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阿伊莎·阿赫塔 非虛構時間 收錄于合集#自然與人 5 個 #動物 4 個 #譯文紀實 79 個

當暴力被視為普通行為時，人們很難識別它。一些研究表明，許多連環殺人犯和大規模殺戮者（那些在一次瘋狂殺戮中殺死許多人的人）在兒童時期虐待過動物，他們未能培養出對動物的同理心，也未能培養出對人類的同理心，這可能源于共同的根源。

對動物缺乏同理心會傷害作為個人或社會的我們嗎？換句話說，人們的某些行為是否在制造一個謀殺犯？

阿伊莎·阿赫塔（Aysha Akhtar）

面對心中的疑問，阿伊莎·阿赫塔博士決定去見一個連環殺手，并把過程記錄在《伴生》中。

值得思考的是，當文化規范忽視一種殘酷行為或為之辯護時，我們是否為所有形式的殘酷敞開了大門？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對制造一個謀殺犯負有責任嗎？

制造一個謀殺犯

——對動物缺乏同理心會傷害作為個人或社會的我們嗎？

作者：阿伊莎·阿赫塔，小莊 譯

摘選自《伴生：我們與動物的故事》

一些研究表明，許多連環殺人犯和大規模殺戮者（那些在一次瘋狂殺戮中殺死許多人的人）在兒童時期虐待過動物，他們未能培養出對動物的同理心，也未能培養出對人類的同理心，這可能源于共同的根源。

這些殺手是人類暴力譜系中的異類，他們對動物（和人類）的極端態度和行為讓我們反思普通人更模糊的態度，我們中到底有多少人無視了對動物的同理心？這種無視是否醞釀了這樣的暴行？此外，正如同理心可以習得，這樣的缺乏同理心可以不習得嗎？

電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劇照

我決定去見一個連環殺手，然后問問自己。

我聯系了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支持部門（也稱為行為科學部門）的前特別監督探員艾倫·布蘭特利（Alan Brantley）。1983年布蘭特利從多蘿西婭-迪克斯醫院大學畢業后加入調查局，并在北卡羅來納州中央監獄擔任心理學家。加入后，他就以前輩們在犯罪畫像（罪犯特征剖析）方面的開創性工作為基礎，在二十多年里采訪了許多犯下暴力罪行的男女。他經常被引用，來證實虐待動物和人類暴力之間的聯系。如果你在尋找連環謀殺和動物之間關系的線索，布蘭特利就是合適人選。他給了我一些有用的建議，告訴我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我的精神病學專業背景去接觸和采訪暴力殺手。

然后，我研究了那些有虐待動物記錄并承認自己罪行的連環殺人犯。承認罪行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它增加了這個人對我說實話的可能性。在我的搜索結果中，排名第一的是基思·杰斯珀森，他目前正在俄勒岡州立監獄服刑，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1990年至1995年期間，杰斯珀森強奸了八名婦女，并將她們勒死。他結過婚，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在他為一家長途卡車運輸公司駕車穿越美國的途中遇到的。他把目標鎖定在容易上鉤及被攻擊的女性身上，比如妓女或過客，他賭她們消失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被人發現。

由于渴求關注，杰斯珀森在一個卡車站的衛生間墻上留下了一張匿名紙條，并給記者們發了一封信，吹噓自己的謀殺成績。因為他在信上簽了個笑臉，記者們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笑臉殺手”。杰斯珀森長達五年的殺人狂歡在他謀殺了一名警方可以直接和他關聯的女子后才告一段落：他的女友朱莉·安·溫寧漢。

電影《笑臉殺手》劇照

我寫信給杰斯珀森，向他解釋說我是一名正在探索人類和動物同理心的精神科醫生，詢問是否可以與他會面，討論他的過去。寄出這封信后不到一周，我在我設置的郵局信箱里發現了一封來自基思·杰斯珀森的信。

杰斯珀森想在見面前先通過電話來了解我。很公平。這也會給我一個評估他的機會。在收到信的幾天后，我開始每周和他打電話。這些談話，最終成為我生平經歷過的最恐怖、最令人不安、最煩人和最令人驚訝的談話。

