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日是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日子，作為一種紀念，也作為一種學術的傳承，我們特別編訂了這套八種十二卷的“費孝通經典作品集”出版，以饗讀者。編書也是讀書，編過之后，總會留下那么一絲印記，這便是寫在這里的有似蜻蜓點水一般的讀書心得，并以此作為將來深入研究費孝通思想的引子。如能因此引起同好的批評，那也是一件很讓人快樂之事。

費孝通

選書緣由

在有著書寫能力的文人傳統中，有獨特的文人紀念的方式。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是將老師費孝通首先看成一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能書寫的文人，其次才是一位做研究的學者，最后則可謂是一位真正有著基層社會關注的社會活動家。他的思考來自他四面八方“行行重行行”的行走，而他思想的精髓則見之于他一篇篇的文字書寫。

對于費孝通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紀念，我們實際上很早就在籌劃著，包括一直在編著的先生年譜長編。這中間我曾經嘗試著和出版社的朋友進行溝通，并一起詳細討論了出版這套文集的初衷、構想和規劃，沒想到一拍即合，默而認同。大家隨后便在一起合作，從選書到選版本，前后一年左右的時間，最后選定了八種十二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些專門為著紀念而選出來的文字，在費孝通一生的作品總目中，既有很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鄉土中國》《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重建》，也有那些似乎不那么著名的，或者不那么具有特別代表性的，比如說《美國與美國人》《重訪英倫》《社會調查自白》，以及雜寫五種的《雜寫甲集》《雜寫乙集》《雜寫丙集》《雜寫丁集》《雜寫戊集》。

將這些編訂成一套文集，最為樸素的初衷就是，試圖以此作為對這樣一位一生以“一介書生”自居的世紀文人的獨特的紀念。當然，在我的觀念中，費孝通的這些作品都可謂是著名的，并且必然都是具有某種代表性的，很難專門有一種所謂學科史意義上的那種刻意地去做出著名與否以及代表性與否的一分為二的劃分。即便是對一個普通人而言，非黑即白的評判也是會失之偏頗的，更別說對一個真正的有思想的文人以及有知識和品位追求的大學者了，這樣一種人為的區分，很顯然是一件極為荒誕也無意義的事情。

自然可以想見，作為思想家的費孝通，他自己絕對不會有分身術一般的能力，將他一部分靈魂和精力，去寫所謂著名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分出另外一部分靈魂和精力，去寫非著名的和沒有代表性的作品，這顯而易見是一種不大合邏輯，甚至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的武斷的劃分。而反過來卻又可以說，費孝通有生之年所寫下來的這每一個字，實際上都代表了費孝通思想的某一個方面，可謂是他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們可以借之去洞悉費孝通思想的根本和全部的。

費孝通的思想

單就費孝通的思想本身而言，它實際上真正標定了一個時代的存在，并無形之中映射出來那個時代人的一種精神氣質。他用一種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社會學的實地調查以及民族學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進一步充實了他對于個人、社會與文化思想的理解。甚至還可以說，他一生的書寫，真正完整地體現出了中國文人傳統之中獨有的文以載道的“公器”觀念，從日復一日的文字書寫之中，他的思想和個人知識的發現，也必然因此而得到最為廣泛的傳播。而費孝通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為真切直接地去關注現實中國本身的實際存在樣貌。他從來沒有以學問的深奧來將自己隔離于大眾群體的生活現實之外。他從始至終都在強調一種平民路線，強調基層精英與大眾生活之間的無距離的溝通聯系，因此才會有他的“從實求知”以及“志在富民”觀念的提出。

在這里，很顯然的一點是，盡管他早年曾經深度地參與歷史學家吳晗有關中國紳權問題的討論，并一起編寫了《皇權與紳權》一書，由此真正注意到了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上下結構間作為中間層的士紳階層的存在與作用，但他的紳權觀念是基于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鄉土觀察，是將士紳角色及其權力運作還原到鄉土社會結構的功能之中。因此，他的觀察視角是源自鄉土又回歸于鄉土的。

而且，費孝通對于“土”的理解是極為獨特的，也是后來人如果不去專門做一種深度閱讀便無法真正體會得到的。這種理解是與費孝通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英國人類學的功能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也即真正把“土”或“土地”以及依賴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種基本的社會形態。這種形態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層社會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這中間，土地是作為一種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著的，也就是在鄉土觀念中的個人、土地以及社會這三者，它們必然是相互綁定并勾連在一起的，彼此間是無法分離，也不可以各自獨立存在的。

