奇。1991年,已經有3年沒招收博士生的費孝通先生,將邱澤奇和麻國慶招入門下。就這樣,邱澤奇成為了跟在費孝通先生身邊時間最久的學生,費先生也成為影響邱澤奇為人為師的引路人。
社會學研究一定要關注當下的社會
“社會學系是培養‘人’的,好的老師必須要把育人放在首位!我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讀兩本書,一個是‘經典’之書,一個是‘社會’之書,我盡量為他們提供把經典理論帶到實踐中的‘鑰匙’。”
作為跟隨費孝通先生時間最久的學生,邱澤奇在讀書期間每年都會有數個月跟隨費先生進行社會調查。“費先生很少直接灌輸我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費先生讓做的事情串起來,就會出現一個清晰的指向。”上世紀90年代初期,費孝通帶著邱澤奇去了很多地方,他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時間跟著費孝通在外調研,足跡遍布祖國大江南北。提及費孝通先生,邱澤奇回憶道:
“費孝通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對社會的關懷,費先生將對社會的滿腔熱忱投入到學術研究中;二是方法上的指引,費先生指導學生們要把現實放在歷史中理解,把中國放在世界中觀照。”
邱澤奇在講述他對社會學的理解
上世紀90年代,正是國有企業改革如火如荼之時,資源型企業轉型和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交集,多重難題糾纏在一起,成為困擾政府和企業改革的難題,也成為費孝通先生關注的重要領域。邱澤奇的博士論文聚焦在甘肅省的金川公司和白銀公司,金川公司所在的金昌市是為資源型大國企而建立的城市,這種孤島型的大國企與城市的發展產生著方方面面的聯系,沒有那么多額外的勞動力需求,企業二代子女去哪里就業?國有企業按照當時政策興建的集體企業與國企又是什么關系?國企興辦集體經濟的動力和約束機制是什么?邱澤奇的博士論文關注著這些實實在在的社會問題。對社會的關懷,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研究,是邱澤奇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初心。
社會學研究一定要關注當下的社會,這是邱澤奇從費先生身上學到的,也盡力傳承下去的理念。關注社會與飽讀經典并不矛盾,邱澤奇認為,社會學的學科特色是,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也可以兩耳只聞窗外事,好的社會學教師應該在塑造學生人格和思維方式時把兩者結合起來。
2004年,邱澤奇在中英預防艾滋病項目四川省德陽市調查現場
2019級社會學系博士生李由君是邱澤奇的學生,她眼中的邱澤奇是一位“熱情活力、好奇心和求知欲、探索欲都遠超常人”的老師。李由君回想起邱澤奇帶著學生們的每一次調研經歷,她認為:
“盡管邱老師已經掌握了非常豐富的調研經驗,但是他還是會非常細致地對待每一次與訪談對象的溝通交流,對調研期間的每件事情都觀察入微。”
有一次,邱澤奇帶著學生們去甘肅省通渭縣孟河村調研,調研對象不僅有企業人員、縣鄉干部還有年長的村民、回鄉的年輕人,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滿,李由君形容那時“訪談的間隙大腦都是處于放空的狀態”。盡管安排的受訪者眾多,結構化、模式化的提問可以節省一些時間,但邱澤奇還是引導學生要積極地把握“走下去”的機會,珍視基層社會的每一處細節。
“和被訪者聊天時,邱老師仿佛能夠根據短短幾句話,快速地觀察建構他們的真實生活,既能和被訪者共情,又能理性地將其放置在全局化的社會結構中考察。”李由君回憶道。在邱澤奇的熱情主動與積極探索精神的鼓勵下,學生們在書本知識之外,更加體會到了社會學對于社會與民眾的關照,更加感受到了田野調研的意義和魅力。
2015年,邱澤奇帶學生在西藏自治區調研
當“通識”達成共識
“很多時候,并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優和更優。我希望同學們從對錯的糾結中解脫出來,將尋找對的答案轉化為面向現實尋找最優解。”
作為北京大學教學成就獎獲得者,邱澤奇對于北大通識教育的推動功不可沒。眾所周知,定量研究在當今社會科學中廣為應用。當計算遇到社會科學會產生怎樣的效果?2011年,邱澤奇就開始了這樣的探索。
2006年,在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調查科學調查中心時,邱澤奇與當時的985/211辦公室主任、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李曉明教授相識。2011年,李曉明發現美國康奈爾大學在用的一本教材《網絡群體與市場》(Networks, Crowds, and Markets),他準備將這本書的內容作為課程引入北大,希望找一位人文社會科學的專家共同開設這門課。李曉明與邱澤奇一拍即合,“計算+社會科學:一門交叉學科課程的建設與推廣”應運而生。
