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星逸先生

張星逸是豐子愷先生在家鄉石門灣所收的學生，生于1908年，小豐先生十歲，曾追隨豐先生學習日語和繪畫，后畢業于上海新華藝專，與豐先生一家十分親近。1949年4月，豐先生自香港回到上海，全家無處落腳，被星逸先生接到虹口區西寶興路漢興里家中，一同擠住數月。星逸先生還與豐先生合作，出版了李叔同《前塵影事集》，在文藝界有一定影響。

此后，星逸先生轉入工廠當了工人，文藝界再難覓見他的身影。十年后的1959年，人們再次矚目于他，已是他的《元曲選釋補證》在日本漢學界引起轟動之時。而星逸先生憑學術研究在日本一舉成名，與波多野太郎教授的推重有著密切關系。

1956年，星逸先生重拾學術興趣。因家學淵源，他選擇元曲為研究課題。豐先生聽說他有研究元曲的打算，非常高興，當即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拜訪趙景深教授。趙先生是名聞海內外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大家，豐先生確信，這位友人能給予星逸先生指導和幫助。

在趙家書房案頭，星逸先生看到了兩冊日本出版的《元曲選釋》，即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刊行的《元曲選釋》第一集與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刊行的《元曲選釋》第二集，由吉川幸次郎選編并注釋。星逸先生亦是驚喜，亦是好奇，很想了解日本學者如何研究元曲，仔細讀了幾篇，發現講解不妥和誤釋之處甚多。他把自己的看法告訴了趙先生，趙先生當即表示，星逸先生可將《元曲選釋》取走詳加閱讀，以便全面批評、補證。

星逸先生將京都版《元曲選釋》帶回家中，根據多年解讀元曲的心得和積累的古俗語、方言研究方面的知識，對書中的誤釋及“待考”之處一一作了詳細的考訂和補充，待兩冊《元曲選釋》讀畢，所做札記已有十來萬字。他把這些札記匯集一處，取名為《元曲選釋補證》，請趙先生指正。趙先生閱后，認為這已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的元曲研究著作。

可是，這樣有分量的學術批評，如若推薦給國內的出版社卻是無法出版的，因為《元曲選釋》其時只在日本出版，中國讀者無緣得見；如若推薦給日本京都大學似乎也不妥當，京都能否接受中國學者對自家出版物的批評尚未可知。最后，《元曲選釋補證》到了日本橫濱大學波多野太郎教授手中。波多野太郎（1912-2003）出生于日本神奈川縣，畢業于縣立湘南中學，故自稱“湘南老人”。1937年大東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研究科畢業，任東北帝國大學助教。1955年任橫濱市立大學文理學部副教授，1956年獲廣島文理科大學文學博士，1957年升為橫濱大學教授，兼橫濱大學學報編委。1976年從橫濱大學退職，任東洋大學文學部教授。作為日本著名漢學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學的研究》《中國地方志所錄方言匯編》《中國小說戲曲詞匯研究辭典》等。是趙先生特地將《元曲選釋補證》交給波多野教授，還是波多野教授正巧來上海拜訪趙先生才獲知這部著作，現已無從考證。而波多野教授對《元曲選釋補證》可謂慧眼識珠。他十分清楚，這部著作足以轟動日本漢學界，使橫濱學派在與京都學派的較量之中占得上風。

經波多野教授推薦和安排，星逸先生的《元曲選釋補證》破例在橫濱大學學報《橫濱大學論叢》上分期刊發，從1959年（昭和三十四年）起，連續幾年分六次連載?！对x釋》作者吉川幸次郎教授是日本漢學權威、京都學派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竟被指出如此之多的錯誤，在日本漢學界造成極大震動。波多野教授這一舉措，取得了轟動效果。很快，日本漢學家紛紛聯系星逸先生切磋探討，如京都大學的入矢義高及漢學前輩鹽谷溫、倉石武四郎等，而吉川幸次郎教授也寫信向星逸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謝，并寄贈各類著作，兩人由此訂交。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米列娜·維林格羅娃女士，聞訊也找到星逸先生，請教《西廂記》注釋和翻譯中的問題。與此同時，國內的古典戲曲和古漢語方面的學者也都知道了星逸先生的大名，南京大學的陳中凡，復旦大學的郭紹虞，中山大學的王季思，四川大學的任中敏、張永言，江西大學的范祥雍等學者，都與星逸先生通信往來。