顯然，從作為其第一本專著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到后來名冠天下的《鄉土中國》一書的出版，這個階段，可謂是費孝通思想成長的關鍵期。這同時也可以看成其思想歷程中的第一次大覺醒，是西學遭遇到中國現實社會的一次真正自覺、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轉化。很顯然，這樣的一次覺醒，對費孝通自己的學術歷程，乃至學術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因此回歸到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筆記性隨筆的書寫之中，即不再在西方嚴格學科規范下受到各種條條框框約束的一種自由體的寫作。并且，還基本上塑造了其在這之后的可以隨時隨地秉筆直書發表議論的、中國文人傳統中他最擅長和流行的、能夠作為公開意見發表的、有社會責任感和有文化擔當的一種書寫。

費孝通的書寫

費孝通的基本寫作模式往往是隨手寫下來的文字先成為篇，然后將篇編訂成書，并且是持續地書寫，筆耕不止，甚至有著“文章不過夜”的習慣，這種習慣差不多一直保持到其晚年的最后歲月。

他一筆一筆的書寫最終成就了他的一篇一篇文章，也自然成就了他的一種又一種獨特思想。在此意義上，今天我們所提出來的“費孝通思想”，便是由他留下來的一篇篇的文字所體現出來的，其思想的閃光之處，都體現在由其筆端所書寫下來的成篇、成章以及成書的文字之中。在這方面，他從來都不會拘泥于文字書寫形式本身，而是盡可能地讓一種思想自然而然地伴隨著一種文字和思想間的聯想而起伏波動、延綿不絕。

很顯然，他長久堅持下來的散文體的學術論文，讓文字的書寫不再是福柯所謂“知識/權力”關系下用來震懾人、威嚇人乃至傷害人的工具，而是和藹可親，有如閑聊家常一般的彼此間的對話、相互間的啟示以及意義上的闡揚。而這種文字的創造，是非要真正對文字本身見之便“心生歡喜”之人，才能有的對作為一種載體和媒介的文字背后所獨具的魅力的真正體味和感悟。

《鄉土中國》

他在文字書寫上的率性以及對文字表達本身的樸素追求，無形之中也成就了《鄉土中國》一書的出版。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讀來，這本書的文字及其內容的韻味依舊余音繞梁，三日不絕。此書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閱讀目光就是一個證明。在這里，我們深切地體會到，這本書本身所具有的一種近乎不朽的生命力。除此之外，《鄉土中國》還有一個特征，那就是一個人隨時可以去讀，沒有那么多看似高深抽象的前設以及掉書袋一般繞彎子的煩瑣文獻考訂，而是以文字書寫直接面對現實中存在的中國本身，即一種鄉土中國的存在及其變遷和轉型，由此啟發更多學者的思考以及問題意識的不斷涌現。

對費孝通而言，他基于文字提出的問題，往往都帶有一種觀念上的柔性而非剛性的思考，因此便為后人多重性意義的解讀留有一種可滑移的空間。由此其落筆所寫下的那些文字，憑借著這樣一種內在的柔性和滑移空間，自身便帶著使人易于接近的親切感，并且在這親切之中又隱含著敏銳的社會與文化批判。在這方面，也許這套文集所選出的任何一篇費孝通的文字，都可以用來作為起點，由此漸漸領悟作為整體的費孝通思想的核心及其全部的風景。

除此之外，費孝通的文字風格也是多向度的，從一種扎實細致的學術探究，到自由隨性的游記、雜寫以及滿懷深情的紀念懷故的文字，還有一首首的詩篇吟唱，這各種形式的呈現，實際上都深刻地體現出費孝通思想的全部內涵及其核心意義，那就是在對文字予以一種敬畏之余把文字作為公器的自我意見的表達和書寫。

但另一方面，這些文字的生命和某一個具體人的生命之間的關系，卻又不是可以用簡單的“蓋棺定論”來對其全貌予以準確勾勒的，而是要有閱讀者和研究者不斷深入闡發，其意義才能真正地顯現。同時，費孝通自己文字的柔性，或者說并沒有什么特別門檻的閱讀上的直白以及這種直白背后的諸多可聯想性，也為這種意義的解釋和闡揚提供了一個獨有的空間。

