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拉克到伊朗：走上錯誤的老路？

在過去的一周，中東的政局圍繞著伊朗發生了兩大重要的變化：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就像《紐約客》所說的，雖然兩件事各有獨立的鋪墊過程，但是我們不該將它們分開觀察。促使以色列向伊朗在敘利亞境內的軍事設施開火以及美國選擇在這一時間點退出伊朗核協議的直接導火索都是同一件事：4月30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向以色列國防部報告稱，以色列情報部門已經發現了大量的“伊朗文件”，聲稱伊朗“大規模地撒了謊”，伊朗并沒有向世界坦白其過去的所有核設施。盡管聯合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始終表示所有突擊檢查都顯示伊朗仍然遵守著協議的條款，盡管伊朗核協議本身就是一個技術占主導的文件，并不依賴于伊朗方面的說法，但是在內塔尼亞胡的報告之后，美國即宣布退出核協議，以色列和伊朗的交火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大西洋月刊》將最近這一系列事件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小布什的決策過程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2003年2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向聯合國安理會做了一個報告，其內容與之前提到的內塔尼亞胡的報告有驚人的類似之處：他也指出，伊拉克欺騙了國際觀察員，實際上伊拉克在地下存放有大量的化學武器。同樣，國際觀察員也反對了鮑威爾的說法：時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的巴拉迪認為對伊拉克的武器檢查沒有問題，而歐洲的部分主要國家也不同意美國的看法——法國與德國明確拒絕參加伊拉克戰爭。小布什政府為了讓巴拉迪下臺，甚至開始監聽他的電話。整個反巴拉迪計劃、支持伊拉克戰爭的“鷹派”指揮官是誰？約翰·博爾頓——而他現在正是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大西洋月刊》指出，15年之后，美國似乎正要走上一條錯誤的老路：美國的外交政策還是沒能擺脫2003年的思路。按照這一條思路走下去，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的舉動是符合邏輯的：博爾頓指出，正是因為核協議阻止了美國制裁伊朗，因此伊朗能夠“橫行中東”——而實際上，更本質的原因卻是當年博爾頓大力支持的伊拉克戰爭削弱了伊拉克的力量，才讓伊朗擁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博爾頓以及內塔尼亞胡的說法所存在的漏洞與2003年的博爾頓和鮑威爾極其類似：他們都正確地指出了伊拉克和伊朗過去曾經開發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都沒有證據證明在國際監視之下，這些武器仍然存在。令人驚訝的是，盡管伊拉克戰爭已經證明這一漏洞是致命的，今天的美國政府仍然選擇采信博爾頓的說法。

《大西洋月刊》提到這種奇怪邏輯背后的三個原因。首先是美國的政黨政治。在美國共和黨內，仍然有大量的人認為伊拉克戰爭是正確的——這不是出于任何扎實的分析，而只是“對共和黨的忠誠”。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是這種政黨政治的極端體現：他并不十分關心伊朗核協議中的具體內容，而他自從競選以來就宣稱這一協定是“糟糕的交易”，純粹是為了破壞奧巴馬的政治成就。奧巴馬任內最重要的兩大成就，第一是國內的醫改——最終共和黨沒能用自己的方案將其取代，因此特朗普就轉向第二大成就，即伊朗核協定。無論它是否是遏制伊朗核武器的有效手段，只要是奧巴馬任期內完成的，那么共和黨就要破壞它。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外交政策辯論中普遍對以色列的好感。猶太人在美國政界的強大影響力以及美國歷來對以色列的支持，意味著當以色列正由內塔尼亞胡這樣的總理主導時，伊朗的問題顯得尤其突出。美國始終感到它必須在外交上幫助以色列抑制伊朗。但是正如《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都指出的，自從1953年以來美國的在伊朗的外交政策不僅錯誤頻出，實際上還幫助了伊朗：首先他們協助英國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薩臺，只是因為這位伊朗左翼領袖想要推動石油企業國有化。隨后他們在伊朗樹立了巴拉維王朝，支持沙阿（Shah）對伊朗民眾進行大規模壓迫。美國又沒能注意到1977年伊朗的革命風潮，在伊朗人質危機中做出了致命的錯誤決定。2001年美國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薩達姆倒臺，2014年美國聯合80個國家打擊伊斯蘭國組織，這些都是在為伊朗清掃他們周邊的敵人，使伊朗能夠在被美國打擊的國家里建立自己的勢力。因此，盡管在意愿上美國始終試圖幫助以色列，但是實際上在伊朗問題上幾乎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第三個原因是美國媒體的封閉性和“健忘癥”。盡管歐洲各國都反對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這也是第一次歐洲與美國完全對立——美國的電視和報紙上仍然充斥著美國人自己的評論，這就讓美國普通民眾的視野顯得十分狹窄。另外美國的輿論界體現出強烈的健忘癥，幾乎從來沒有人想起博爾頓在伊拉克戰爭時期扮演的角色，所有人都完全被當前的伊朗問題迷住了雙眼。這種實際性的、缺乏歷史性的思維方式也導致許多人會去支持這些看似合理、實際荒唐的外交行為。

