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疫苗之路

【美】大衛·M.奧辛斯基

2022-12-26 17:05

佐治亞沃姆斯普林斯的康復研究所里有一間脊髓灰質炎（或者說小兒麻痹癥——編者注）名人堂，陳列室的墻上掛著17座青銅半身像，其中15位是科學家，最著名的是阿爾伯特·薩賓和喬納斯·索爾克。另外兩位雖然在科學上是外行，卻依然備受尊敬，他們便是巴塞爾·奧康納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這四個人代表了脊髓灰質炎在大眾心目中的整體印象——勇敢的受害者、熱忱的基金會領袖和用疫苗拯救生命的卓越研究者。

這間博物館里沒有哈里·韋弗的半身像，也沒有太多對他的贊美。和所有曾在國家基金會工作過的人一樣，他生活在領袖人物投下的巨大陰影中。但哈里·韋弗有其特別之處。1946年至1953年擔任基金會科研督導期間，他找到了那15位脊髓灰質炎專家和其他科學家，成功地將他們四處散落的智慧與精力凝聚起來（有人抱怨說他太專注于脊髓灰質炎），向著一個目標前進。領導脊髓灰質炎運動的是擁有強大感召力的奧康納，而從科學上構架成功藍圖的是冷靜高效的韋弗。

阿爾伯特·薩賓

韋弗沒有漂亮的文憑，他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教解剖學。有一段時間他研究過脊髓灰質炎和營養之間的關系，這個課題曾經風行一時，最后卻無疾而終。在大部分人眼里，他最特別的地方是“恰到好處的大膽與無畏”。作為一位科學家，他不憚于要求別人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搞科研的時候，”湯姆·里弗斯說，“你身邊常常需要一個哈里這樣的人，你知道的，他能……鼓勵人們換個角度看問題。換句話說，他是一位分析家。哈里·韋弗在這方面干得很漂亮。”

韋弗認為脊髓灰質炎研究是一門應用科學——為特定問題尋求特定的解決方案。對他來說，解決脊髓灰質炎的方案就是成功研制出疫苗，而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搞出疫苗，顯然是因為基金會在科研方面的失敗領導。多年來，基金會的受益人各自為戰，還常常互相保密，他們不管別人發現了什么，慢騰騰地研究早就搞明白了的東西，實在讓人痛苦。韋弗覺得，不是所有人都這樣，但這么干的人太多了。是時候改變一下了。

疫苗已經成功征服了其他病毒，例如天花和狂犬病。如果疫苗能有效地賦予人類對脊髓灰質炎的抵抗力，那這種疾病很可能就會壽終正寢，因為人類似乎是它唯一的天然宿主。對韋弗來說，疫苗采用活病毒還是滅活病毒根本就無關緊要，實際上基金會情愿同時資助兩個方向的研究。重要的是掃除多年來阻礙脊髓灰質炎疫苗問世的障礙。

這并不容易。大筆資金支出、管理和反饋的方式必須作出重大變革。韋弗知道，現在醫學院已經取代了獨立的研究所，成為生物科研界的主要力量。“事實上，”他寫道，今天，那些較好的醫學院“更像是從事科研的研究所，而非訓練醫生和教師的學校。在某些醫學院里，支持科研的外來慈善資金也許等于甚至超過了支持其他活動的所有資金”。

韋弗寫道，問題在于，現在這些“外來慈善資金”帶來的好處不如當初了。醫學院管理層很快發現，獲得外來的大筆科研資金固然很有面子，但實際上可能造成入不敷出，關鍵在于間接支出。“接受了外來資金，”韋弗說，“研究機構就必須擴充基礎設施，增加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用于維護和公共事業的錢也更多，我這里提到的也只是一部分。”

哈里·韋弗

就任前幾周，韋弗就開始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哈佛大學生物系向國家基金會提交了撥款申請，基金會方面已經批準，但學校管理層卻不樂意接受，他們抱怨說這筆撥款會增加很多日常開支。韋弗同意支付部分間接開銷，具體數額按照他自己寫的一個復雜公式來計算。于是哈佛接受了這筆錢。

后來韋弗簡化了這個流程。他征得湯姆·里弗斯和巴塞爾·奧康納的同意，給基金會的每筆資助都加上了一筆“預留份額”，這樣就“不再需要我那勞神費力的公式了”。新規則是這樣的：

10000美元及以下的撥款，額度增加46％。

10001～30000美元的撥款，頭10000美元增加46％，其余部分增加38％。

30000美元以上的撥款，頭10000美元增加46％，10001～30000美元的部分增加38％，其余部分增加6％。

這些資金可用于“有利于研究機構作出更多發現的深度研究”，并不受限于受益人最初的預算方案。“我們相信，”韋弗說，“新政策創造了良好的機制……更合理地支付研究項目的開銷。”這個說法基本上沒人反對。

