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21年，中國累計進口糧食1.6億噸，相當于我國產量的24%，該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盡管如此，中國的口糧仍絕對安全。近幾年的數據均顯示，兩大口糧作物稻谷和小麥產需有余，完全能夠自給。 

口糧中略有進口的則主要是品種調劑，家喻戶曉的泰國香米就是其中一種。“在上世紀90年代的飯店里，好吃的大米都是泰國香米。”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水稻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水稻研究所稻米品質與營養聯合研究中心主任胡培松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專訪時如是提到。

實際上，早在30年以前，胡培松剛進入中國水稻研究所工作之際，即跟隨著名優質水稻育種家黃發松學習育種。“當時還沒有品質和優質的概念，主要還是解決‘吃飽飯’的問題，但是我們的研究方向就是優質。”

胡培松表示，這樣的起點并不是多么“高瞻遠矚”。其給出的理由稀松平常，“因為別人都在做高產，你再去重復做一些研究也不太合適，我們就想著做其他人不做的東西。”30年過去了，其團隊仍在朝著同一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人口占世界的近1/5，如此龐大的群體從“吃不飽”成功實現了“吃得飽”，“吃得好”則是更進一步的目標。在胡培松看來，這也是中國水稻育種創新突破的內容之一。

“人就像一粒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說的一句話，也是胡培松常記在心的一句話。在2019年任中國水稻研究所所長之前，他70%的時間都扎在實驗室和田間。“現在大概不到50%了，也只能這樣。說實話，科研人員做科研是最幸福的，你只要熱愛它，這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胡培松稱自己不喜約束，各地考察轉一轉，自己田里再看一看，對他而言是最開心的狀態。在他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堆滿了各種資料，黑色的舊沙發上團著一條薄毯，工作晚了這里便是床。

辦公桌背后的那面墻上，掛著一首插秧詩：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30年品質遺傳改良，起點：讓香港同胞吃上中國稻米

1964年5月，胡培松出生于杭州桐廬分水鎮后巖村，挨餓的經歷已經刻進了那一代人的DNA里。1982年，其從桐廬分中考入浙江農業大學（現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種子專業。

就在1981年的6月，國家科委、農委在北京聯合召開授獎大會，授予全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袁隆平等人特等發明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頒發的第一個特等發明獎。這一消息幾乎決定了胡培松后來的大學選擇，“當時非常震撼，而且還有獎勵可以拿，所以后來老師給出了幾個建議時，我第一選擇就是浙江農大。”

彼時浙江農大的種子專業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想賺錢補貼家里”的胡培松本科畢業時一心想進種子公司，然而成績名列前茅的他因為種種原因最終進入了杭州農校（現杭州萬向職業技術學校）。“當了2年老師，每周上4節課，空余的時間就是跟學生踢球。”這種輕松的生活讓心懷抱負的胡培松倍感焦慮，最終于1988年報考了中國農業科學院遺傳育種專業的研究生。

讀研期間，胡培松遇到了兩位恩師。“當時水稻所的所長熊振民先生和副所長閔紹楷先生，實際上他們當時都非常忙，那時候帶研究生的方式也不像現在這樣‘保姆式’，他們對我影響更多的不是知識，而是從他們身上學到如何做人。”

1991年，胡培松被分配至中國水稻所。中國水稻所是一個以水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多學科綜合性國家級研究所，1981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在浙江杭州建立，1989年10月正式落成。在胡培松的回憶中，水稻所彼時經費非常困難，“我和剛剛從湖南水稻所過來的黃發松老師一起成立了優質米課題組，白手起家，借了5000塊錢，邊做科研邊搞開發，就這樣開始了。”

黃發松是我國優質稻育種以及產業化發展的開創者。其于1961年大學畢業后被分配至湖南水稻研究所從事水稻育種研究工作，育成了湖南第一個秈粳雜交而成的抗稻瘟病矮稈粳稻品種“湘粳12號”。1991年，黃發松調入中國水稻研究所，任遺傳育種系主任，組建了優質米育種課題組。胡培松將黃發松視為自己水稻育種的引路人。

這一研究室成立之初的方向即是做優質稻，彼時這并不是一個熱門的方向。然而，優質稻的生產長期來看是一個必然趨勢，也是我國糧食由自給轉向商品化的重要標志之一，更是中國稻米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前提。

胡培松分析道，實際上優質這一方向彼時在浙江也算是“應景”，“1992年的時候，浙江出現了‘賣糧難’的問題，現在浙江水稻種植面積只有不到1000萬畝，但是我剛參加工作時有3000多萬畝，糧食有點多余，那最后剩下的當然就是品質很差的那部分。”

