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定宜莊主編的“口述歷史系列”第二輯（《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墻之外》《府門兒·宅門兒》《胡同里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團出版發行。在總序中，定宜莊如此寫道，這套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

定宜莊是國內口述歷史實踐的先行者，她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陸續從事北京口述歷史的相關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2009年定宜莊出版了上、下兩冊的《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后來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團的“北京口述歷史”項目。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刊發“北京口述歷史系列”部分內容。今天選摘的是北京旗人后代祁淑洪的口述。

時間：1997年11月13日

地點：北京市海淀區車道溝祁淑洪家

訪談者：定宜莊、印紅標

在我做的所有訪談中，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續不斷地為北京人所做的將近20年訪談的開端。正因為祁女士的講述如此生動，如此精彩，才給了我日后投入這項工作的興趣和信心，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為我日后的訪談方向，提供了某種啟示。

訪談者按：

祁女士現在的民族成分是漢族，但她卻是我訪談的幾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兒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過幾年學，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將她的口述與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參照，細品其中的異同，是饒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她的母親。在訪談中，她談到其母因受兒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連，于“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沒有再講。據祁女士的女兒和女婿所說，祁女士的母親終因不堪此種差辱而自盡，這是祁女士因傷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卻非常鮮明地凸顯了祁女士母親那種自尊、剛烈的個性，恰與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談作風相合，故征得其女兒和女婿的同意，補注于此。我在尋找滿族老人作為訪談對象的過程中，聽到過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輩子就要這臉面”，此話平時說來多為貶義，但在特定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卻是這個民族特有的高貴和自尊，這在那些普通婦女身上有著明顯的體現。再不能與她們促膝談心，洵為憾事，謹以此文表達我對她們的敬意與追悼。

祁女士讀了這篇整理稿之后給我寫了一封信，發表議論說：“滿族人的末落(應為“沒落”)狀況，我的子女誰也說不清了。滿族人的末落與其他民族不同。”特附于此篇訪談之前。

祁淑洪(以下簡稱祁)：我媽凈愛說她小時候的事。我昨天還跟我老頭子說呢，我說自從我上你們家來，就沒聽我婆婆講過什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進了北京城，那年我媽4歲。我搬到白石橋這兒時，我媽離得近，就來瞧我。她說一看二里溝，就想起小時候的事來了，她說：“我來過這兒，我跟我媽逃難就逃到二里溝。”我說：“您逃難才逃這么遠兒就叫逃難了？”她說：“那會兒就覺得特遠了，出了城就算最遠的了，你姥姥臉上抹的大鍋煙子，抱著我，我記得就是這點兒地方，帶我逃到二里溝一個馬棚里，我就鬧，說奶奶（那時候管媽叫奶奶）咱回家吧。馬糞味到今兒我想著呢，熏死了。”那時這邊都是馬棚，養的馬，旗人都興騎馬。

我父親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媽記得清楚點兒。那時我大爺、二大爺他們都工作了，就都沒回家，那時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個兒給自個兒燒死。我奶奶就說，他們不回來，可能讓外國（人）給殺了，你看這家子也點火了，那家子也冒煙了，都殉死了，咱們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門擋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親本來就有病，也不知是傷寒還是什么，抽風，也沒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沒了，他死就死吧。那會兒都住的大炕，他從炕上抽風抽到炕外頭，耷拉著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樣也不管，家家都不活著了，都要點火了，我父親才十五。他就說：“奶奶別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燒死多難受，咱們等我哥哥回來吧……”正央告（懇求）的工夫，我二大爺回來了，打著一個日本旗子，那會兒說不讓過人，你必須得到誰的地方打誰的旗子才能放過你，他就打著日本旗子過來了，就叫門，都說你二大爺要不回來咱們就燒死了。我們就當故事講。（訪談者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將京城分成不同的占領區，東四以北由日軍占領，東四南大街以東由俄軍占領，以西由意大利軍隊占領。皇城東北由德軍占領，皇城東部由日軍占領，皇城東南由英軍占領，崇內大街以西東長安街以南由德軍占領。西城由美軍、法軍、英軍、意軍占領，外城由英軍、美軍、德軍占領，實行軍事統治，所以才有“到誰的地方打誰的旗子才能放過你”之說。而據祁女士說，他們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東城區的南起東華門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處于皇城東部，是由日軍占領之處，與其二大爺“打著日本旗子過來了”的說法恰恰相合。）