“所有的殺手都是連環殺手，”杰斯珀森在一次通話中告訴我，這時我們已經通過電話和信件交談了大約三個星期，“只是他們大多數第一次就被抓住了。”

“你為什么這么說？”我問道。

“我相信每個曾經殺過人的人都想再殺一次。這是他們的血液里的東西。”

《伴生：我們與動物的故事》

（美）阿伊莎·阿赫塔 著，小莊 譯

基思·杰斯珀森不到九歲就第一次嘗到了殺戮的滋味。1955年，他出生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奇利沃克，排行中間，有兩個兄弟和兩個姐妹。他在鄉下長大，周圍都是蘋果園和農田，家里養了很多動物，包括狗、馬、鴨子和羊。根據杰斯珀森的說法，任何不是狗或沒在農場里養的動物都被認為是討厭的。他的父親為他和他兄弟們提供了BB槍，鼓勵他們去獵殺不需要的動物。杰斯珀森很小就學會了使用許多武器，包括步槍和弓。“我可以在50碼外射中一只地鼠。”他夸口說。

杰斯珀森殺過很多動物。他最常見的動物受害者是地鼠，或是他稱之為“賢鼠”。當地農民付給他和他兄弟們一點小錢，讓他們捕殺地鼠和其他動物。

“我們有這么多老鼠，農民們想除掉地鼠、郊狼和兔子。他們出賞金讓人獵殺他們。我們不認為這是傷害動物。消滅它們是因為它們對社區沒有什么價值……每個人都在這么做。”

他接著說：“農民會提供誘捕器，我們拿來套（地鼠）。我們會把誘捕器和被困住的地鼠一起從洞里拉出來，我的兄弟布拉德或布魯斯，或是我自己，就拿著一根棍子，把它打死。”

布魯克林的“鉆石項圈”精品店中，詹姆斯·朱利安尼抱著被營救的流浪貓靴子

有時，杰斯珀森會不假思索地“處決”地鼠和其他動物，這是例行公事。其他時候，他以傷害它們為樂。杰斯珀森說，他的父親曾經用35毫米膠片記錄了一次大屠殺。“我爸爸一邊錄像，一邊解說。我們用棍棒把它們打死的時候他還在笑呢。我們都笑了。就像我爸爸講的那樣，他說：‘這是一些天生殺手處決了一只地鼠。’”

在電話里，我發毛了。“你覺得你總共殺了多少只地鼠？”

“幾千。”

我沒想到會這么多。“幾千？”

“幾千只地鼠，”他確認，“周末我們出去，我會打掉五百發子彈，不說都打到了地鼠——比方說打中一半——所以我在一個周末殺了兩百五十只地鼠。”

“你射殺地鼠的時候有沒有停下來過？有沒有想過你給它們造成的痛苦？”

“射地鼠就像打靶。殺掉，然后繼續前進。”

杰斯珀森提到一只貓，他大一點的時候在父親的一個移動公園里殺死了它。有個房客打電話給杰斯珀森，要他去修理她家漏水的水管。“所以我就在櫥柜下面修水槽，”杰斯珀森說，“這只貓就在柜子里。我把手放下去的時候，它緊緊抓住我的手……該死的爬到了我手上。所以我連手帶貓一起從水槽下面出來，想把它弄下來。我跑到外面，把它扔到人行道上。我拼命甩手才把它甩開。然后我就伸手抓住那只貓，把它勒死了。”

一個無家可歸者和他的動物家人

“你為什么殺這只貓？”我問他。“你把貓甩開了。你本來可以就這么結束，讓它走的，對吧？”

杰斯珀森同意這一點。“貓本來可以跑開的，但后來我殺了它。我抓住它把它勒死了。我對它很生氣。我怒了……我有問題。”

“你殺了貓之后有沒有自責？”

“當時沒有。我敢肯定，我殺了這只貓有某種快感，因為這只貓抓了我，我跟它扯平了。”

殺死那只貓時這個人只有二十一歲。后來，他毒死了一群海鷗，因為它們弄臟了他的卡車。他給它們喂食摻有士的寧的薯片。

“我殺了大約五十只海鷗。我再也沒想過這件事。”他還記得在移動公園用弓箭殺死了一條狗。“它正往垃圾桶里鉆，我把它趕回家。我真的去了，找到它主人的房子，我告訴他把狗弄進去，他差不多跟我說去死吧……所以我就射了一箭，射中了狗的側面。把它插到了電線桿上。”