一開始，他們在距離水稻所兩三公里外種幾百畝種子田。買不起自行車、也沒有手機的胡培松，在水稻所和農場之間經常需要步行往返，“有時候人剛回來，又有客戶需要去田里看，就又得再回頭，那段時間很辛苦，但也開創了一個紀錄，我們的種子原來1斤大概賣幾毛錢，但那時候可以賣到10塊錢。”

值得關注的是，在1991年至1993年期間，中國水稻研究所、湖南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廣東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承擔了我國“八五”攻關“出口秈米新品種選育”課題，3年育成“中香1號”、“中香絲苗”、“中優晚1號”等8個新品種（系）。胡培松稱自己彼時“資歷尚淺”，“但黃發松老師鼓勵我，說年輕人要去闖。”

胡培松提到一個細節，“當時考慮到1997年香港即將回歸，香港人很多都吃泰國香米，也就是秈米，我們就希望香港回歸以后香港同胞能夠吃上我們自己國家的稻米，所以就開始攻關出口秈米新品種的選育。”

實際上，中國的北方人愛吃粳米，南方人則偏愛秈米，“就是以浙江分界線，杭嘉湖以南以秈稻為主體，杭嘉湖以北則是粳稻為主體，區域非常明顯。”然而，近年來的趨勢則是南方人也越來越喜歡吃“更軟”的粳米。胡培松對此強調一點，“稻米品質和它是秈稻還是粳稻沒有關系，只是國內原來的秈稻品質太差。”

在他看來，“更好吃”是秈稻需要努力的發展方向，但其對中國的糧食安全長期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秈稻目前大概占了我們播種面積的2/3，總產量占到稻谷的65%，基本沒有太大波動。”

胡培松自上世紀90年代開啟秈稻品質遺傳改良，并始終堅定地走在這條路上。截至目前，其以第一完成人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3項、省部級二等獎以上獎勵10余項，以第二完成人獲國家技術發明獎1項；此外獲發明專利21項、新品種權18項，發表SCI論文60余篇。

中國水稻研究所。澎湃新聞首席記者賀梨萍 圖

優質專用稻米，以及“健康中國”下的功能稻米

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胡培松獲得其最新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此前其主持完成了“超高產專用早秈稻品種中嘉早17等的選育與應用”。

“中嘉早17”于2008年通過浙江審定、2009年通過國家審定后，迅速發展成為長江中下游稻區主推早秈品種，當年便以傲人的產量，一舉奪得“浙江省農業吉尼斯”早稻百畝方示范紀錄；2010年被農業部認定為超級稻，2013年起連續5年是全國推廣面積最大的秈稻品種，2015年其應用1028萬畝，是1991年來唯一單年應用超千萬畝的早稻品種，約占長江中下游早稻面積20%。截至2019年底，中嘉早17全國已累計推廣6532萬畝，增產稻谷21.3億公斤，農民增收55.26億元。

胡培松提到，15年過去了，“中嘉早17”的種植面積已經在慢慢下來了，然而去年仍大概有三四百萬畝，有著巨大的市場，而一般品種的使用壽命在5年左右。“最關鍵的是市場需求旺盛，有市場農民種了以后賣得掉、糧食加工企業也賣得掉。”

“中嘉早17”系專用米粉稻品種。廣東的河粉、湖南的米線，均需要這樣的專用米粉稻。“我每次去湖南出差，都說不要把我帶到大飯店，就帶到米線店吃碗牛肉粉，那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胡培松介紹，通常而言，粳米和大部分秈米都做不成米粉，“做米粉的水稻品種跟我們平時做飯吃的是不一樣的，做飯吃的需要低直鏈淀粉，但是做米粉的恰恰需要直鏈淀粉含量是高的。”

但團隊要解決的一個核心難題是，優質米粉加工專用稻在要求高直鏈淀粉含量的同時，還要求具有長膠稠度，但這兩者存在遺傳連鎖。“直鏈淀粉含量和膠稠度是負相關的，也就是說，直鏈淀粉含量高的，膠稠度值是低的，這是普遍現象。”

據此前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顯示，“中嘉早17”利用中選181與D001-2雜交選育而成。其中，中選181為中國水稻研究所選育高產早秈品種，該品種產量 高，千粒重高，但植株較高，株型較散，易倒伏，稻瘟病抗性較弱；D001-2則于2000年7月從浙江省嘉興市農科院引入，后浙江省審定定名為嘉育253，該品種產量高，株型緊湊，穗型大，稻瘟病抗性較強，但結實率偏低。