我父親說八國聯軍時，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廁所），就不活著了，要到那兒上吊去。要叫我說那時候也是封建，外國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讓給禍害的。就說咱們這官園，地方臟著呢，咱們的人也死得多了，特別是旗人，外國人也死得多了，都堆在那兒。那會兒就聽說中國有不少好東西都讓人家拿走了。就說旗人軟弱，提籠架鳥。我媽就說是沒能耐，我媽老說旗人沒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爺和我們住一個胡同，老上我們這兒串門來，他們在西口，我們在東口，晚上沒事就到這兒聊聊，我二舅媽也到這兒聊聊，窮有窮歡樂。也沒電視，點個小煤油燈，用一個碟兒，弄點棉花捻兒，我記得我和我姐姐小時候就點那個。后來發達了，就點電燈了。我們家是最早安的電燈，那時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親也有工作，就安的燈。一條冰窖胡同就把邊兒有一家安了，我們自己還安了一個電線桿子，買木頭桿子，自己埋，總算不點煤油燈了，煤油燈點得鼻孔都是黑的。

那時聊天兒老提國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熱鬧著呢，說西太后在皇宮里住，梳著美人鬏兒，騎著大馬。南屋住著一個我們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頭子上朝呢，說西太后特不守規矩，梳著大美人鬏兒，在里頭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頭走呢還是皇宮里頭走，就說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見了她也沒禮貌，拖拉著衣服。又說光緒到了兒沒熬過他媽，他死在前頭了，相差好像一個月之內吧。[訪談者注：光緒帝死于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僅38歲。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歲。二人相差不是一個月，而是一天。]光緒死的時候旗人還都戴孝。

我媽還凈說袁世凱的事。袁世凱要做皇上，所以不許說“元宵”，賣元宵的也不許說這兩個字，就說湯圓。袁世凱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滅了是吧？

我們小時候在魚雁胡同，買東西必須到宮門口，從南小街出來，宮門口，錦什坊街。這個應該還有，白塔寺那條街。那會兒天橋讓我們住我們都不住，說那兒是下流之地，有唱戲

的，還有窯子，姑娘不讓帶著上那邊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記得我二大媽還梳旗鬏，那會兒旗人都（把頭發）抄上去。我媽和我大媽比較進步，就梳后頭的鬏了。我媽歲數小，想法就不一樣，說梳那旗鬏干嗎，像打著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頭了，她說我沒受過皇恩，我大爺就說，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時候沒梳過大辮子，梳一邊一個，兩個小辮兒，我姐姐比我大，就梳過大辮子，跟唱鐵梅（訪談者注：鐵梅為現代京劇《紅燈記》里的角色。）的似的，打紅頭板兒，后來不興扎了，就興編辮子了，也是紅頭板兒。頭板兒就是扎辮梢的頭繩，必須都是紅的。我那時梳倆辮兒，就扎了一個黑的，為的是上頭疊那個蝴蝶似的，花蝴蝶，一邊插一個，我媽一把把我揪過去，抽冷子嚇我一跳，揪過去跟我二大爺說，你看你看，黑頭板，沒死呢這就穿上孝了。

我小時候還拿兩把頭頂著玩呢，那時也不當回事，大院子里戴著兩把頭（訪談者注：兩把頭，清代滿族婦女的典型發式，也稱“旗頭”、“把兒頭”或“一字頭”。將全部頭發綰于顱頂，束起，再分成兩縷，纏成兩把，在頭頂梳成一橫長式發髻，貫以扁方，腦后余發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發式，后來年紀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走。一個架子，這么一個圓，鐵絲的，裹著的是青緞子的東西，拿針頭給那后頭梳上，講究梳“真燕尾兒”，就是拿頭發做出來的燕尾兒。費勁呢。我姥姥就說：“你媽那時候也就搭著歲數小。我哪會兒來她哪會兒兩把頭歪著就出來了。”每天3點多鐘起來先梳頭，這頭就得占一工夫，真燕尾兒還得縫，得多大工夫！真要懶的話，睡覺就別打算躺著，這么圓這么高一個枕頭，側著躺著，支著。我說那受得了嗎，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媽說就怕外頭有紅白喜事，要娶媳婦，涂那大口紅，就得挨一天餓，一吃東西那紅嘴唇沒啦。這會兒沒有地方擦去，拿著個小鏡子，那會兒不興啊。

