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山霞飛，霅水流長。太湖之州，鴻雁來翔。茶經故里，陸羽家鄉……”在主題曲《茶經故里》悠揚的旋律中，“第二屆全國茶道哲學高峰論壇暨首屆全國自然國學專題研討會”于近日在浙江湖州舉行。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者，以及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等多家茶文化社會組織的代表共200余人參加了會議。

在大會主題發言環節，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書記于金龍、大益茶道院院長吳遠之、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會長楊金土、中國人民大學茶道哲學研究所所長李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所研究員沈冬梅分別圍繞“自然國學何為”、“茶道認知及心理研究”、“《茶經》的社會背景、學術意義與當代價值”、“《喫茶養生記》中的喫茶及其意象”、“岡倉天心《茶之書》與時代之研究”等主題進行了闡述。

為期兩天的會議上，與會學者提交了關于茶文化的歷史流變、陸羽和《茶經》、茶道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歷史文獻以及與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的關聯、自然國學研究的學術傾向等議題的50余篇會議論文，圍繞“茶道：茶文獻的當代哲學解析”、“茶道哲學與自然國學：典籍與思想” 兩個主要議題展開了深度探討。

茶：從草木湯藥到人倫日用

陸羽之前的時代，茶寫作“荼”，有著藥的屬性。相傳神農氏是最早發現和利用茶的人。《神農本草》里記載植物，大多是對自然草木的簡單認識：哪些是苦的，哪些是甜的，哪些是熱性的，哪些是涼性的，哪些能充饑，哪些能醫病……其中記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顯然這里的“荼”是作為一種藥物被記錄的。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陸羽在《茶經》開篇，就對茶的自然形態及植物屬性做了詳細描述。他還歸納了前人對茶的稱呼：“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樹產地廣袤，茶類形式多樣，茶飲功能豐富，其字形及稱呼自然也是豐富多變。

關于茶從草木湯藥到人倫日用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郭清香以日本高僧榮西的《喫茶養生記》為例進行分析。她認為《喫茶養生記》在茶的宗教神圣性和世俗功用性交互作用的基礎上建構起喫茶與養生的關聯。茶是仙藥，“仙”來自于茶的神奇來源，“藥”指向現實的治病養生功用；前者是茶之宗教神圣性的體現，后者主要通過茶德——茶的各種功能和作用體現。人們吃茶養生的日常活動，則是在勾連天與人、身與心的統一性，將茶的神圣性和功用性兩個維度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北航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田真則在論文《中華文化源流與茶文化的孕育形成》中指出，人們對茶的利用經歷了藥用、食用、飲用的變化，并把茶從單純的食飲之物演變為表達心志的載體。早在秦漢時代，茶就作為單獨飲料進入人們的飲食體系；至魏晉南北朝，飲茶之風在南方的茶區興盛，西晉文學家張載所作《登成都樓詩》、左思所寫《嬌女詩》，以及《世說新語》記載東晉司徒長史王濛客來必飲茶的趣事，都印證了當時一些名士嗜好茶和富庶之家飲茶的日常化；中唐以后，茶事興盛，據唐代楊曄《膳夫經手錄》記載，“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歷遂多，建中以后盛矣”，“今關西、山東閻閭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這都表明，飲茶已漸成百姓日常生活之事，茶為食物，無異米鹽。

茶道：從文化符號到文化名片

“茶”之字形，即人在草木間。茶乃天地自然孕育而生的獨特草木，喝茶，也便成為人貼近自然、融合自然的重要實踐途徑之一。從草木湯藥之茶，到合自然之茶道，茶文化在與不同時期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發展。

在宗教神權時期，茶由于有藥理功效，逐漸成為“天人感應”的重要媒介之一。《周禮·地官司徒》中有“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尚書·顧命》則有“王（周成王）三宿、三祭、三詫（茶）”，可見在周王朝時期，作為祭品的茶，已經承擔起通達天地、感應自然的職能。及至《茶經》問世，使得“南方之嘉木”的茶逐漸由南向北，與中華“儒釋道”主流文化進行大融合：儒家經茶體悟君子之道，以達君子賢人人格；佛家通過茶來悟道，通過“喫茶”達到禪的境界；道家以茶為媒，修道以達到天人合一、萬物與我一體的瀟灑自然境界。

湖州陸羽茶文化研究會楊金土、張西廷在討論中認為，陸羽《茶經》的誕生成功地把飲茶習俗向百姓大眾普及。《茶經》是對唐以前飲茶的總結，又是對唐代茶藝的全面闡述，標志著茶文化的正式形成、茶道思想的成熟和確立。在唐以前，茶主要是作為藥用或粗放型的解渴飲品，唐代開始從以茶為藥、以茶為羹質變為品飲之茶——對這一轉折，《茶經》發揮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可以說，陸羽之后才有了成形的茶道，使茶文化得到質的提升。