很顯然的，他實際上并沒有把自己所寫下或所留下來的文字，以及可以對此去做進一步意義闡發的任何一扇門關死，而是任由它們隨意地打開著，使后來的人們基于他富有啟示性的運筆，而有了一種極為豐富乃至無窮的想象力的涌現。換言之，費孝通的文字終究是可以用來讀，可以用來想，甚至是可以用來啟迪人心的。

費孝通的鄉土觀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背景，我才和編輯們一起精心從費孝通生前出版的文字中選擇了這十二卷本的文字，集成此套“費孝通經典作品集”。而從對這套文集字里行間的閱讀之中，我們可以真正窺見作為文人學者的費孝通在文字寫作上的一生，及其背后所運思的無限的學術創新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的發揮，或許可以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性和創造性存在提供一個后來者借鑒的樣板。

很顯然，思想跟文字之間的緊密聯系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意義上，一部人類書寫史，也是人類思想逐漸地從粗鄙到精致的自我演進史。文字自身所能提供的獨具魅力的聯想和想象力，為文化的傳遞提供了一種極為重要的媒介載體。在這方面，費孝通自己的學術生涯便是以一位自愿書寫的寫者開始并堅持一生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這一生一直在寫文章”（見其《簡述我一生的寫作》一文）。他寫作生涯中最早變成鉛字的，便是他十四歲時所寫下并發表在當時商務印書館《少年》雜志上的一篇講述秀才先生鬧劇的文字，而這種故事書寫的模式也幾乎是貫穿其一生的。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費孝通自己應該算得上是一位很會講故事的人類學家。不論是《江村經濟》還是《鄉土中國》，甚至這里所選的其他各類著述，這類故事性書寫都暗藏在其各種形式的文字表述之中，因此也可以隨時拿來閱讀，并可供后來的研究者去做一番實際分析。

在這套文集里，所選定的第一本《江村經濟》是費孝通在英國求學時完成的博士論文。這恐怕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依循西方人類學的民族志傳統而撰寫的一部專論式的民族志作品，但仍不失是一種故事性的存在。這本書的成名，特別是世界學術界的認可，倒是費孝通自己沒有預料到的，他因此說這是一種有似“無心插柳”的不期而遇。但《江村經濟》一書背后的故事性卻是一種自然發生的必然存在，或者應該說是在費孝通與江村的一次恰巧的偶遇基礎上而實現的，這一點也成為此書撰寫的基礎和底色。對于這一場注定要發生的偶遇而言，更為根本的，或者更為真實的，便是他的姐姐費達生（1903―2005）早于費孝通的調查而在吳江開弦弓村所開展的一系列鄉村工業實踐活動，那個故事本身便可以說是委婉動人的。

費孝通在江村

之所以這中間又能夠跟費孝通有所關聯，那顯然是跟費孝通在那個時期的一段極為特殊的個人生命歷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盡管有人會用所謂“家鄉民族志”的概念去理解《江村經濟》一書，甚至將費孝通看成這種民族志書寫的開創者之一，但無疑地，江村對費孝通而言，并不是“家鄉”這個詞語的表面意思那么簡單——這是費孝通自己在大瑤山痛失愛妻王同惠之后的一處身體以及精神的療傷之地，也是他所敬佩的姐姐費達生和姐夫鄭辟疆（1880―1969）為中國鄉村的現代化發展而進行的鄉村工業化的試驗實踐之所。他作為江南士紳家族后代無意識地覺察到了家鄉本土的頑強地依賴于土地而謀生的人們，他們原有的本鄉本土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地面臨著轉變，這種轉變顯然來自西方強大工業化的沖擊。

馬林諾夫斯基曾為此書專門寫序，認為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這樣的盛贊也并非一種虛言，因為西方人類學在遭遇西方以外文明世界時的發展困境在這里似乎有了一個極為清晰的求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東方文明世界里的鄉土社會，在面對西方現代化強勢沖擊之后而朝著積極面創造性轉化的典范性案例。

似乎，對馬林諾夫斯基這位世界人類學的代表人物而言，他從西方世界對現代世界沖擊的無以適應的絕望中，真正看到了東方大地的地平線上那一道閃爍跳躍的曙光。江村因此便是世界性視野中一個本土人類學的研究者所講述的中國傳統社會在世界文明中將會如何發展的一個極好的本土研究范例。這個范例背后的故事性無疑是生動感人的，而且是最為真實可靠的，是熟練于社區研究的費孝通親自調查而得，并借此喚醒了在絕望之中掙扎的西方人類學家對于異文化的自我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

