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憂，唯有讀書

李四龍。

我是上海人，初中的時候從浦東考到浦西，在復旦附中讀的高中。那時，在我們附中孩子的心里面，復旦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所以考大學的時候，沒有別的想法，就是考復旦。我很順利就上了復旦大學，讀的是哲學。大學畢業后有兩年時間在上海一家軍工企業的黨委機關編企業報。這個軍工企業是航天領域的，有一個口號：“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最初我覺得這個口號太假了，但是后來發現，我們航天人真像電影描述的那樣，兢兢業業，在自己的崗位上雖很平凡但很拼搏，又搞科研又建房子又鋪鐵路，什么都干，酒泉基地是第一代航天人就這么建起來的。

我在去軍工企業之前就想好了考北大。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考到了北大哲學系，我說：“你先去，兩年以后我過來。”我覺得不能老是待在上海，還是要去別的地方看看，也是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復旦和北大的差異，也開始了解“京派”和“海派”。“海派”是比較自由開放的，比如復旦的老師思想觀點比較前衛，也比較敢于說話；“京派”是相對保守、穩重，同時又比較注重積累的，北大的老師有些觀點總在拿捏分寸，特別重視經典，對文獻、歷史特別重視。

我在復旦的時候主要是學科學哲學，研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所以我畢業去了軍工企業。不過后來我發現我干不了這事，因為研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首先得對科學本身非常熟悉，甚至得走在科學前面，只有這樣才能夠真切把握科學中的哲學問題。本科期間我從對科學的關注逐步轉向對人自身的關注，喜歡基督教神學。在軍工企業工作期間，我讀了很多基督教的書，特別是深受基督教影響的俄羅斯小說，但與此同時，我覺得還是要了解中國人，尤其是我們那些可敬的航天人，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斗志昂揚，艱苦奮斗，卓有成效。還有我們周邊那些平凡的人，他們生活很苦，但是他們能苦中作樂，每個人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歸屬，找到自己的成就感。這樣一種精神、這樣一種力量來自于哪里？這是我想要弄明白的。所以我想考北大的中國哲學，北大的中國哲學在當時是最強的。

當時先我考進北大的同學推薦我報考樓宇烈先生。因為我從小就是學霸，所以對考試沒什么怵的，考試一般沒什么問題，最后我考上了。那時候樓老師正好也有一個小變化，那段時間他在研究佛教，熱情高漲，他說今年不想招研究儒家的，就想招一個研究佛教的，問我能不能改報佛教方向。我說可以，當時還大言不慚地說：“儒釋道三家，儒家、道家自己看看書就行，佛教特別需要老師指導。”樓老師聽了挺高興，就把我錄了。1993年9月我就到北大讀碩士了。我來的時候張岱年先生還在，見過多次，十分敬佩。

我比較珍惜讀研的機會，最初的兩年，天天就是圖書館、教室和宿舍“三點一線”，那兩年時間我都沒怎么離開校園，那是我讀書最集中的歲月。之前在上海工作兩年，攢了一點錢，每到冬天的周末，經常和我的復旦老同學聚在一起吃涮羊肉。還有一位當時在經貿部工作的復旦老同學，經常到北大來請我們下館子改善伙食。人生能夠這么靜心地、無憂無慮地讀書，實在是太美好了。那時，我經常去圖書館看書，發現有一位老先生經常比我還早到，一打聽原來是季羨林先生，像季先生那么大的名望，還那么早去圖書館看書，真的讓我很感動。現在有多少人成名以后還在看書？但是我始終相信北大還是有一大批這樣的學者，很多老師以看書為自己人生唯一的樂趣。李零老師有一句名言：何以解憂，唯有讀書。現在你要是去問學生的話，恐怕很多人的目標不是讀書，而是經商從政。今天的北大更開放了，有一批老師非常質樸，也有一些老師思想非常前衛，所以說，未名湖是一個海洋。老師群體有多樣性，學生里面也很多樣，大家都有一些個性，這里就像一個現代的世界大學。

因為專注學習，碩士二年級時我有了一個機會，寫了平生的第一本專著，后來在博士期間出版了，這使我真正體會到了讀書的快樂。我來北大報到的時候，只帶了兩類書，一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類是和德語有關的。學中國傳統文化對我來說是補課。我讀本科的時候學中國哲學史，反復閱讀《道德經》后覺得沒必要再看別的了，足矣，等到我考研復習的時候，發現朱熹也很厲害，這才知道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本科的時候，我對西方神學特別有興趣，因為西方近代的神學家主要是德語區的，所以我瘋狂地學德語，當然，也學一些西方哲學。因為當年考北大的復旦同學有一位考了社會學系，我也很自然地跟著他們上了一些社會學課。我對那一屆的社會學碩士生特別熟，我們住在一棟樓里，樓上樓下，我經常打完飯就直接到他們的宿舍里去。不過，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我的精力就全放到佛教研究上了。