韋弗還著手改革基金會從1942年開始實行的長期資助政策。這樣的資助最長可達5年，它讓研究者得以開展更大型的項目。韋弗發現，問題在于基金會根本沒怎么追蹤受益人的研究進展。“我們的醫學顧問委員會不去追蹤受益人的年度進展，也不關心他們下一步打算干嘛，”他抱怨說，“要想解決脊髓灰質炎問題，這樣可不行。”

韋弗希望長期資助能夠更靈活一些。為期5年、總額10萬美元的資助就一定是每年撥2萬美元嗎？他覺得沒必要這么死板。他說，什么時候撥多少款應該根據目前的情況，由基金會和受益人共同決定。但韋弗也要求對受益人實行問責制。有突破性進展的項目應該追加資金以示鼓勵，而那些原地踏步或進展甚微的項目可以提前中止撥款。關鍵是把錢交到正確的人手里。

間接支出撥款和長期資助將改變美國醫學研究的方式。其他基金會和政府很快就學到了這套模式。哈里·韋弗把資助變成一門藝術。

要制造出有效的疫苗，必須解決三個基本問題。首先，研究者必須確定脊髓灰質炎病毒到底有幾種。其次，他們必須為每種類型的病毒找到安全穩定的供應源，以用于疫苗生產。第三，他們必須搞清脊髓灰質炎真正的發病機制——它進入中樞神經系統的路線，以確定疫苗起效的確切時間和地點。要解開脊髓灰質炎之謎，這三個問題基本而關鍵。

實際上，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困擾著科學家。韋弗所做的是確定整個計劃的輪廓，為大家指明方向。在他看來，第一步該干什么十分明確。就任科研督導幾個月內，他就啟動了基金會歷史上最具野心的項目：歸類全世界所有已知的脊髓灰質炎病毒。成功的疫苗必須為每一種類型的病毒都提供免疫力，而現在沒人能確定病毒到底有幾種。這項工作需要耗費龐大的后勤資源。他們要定位數百種病毒株，將它們送到專門的實驗室，然后進行煩瑣枯燥的詳細研究。

有的病毒非常穩定，例如天花；而有的病毒十分多變，例如流感，流感疫苗幾乎每年都需要更新換代。脊髓灰質炎屬于哪種？西蒙·弗萊克斯納仍堅稱脊髓灰質炎病毒只有一種，澳大利亞的研究者覺得至少有兩種，還有人猜測至少有三種。誰都想知道答案。

當然，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路只有一條：動手歸類。為了監督項目進程，韋弗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里面既有早已成名的研究者，例如約翰斯·霍普金斯的戴維·博迪恩、密歇根的湯米·弗朗西斯和辛辛那提的阿爾伯特·薩賓，也有一些新手，例如匹茲堡的喬納斯·索爾克。

喬納斯·索爾克

委員會的資深成員并不負責具體的歸類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制定基礎的科學規則，為結果的合理性背書。具體工作由無名小輩來承擔，理由很充分：基金會能找來干這活兒的人只有他們。歸類病毒的工作十分枯燥無趣，弗朗西斯和薩賓這樣的大牌通常會把這種活兒交給技師或者研究生去干。這不是通往諾貝爾獎的捷徑，事實上，正如韋弗本人所坦承：“我知道，整個醫學研究領域再也沒有比這更無趣的事情。要得出最后的結果，必須無數次機械式地重復一套完全相同的技術流程，測試一個又一個病毒，每周7天，每年52周，整整3年。”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還有人愿意干這活兒？韋弗前往匹茲堡拜訪索爾克，十分慷慨地拋出了他的條件。索爾克會連續數年拿到基金會的一大筆資助。醫學院因此支出的所有間接費用都可以向基金會報銷，包括維護費、公共事業費和保險。雖然索爾克最有興趣的病毒不是脊髓灰質炎而是流感，但現在的時機恰到好處。“韋弗帶來了一條出路，”索爾克回憶道，“匹茲堡最初吸引我的是開放與自由，但后來證明這只是一種幻象。然后韋弗出現了，他愿意提供資金、項目、人員和設施，而且這一切都由我做主。”

現在，索爾克已經搶到了先機。1948年，他收到了基金會的第一張支票，金額是41000美元，其他途徑的資金也接踵而來。陸軍重新開始資助他的流感研究，他一直對這方面很有興趣；莎拉·梅隆·斯凱夫基金會同意資助他的實驗室，支付“非脊髓灰質炎研究”的開銷。