鑒于星逸先生在古漢語研究上的實力和影響，他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聘為特約編輯，在承擔編輯所委托的任務外，開始著手編纂《元明戲曲小說俗語辭典》。當中華書局組織力量重新修訂《辭海》之際，星逸先生又提出編纂《俗辭?！返慕ㄗh。可惜，“文革”開始后，無論是星逸先生的宏大計劃，還是他與波多野太郎的學術交流，都被迫終止了。

1967年，星逸先生回到老家石門灣，我才有了拜識的機緣，他也從此成為指導我讀書的老師。在星逸先生帶回的藏書中，我看到了橫濱大學學報為他“別刷”的六冊《元曲選釋補證》單印本，也聽到了他和波多野太郎之間的交往故事。

《元曲選釋補證》

1985年，豐子愷先生故居緣緣堂重建開放以后，一位日本“豐迷”木村昌一先生專程來訪，并很快與豐陳寶、豐一吟建立了聯系，我也與他時有通信?？上?，星逸先生于1986年4月作古，不然，他與木村定有更多話題可作交流。

木村昌一先生是日本神奈川縣鎌倉市人，在金融界工作，但沉迷于中國文化，對豐子愷先生尤為崇拜，業余學習中文極為勤奮認真。他在翻譯豐先生的散文時，遇到文中所引古詩句及馬一浮的詩文難以理解，就抄來請我為他注釋、講解，我們因此成了文字之交。

其時，我正巧完成了兩篇小文章：《岳飛“滿江紅”新證之疑》（1988年11月）與《歷史公案未宜輕斷——一弓黃呂絕交說析疑》（1989年4月）。我見木村先生對漢學有興趣，就在1989年5月29日給他的信中附上兩文，告訴他：指導我讀古文的老師張星逸先生是豐子愷先生的學生，他與橫濱大學的波多野太郎是文友。未曾想到，木村先生認真地表示，他也很想結識日本的漢學家。1989年7月22日，木村先生來信說，他昨天帶了兩篇論文的復印件去東京的東方書店，向董事神崎勇夫請教。從神崎處了解到，波多野教授已退休，他是東方書店老主顧，有時會來店中找古書。于是，木村先生托神崎董事轉達兩文給波多野教授。

聞知波多野教授尚且健在，讓我十分驚喜。

1989年10月15日，木村先生來信，告知他與波多野教授見面的情況：

得神崎氏的介紹，10月6日與他見面了。他真是個博學多識，溫厚篤實的老儒（今年78歲）。我請他一起吃午飯，敘談兩個多小時，約再會而分手了。

……

我又把您8月4日信上附寄來的竹刻拓本供他一覽，他說：“這是豐子愷作品的拓本，1962年我見過子愷先生。”

他似乎對您的拓本感到興趣，所以我把那六張拓本送給他了。

11月10日，木村先生第二次拜訪波多野教授，得知《岳飛“滿江紅”新證之疑》將安排在亞非研究所的年報上刊發，欣喜相告，并說：“借介紹貴論文的機會，我結識到波多野教授，真大幸！”

1990年5月29日，我收到波多野教授來信：

葉瑜蓀先生文幾：

客歲接奉大函、拓本，爾來俗務蝟集，雙魚未肅，抱歉之至！聞閣下星逸先生高足，不勝懷想。頃間介紹大論拙文印就，藉寄上左右，以供瀏覽。倘蒙教正，是為至幸。另由東洋大學奉送乙冊，不日寄到，先行奉達。時屆榴花舒紅，槐蔭結綠，江南韶景可想，夜夜夢入太湖如何。馬齡七九，耑肅陳復，順詢

邇祉，不既。

弟波多野太郎頓首  端月二十

再啟者，生平最喜禹域書畫、紀馬真跡，尊拓韻致可掬，感謝感謝！又啟

波多野太郎致葉瑜蓀函

波多野教授隨信附上東洋大學亞非研究所《研究年報》（1989年）一冊，我那篇《岳飛“滿江紅”新證之疑》經他翻譯、改寫，刊載于《年報》247頁至248頁。波多野教授還專門“拔刷”了十份單篇文章，寄我分贈師友。

東洋大學《研究年報》

當年，是趙景深教授讓星逸先生結識了波多野教授。后來，則是木村先生的尋訪和聯絡，使我尋找到波多野教授。仔細想來，中間都有豐先生的因緣在，令人不由感嘆這緣分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