對此，李萍表示認同。她指出，唐代出現的“茶道”、陸羽《茶經》所做的集大成者，終于將茶變成了非物質性、非日用型的審美對象和價值載體，真正意義上開啟了“茶”到“茶道”的轉變。宋代從粗獷的“煎茶法”轉變為“點茶法”，唐代茶飲那種表演性、儀式化的比重在宋代有所下降，開始強調煮茶者（茶主）和飲茶者（茶客）之間的互動斗茶，飲者相互唱和，因茶而發問內心不斷自省，并由此反觀世界，力圖達到物我兩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由茶悟道，將道注入飲茶、品茶之中，這被視為一種獨特的修為、靜養，飲茶活動開始獨立出“柴米油鹽醬醋”，與“棋琴書畫詩酒”并列成為中國文人的素養。飲茶品茗中的賞玩、體驗、覺悟，這就是中國茶道。因此，她認為中國茶道肇始于唐代、成于宋代、盛于明代，再現了儒家自然觀中對天地之性和人之德的關注，遠離了道家的隔世和釋家的出世，突出了茶、人、道三者合一的追求。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晉陽學刊》編輯部學者路強認為，陸羽《茶經》中最早將茶的內在精神與倫理勾連在一起，提出了“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而最早對茶道概念做出解析，則是在明代張源的《茶錄》中：“茶道，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精、燥、潔，茶道盡矣”。對茶道的這些定義，無疑都直接指向了茶及其相關的行為，能夠直接與人的價值判斷相契合。因此，從倫理維度去透視中國茶道，能夠使茶道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影響得到更為深刻的體現。

大益茶道院副院長徐學則舉西晉張載論茶的名句為例——“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指出當時茶在文化層面上，已經超越了其他任何一種“飲料”。而到了唐代，陸羽創設出一整套煎茶的流程、器具與禮儀，使得飲茶不再僅僅是生活之需，而是一種文化活動，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蘊藏了哲學、藝術、宗教、道德、審美等元素，以陸羽、皎然、盧仝、元稹等為代表的文人參與，使茶真正有了文化品味。

吳遠之則認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符號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有體系的，比如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就有書法、國畫、中醫、京劇、茶道、插花、絲綢、陶瓷等等。近年來，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接見外國首腦時，經常舉辦各類形式的“茶會”招待活動，在外交場合，“茶敘”已經逐漸成為富有中國特色的高規格接待禮儀。

茶道哲學：價值視域下的生命追求

陸羽有一首《六羨歌》收入《全唐詩》：“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人省，不羨暮人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在陸羽看來，在喫茶品茶中體悟生命，茶源于自然復歸自然的品性與其自身的人生取向合二為一。

陸羽的好友高僧皎然也有《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多泛酒，誰解助茶香。”在皎然的眼中，酒是俗人喜歡的，茶才是與禪境自然相配的事物，讓心貼近自然，保持良好的心態，才是修身之道。

對此，李萍在發言中指出，茶本是萬千植物之一種，乃具體實在之物，茶自身是無法企及道的，是人賦予了它道的屬性。而“茶道哲學”則是對茶道進行哲學審視。中國茶道源于雅文化，是一種士大夫式的生活體驗，中國茶道哲學研究就是對中國傳統文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檢視。

她以日本武士階層“士文化”的價值構建為例，闡述了茶道哲學的演進和實踐過程。在中國，“喫茶”的說法在唐朝以后就很少使用，只存留于佛教文獻和地方茶文化中，日本高僧榮西的《喫茶養生記》寫于他從南宋留學回國后，他在書中將“喫茶”理解為一種治療行為，這既不同于當時中國宋代士大夫階層的茶文化，也有別于日本貴族自中國唐代接受的茶理念。榮西從養生入手借治身以治心，推廣喫茶中的心身一體，最終在“心身一體”價值視域下構建了日本新興武士階層的“士文化”。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沈冬梅以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岡倉天心的《茶之書》為切入點，指出茶道哲學是人們在價值視域下對于生命意義的追問和思考。岡倉天心在提到中國文明時曾說：“對晚近的中國人來說，喝茶不過是喝個味道，與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無關聯，國家長久以來的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索生命意義的熱情”。

在分組討論環節，多位學者對茶道哲學的學術發展以及如何推進茶道文化發展等問題提出了不同建議，對中外茶道的比較研究也有各種觀點。《哲學研究》編審羅傳芳提出，茶本來是自然物，人賦予了茶以文化和哲學的含義，但茶道哲學研究不僅要“續香火”更要“接地氣”。

會議舉辦期間，湖州市吳興區政府正在舉辦“陸羽茶文化節”，與會專家學者還參加了紀念陸羽誕辰1285年祭奠大會、湖州市“全民飲茶日”活動，深度體驗地方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