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廣州知識城。 視覺中國 資料圖

“知識城在中新合作方面，尤其在基礎設施建設、園區合作、招商引資、創新平臺（中新國際聯合研究院）等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但從中央給予知識城‘打造開放合作示范區’定位還有較大距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12月13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指導，中新廣州知識城智庫等聯合主辦的“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中新合作新格局”高端研討會做出上述表述。

彭森認為，“擴大高水平開放是構建中新合作新格局的關鍵舉措，要以更大力度的改革來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

據澎湃新聞記者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了解，中新廣州知識城（簡稱“知識城”）位于廣州市黃埔區北部，規劃面積為232平方公里，規劃人口100萬。2018年11月，知識城正式升級為國家級雙邊合作項目。2020年8月，國務院批復同意《中新廣州知識城總體發展規劃（2020-2035年）》。2022年1月，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廣東省中新廣州知識城條例》。同年3月，《廣東省中新廣州知識城條例》印發實施。中新廣州知識城也成為繼蘇州工業園、天津生態城、重慶互聯互通之后，第四個中新合作示范項目。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彭森表示，這兩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

彭森說，去年末，中央正式發出通知，在全國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這項重點改革涉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的管理制度、交易規則、產權保護以及分配機制等。全國有十幾個省的方案已初步通過評審，改革試點工作有望在近期正式啟動。這些改革試點涉及的多為難啃的硬骨頭，通過中央“充分授權、先行先試”的辦法，希望在“十四五”期間取得重大突破。 

彭森稱，中新廣州知識城是承擔開放和改革使命的國家級平臺，又有中新合作這樣一個好的條件，在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方面也有很好的產業集聚和改革基礎，希望在數據要素綜改方面要有所作為，在數字經濟、數字城市、數據跨境利用等方面大膽探索、爭取先行先試的機會。

具體來看，他表示，擴大高水平開放是構建“中新合作”新格局的關鍵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將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我想，構建‘中新合作’新格局，關鍵還是打好開放這張牌。”

我認為擴大高水平開放需重點在以下方面發力：一是推動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中新合作。通過爭取政策支持和中央授權，能夠持續拓展中新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推動知識城成為新時代豐富中新合作的重要平臺、中新國家級合作的新典范、粵港澳大灣區改革開放先行區。

二是以新加坡為橋梁，拓展至面向更多其他國家的開放合作。2022年11月1日舉辦的中新聯委會上，韓正副總理對知識城提出新要求，“強調推動合作項目再升級，知識城要推動知識密集型、科技創新型產業集聚發展，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目前，知識城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亟需擴大開放的范圍，希望能以新加坡為橋梁，延伸至整個東南亞甚至更大區域范圍的開放。

三是積極爭取開放壓力測試。2022年1月，RCEP已正式生效。中國也已正式申請加入CPTPP和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了順利加入CPTPP和DEPA等區域協定，中央也將在自貿區或重點區域開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的壓力測試。2022年5月，知識城正式納入廣東自貿試驗區廣州聯動發展區，被要求發揮知識城國家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綜合改革試驗區優勢，加強與前海蛇口片區合作，打造互聯互通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積極融入國際經貿合作。基于這些背景，知識城明確挖掘既符合知識城自貿區聯動發展區發展要求，又在全國范圍內有所創新的政策，爭取自貿區更多的壓力測試。目前，中國體改研究會正在開展《中新廣州知識城爭取開放壓力測試的研究》課題，以RCEP、CPTPP、DEPA、《美墨加協定》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基礎，分析中國現行規則與這四大規則之間的差距，并結合知識城的優勢條件，提出適合在知識城開展的壓力測試項目以及相應的配套權限。希望這些研究能夠轉化為向商務部、國家發改委等申請先行先試、壓力測試的申報材料。

他進一步稱，改革與開放是發展的兩個輪子、兩個驅動器。開放本質上也是對外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我們既要用市場化改革對高質量發展提供動能、開辟道路，又要堅定不移地實現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重點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形成高標準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提供高水平的制度供給，爭創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彭森表示，當前，知識城在改革開放方面存在幾個突出問題：一是自貿區政策沒有實質落地。知識城條例、新版總規以及知識城被納入廣州自貿區聯動發展區等，都提到要在知識城復制推廣自貿區的制度和政策，但是知識城并沒有獲得自貿區政策落地的具體時間表，知識城也就沒有在開放等制度先行先試的底氣。

二是知識產權的特色減弱。知識城原來是國家唯一的知識產權綜改試驗區，可是今年國家又新批了幾個，南沙新區就是其中一個。知識城在知識產權綜改方面的獨特優勢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

三是總規政策和權限落地不夠順暢。知識城新版總規定位很高、給予的權限也比較多，但是政策和權限實際上并沒有落地到位，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總規的實施。

“我想，下一步知識城在改革方面還是要進一步發揮主觀能動性。”彭森說，積極跟相關部委和廣東省方面溝通匯報，學習借鑒深圳等地綜合授權改革的經驗做法，敢于和善于以自身的自主創新精神帶動各方積極性，一條一條把總規、條例中載明的權限拱下來，以更富突破性的改革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