換言之，從西學意義上，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西方人對于西方以外異文化的書寫，而是本土研究者去自己的民族或人群當中進行研究的一種新的研究視野的開拓。這中間少了文化間的隔膜，而更為具有了在自己人民之中的設身處地的深度理解和體悟。由此，本土人類學的開展，也便有了其最具合法性的一種存在可能，人類學這個學科，也因此走出了西方占據主導話語權的觀念支配，而日益走向可以真正實現費孝通理想的那種“邁向人民的人類學”。

編入文集的《生育制度》一書，可謂是費孝通作品中最理論化的一本了，它是基于費孝通抗戰時期在云南大學上課時的講稿而寫成的，最初發表在1947年。這本書關注西方的親屬制度研究，因此也會與既有的西方人類學親屬制度的原理有更多的關聯性，或者不如說這是從中國人的家庭觀中對親屬關系的理解去重思西方親屬制度這一人類學研究的經典主題。因此，曾作為講義稿的《生育制度》一書，不失為一部真正從對中國親屬制度的觀察出發，重新審視西方親屬制度研究在中國的適用性的著作。

很顯然，在由《生育制度》所引發的有關中國社會結構的思考之中，費孝通加入了自己從譜系學意義上而言的“社會繼替”的觀念，他因此有了一種基于中國家庭關系實踐的更具延展性的討論。而這在西方，要么是去強調一種家族聯盟的結構，要么是去強調時間系譜上的代際結構分析，而費孝通的《生育制度》則獨占一種中國式的以家庭為重的，家庭中父、母、子三角結構及其代際傳遞的解釋視角，這顯然跟那種更為重視家庭以外社會組織的親屬制度模式大為不同。同時，費孝通也注意到了在實際生活中所存在的代際傳承關系，而且，它往往是在從家庭擴展至家族的空間中逐漸展開的。

這套文集中所選的《鄉土中國》一書，根本上是有關于傳統中國鄉土的生活故事的。而這個故事的背景，實際上又是極為宏大的，可謂上下數千年中國農業社會的傳統，都全包性地隱含在了此一故事的敘事之中。這個故事敘事的核心就是費孝通一再強調的一種鄉土中國可能存在的真實圖景，也就是一個人群如何長時期地牢固地被一片土地所束縛，由此而有一種由深厚積淀的農業文明所創造出來，并經過了一段歷史和文明的進程。

就《鄉土中國》的核心而言，顯然這并不是一種進步論調的敘事，更不是對新與舊的鄉土社會的人為界分，而是真正注意到了一種悠久文化積淀之中的中國人，注意到了如何使得依賴于土地生活的那些人自己可以有一種真正鄉土本有秩序的生成、呵護與維持。這顯然不單單是一種習慣意義上的秩序構造，而更是基于人要在鄉土社會生活這一真切的事實而有的一種鄉土文化的塑造，它因此必然會是社會、政治、宗教以及禮俗教化等諸多方面融為一體的整體性存在，而不會是就某一方面而言的單一向度的存在。

因此，鄉土社會的核心，在費孝通看來便是自足的，是自成一體的。這樣的自足性和自成一體性，其基礎便在于全部生活對于土地產出的依賴，一旦離開了此種依賴，也便無所謂鄉土中國的真實性圖景可言，結果只是一種轉型之中的中國，或更為直接的，便是一種離開鄉土的離土中國了。因此，《鄉土中國》一書本身的故事性便在于這片土地本身，便在于千絲萬縷的文化意義上的創造跟這片土地之間所構建起來的持久性的關聯，或者說是跟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于這片土地之上的人群之間緊密的聯系、關聯和捆綁。

費孝通的《鄉土重建》一書雖與《鄉土中國》為同一年出版，即1948年，但時間上略晚于《鄉土中國》，像之前的《生育制度》一樣，都屬于同一個時期的作品。《鄉土中國》這本書很顯然是一種標桿性質的，也就是為中國的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結構畫影圖形般地描摹出一個輪廓或者剖面圖，便于關心此問題的人士比照勘驗。