北大賦予我廣袤的思想空間

最初到北大的時候，我覺得北大的學風非常質樸、厚重，是我喜歡的地方。別人老說我們上海人油滑，實際上，上海人不會隨便許諾，有些小氣，但許諾了一定要實現。對這一點，我作為上海人非常自豪，這是人性里最樸實的一面。在這一點上，我心中的北大更加上海人。張岱年先生、樓宇烈先生，還有許抗生先生等這些老北大，真的是非常質樸，他們很不講究穿著，但對讀書思考十分專注。北大的中國哲學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崇高，就是因為有一批老先生特別重視經典歷史，在長期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沒那么多花拳繡腿，沒那么多理論框架，但是說話有根有據，最講究“心知其意”“讀書要有心得”，而不是堆材料、貼概念。

譬如，我的導師樓先生對我寬容大量。這個寬容大量不是說我做錯事了寬容大量，而是在學術上給予一種自由的發展。人文學者里面有些老師，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很霸道，學生有一點新的想法或者做的跟他不一樣，他就會橫加干涉，甚至是威脅。樓老師不會這樣，他總是給你把一個大方向，給你一些提醒，然后讓你去自由發展。我的一些學術方向，基本上是在他的啟發下自己琢磨。只有這樣培養起來的學習興趣，才會歷久彌新，不管遇到什么麻煩，我們都會任勞任怨。

樓老師做到寬容大量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他的心胸確實很開闊，另一個因素是他的學問扎實，知識面寬，對中國哲學史、佛教史典籍如數家珍，甚至對中國的傳統藝術還很精通。當年，那些老師方方面面都有基礎，然后慢慢成為某一個領域的權威。現在很多老師是一個速成的專家，在某一個領域里面有積累，但是出了這個領域所知有限，對自己的學生基本放養不管，這不是寬容大量，而是不太愿意去指導跟他學術興趣不一樣的學生。

留校工作以后，我在北大的每天就很平穩，平穩到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太關心的狀態，反正該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想也沒用。1993年我在上海工作的時候工資接近2000塊錢，但等我讀完博士，第一個月北大發給我的工資是500塊。好在我擅長做編輯，當時在外面還有一份編刊物的兼職，算是在生活上緩過來了。東方不亮西方亮，只要你真能干事，干好事，就不用擔心沒有錢。不要發愁，但必須努力，每時每刻努力工作，這是我的信仰。到現在，我每天基本上保持十幾個小時的工作，從來不會覺得辛苦，辛苦是我的命。行政工作、教學工作、自己的寫作，每天基本上都是這樣，除非身體不允許，所以我的生活也很簡單。每天努力，你還擔心錢嗎？不用擔心。我們教書，做學術研究，這個行當決定了不會掙太多的錢，不過，這個行當也很穩定，通常不會為錢發愁。生活很簡單，能夠盡可能去想一些超越謀生的事情。

從民俗學的視角看佛教

《中國佛教與民間社會》是我的少年之作，這本書為什么會出現呢？我讀碩士的時候，老跟社會學系的朋友們在一塊上課，當時除了社會學理論之外還上了一門課：民俗學。當時上課的老師叫周星，是一位很有才華、很有思想見地、特別勤奮的老師，他當時對我影響挺大。他幫我們解構老百姓日常生活里那些看上去好像有點滑稽、無聊，但實際上包含很多生活內涵的事情。周老師從中建構了很多生活意義、生活秩序，憑借外人可能覺得有點俗氣的東西去建構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我一直上他的課，琢磨在我們佛教領域里面怎么塑造日常生活。當時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現在叫國學研究院），正在組織編寫一套叢書。這套叢書的規模挺大，我們當時的哲學系主任葉朗老師找到我們這些學生。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至少能鍛煉自己。其實，我答應的時候也猶疑能不能出版，甚至心里犯嘀咕：學這么點就要出書了？不過，還是決定寫。寫作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師的幫助，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勵。寫了這部十萬字的小書，就順手寫了一篇論文《民俗佛教的形成與特征》，先是發表在我們的學生刊物《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上，當時就有朋友把它推薦給《北京大學學報》，這篇文章就成了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20世紀90年代，我剛開始學習佛教史，當時幾乎有一個定論，認為宋以前的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宋以后逐步衰落。我用民俗學的方法分析之后發現，并不能這么理解中國佛教史。佛教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就是要讓老百姓信，在社會上起到教化的作用。宋以后的佛教幾乎延伸到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站在民俗學的角度來講，中國佛教取得了絕對的成功。它真正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宋以前的佛教做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情況就不一樣了。我的這本小書，就是要否定那些認為宋以后佛教是衰落了的說法。這本書一版再版，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不是這本書寫得好，而是我用一個新的視角去重新思考歷史，以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式講述活在老百姓身邊的佛教。如果沒有去上周星老師那門課，如果沒有這個思想方法，哪怕寫書的機會來了，恐怕我也不會寫出這本書。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現在成了國學研究院。在北大留校工作以后，因緣際會，我后來在國學研究院做了多年的博士生班主任，也算是有了一點回報感恩的機會。人生有很多事情，就是這么不可思議。