1963年，精神病學家約翰·M.麥克唐納發表了第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兒童時期的某些行為可能預示著以后的暴力行為。在科羅拉多精神病醫院，麥克唐納觀察了四十八名精神病患者的早期行為，并把他們和非精神病患者進行了比較，這些患者都曾威脅要殺人。他們中最殘忍的幾個，有人“吹噓自己的虐待狂行為，并樂于描述自己的狩獵勝利和空手道或柔道的技巧”。一名男子沉醉于向妻子一再描述他如何把一頭牛綁在拖拉機上開膛破肚。麥克唐納發現，在最暴力的病人中反復發現了三個特征：五歲以上尿床，縱火和童年虐待動物。這些特征被稱為“麥克唐納三聯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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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麥克唐納做這項研究的年代，犯罪學家并不認為虐待動物具有重要意義，也不認為這是一個精神問題。美國心理學學會直到1987年才承認虐待動物是一種精神疾病的征兆，當時剛發布了修訂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在這一版中，虐待動物被添加為成人反社會人格障礙（通常被稱為社會性病態）和兒童和青少年行為障礙（通常被認為是反社會人格障礙的前兆）的標準。

直到二十年后羅伯特·K.雷斯勒（Robert K. Ressler）對麥克唐納的研究進行了擴展，犯罪學家才更容易將虐待動物與其他形式的暴力行為聯系起來。雷斯勒曾在美國陸軍憲兵部隊擔任刑事調查官，1970年加入美國聯邦調查局。雷斯勒創造了“連環殺手”一詞，并采訪了一些美國最臭名昭著的殺人犯，他是第一批報告暴力謀殺和虐待動物之間存在密切聯系的聯邦調查局調查人員之一。

在同事和法醫護理專家安·伯吉斯的幫助下，雷斯勒發起并開發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第一個針對暴力罪犯的研究項目。1979年至1983年間，他和另一位分析專家同僚約翰·E.道格拉斯(John E. Douglas)走訪了全國各地的監獄，采訪了諸如理查德·特倫頓·切斯（又名吸血鬼殺手）、埃德蒙·肯珀、泰德·邦迪和大衛·伯科維茨（又名山姆之子）等罪犯。總共有三十六名被定罪的連環殺人犯和性殺人犯（那些似乎從折磨和/或謀殺中獲得性滿足的人，或在他們的犯罪中有其他的性成分）。

雷斯勒和他的同事們隨后觀察了這些殺人犯在童年、青春期和成年期表現出某些行為的頻率，包括縱火、尿床和虐待動物。超過三分之一的殺手表示，他們在童年期和成年后都對動物很殘忍。近一半的人在青少年時期虐待過動物。

盡管雷斯勒的研究發現了被采訪的殺人犯的行為模式，證實了麥克唐納的一些發現，但后來對三聯征的研究發現了不一致的結果。現在心理學家們普遍認為，孩子尿床和縱火并不能預測未來的暴力行為。然而，虐待動物的行為卻不能輕易地被忽略。

與其他兩種行為不同，虐待動物是一種對生命的暴力行為。傷害一個會痛苦的生物所產生的心理后果，不能簡單地與其他形式的非典型行為（如童年后期的尿床）混為一談。2001年，研究虐待動物與其他形式暴力之間關系的權威人物、心理學家弗蘭克·阿西奧尼（Frank Ascione）回顧了現有數據，得出結論：“綜合起來，這些研究表明，虐待動物可能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年暴力罪犯的成長史特征。”

針對雷斯勒在聯邦調查局研究中得出的數據（約有一半的殺人犯虐待動物），艾倫·布蘭特利認為：“我們相信真實的數字要高得多。”盡管這方面研究存在局限，虐待動物史仍然是成年暴力罪犯身上最一致的發現之一。童年期的虐待動物行為，特別是一再發生的那種，是成年后暴力行為的先兆。

