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在2009年和2015年兩次提高了卷煙消費稅，但距世衛組織《煙草框架公約》（簡稱《公約》）提出的70%的零售價稅率指標還相差甚遠（2015年批發環節從價稅稅率由5%提高至11%；卷煙按0.005元/支加征從量稅），且有專家指出在目前的煙草稅賦水平下難以實現“健康中國2030”提出的控煙目標。

近日，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衛生經濟學榮休教授，美籍華人，原衛生部特聘外籍衛生經濟學家胡德偉來訪中國，再次為中國的煙稅改革建言獻策。

他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時說，全球的經驗已證明，提高卷煙的稅賦能夠非常有效降低消費，“對中國而言，提高煙稅是減少吸煙率，增加政府收入，減少未來醫療費用的‘三贏’手段。”

“政府能夠使用的最有力的控煙武器就是稅收。”胡德偉從事了30年的煙草稅研究，他說，中國是煙草消費大國，按照“健康中國2030”提出的控煙目標，在煙草稅賦上，中國應以從量稅為主，目前優先考慮在批發價上加每包2-3元的稅額 （現行稅額為0.10元每包），其次考慮提高出廠價（調撥價）（現行稅額為0.06元每包），并統一、二類出廠價從價稅率到為56%。

這一調稅數據是胡德偉與國內專家多年調研的結果，相關研究內容發表在了今年4月份出版的《中國煙草控制需求與供給研究：政策分析和實踐》一書中。

中國首位外籍衛生經濟學專家

這是胡德偉2018年第一次到訪中國，而此前他到訪中國的次數更加頻繁。

今年80歲高齡的胡德偉在從事煙草稅研究30年里，幫助多國政府制定并出臺相關的煙草稅賦政策。

“前幾年每年至少四五次，現在坐飛機時間太長了，時差也倒不過來了。”他摸著頭笑了笑。手拿公文包，身著條紋襯衣、黑西裝，精神矍鑠的樣子根本看不出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胡德偉祖籍上海，1949年隨父母到臺灣，1961年赴美求學，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在美國從事經濟學研究。

提及為何從事煙草稅研究，胡德偉告訴澎湃新聞，“1988年，加州政府找到我說希望通過增稅來減少吸煙率，這在美國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的政府，1988年加州的吸煙率是22%，通過全民投票，人們希望將這一比例減少到17%，加州政府問我說，胡教授我們需要加多少稅？我當時不是搞控煙的，我是研究計量經濟學，我是從那時開始研究煙草稅。”

一直從事衛生經濟學研究的胡德偉，曾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蘭德公司等多個國際組織和咨詢公司的專家顧問，在國際衛生經濟領域極具影響力。作為美籍華人，胡德偉常常回國參與公共衛生領域大量的培訓項目，在國內各高校開展培訓講學，傳播衛生經濟學理論，并幫助中國衛生經濟學界的很多青年學者留學、做訪問學者。

據媒體公開報道，2009年，原衛生部正式聘請他出任“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首席衛生經濟學專家”。這是中國首次聘請外籍衛生經濟學專家。

當前煙草稅價難以對居民支付能力產生影響

去年5月底，在四川成都召開的有關煙稅改革會議上，胡德偉是與會專家。這一次他再次為中國的煙稅改革建言獻策。

目前，中國的煙草流行依然嚴峻，吸煙率約為27.7%。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原衛計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的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于吸煙相關的疾病，另有約10萬人死于二手煙暴露。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減少煙草使用，預計到2050年，中國與煙草相關的死亡人數將達到300萬。

2016年印發實施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已提出，要加大控煙力度，運用價格、稅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煙成效，明確到2030年，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低到20%。

但多位控煙人士此前表示，在當前公共場所無煙立法不足，煙草稅賦不高，煙盒警示包裝不到位的情況下，若想實現“健康中國2030”的控煙目標難度較大。

“政府能夠使用的最有力的控煙武器就是稅收。”胡德偉認為中國目前的煙草稅不足以對煙民的消費能力產生影響，從而實現控煙的目的。

《公約》在中國生效后共進行了兩次煙草提稅。據胡德偉介紹，第一次是2009年5月，因稅價不聯動，提高的稅率幾乎被煙草公司內部消耗，沒有表現在零售價格上，所以沒有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產生實質影響。第二次提稅是在2015年5月，雖然實現了稅價聯動，卷煙零售價格平均增加了每包一元，但受中國煙草價格結構的影響，實際效果有限，并且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居民卷煙的支付能力持續上升，消費卷煙的實際價格卻愈來愈便宜。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預防醫學會會長王隴德指出，我國是煙草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生產卷煙23825.8億支，消費卷煙達4699.2萬箱，有極為龐大的3億多吸煙群體。

“吸煙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是令人震驚的，尤其像中國這樣的高吸煙率國家。”胡德偉說。

吸煙導致的經濟損失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據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測算，2000年中國歸因于吸煙的經濟負擔為50億美元（413.92億元人民幣），2008年這一數字是289億美元（2007.13億元人民幣）占同年衛生總費用的3.0%。