神學實則在談人

大學的時候，我有時購物遛彎到上海西藏路、南京路，那邊有一個教堂——沐恩堂。去了幾次，免費領了幾本書，慢慢地接觸到了神學。當時在讀大學本科，念的是科學哲學，準確的說法是自然辯證法專業。雖然我是理科生出身，但沒有了系統的訓練，科學的實驗室已不太可能進去了，進去也搞不懂。但是，那些教堂就在身邊，我無意之間進去參加了它的一些儀式，覺得挺有意思的，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老家的鎮上有一個耶穌堂，但從來沒想過進去看一眼，讀大學的時候，突然有一天走進去了，慢慢地開始了解什么是神學。很多年以后，我已經是一位佛學博士了，在朋友的介紹下譯了一個小冊子《神學入門》。事情往往就以這種奇特的方式結束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

神學表面上是在談神，實際上是在談人，談人怎么在現實生活中安頓自己。人在上帝面前的一種信仰，只是人安頓自己的一種方式，可以在上帝面前靜靜坐一會兒，沒有任何防范地去向一個偉大力量傾訴，這個時候是最放松、最無拘無束的時候。因為我們經常生活在一個包裹中間，每時每刻都給自己一種限定，有意無意地提醒自己：這是一個什么場合，我今天面對一個什么人，我應該怎么表現，我應該怎么說話。所以，在某種精神力量面前，禱告也好，禮拜也好，實際上是自我釋放一種力量，讓我們能夠真實地面對自己，不再受任何源自生活的某種力量的約束。至于這位上帝是誰，從一開始我就不是很在意。

有很長一段時間，即使在我專門研究佛教以后，我還想做一個基督教研究的學者。現在，或許還能做一些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但投身于基督教研究的沖動幾乎沒有了。人生就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我慢慢成了一個佛教學者。從1993年到2005年，我幾乎所有的精力是在研究佛教，其他的學術興趣不斷萎縮。但在2005年，我的生活有了一個新的開始，擔任北大哲學系副主任。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這是一個“官”，而是一份苦差，所以很多年以后我表示要解任不干的時候，那是發自真心的。但在2005年，我還從來沒有擔任過行政職務，對這個“副主任”還是很好奇的。上任伊始，發現正好是北大宗教學系成立十周年，我就想搞一次紀念活動，但實際上根本就沒人理我。我想那就算了，但我還是偷偷地給宗教學系成立十周年搞了一次慶祝，決定要開一門新課——中國宗教史，要在各門具體的宗教史的基礎上，開設一門綜合的中國宗教史。從整體上去認識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這也就是我當年要從上海到北大的原因，理解中國人——到底是什么樣的文化傳統構成了今天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宗教”只是一個概念，它要比“哲學”更真實地體現中國人的文化傳統，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甚至還有豐富的民間信仰。哲學家的思想和老百姓的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既想了解天才人物的思想，更想了解平凡人物的心靈事跡，包括他們真實的信仰、他們對于世界的真實理解。“中國宗教史”開到現在，已經持續了12年，這中間有很多老師參與。記得第一次上課，我請樓先生開場，那個學期還請了系里四位老師一起主講，后來就成了王宗昱老師和我隔年的秋季輪流主講。我們希望建構一個從整體上認識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宗教史，這門課是大類平臺課，我們希望其他專業的同學也能對此有所了解。我們這些在大學里教齡相對算老的老師，非常在乎自己講授內容的完整性，很在乎知識的系統性。不過，現在的年輕學生好像更關注知識有沒有意思，如果覺著沒意思，他們根本就不在乎老師嘴里的“系統性”。