針對上述兩個親本的優缺點，研究團隊于2000年冬季在海南進行配組，歷經4 年7季杭州和海南的選擇與加代，于2004年在杭州選擇5個品系進行品比鑒 定，其中1個品系表現突出，初定名為04YK17，即后來的“中嘉早17”。

該品種于2006-2007 年參加浙江省早秈稻區域試驗，表現高產、抗病、穗大粒多，對稻瘟病的抗性明顯優于對照嘉育293，產量比對照嘉育293增產6.2%。2007-2008年參加國家南方早稻區域試驗，產量比對照浙733增產9.12%。

品質性狀方面，經農業部稻米及制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2007-2008年米質檢測(國家南方稻區區試兩年平均結果)，“中嘉早17”整精米率66.7%，長寬比2.2，堊白粒率96%，堊白度17.9%，膠稠度77毫米，直鏈淀粉含量25.9%。其膠稠度長、直鏈淀粉含量高，適合作味精、米粉等工業加工及儲備用糧。

 “中嘉早17”是專門為米粉專用稻設計的，然而大面積推廣之后還給出不少設計之外的優點。胡培松補充談道，“中嘉早17”具有N、P、K高效，“南方2/3是中低產田，它對肥料的要求非常高，對三大肥料使用效率高，意味著它適應性非常廣，都能獲得相對穩定的產量。”此外，“中嘉早17”還具有隔（Cd）籽粒低積累的特性。2015年，湖南省從60個水稻品種中經過試驗篩選，得出“中嘉早17”的低Cd積累特性，后將其列入了2016年低Cd政府采購水稻品種。

總體而言，這一米粉加工專用早稻品種，也被證實是環境友好型早稻品種。其推廣應用，對綠色增產、重金屬污染區種植和食品安全均具有重要意義。

胡培松表示，他希望自己育成的水稻品種中能再出現一個大品種，被寄予厚望的是“華浙優210”。

這是中國水稻所與浙江省農業科技企業合作選育的豐產優質秈型雜交稻新品種。該品種去年在全國第一年試種，當年10月于湖南省醴陵市召開的現場觀摩及測產驗收會上，根據隨機選擇的三塊代表性田塊測產結果，“華浙優210”百畝示范片的平均產量為693.2公斤/畝。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胡培松團隊還將研究方向投向功能稻米，“在如何‘吃得健康’方面，我們還有更進一步的空間。”

胡培松認為，功能稻米作為一類特殊功能的水稻產品，是營養導向型農業、功能農業或功能食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此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所謂的功能稻米，是指稻米皮層、胚和胚乳等含有的某些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生理活性物質或特殊成分較普通稻米高或低，人們食用其稻米制品或深加工提取的活性物質或特殊成分后，可以平衡體內營養、預防疾病發生和促進疾病康復，且符合稻米安全標準的一類稻米產品。

“稻米主要成分是淀粉，此外還包括蛋白質、水分和少量脂類，另外還有一些微量的物質，但這些微量的物質往往是有功能的。”胡培松談道，從世界范圍內看，功能稻米研究日本走在最前列，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重視功能性水稻的研究與開發。以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開發的功能稻米“巨胚米”為例，這一品種針對高血壓患者，投放市場后受到極大歡迎。

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長期以來我國水稻育種以高產、優質(外觀加工品質)、抗病蟲等重要農藝性狀為目標導向，功能稻米的相關研究較少且不受重視。

而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大家對于健康越來越重視。胡培松認為，通過改善或完善現有的農業發展戰略，尤其是主糧作物水稻應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戰略方向，加快推進功能稻米相關研究及產業化，對“健康中國”等國家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糧食安全嗎？“緊平衡，但禁不起波動”

12月1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關于2022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根據對全國31個省（區、市）的抽樣調查和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全面統計，2022年，31個省（區、市）夏糧、早稻和秋糧產量的總和達13731億斤，比上年增加74億斤，增長0.5%，創下新高。這也是糧食總產量連續8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實際上，增產豐收的成績來之不易。去年秋冬北方罕見秋汛、今年夏季長江流域高溫干旱、東北地區南部農田漬澇災害偏重，這些均對糧食生產造成一定影響。從谷物來看，2022年的單產為425.3公斤/畝，每畝產量比上年增加4.2公斤，增長1.0%。然而，受南方地區高溫干旱影響，其中稻谷的單產為472公斤/畝，每畝產量比上年減少2.3公斤，下降0.5%。