“操縱，支配，控制，”聯邦調查局分析師約翰·E.道格拉斯寫道，“這是暴力連環罪犯的三個關鍵詞。”通過《犯罪心理》這樣的電視劇和《沉默的羔羊》這樣的電影，現在人們都知道像杰斯珀森這樣的殺手常常覺得有需要支配和控制他人。但人們往往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產生這種需求的。

電影《沉默的羔羊》劇照

杰斯珀森最讓我吃驚的一點是，他對動物并不總是那么殘忍，我懷疑他對被拒絕的恐懼和對他人施加控制的需要，部分源于他早期試圖與動物建立聯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指出，兒童對動物有強烈的認同感：

“兒童還沒有表現出任何倨傲的跡象，是這種倨傲后來促使成年后的文明人劃出一條尖銳的分界線，把自己的天性和其他所有動物的天性區分開來。”

兒童時期對動物的這種認同，在動物受到友善對待的情況下會得到鼓勵，而如果動物受到虐待，就會讓孩子喪失信心。

他六歲那年，曾試圖幫助一只斷翅的烏鴉。“當我撿起它的時候，看到它受傷了，我覺得得做件好事，”他告訴我，“我想我應該照顧它讓它恢復健康。我試著讓它好起來，給它喂食。我想它可能是我的寵物。”

杰斯珀森把烏鴉放在臥室的一個盒子里，試圖喂養它。一天，他的哥哥終結了他治愈烏鴉的希望。“我哥哥和那些虐待動物的鄰居混在一起，我剛到家，他們就告訴我，我讓它活著對它沒什么好處。所以他們把它殺了。”這些人把烏鴉扔出臥室窗戶，砸在車道上。作為報復，杰斯珀森把哥哥的飛機模型也扔出了窗外。“當然，我受到了懲罰，”他說，“我爸回家后責怪我，因為我弄壞了哥哥的飛機。他的想法是，這只不過是一只笨烏鴉。”

杰斯珀森最親密的關系之一是和他的狗狗公爵。他們家收養公爵的時候他才五歲。“公爵最后成了我的狗，”杰斯珀森告訴我，“我猜他認準了我。我倆形影不離，我到哪兒都帶著我的狗。如果我媽看到公爵在附近，就知道我也在附近。他是我的搭檔。從小到大我沒有多少朋友。”

當我問他和公爵的關系有什么特別之處時，他回答說：“家里沒有擁抱，沒有親吻，沒有陪伴。狗的社交舒適感真的……那是一種毫無保留的東西。他們無條件地給予。我們是朋友——狗和我是朋友。公爵每晚都睡在我床上。那是他睡覺的地方。就在我床上。”

電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劇照

當人類的陪伴對我們來說缺席或不夠時，有多少人曾在孩提時代尋求動物的陪伴？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七到十歲的孩子在列舉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十個人時，平均每人會說出兩個伴侶動物的名字。另一份報告中，當孩子們被問到“當你感到悲傷、憤怒、快樂或想分享一個秘密時，會向誰求助？”時，近一半人提到了伴侶動物。

我和杰斯珀森都同動物建立了友愛關系，而且，和我一樣，杰斯珀森也試圖照料動物，讓它們恢復健康。我們還分享了另一件事：目睹動物被虐待。是的，杰斯珀森參與過虐待動物，但是和我一樣，他也見證了其他人，特別是像他哥哥和父親這樣的權威人物虐待動物。在他自己這么做之前，他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當著自己的面虐待動物。心理學家蘭德爾·洛克伍德博士認為，目睹動物被虐待的兒童“往往會壓抑自己對寵物的善意和柔情，因為他們無法承受自己同情被虐待動物所帶來的痛苦”。

成人杰斯珀森無法向我表達哥哥殺死烏鴉時他的痛苦，但孩子杰斯珀森一定對此深有體會。這件事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鮮活的記憶。每一次，當他的家人切斷他與動物的聯系時，是否也切斷了他的一部分同理心？

杰斯珀森告訴我，他的朋友和鄰居對傷害和殺死動物完全不以為意。“我知道有些鄰居把貓放入麻袋，加石頭進去，然后扔到河里。”他說，有些鄰居踩死鴿子寶寶。即使這種說法不屬實，杰斯珀森也從其他方面看到了大量虐待動物的行為。在成長過程中目睹動物被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更有可能會認為對待它們的這種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并加以效仿。