美國例外論的不同表現

在所有這些國際政治外交的表面因素之下，《大西洋月刊》從歷屆總統對于“美國例外論”的不同傾向來解釋美國采取的不同外交策略。《大西洋月刊》將美國例外論分為兩個部分，即“責任例外論”和“權利例外論”：前者來自于二戰期間美國的海外戰爭，因為美國獨特的“民主傳統”，因此美國有責任維護世界的秩序；后者則來自于美國在一戰后拒絕加入國聯，因為美國的獨特性，它只需要對自己負責，而不需要遵守國際秩序和國際法。歷屆總統在這兩者上的不同傾向，使他們表現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例如小布什較為傾向于權利例外論，在他任內美國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然表現出了對國際責任的擔當；奧巴馬則傾向于責任例外論，因此美國加入了巴黎協定，但是他缺乏國際合法性的無人機打擊活動則是權利例外論的體現。

特朗普任內的美國政府因此尤其突出地表現出權利例外論的傾向——事實上它幾乎放棄了所有責任例外論。博爾頓無疑是這種傾向最突出的體現：長期以來他都強烈支持美國用武力打擊其他國家，但是卻反對國際秩序的建立，例如他反對國際法庭的存在，因為他擔心這種法庭可能會用來制裁美國人。換句話說，特朗普和博爾頓主導的美國外交政策只強調美國的主權，美國是國際法中的例外，然而其他國家都必須遵守國際法。因此，美國可以隨意退出伊朗核協議，想象伊朗會重新坐到談判桌前，像原先反對伊朗核協議的人所說的那樣，除了核武器之外也停止彈道導彈的開發以及停止在敘利亞建立軍事影響力。但是，在美國失去信用的同時，很難再讓伊朗相信美國還會遵守任何新的協議。

當然，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可能直接接受這種單方面的美國權利例外論。因此，美國退出伊朗核協定之后，世界將要面對眾多的危機。首先，美國與歐洲之間將會出現明顯的裂痕：隨著美國表示即將重新制裁伊朗，它要求歐洲各國的企業也必須逐漸終止在伊朗的投資和商業活動。這對于歐洲國家的經濟將會帶來影響，面臨損失的是歐洲各大企業的工人。因此，直到現在歐洲仍然在努力說服伊朗，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核協議還能繼續維持。但是它能維持多久，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洲與美國最終如何協調關系——歐洲會不會允許美國制裁他們那些在伊朗有利益的企業？

第二個危機，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即這一事件對朝鮮半島的影響。當朝鮮正在走向無核化的過程中時，美國在伊朗的舉動無疑會使朝鮮懷疑任何有關無核化的協議是否有價值。如果因此而造成外交磋商的失敗，面對兩個核危機的世界無疑將會十分緊張。

無論如何，看起來美國在退出核協定之后，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讓伊朗再次回到某種協議當中來。這與伊拉克戰爭又有相似之處：推翻薩達姆之后的小布什政府同樣不知道應該怎樣占領伊拉克。許多特征都指向同一個觀察：美國似乎又在走上2003年的錯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