如何看待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胡培松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

“從數據上來看，我們的谷物目前沒有問題，但也是緊平衡，禁不得波動。”目前，我國確保水稻面積常年穩定在4.5億畝以上、產量穩定在2億噸以上。

但過去的2021年，中國累計進口糧食1.64億噸，相當于我國產量的24.1%，該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其中，大豆一直是進口“大戶”。2021年，我國大豆總產量1640萬噸，比上年減少320萬噸，減幅16.4%；進口量為9651.8萬噸，比上年減少381萬噸，同比降低3.8%，全年大豆供應量減少701萬噸。

如何在保障水稻、玉米等糧食作物面積的前提下，增加大豆種植面積？四川農業大學教授楊文鈺曾表示，按照本土大豆平均畝產130公斤計算，如要實現1億噸大豆的進口替代，全國需要7.69億畝耕地，這很難實現。

胡培松認為，糧食安全是一個需要投入長期關注的話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結構調整大體經歷了四輪，其中第三輪即是，上世紀90年代末，糧食產量創歷史新高，“賣糧難”再次出現，國家實施戰略性結構調整，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面積大幅調減。直接的效應是，1998-2003年5年時間，糧食面積從17.1億畝降至14.9億畝，減少2.2億畝。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糧食面積減幅最大的一次，也是影響最深的一次。

“實際上波動很快的，糧食多不得也少不得，一多會出問題，一少也會出大問題。”胡培松如是強調。在他看來，拋開國際局勢、氣候變化等因素，糧食安全最大的威脅在于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下降。

“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農情。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全國現有2.3億戶農戶，戶均經營規模7.8畝，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有2.1億戶，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小農戶數量占到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

對農民來說，種糧除了保障口糧外，關鍵還在于收益。而糧食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社會效益高但經濟效益相對較低。2004年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最低收購價為重點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收儲制度。“糧價價格總體穩定，但鉀肥等農資在不斷地上漲，還要面臨自然災害等風險，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在下降。”

胡培松提到，目前早稻在全國每年的面積大概在7000多萬畝，曾經最多的時候將近有2億畝，“有領導問我能不能恢復到1億畝？我的回答是，從目前糧食收購的情況來看，農民是不愿意種的，因為種得越多虧得越多。”

今年2月，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介紹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新聞發布會上即指出，保障糧食安全重點是“三靠”，其中“第二靠”就是收益保障。唐仁健表示，糧食歸根結底要靠農民去種，農民種糧能賺錢，國家糧食就安全。

唐仁健彼時提到，今年將推動健全農民種糧收益保障機制，力爭做到政策保本、經營增效。政策上，適當提高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穩定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和稻谷補貼政策，實現三大糧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主產省產糧大縣全覆蓋。經營上，聚焦關鍵薄弱環節，大力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帶動小農戶提高種糧綜合效益。“總之，就是要讓種糧農民不吃虧、有錢掙，而且還盡可能多得利。”

胡培松反復提到，如果農民不愿意種糧，如何保證糧食安全？他給出全國各省糧食自給率的一組數據，“在歷史上，中國糧食供應一直處于南糧北調的格局，但在近40年中，這一格局已徹底改寫成北糧南運，例如浙江，在糧食自給率方面現在處于倒數第三。”盡管這是各地根據當地客觀實際進行資源重組的結果，但胡培松認為，這也可以明顯反映出一點，“經濟發達地區糧食自給率越來越低，一旦有了更有收益的就業機會，農民就不愿意種糧了，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冬季的科研基地。澎湃新聞記者賀梨萍 圖

種業的春天來了？“翻身仗是一個系統工程”

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打好種業翻身仗。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種業振興行動方案。2022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要求，加快推進種業振興。

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張興旺此前曾表示，中央對種業振興作出專門部署，這是繼1962年出臺《關于加強種子工作的決定》以后，時隔60年再次對種業發展作出的重大決策。

種業翻身仗怎么打？胡培松認為，盡管和玉米、大豆、奶牛、高附加值蔬菜品種等相比，水稻等糧食作物種子自給率較高、自主性較強，大田作物生產用種安全總體有保障，但同樣在打翻身仗之列。

他尤其提到兩點，第一、要培育好種子企業這個發展的骨干力量。“近10年之前，我國有近8700家持證種子企業。”2011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推進

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國發〔2011〕8 號），其中即提到要建立商業化育種體系、推動種子企業兼并重組等重點任務。2016年之際，國內種子企業一度減少至4000余家。然而，近年來，這一數字再次跳升至近10年前的水平。