這門開在10余年前的課程也成為北大交叉學科探索的先行者之一,2011年第一次開課只有7人,第二年11人,第三年就變成30多人,后來超過100人,現在課堂要限制規模,年年都滿額。學生們發現,這門聽起來非常新奇的課程,會將嚴謹可證的科學方法與變化復雜、充滿不確定的社會現象相結合,這種跨學科、前瞻性的嘗試讓學生們收獲頗豐。2017年,這門課程獲得了北京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和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邱澤奇在課堂上
在這次探索后,2017年,邱澤奇又開設了《社會科學方法導論》,這門課一推出便成為“爆款”課程。邱澤奇作為課程的牽頭人,與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的李曉明老師、政府管理學院的嚴潔老師、新聞與傳媒學院的王洪喆老師共同講授這門課程。近幾年來,在課堂上有一個明顯的現象,學生們越來越少地與老師深入討論問題,卻越來越多地問,“老師我做的對嗎?我想的對嗎?”邱澤奇認為,對社會科學而言,解釋的多元性和答案的多樣性是常見的。開設這門課程就是為了幫助同學們實現從應試教育到批判性思考、再到探索性學習研究的思維轉變。
“社會科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的一大創新就是沒有采用傳統的知識樹模式來組織課程內容,而是采用了知識蜂巢模塊方式,由實驗思維、測量思維、檢驗思維和計算思維等四個相互有關聯、卻有著不同知識根基的模塊構成。其中實驗思維討論整個科學的底層方法邏輯,測量思維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的數據邏輯,檢驗思維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的論證邏輯,計算思維討論人文社會科學的計算邏輯。
又是數據又是實驗又是邏輯,會不會讓文科學生望而生畏?邱澤奇笑著回答道:“并不會!”他表示,在這門課上,學生只需要初高中的科學知識就足夠了,開這門課就是希望同學們明白,其實科學研究并沒有那么難,難的是可貴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邱澤奇希望修過這門課程的同學,即使未來不做研究,也可以比一般人更理性地對待這個世界,對待身邊的事物,對待自己。
2014年,邱澤奇帶隊到烏干達金賈醫院調查中國對烏干達醫療衛生援助情況
“社會科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程的通識性和授課教師學科背景的多元化很快吸引了社會科學各院系的學生進行學習。
“當使用一雙用實驗法或因果推斷‘武裝’起的眼睛,來觀察紛繁復雜不斷變化的世界,就更能發現很多表面上貌似存在‘因果關系’的事物背后,實際可能存在謬誤或者偏見。這種方法論的指導會使我能更好地運用自己的理性。”
元培學院2021級政治、經濟和哲學專業本科生司淳一表示,在“社會科學方法導論”這門課上不僅有通識知識的傳導,更在學術方法上給他以啟迪。
在相知相伴中不斷創新
“社會科學的落腳點是當下社會,要做對社會真正有用的科研。”
自從30多年前選擇社會學研究作為終身職業,邱澤奇便決心做一個關注現實、力求為大多數人做點有益之事的學者。他始終聚焦于技術革新對現實社會的推動作用,因為技術的革新提高了生產和服務的效率,但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近年來,邱澤奇將研究重心傾注在“數字社會與經濟”的研究中。邱澤奇認為,數據的確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中國要想在數字時代取得數字社會經濟發展的先機,就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兩年前,北京大學數字治理研究中心成立,邱澤奇擔任主任。中心聚合了多學科背景的學者共同研究數字社會經濟,承擔了國家相關部委的課題,并在核心期刊發表了數十篇研究論文和若干智庫報告。今年,由張平文院士和邱澤奇共同編著的《數據要素五論》出版。在數字經濟越來越多地影響社會發展的今天,邱澤奇和志同道合的學者們的研究正加緊進行。
《數據要素五論》書影
作為一名研究者,從農作物守護到農業古籍整理研究再到社會學研究,從鄉村經濟到國企改革再到數字社會與經濟,邱澤奇的研究觸角廣博而深入。作為一名教師,邱澤奇的教學理念、授課思路和課程組織方法都是圍繞著培養學生科學思維和認知這個主旨展開。
獲得2022年北京大學教學成就獎這一北京大學教學領域的最高榮譽,這也是對他與社會學教學科研“相知相伴一輩子”的回饋。
原標題:《他的傳奇從16歲開始,如今獲得北大教學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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