最初去畫這根標桿的動因是很明確的，那就是這根標桿日益受到外部以及自身本土力量的蛀蝕而有可能會在頃刻之間坍塌倒下。費孝通基于對傳統的不變的鄉土中國的摹寫、對這種摹寫的種種回應以及不能不去關注的鄉土之變的事實，而隨后出版了作為《鄉土中國》另一個向度補充的《鄉土重建》一書。兩本書，一正一反，恰成一體，費孝通也借此試圖去扶正一路遭遇到現代世界發展之后的鄉土中國的頹勢。這個人為構造出來的“鄉土中國”，在費孝通看來真正屬于一種“觀念中的類型”，在實際社會中已經是不存在或不可以真實捕捉到的了。

而這里所倡導的“鄉土重建”，顯然是在“鄉土中國”遭遇到了以所謂“洋槍、洋炮”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性侵入之后的一種新的道路選擇，它的未來絕不會是日本人的“脫亞入歐”，也不會是不加獨立思考而純粹依附性、依賴性甚至脫胎換骨式發展的“全盤西化”，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由本土再造的自救和自保。這便需要在社會精英的引導之下去重新挖掘使之在世界潮流面前可以安身立命的本土資源，只有基于此，方能有一種真正的鄉土社會重建之可能。

費孝通為此尋找到了兩種鄉土中國本土資源中帶有根本性意義的社會結構性的要素，其一便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它在傳統中國的實施，無形之中確保了基層社會能夠有一個由士紳階層所引領的鄉土自治空間；其二便是使得中國社會上下間順暢運行的所謂“雙軌政治”的模型。尤其是后者，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兩條軌道，它們各自在運行，并在一個差不多中間位置的紳權那里有了一種權力的交會，由此而形成一種上通下達有著相互緊密聯系的雙軌道運行模式。這里不能不使我們想起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所描繪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庫拉交易，那里的某一個部族會按照順時針的方向在海上航行，而另外一個伙伴部族則是按照逆時針的方向航行，他們相向而行的結果必然是在某一個中間的位置交會在一起，進行一種象征性的禮品的交換，形成一種相互關聯又相互協作的庫拉交易的伙伴關系。因此，凡是秩序的產生，必然依賴于某種不同力量之間的協同以及彼此的需求，否則便難于產生實現真正互惠秩序的可能。

但近代中國的所謂“鄉土之厄”，根本上而言是這雙軌政治的不斷受阻，甚至被硬性拆解，造成了一種上不通、下不達，以致道路淤塞的局面，從而使得一種上下間有回路的順暢性不復存在，曾經真正可以有序運行的行政系統的效率在不斷喪失。甚至雙軌也轉變成為一軌，上上下下的車都競相擁擠到了這一條軌道上去運行，結果發生塞車、撞車的事情，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此意義上，費孝通所提出的鄉土重建的理念，其根本在于受到蛀損的雙軌政治該如何得到修復，以此來扭轉上下之間因為皇權過度“有為”而造成社會中只剩下一條軌道，而此一軌道上車輛相互堵塞、各不相讓的局面，進而還可以借此去避開單一軌道運行的最終結果（即只可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構性失衡和失調）。如果長期這樣，必然會出現基層行政秩序上的局面失控，這往往也是鄉土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困厄，如此也便只能眼見著根基于長期農業文明積淀的鄉土中國的標桿徑直地折倒下去了。

費孝通的異域行走

在費孝通的海外經歷中，他前后兩次去過美國，其中一次居留長達一年之久，他后來為此寫下了《美國與美國人》一書。很顯然，對一個中國人而言，美國就像英國一樣，也是一個異域的他者存在。但費孝通以一種人類學所訓練出來的獨有目光去審視這個年輕卻也一樣文脈悠久的國度。他以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美國人的性格》一書作為藍本，先去闡述性地嘗試理解所謂紙上田野中的美國以及美國人究竟會有怎樣的一副形貌，隨后他也啟用了自己作為一名到訪美利堅的中國人類學家的獨特慧眼，去審視美國以及美國的社會與文化，并由此而看出了一個基于基督教傳統的移民國家的文化與基于儒家思想的傳統國家實際的文化分別究竟在何處。