保護區的志愿者和露露，后者會奔跑著去迎接所有的訪客

在所有的影響因素中，也許是杰斯珀森的父親最大地壓制了他對動物的同理心，培養了他對動物的殘忍。杰斯珀森告訴我：“我看到父親拿著一塊木條抽打一匹馬，因為馬咬了他。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動物的主人，可以對它們為所欲為。”

杰斯珀森對去世多年的父親的態度極為矛盾。有時把他描述成他的導師，有時則描述成一個控制欲很強的人，“占據了房間里所有的空氣”，他形容他的父親有時會酗酒成性。當杰斯珀森做了使他父親不高興的事時，懲罰有時相當嚴厲。“他不經常打我，”杰斯珀森說，“但當他這么做的時候就很嚴重。他用皮帶很科學地打我，從屁股開始往下抽直到膝蓋，然后再往回抽。我被打得不能走路。衣服會粘在身上，因為血和液體都滲出來了。”

暴力導致暴力。那些虐待動物或其他人類的人往往來自有問題的家庭，他們目睹暴力，或者他們自己就是身體虐待、情感虐待或性虐待的受害者。對他人的暴力是一種施加控制的有力手段，特別是當一個人對生活中其他部分的控制相當脆弱的時候。對杰斯珀森來說，是通過殺害無數的動物和八個女人。

杰斯珀森年輕時，他的父親試圖支配他可以依賴的這份關系。“有一天，我和爸爸還有公爵出去打獵，“杰斯珀森告訴我，“但公爵不打獵。他不會去追那些動物。我看著父親把公爵扔進峽谷。我對他說：‘公爵不是獵狗。他從來沒有受過訓練，你不能指望他突然就會打獵。’當他把公爵扔進峽谷時，我以為公爵被殺死了。但是公爵從峽谷里爬了出來，再也沒有接近過爸爸。我也不會讓爸爸靠近他。”

但最終，杰斯珀森的父親還是控制了公爵。杰斯珀森十六歲時，父親告訴他公爵中毒了，他必須“把狗放倒”，并且說他把公爵埋在附近的公園里。杰斯珀森很懷疑。“爸爸沒有給我一個直接的答案。幾周后我回到公園，試圖找到埋狗的墓地。我在那里找了，沒找到埋葬點。實際上我聞到了腐肉的味道。我走過去，穿過小溪，公爵就躺在山上，死了。”

在孩提時代杰斯珀森就對動物有著天生的同理心，甚至在成年后偶爾也會有。當他談到射殺的那頭哭泣的鹿時，這種同理心就流露出來。但他很早就知道，對動物的仁慈會導致痛苦的結果——哥哥殺死了他的烏鴉，而他報復的行為會受到懲罰，公爵死了，而父親選擇欺騙他。杰斯珀森的鄰居和家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父親，教導他對動物的暴力是可以接受的。每當他殘忍地對待一只動物并僥幸逃脫懲罰，或得到他父親的關注時，他的行為就會得到強化。最終，他剛剛萌芽的同理心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多年的殘酷實踐所壓垮。

保護區的奶牛們沿著籬笆排成一行，用鼻子觸碰新來的充電頭（左側），以表示歡迎

精神科醫生從來沒有對他進行過正式檢查，將他診斷為患有反社會人格紊亂（APD）。這種人格障礙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病或精神病（兩種不同的人格障礙，有一些重疊的表現），其特點之一是，對他人缺乏同理心，很少甚至沒有悔恨之心。但即使杰斯珀森被診斷出患有反社會人格紊亂，貼上標簽來解釋他的暴力行為也顯得太容易了。反社會人格紊亂會導致暴力嗎？還是暴力導致反社會人格紊亂？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我們必須審視杰斯珀森的全部人生，包括他與動物的關系。1964年，瑪格麗特·米德指出：“兒童身上可能發生的最危險的事情之一，就是殺死或折磨動物而不承擔責任。”傷害動物和傷害人類之間沒有直接的映射關聯。有許多復雜的因素必須考慮，包括家庭動機、精神狀況和遺傳因素。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被主動甚至被動鼓勵對動物施暴的人，更有可能對人類施暴。