而隨著先進醫療技術的引進和物價上漲等影響，相關醫療衛生費用呈現明顯增長趨勢。

加州經驗：吸煙率由22%降至不足11%

胡德偉說，1989年美國加州第一次為控煙提高煙草稅，隨后跟蹤研究發現吸煙消費比例沒有降低，并在1995年實現了第二次加稅，經過整整30年，加州吸煙率從22%降到現在的不足11%，是全美國吸煙率倒數第二低的州。

“最低的是猶他州，因為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許吸煙。”胡德偉補充說，加州的控煙成功并非一次性成功，并且不僅是煙草稅發揮的作用，非稅手段也是非常多，“加州頒布了許多無煙立法，讓吸煙的人覺的不好意思，社會風氣逐漸改變。”

加州之后，美國的很多州和其他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泰國都相繼采納了這一政策。 并且，自2012年以來至少有11個國家增加卷煙稅率超過75%的零售價，106個國家增加了少量的煙稅率。

“但是中國（吸煙人口）仍有所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繼續增加，另一方面是提稅力度不大所致。”胡德偉列舉了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和美國四個加稅顯著的國家的案例，并且這些國家都將增加財政收入用于醫療衛生服務等項目上。

例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菲律賓，2012年菲律賓簡化從量稅，從4類（每包7.7 -28.9 peso）變為統一每包30peso（比索），2017年以后每年增加4%。2015年卷煙銷售量減少28%，吸煙率從28.3% (2012) 降為 22.7% (2015)，煙稅收入從0.4% GDP （2012）增加到0.78GDP%（2015）。

“事實證明，對政府而言，煙草提稅是一種‘三贏’的手段。”胡德偉說。

煙草加稅將制約青少年吸煙

目前中國卷煙平均零售價格每包13元，在全國的絕大多數市場尤其是低收入地區，許多吸煙者仍然消費價格3至5元左右的五類煙，這種極低價格卷煙的存在，削弱了煙草稅政策調整在控煙方面的有效性，并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煙并染上煙癮的可能性。

胡德偉說，煙草稅提稅，卷煙零售價格上漲后，最直接的影響將是青少年，由于煙草銷售價格上漲，青少年原本可能會吸煙因購買力不足而不吸煙，對于吸煙的人群，吸煙量會減少，甚至降低吸煙率，吸煙率降低相關疾病的發病幾率減少，歸因于吸煙的損失減少。

今年3月1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與經濟政策合作中心發布的我國首份針對國民煙草稅價態度的調查報告結果也印證這一說法。

該報告顯示，近八成（78.87%）被訪者認為將卷煙最低價設為人民幣20元/包或更高，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吸第一支煙。

“價格是影響并制約人們煙草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缺乏獨立收入、經濟能力有限的青少年來說，這種制約作用尤其明顯。通過價格杠桿，讓青少年買不到更買不起卷煙，遠離煙草威脅，才能實現《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的控煙目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鄭榕對澎湃新聞說，測算顯示，大幅提高煙草稅后，帶來了青少年吸煙率的下降，同時政府的稅收并沒有減少。

低稅價并不保護吸煙消費者的權益

對下一步中國煙稅調整，胡德偉建議將卷煙零售價格提高每包三元甚至四元（依據此前開展的民意調查）。“如果每包增加三至四元，零售價格稅率將升至64%至66%左右。政府的財政收入估計可以增加2800億元（增加三元一包）或3700億元（增加四元一包），估計吸煙人數將減少600萬人，并且未來的醫療費用亦會減少4000億元以上。

胡德偉建議中國的煙草提稅應以從量稅為主，目前優先考慮在批發價上加每包2-3元的稅額 （現行稅額為0.10元每包），其次考慮出廠價（調撥價）（現行稅額為0.06元每包），并統一、二類出廠價從價稅率56%。

“從量稅一視同仁，行政成本最低。”胡德偉說，“如果采取以上的建議，中國的卷煙率就會接近于世界衛生組織70%的零售價稅率的指標。”

胡德偉還建議，中國增加的煙草稅收可用于扶貧和公共醫療衛生事業。

對于煙草提稅，反對聲音認為應保障煙草消費者的正當權益。2014年，國家局煙草經濟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保江在對煙草提稅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盡管吸煙有害健康人所共知，但同樣不應忽視的是，煙草需求是客觀存在的，煙草產品是合法存在的，煙草消費者的正當權益理應受到公正平等的保護。”他認為，我國現行的煙草稅收政策稅種多、稅率高、稅額大，總體來看稅負水平比較適當，既有效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又嚴格控制了煙草產業盲目發展。

胡德偉不以為然： “對于煙草這一特殊的消費品而言，低稅價并不是在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他說，“吸煙有害健康，消費者把錢用于購買煙草，不僅家庭收入減少，還會增加家庭的醫療負擔，低收入人群吸煙更會導致家庭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