很顯然的，美國之行給費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深刻”首先是對于他自己的思考而言的。在這次行走中，他很敏銳地覺察到了現代世界對于“舊的世界”不留任何疑慮地要加以徹底鏟除的那種文化上的果敢和無所畏懼，并在所謂“有鬼”和“無鬼”的世界之間進行了區分，由此得到了所謂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既有差異。當然，中國乃至東方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有鬼”世界存在的文化國度，因此，我們便理所當然地有了人人要去敬奉的祖先，有了不可詆毀的師尊，也因此相信了“頭頂三尺有神靈”。

而經現代性洗禮之后的西方世界，情形則并非如此，它的現代化歷程是用一種專門的理性取代了上帝在人們心目中的存在，也同樣取代了所有超驗信仰存在的可能，特別是對跟歐洲所謂舊大陸的舊傳統徹底決裂之后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并構建起美利堅合眾國的美國人而言，情形便更是如此了。在所謂“新世界”觀念下的美國，一切舊有的、不可用理性驗證的文化舊痕，便因此而可以一股腦地被丟棄了，至于我們文化里所篤信的祖先、師尊以及鬼神，也自然都是可以無所畏懼、無所惋惜地拋諸腦后的了。這一點文化比較，恐怕就是留在費孝通的美國之行記憶中最為深刻的印象了，并為他的敏感意識所覺察，為其清新流暢的文字所捕捉到。

《重訪英倫》

至于英國，是費孝通最初要去看世界的出洋留學之地，后來他又再次到訪，為此寫了《重訪英倫》，書里包含其初訪英國的學術自述《留英記》以及這本《重訪英倫》。他前前后后用了一些心思去研究英國的政治制度以及那里人民生活的現實，為此他還曾專門翻譯了赫爾（J.E.D.Hall）的《工黨一年》（Labour's First Year）這本書。盡管他不會隨意地用“民族志”這樣的大概念去統攝他對異域世界的觀察和思考，但他的觀察和思考，正如其對中國母文化的觀察和思考那樣，是敏銳而深邃的。而今天這樣一本書的價值，應該將其看成早期中國人類學家了解西方異文化的一次初步涉足之旅，是對當下的中國海外民族志而言的一種早期游記式的書寫模式。

它是作為旁觀者的觀察，也自然是有著切身體悟的描摹性的民族志書寫，但又絕對不是基于主客對立的“他者觀民族志”支配下的那種在骨子里必要居高臨下進行的文野兩分的研究，而是一開始便有著一種中國人所熟悉和內化于心的自謙式的“西天取經”的學習心態，甚至還可能是在一種“屈尊”意念下的對于西方世界可欣賞之處的欣賞、可贊美之處的贊美、可批判之處的批判，是相對而言一種公允客觀的文化比較，是在文化差異性游移中的一種自我覺悟，是一個有著深厚中國社會生活經驗體察的本土研究者在其行走于近世西方文化典范代表的英倫三島及其人民中間而有的一種最為直觀的自我感悟，并毫不隱藏地將這種感悟通過文字描寫出來。而這種游記一般夾帶著人類學田野觀察和反思的行走體的書寫，且對費孝通而言似乎也并不陌生，甚至駕輕就熟。在這個意義上，他近乎一生都在行走，并且一生都在行走之中書寫，其晚年的文集《行行重行行》書名的提出，也絕非是隨隨便便的，而是對他真實生存狀態的描寫。在他的《重訪英倫》一書中，從英國的議會制度、工黨政治，到二戰期間英倫社會的城鄉生活，處處可見從其行走之中涌現出來的點點滴滴的印象，并以輕快易讀的文字形式留諸他的筆端，構成一種不經意間的文化相遇，進而激蕩出一種對費孝通自己而言的獨特的文化交互作用的跨越式感受。很顯然，行走于英國的經驗，成為他真正能夠身臨其境地去體驗異文化存在的開始，英倫三島也真正名副其實地成為他初涉西方文化真實存在樣貌的踏足之地。他為此而筆下留痕，用文字的記錄去保存這種行走觀察蹤跡的始末，正像他那《訪英雜詠》所意指的，所謂“聊志鴻爪之意耳”。

田野作為方法

《社會調查自白》一書是基于費孝通的數次有關社會調查方法的講稿寫成的，不僅文字寫得明白易懂，而且字里行間透露出他思想上的靈機和睿智。他用一種自謙的“自白”來界定他所理解的社會調查方法，換言之，這種社會調查法乃是一種必然和自己本身的體驗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個人獨有或從個人經驗里獨自體會出來的方法，而非一種極度強調去人格化的所謂價值中立（value-free）的客觀，更不是那種形式上獨立于人，而又毫無親切感、有適恰性發生的、有似方法手冊一般冰冷的調查工具或機器。作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以及民族學家的費孝通，他手中所獨有的社會調查的工具，可謂是行中見知、知中有覺以及覺后可用的。