我媽就老說，你大媽捯飭（打扮）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媽濃眉大眼，就是黑點。我二大媽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會兒不興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這大兩把頭，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來垮，就沒我大媽好看。我大媽就合適，特有派。

那時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長極了，都講究戴著指甲套，是銀的，保護指甲的，看來那時生活還是不錯。你們都聽過“坐宮”（訪談者注：《坐宮》是京劇《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劇中遼朝的鐵鏡公主（即楊四郎之妻）是旗裝打扮，梳的就是兩把頭。）吧？戲上就那樣，也好看是吧。

我還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現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幾雙，都是自己繡的，女的都是扎花、繡、鎖扣子，都是自己弄，繡出來，外邊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訪談者注：福字履是舊時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種比較講究的帶云頭的鞋。）什么的。都不興買。給我們留幾雙為的是讓我們瞅瞅他們過去的活計，什么樣兒，真好。

我大媽那時候，人家娶媳婦聘姑娘，轎子得過一火盆。男的得向轎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蓋子。(參加婚禮的女人)一不能吃東西，二回來腿疼，都是這安請的，都講坐下請，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來，且蹲呢，且起不來呢，慢功。我大媽老說，像你們這個，打醋似的，哪兒成啊。我姨家那個哥哥比我大1歲，他那會兒上學，不興請安，我姥姥老催著他：“上你大姨那兒去，別就那么一鞠躬，學著點，請個安。”男的請安這手是出來，這手進去，我哥哥來了就對我爸爸說：“大姨夫，您新禧。”就請了一個大左腿安，他沒學過，不會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錯了。（我爸爸）就說：“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給我請了個大左腿兒安！”我姥姥那時候來了，我姐姐她們還必須請安，不請安她不高興：“噢，就給我這么一點頭就成啦？”沒解放的時候，再怎么也得點個頭，我們那時候到年下必須給父母磕頭，到一年了，拜年,親友都上這兒來，女的得過了初五才能上誰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興。自從解放，給咱們這規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見了說聲你好就完事。雖說我是旗人，我一點規矩都沒有。我一不抽煙，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說愛喝茶，我喝點白水就得。我說我倒是省錢。

我們那時獨門獨院慣了，最低也是兩家，還都是老街坊，到今兒想來，女孩子不讓串門子，不許站街，不許賣呆兒（訪談者注：賣呆兒，北京土語，即一個人站在街門口。），不許一個人出去溜達，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著。那會兒左鄰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誰是不是旗人，不像這會兒凈搬家，那會兒講究一住就住幾輩子，誰都知道誰。

我大媽那時抽水煙，托一個吸管，銅的，這點地方擱煙絲，我管吹那個紙捻兒，那也得會吹呢。我大媽二大媽都抽，我媽不抽。我二大媽平常沒工夫，

到年節來瞧瞧，進門先抄煙袋，坐到那兒，那時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媽就點上一袋煙，雙手遞過去：“嫂子，您抽煙。”我媽常說長嫂就跟站著的婆婆一樣，就那么敬奉。這會兒兒媳婦都沒那事，叫你一聲就不錯。

我媽說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說，把這伙旗人都給他養起來，不讓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腳似的，成殘廢了。馮玉祥來了（訪談者注：指1924年“北京政變”將溥儀驅逐出宮之事。）才不讓裹腳的么。旗人都是大腳，外地人才是小腳。總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懶。冬天擱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說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會兒都不能登高，害怕。墻倒下那么一小塊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沒學過，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