時代確實在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關注點。我們當年讀書的時候，想學一個東西首先追究的是一種原原本本的來龍去脈。比如我要學神學，那神學什么時候發生的、怎么發展的、現狀如何，在學了這些基礎知識以后，才去討論誰最有意思。現在的學生一上來就問：誰最有意思？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又比如我們當年讀書，要讀到一本書挺不容易的，要獲得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也挺不容易，更不要說與人討論。現在孩子們拿手機百度一下，知識性的東西就都知道了。我們現在關注“通識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學生最關心的事情直接告訴他們，激發他們的興趣，把研究的理由、方法以及有趣的話題拋給他們，讓他們自己鉆研下去。

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人，更習慣專業教育。現在的通識教育，實際上更強調不同專業之間的結合點，真要講好這樣的課程，對老師的知識面要求更高，對老師的理論思辨能力要求也更高，老師在課堂上要有“撩人”的本事。對大學老師來說，讀材料、念講義的時代結束了。我自己講中國宗教史，真切地體會到了這種教學上的變化。北大學生的知識面很寬，領悟力也很強，他們要的并不是系統講授，這只需要點到為止，他們更需要深入的分析，然后回去自己“煉”。要逼他們回去自己看自己寫，還要跟他們討論，表情還不能太正經，這可能比講課更重要。在學生時代，我從神學走進佛學；當了教師以后，我跟自己的學生一起成長，又從佛學走到了中國宗教——在我看來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研究視角。

我的天臺宗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是寫天臺宗的創始人智者大師，從此我被認為是研究天臺宗的學者。但我更關心天臺宗給中國文化帶來的新思想，更愿意了解一個外來文化與本土社會之間的磨合過程。佛教的傳入帶來了一種思維方式，帶來了一堆新的術語，還有一批新的經典，這使得中國人的知識結構、經典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最近的研究，是在考察佛教的傳入如何改變了中國的醫療文化系統。在宗教史上，不光是佛教，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會借醫傳道，這是有普遍性的規律的。宗教徒和醫生一樣，都在“救死扶傷”，一個在乎肉體的健康，一個更在乎精神的存在，尤其關心死后的生命狀態。醫學與宗教，有太多太多的交集。如果醫生、病人的內心對生命一點敬畏感都沒有，治病幾乎是不可能的。佛教自己有一套醫療文化，明確地區分了兩種疾病，一種是生理性的疾病，一種是心理性的疾病。佛教在治療心理性疾病上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多辦法能讓你的日常生活變得平安、寧靜，讓人沒那么多的煩心事。念經也好，打坐也好，單純地相信佛、菩薩、師傅的加持力，所有這些，都有可能讓人沒有雜念。這里有科學也有宗教，而事實上，每個人的內心總是在虛幻與真實之間，如同清醒與睡夢。

最近半年，我一直在研究天臺宗里面涉及治病的內容。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讀到了這些東西，但是沒感覺，現在就不一樣了。因為我系統地講了好幾遍中國宗教史，再來看這些材料，就發現這背后有非常豐富的思想內容。宗教為什么會對我們中國人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因為它有實際效果，這個實際效果就是醫療，它真正影響到了我們的醫療文化。

天臺宗特別重視經典和禪修這兩個方面，它的核心思想是止觀修行。智者大師花了很多時間在講如何治病，認為止觀的顯著功效之一就是治病。

我在研究的時候發現，智者的講解大量引用了中醫的說法。在他那個時代，正是中醫取得重大發展的時代。從中國疾病史的研究來看，南北朝的瘟疫控制得非常好，要比此前的兩晉時期少很多。這很可能與當時佛教、道教在傳法的時候大講治病有關。治病，看上去好像很普通，沒有什么思想內涵，但是怎么治病，卻大有玄機。采用什么醫療技術與醫學理論，直接反映這個時代的文化構成。南北朝時期，佛教醫學與中國傳統醫學主動融合，是佛教中國化的真實體現。這是我最近非常關心的事情。而印度的佛教，到了隋唐，成了中國文化取得新的突破的重要原因。

佛學院的宗旨

我們常說，北大有三大功能：一個是學術研究，一個是人才培養，一個是社會服務。按照我們校長的說法，人才培養是第一位的，大學的核心使命是教書育人。為什么請你來教書？因為你學術研究做得好，但把你請來了，就要教書育人。特別是人文學科，更要把教書放在第一位。