在費孝通的這一冊薄薄的有關調查方法的“自白”之中，幾乎涵蓋并凝練了他作為一個研究者大半生的社會調查的足跡，以及基于田野思考的對于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的最為深度的思考和反省。這種思考和反省，真正是一種嫻熟于技藝本身的手藝人的思考，也就是那種所用的工具都和自己的身體感受直接關聯在一起的、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野性的思考”。在這種思考中，方法不能離開工具，工具也同樣不能離開具體在思考著的人而存在，人跟他所使用的工具之間應該有一種天然的關聯性，是密不可分的。在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調查方法中，一項田野發現的成就便是某一種新概念的形成或涌現，而這些又都無法真正離開人以及人的思考而存在。顯然，對于社會本身的種種發現和理解，最根本的就是每一個研究者都能夠握有可以去獲得獨具匠心的概念分析和概念生成的工具箱，因此，每一個人自家墻上所排布的用以進行社會研究的工具，必然是因人或人群間的不同而有分疏差異的。

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調查的結果或實際后效，否則只能是僅僅觸碰到了一點點社會真實存在的皮毛，只是那種蜻蜓點水般的新聞調查而已，那不僅缺乏對社會結構的深度挖掘，更缺少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所謂“深描”的細致鉤沉。至于如何去實現下面這兩種深度，即“深度的深刻”以及“深度的深描”（應該看成一個樂于從事并獻身于社會調查者所應具備的研究品質），費孝通自己的調查經驗已經通過這本書中的文字說得極為深入淺出了。

雜寫的自由

在費孝通的文字中還有一個專門的雜寫集序列存世，但一般人往往不會太予以關注。不過無疑，這些文字又是絕對的趣味橫生，多少有些像大寫意畫家的冊頁，隨筆一涂，不經意間的一筆，卻是真真地觸及靈魂的妙趣橫生?？梢哉f，費孝通的一生都有隨時寫雜文的習慣，到了晚年，隨著其到處行走的頻繁和時間周期的加快，這種習慣也就更為突出了。這直接表現在雜寫文字的書寫上，體現了一種雜寫的自由，同時也體現了費孝通自己對于文字書寫的態度。當然，此時費孝通的雜寫寫作也是成果豐富的。

從“一九八二年的七月廿日”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二月十日”這個時間段，差不多每一年都會有一冊雜寫集出版，并且每冊都有五六萬字。他前后一共寫就和出版了甲、乙、丙、丁、戊五冊，這些不太被后來人所注意的文字，也都選編在這套文集之中。之所以這樣做，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這類文字無形之中真正體現了費孝通的文以記事、不動筆墨不讀書的文人情懷，二是也可以看到一個中國文人或者知識分子在傳播其思想上的多元書寫之風。這套做法自然地隱含在中國文人書寫的傳統之中，形成了中國文字書寫的一個特色。

當然，除此之外，也是我們作為選編者的個人偏好，我們都很喜歡費孝通所寫的這些邊邊角角的、不被歸類、不易歸類，也不被太多人看重和詮釋理解的小品文字，但恰在其中，我們又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中國文人學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職業融為一體的情趣和樂趣。

在這方面，費孝通是將所謂學術性的“大文章”和更具消遣性與適合大眾胃口的雜文小品放在一起去書寫的，可以說大文章和小品、雜寫這兩駕馬車是齊頭并進的。因此，我們會看到，在費孝通七十幾歲的這一段時間里，一方面是在寫《民族與社會》這樣的大文章，同時也在寫《訪美掠影》這樣的雜文小品。同樣地，在出版《從事社會學五十年》的同時，也在寫《雜寫甲集》；在寫《社會學的探索》的同時，亦有《雜寫乙集》的出版。這種寫作的節奏和做法一直持續到其晚年的最后歲月。這顯然就是一個中國文人真正的整全性樣貌的生活和存在。這種生活并不是矯揉造作刻意制作出來的，不是擺著架子、喊著口號要去做所謂的研究，而往往是隨時隨地的有感而發，觀察的材料隨手拈來，且不會拘泥于某種行文的格式或體例。這是一種在行文之中見思想的思考路徑，而一種有思考的思想，又必是以文字媒介呈現出來的。文字和思想顯然是形影不離的。