同理心是道德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它，我們無法想象別人的生活和他們的痛苦，也無法形成去減輕這種痛苦的愿望。犯罪學教授皮爾斯?貝爾尼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動物和人類的同理心可能有著密切的聯系。對杰斯珀森來說，女人和動物身上有他可以利用的一個共同弱點。他殺害的女性大多是性工作者和無家可歸者，她們都處于社會的邊緣，容易被忽視，這一點和大多數動物并無不同。如果有人在杰斯珀森生命早期進行干預，培養他天生對動物的善良，他可能會學會以同理心看待女性，而不是把她們當作殘害的目標。

杰斯珀森再次喚醒了我對自己曾受虐待的情感反應——我曾自負地認為此事已遠遠被拋在腦后了。當然，他對他強奸和殺害婦女的描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止于此。我并沒有預料到通過一個連環殺人犯，我會對自己有那么多的了解。

暴力不僅是個人心理的產物，也是社會和文化影響的產物。由于他周圍的文化，杰斯珀森已經習慣于接受暴力。我也是，我被教導要做一個巴基斯坦好女孩，尊重長輩、權威和傳統。如果一位長輩讓你做什么，就要去做。如果一個成年人牽著你的手去臥室，就要和他一起去。

這些動物是利馬州立醫院醫患最好的“治療師”

當暴力被視為普通行為時，人們很難識別它。正如孩童時代的我，沒有完全意識到我生活中的暴力，無論是針對我還是針對西爾維斯特，杰斯珀森也沒有。但我能從他的生活中看到導致他走向謀殺的征兆。他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每一次謀殺都有準備好的理由。他為自己殺害女性辯護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學會為每一次虐待動物的行為辯護？就像他謀殺人類一樣，他對自己殺死每只動物都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此外，他通過遵從文化態度(包括鄰居和家人的態度)來為自己對待動物的許多行為辯護。“每個人都這么做”，或“這是工作的一部分”。當文化規范忽視一種殘酷行為或為之辯護時，我們是否為所有形式的殘酷敞開了大門？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對制造杰斯珀森這樣的人負有責任嗎?

“像杰斯珀森這樣的暴力殺手只是冰山一角，”希基博士后來告訴我，“他們是未來事物的先兆。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的社會正發生著什么。”

*文中圖片部分來自網絡，其余選自書中

孤獨、暴力、陪伴。

健康，是一種生命的共情。

我們如何對待動物，

也就如何對待自己。

《伴生》

[美] 阿伊莎·阿赫塔 著，小莊 譯

書號：9787532789535

定價：55元

出版時間：2022年11月

上海譯文出版社

內容簡介

當我們建立或打破與動物間的聯系時會發生什么？人類在神經機制上如何被設計與動物共情？對動物的暴力又如何違背了我們的天性？

阿赫塔博士是動物倫理和神經科學領域的專家，她研究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動物的同理心如何豐富了人類自己。

《伴生》巧妙地結合了醫學、社會史和個體經驗，展示了人類和動物的安康是多么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貫穿始終的是阿赫塔自己的故事。小時候，她遭遇了學校欺凌和家庭性侵。直到她遇到一條名叫西爾維斯特的小狗，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阿赫塔博士以此追問，當我們認識到人類與動物的親緣關系時，我們會得到什么？她周游全國，講述了各色人等的故事，其中包括一位退伍軍人、一名連環殺手、一位黑幫成員和一名農場主。

《伴生》是一趟旅程，以此去了解人類健康的本質，并且追問，我們對動物的同理心（或缺乏同理心），如何在最深層的意義上影響人類的健康？

作者簡介

阿伊莎·阿赫塔（Aysha Akhtar），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士，當代科學中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該中心正在開發用有效的人類技術取代動物實驗。阿赫塔博士是一名神經科醫生和預防醫學專家，此前，她曾擔任美國陸軍創傷性腦損傷項目副主任和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團指揮官。阿赫塔博士是牛津大學動物倫理中心的研究員，著有《動物與公共衛生》等書，主張衛生機構應將動物納為公共衛生中“公眾”的一部分。

原標題：《制造一個謀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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