一個明顯的短板是，中國的整個種業產業缺乏龍頭性的企業，行業集中度非常低。業內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排名前五的種子公司市場占有率超過60%，尤其前兩家企業的市場份額基本占到全球種子市場的45%。國內一家種子公司的負責人指出，這不僅僅是市場份額的占據，事實上對于整體的研發也帶來了獨特的優勢，而這兩者會持續地循環加強。

相比之下，中國種子企業的集中度較低，排名前五的公司市場占有率尚不足15%。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不僅造成了今天國內在種業領域競爭過于白熱化，過多的資源投放在營銷等相對不增值的環節，還對參與更好更多的國際競爭造成了很多困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怎么可能好？生存都很困難，這些企業既缺人也缺材料。”胡培松談道，“現在啟動種業振興，企業也會像大浪淘沙一樣，小企業肯定慢慢自動退出，中國的種子企業如果能發展到100家，企業至少有希望了，否則的話依然非常艱難。”

他同時提及，“經過近10年的發展，像先正達、隆平高科、荃銀高科等大的企業，它們的研發能力也非常強大了，已經慢慢開始跟國際接軌了，包括手段技術等方方面面，但這肯定需要一個過程。”

胡培松感慨稱，2011年之后，很多業內人士感覺到種業的春天即將到來，令人失望的卻是又進入了倒春寒。

企業小而散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品種的同質化現象極其嚴重。“大家在技術上都沒有大的突破，品種沒有特色，農民也非常痛苦，無所適從。2016年國家審定水稻品種是64個，去年審定品種739個。所以為什么以前的‘汕優63’一個品種一年可以推廣1億畝，我的‘中嘉早17’在2015年還有1000萬畝，現在最大的品種也就幾百萬畝。”

今年8月，農業農村部辦公廳也印發了《關于扶持國家種業陣型企業發展的通知》，根據企業規模、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等關鍵指標，從全國3萬余家種業企業中遴選了69家農作物、86家畜禽、121家水產種業企業機構，集中力量構建“破難題、補短板、強優勢”國家種業企業陣型，加快打造種業振興骨干力量。

《通知》強調，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必須把企業扶優作為打好種業翻身仗的關鍵一招，擺上全面推進種業振興的突出位置，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引導資源、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向重點優勢企業集聚，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發能力、產業帶動能力、國際競爭能力的航母型領軍企業、“隱形冠軍”企業和專業化平臺企業，加快形成優勢種業企業集群。

胡培松重點談及的第二點則是，整個農業生產中，良種是關鍵，而育種技術是良種選育的核心。

早期通過馴化選育農家品種，進程慢、效率低。20世紀30年代，隨著遺傳學的發展，通過遺傳育種創制的雜交玉米開辟了農業革命；6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圍內以矮化育種為標志的“綠色革命”中，科學家們利用一個半矮稈性狀基因適度降低了小麥和水稻的株高，克服了株高過高易倒伏的問題，使小麥、水稻等作物產量大幅度提高；20世紀70年代，以袁隆平院士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成功實現了水稻雜交。

“水稻育種已經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像跳高，中國名將朱建華2.39米的世界紀錄保持了很多年，再上去一點都很難，現在的水稻育種也一樣，不是哪一個基因能夠解決，它有很多復雜的性狀、綜合性的問題需要去考慮，但綜合性的東西靠人腦恐怕已經不夠了。”

對于育種歷史的發展，學術界有不同的提法。目前比較主流的一種是，1.0時代為農家育種；2.0時代為雜交育種；3.0時代為分子育種，包括分子標記、轉基因、基因編輯育種等；4.0時代則是‘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信息技術’育種。

4.0時代也被稱為智能設計育種時代，“發達國家已進入種業4.0時代，我國之前沒有這個概念，也是最近幾年在提，國內整體還處于2.0至3.0時代之間。”

胡培松提到，“簡單來說，傳統的育種家主要靠自身經驗育種，這也導致一些外行說這僅僅是碰運氣，但絕非如此，育種更像是科學指導下的一門藝術。然而，根據表型去育種肯定會存在機遇的問題，它不是一個刻意的結果，所以如果要真正地去做到設計育種，肯定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2月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啟動農業生物育種重大項目。“投入會非常大，我們希望通過10年時間，讓智能設計育種真正地常態化。”

“總體而言，翻身仗是一個系統工程，這仍然需要走過很長的一段路。”胡培松如是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