可以說，費孝通自己作為一個擅長寫作的文人從來不會厭倦任何一種形式的寫作。他往往是借助文字的自由書寫而完成人生境界以及自我人格的升華。他的書寫因此觸及了他所見到和所經歷的一切。盡管他沒有每天都去寫日記的習慣，但很顯然的，他的每一本雜寫集以及出版的各種論文集，又何嘗不是他的學術生活精致版的一篇篇日記的積累和呈現呢？

《雜寫集》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半是需要由人文主義的書寫傳統去做支撐的，即在文字書寫的傳統之中去尋求自我的表達。而沒有一種把文字、知識和思想真正結合在一起的人文書寫傳統的社會科學，特別是就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民族學而言，也便著實難有一種真正關乎人的學問或對人類自身的闡揚。那種刻板而毫無靈性的文字，其對人、對社會以及對文化的理解，自然也只能是一種隔靴搔癢、不著邊際的平庸表達而已。

在這一點上，人顯然是不同于單向度存在的物的，人一定是基于彼此間的感知而有自我反應的存在。這種彼此的感知，往往都是借助于人所獨有的語言、信號或象征而實現的。在這一點上，人跟人之間是以互動性或者互惠性為前提的。對人或人群之中的人而言，顯然并不是某一個單獨的人在孤獨地書寫，而是彼此都在進行著一種具有表達性以及可交流性的書寫。因此，才會有彼此間往來復去的解釋和交流。只有在擁有一種文人傳統的中國，才會把文字本身的作用擴大構造成一種獨有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一種文人和大眾書寫間的分別。

顯然，文人似乎更在乎文字雕琢上的精致，即所謂雅言，所謂微言大義，因此才會有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概括出的那種“文字不下鄉”的高高在上、陽春白雪的功用。而民間大眾更在乎文字的實用價值，因此，大眾文字的書寫必然會跟生活的實用之間有著一種最為緊密的聯系。

五四運動之后的學者試圖在上述這兩者之間做一種盡其所能地拉近距離的溝通性努力，并在這兩者之間真正搭建起一座可以聯通彼此的橋梁。這途徑和做法之一便是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而其次便是以簡化字來代替難寫難認的繁體字，這使得大眾識字率開始有了明顯上升，文人傳統和大眾文化之間的距離才日益縮小。

很顯然的，費孝通自己是很樂于成為這種能夠真正縮小傳統文人士大夫群體和最廣泛的大眾生活之間差距的擔當者和實踐者的，他也用明白易懂的文字證明了這一點。即便是在學術研究的圈子之外，他的文字也有著磁石一般的力量吸引更廣大讀者去閱讀。同時，他行文直白，從不刻意去繞彎子。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的事情雖然復雜，但一落到費孝通的筆下，文字便極為清楚明白。這種書寫狀態的修煉，顯然跟他手不離筆的習慣是不可分割的。他顯然并不持學界中書寫矜持派的那種沉默是金的姿態，而是一種真正表達派的不吐不快。雖為此可能會如古訓所謂“言多必失”而付出人生起伏不定的代價，但從自我思想的自由表達的意義上說，他又無疑是功德圓滿的。他顯然實現了獨立思考的并與他所生活的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自然而不做作的表達，他的書寫風格，也體現了他們那一代人對于所謂書寫以及知識傳播價值的思考和實際運用。

編罷此套文集，行筆至此，獨自掩卷深思，心緒是極為復雜的。費孝通先生那種文字的靈性總是在敲打著我作為學生的充滿求知欲和遲鈍的靈魂，我為此而激動，為此而自豪，為此而感慨，也發自內心地希望這種敲打永不終止。最后，費孝通先生甚會寫詩，也有詩集《費孝通詩存》留世。而作為唱和，不妨以自己的幾句不成熟的心得奉上，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將其抄錄在文末，也算作是一個學生對老先生在天之靈的恭祭吧：

先生文存今受益，字里行間總相宜。

百年隆祭又十載，諄諄教誨印心跡。

山河有待人自覺，文化作舟可揚帆。

書寫權當心修煉，一抹朝霞眷后人。

本文為《費孝通經典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總序，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