索爾克的實驗室位于匹茲堡市立醫院，這里也是治療傳染性疾病的地區中心。“二戰”后的歲月里，青霉素之類的“魔藥”廣泛使用，醫院里的人大幅減少，所以空出來了很多沒用的地方。索爾克很快占領了這些地盤。到1949年，他已經占據了整整兩層樓，其中一層是實驗室、辦公室和玻璃器皿消毒室，另一層專門用來養猴子，包括“通風設備、籠子、清理籠子的設備和一臺焚化爐”。諷刺的是，脊髓灰質炎病區現在是醫院里最大的病區，這個事實不斷提醒著他們時間緊迫。一位護士回憶說：“救護車在外面排起了長隊，每天都有十六七個新入院的病人。我們有一位住院醫生晚上從來沒在床上睡過安穩覺，最多和衣在小床上躺會兒。我們護士也從來沒回過家。要離開那地方，你必須經過幾個房間，然后你總會聽見孩子哭喊著請求來個人替他讀信，或是要杯水，要不就是問你她怎么動不了了，你實在狠不下心一走了之。那里充滿了悲傷、恐懼和無助的憤怒。”

索爾克的事業蒸蒸日上。從1949年到1953年，他從基金會獲得了近百萬美元的資助，另外還有用于間接支出的25.5萬美元撥款。陸軍的流感研究資金和其他一批較小的捐款合計也有14萬美元。在那些年里，他的實驗室拿到的外來資金占整個醫學院的90％左右。

索爾克用第一筆錢雇用了“關鍵人員”和“次要參與者”。他挑選的是那些既與他志同道合，又像他一樣癡迷于工作的人——他們會把眼下的枯燥工作視為偉大事業的基石，他們的機械勞動將帶來拯救生命的新疫苗。團隊的早期成員包括細菌學家吉姆·劉易斯、總技師拜倫·本內特、動物主管托尼·彭科和辦公室主任洛蘭·弗里德曼。劉易斯負責對付猴子：接種病毒、抽血、解剖、采集組織。他還負責從這些靈長類動物身上切除器官，以備培養脊髓灰質炎病毒之用。本內特負責管理設備、處理劉易斯提供的組織和血樣。本內特喜歡喝酒，他曾在陸軍醫療隊服役，因此得了個“少校”的綽號；在同事眼里，他是實驗室的“中流砥柱”，“喜歡一個人獨自干活”。洛蘭·弗里德曼是匹茲堡本地人，她來應征索爾克的私人秘書時以為這是份臨時的工作，結果她卻在這里干了40年。

到這個龐大的計劃成功啟動時，一個關鍵的問題已經有了部分答案。現存的脊髓灰質炎病毒有幾種？戴維·博迪恩表示至少有三種，1949年，他發表了自己的成果。博迪恩的研究打破了“所有脊髓灰質炎病毒都一樣”的幻象。但是，由于他的實驗采用的樣本數量較少，那么如果擴大樣本范圍，也許還會發現更多種類的病毒。如果真是這樣，比如說基金會的歸類項目發現了4種、5種甚至15種不同的脊髓灰質炎病毒，那么疫苗研制就會面臨大麻煩。

索爾克的實驗室完成了大量測試工作。利用脊髓灰質炎患者及其家人的糞便、喉部培養樣品和死亡患者的神經組織，他們仔細檢查了數十種病毒株。索爾克收到的很多樣本來自基金會的其他受益人——

來自弗朗西斯博士實驗室：得克薩斯、馬奧尼、赫魯堡、明尼蘇達

來自薩賓博士實驗室：歐貝、騰、沃爾、里克、芬、弗洛、霍普克、霍夫、皮爾

來自保羅博士實驗室：羅森塔爾、邦內爾、格里奇、瑟爾

來自博迪恩博士實驗室：科迪、埃爾金斯、史密斯、格林利夫、威克利、維特爾

每份樣品都附有簡單的說明，例如：“明尼蘇達病毒源自依斯琳·蔡斯太太尸體解剖獲得的組織，解剖日期：1946年7月24日。疫情發生時患者居于明尼阿波利斯，延髓型脊髓灰質炎發作三日后死亡……樣品以玻璃安瓿封裝，干冰冷藏。”

或者，“馬奧尼病毒……源自一只恒河猴，該恒河猴攝入了帕特里夏·馬奧尼、瑪麗·馬奧尼和弗雷德·馬奧尼三人的混合糞便懸濁液。糞便采集日期：1941年9月10日。以上三人居于俄亥俄州阿克倫市，曾接觸脊髓灰質炎患者但并未患病。該病毒已依次傳播了6只猴子，玻璃安瓿封裝，干冰盒冷藏。”

后來我們發現，馬奧尼病毒是毒性最強的一種。是否應該用它來制造脊髓灰質炎疫苗，哪怕是滅活病毒疫苗？未來的幾年里，圍繞這個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本文摘自《通往疫苗之路：小兒麻痹癥流行往事與創造歷史的公共衛生實驗》，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