我們有時候也做一些社會服務的工作。譬如，我的專業是佛教研究，平時就和一些佛學院、寺院來往密切。譬如，我和深圳的本煥學院關系不錯，從這個學院的創立到現在的運行，我不斷地去參與、去了解。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宗教在眼下都是客觀存在的。中國有這么多人口，大家的生活經歷、知識水平都不一樣，包括家庭狀況、收入結構，也都很不一樣，這就導致了大家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樣。實際上，很多社會問題就是因為人沒有和社會同步成長或共命運造成的。如果這個社會退步了，你也要心甘情愿地退步，及時調整心態去面對它；如果這個社會進步了，你也能夠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這是大勢所趨，個人在這個社會大潮面前實在是太渺小了。對宗教徒來講，整體上和社會是有一定距離的，多多少少在排斥這個社會的進步，所有的宗教徒都有一定的出世傾向，只是程度不一而已。這種出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瑣碎與無聊，總是超脫一點，在生活里不是那么計較。這聽上去是非常好的，但與社會的距離有可能進一步拉大。我們幫助辦佛學院，是要培養能夠去領導或者引導普通佛教徒的精英，讓佛教徒能夠與這個社會共成長，適應這個社會。這是我們辦佛學院的一個目的。

要讓佛教徒與社會共成長，并不是要他們成為一個俗人，而是要他們跟得上全球化時代的知識更新，包括對佛教自身的理解。這段時間我經常講，中國佛教再啟航，要有一個新的知識基礎。這個知識基礎，我把它概括為八大宗派、三大語系、五大宗教。八大宗派就是我們傳統的佛教宗派，歷史上有禪宗、天臺宗、華嚴宗、凈土宗等八大宗派；三大語系是藏傳、漢傳、南傳，藏傳佛教主要是藏語的經典，漢傳佛教有漢語的經典，南傳佛教有巴利語的經典，三大語系同時出現，就要我們對佛教有一個整體的認識。五大宗教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我們對當前其他的宗教要有很好的認識，跟誰在做鄰居心里要明白。這聽上去好像太難了，但是我們只要有了這個想法就可以速成。首先只是一個大概的認識，接著要了解儒家的思想、黨的宗教政策。中國佛教徒要有力量，要有自信，首先要有足夠的知識基礎。這個知識基礎，首先要把家底摸清，最重要的家底就是佛教自身的傳統。

中國佛教徒要有新的知識基礎，成為一個佛教精英必須要有一些特定的素質，這就得靠教育。北京大學佛學教育研究中心專門做佛學教育，我們建議佛學院推行分流制度，有一批是掃盲級的，有一批是精英培養級的。掃盲級的人對八大宗教有所了解，甚至只要了解一兩個宗派就可以了。但是精英班是835部隊，對八大宗派、三大語系、五大宗教都要有所接觸。

佛教也要與時俱進

研究佛教有兩條基本的路線，區別是把佛教放在中國文明史里，還是放在世界文明史里。更多強調它是外國的起源時，那么在中國境外有很多不同語種的佛典，還有它的歷史，這個時候你是把佛教放在一個世界文明史的框架里去理解；更多強調佛教的中國化、本土化時，那么這是放在一個中國文明史里去理解。我的佛教研究，總體上是按照中國文明史的框架去理解的。但是現在一方面，我們要把佛教還原到世界文明史里面去，要了解佛教從最初到后來的傳播，一直到今天的變化。另一個方面，我們還是要把佛教放到中國文明史中，比如說，我們中國人接觸的這種佛教實際上是有自身特色的佛教，它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改變了，但也是因為被改變了，所以它才會有這么強大的生命力，才會成為東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一種文化形態，我們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進一步與時俱進，是我們現在特別關注的一件事情。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佛教宗派，有禪宗、天臺宗、華嚴宗、凈土宗等等，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發展，我稱之為歷史上的階段性終結。到現代社會，中國面對的情況不一樣了，中國要面對整個世界，在這樣一個新格局里面我們怎么去理解知識和文化，怎么讓我們的老百姓與時俱進、有文化自信，怎么重新激活儒家思想，這些是我們這一代學者要做的工作。

現在想激活儒家思想的一些學者也好，社會上的一些實踐者、倡導者也好，他們有時候還想讓儒家作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我想這有點夸張了，不太可能的。怎么重新在當今的世界格局里激活儒釋道的思想，構建一個新的中國文化，既能讓我們的老百姓滿意、有自信，又能夠讓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喜歡？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文學者應該關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