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張曉晶 著，商務印書館2022版

從某種意義上講，蒸汽機的轟鳴不僅帶來了產業革命，也引發了一場“符號革命”。

實際上，在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場景中，實體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主要以貨幣等符號作為載體。后者，作為一種指示方式或標記，不僅描述、記錄了上述與民眾福利直接相關的經濟過程，并且深度參與其中，進而為之提供了諸多助益。

然而，隨著市場的發育壯大，圍繞金融展開的符號體系也日趨復雜，且通過各種工具創新，將其觸角不斷在時空兩維拓展深化。隨之而來的是，這種符號革命——經由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而大大加速——開始走向其反面，即：符號開始與其服務實際經濟活動的初心始愿日益疏離，竟至幻化成某種脫離了本體的倒影、拋開“所指”的“能指”。

這雖看似荒悖、錯亂，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工業化社會的日常。更有甚者，這個倒影時常躁動不安、反客為主。例如，無論是在1998年的東亞，還是在2007年的美國，兩次深重的經濟危機皆直接肇源于金融系統的動蕩，而非真實的基本面沖擊。此情此景，不免令人疑惑與浮想：在高度符號化且彼此緊密聯通的現代經濟體系中，“影舞我零亂”似乎遠比“我舞影零亂”更加常見了。

在這樣的符號與實體張力迸發、觀念與現實錯雜交替的深刻背景下，張曉晶教授敏銳地將目光投向了這一既意義深遠又常被忽視的“被符號把握的時代”，并以《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一書開啟了對經濟符號、符號化過程以及符號-實體關系等重大議題的思想跋涉。通過概念回顧、特征梳理、方法辨析、結構比較、與機制分析等多種視角，這一承前啟后的研究成果——也包括著者其他相關研究——構成了對符號經濟時代的一次系統性的思想概括與理論創新。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此作完成于國際金融海嘯之前。彼時主流學界正沉浸在“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的太平景象之中，甚至出現了“如何防止經濟衰退的問題已被解決”之類的得意豪言（語自盧卡斯）。相比之下，著者對符號體系的本質特征以及符號化變遷之中的沖突與緊張，則具有驚人的洞察與冷靜，進而展開了一種充滿“先見之明”的反思。

關于該研究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大體可從兩方面概括：

在學理層面，深植于相關文獻基礎，這一探索系統地破解了傳統上對金融（或貨幣）與基于商品與勞務的實體經濟之間的粗暴“兩分法”，并且將金融成功地納入到“一般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由此，對將“金融”拒之門外的主流研究方式而言，這一工作也可歸結為對其思想“自閉癥”的療愈與超越。

在現實層面，對于當前遭遇金融過度繁榮、資產泡沫涌動、經濟結構“脫實向虛”等嚴峻挑戰的中國與世界而言，符號研究當然也有助于相關決策層與實踐者深化對這一時代主題的認識，并探尋協調符號與實體的應對之道。由此不難看出，這一學術進路自始就充滿著強烈的現實關懷，也深具重要，甚至可謂緊迫的決策參考價值。

更具體地講，張曉晶教授的符號經濟學研究有以下五點特色尤其值得稱道，也使筆者感悟最為深切。

首先，著者對符號與符號經濟概念的淵源、流變、內涵、外延等著墨甚多。從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雙重視角，從時間與空間的兩個維度，該書對經濟符號的現實演進與概念蛻變進行了細致而又深入的刻畫，并在馬克思的“虛擬資本”與“現實資本”、希法亭的“財產運動”與“生產運動”、凡勃倫的“金錢資本”與“工業資本”、凱恩斯的“金融”與“工業”等概念組對的基礎上，對德魯克（P.F. Drucker）提出的“符號經濟”（symbol economy）與“實體經濟”概念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

其中頗值得強調的是，在貨幣符號之外，該書對層出不窮的金融符號，甚至作為“符號之符號”的衍生工具給予了高度關注，從而對符號的界說做出了重要拓展。為支持相關論述，著者還進一步融匯經濟、金融、歷史、哲學等諸多學科，從斯密的“分工交易”到弗里德曼的“信用特征”、從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到韋伯的“理性化”、從薩伊的“實物分析”到布羅代爾的“市場形態”、從?？怂沟摹癐S-LM模型”到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皆為討論所及，實可謂旁征博引，并始終緊扣符號與符號化這一主題。這在當代經濟學界（無論中外）重枝末、輕根本，重專精、輕廣博，重技術、輕思辨的大環境之下，不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更因對底層學理的深刻剖析以及對符號-實體歷史走向的整體把握，為之平添了超越一時一地的“經典”之氣。

其二，著者對符號的強調，以及對符號經濟-實體經濟截然兩分這一舊說的批判并未停留于概念層面，而是將之納入到標準的理論分析框架之內。朝向這一目標，著者在托賓、伯南克、羅默等前人探索的基礎之上，以實際投資（對應于實體經濟）與金融投資（對應于符號經濟）對利率的非對稱性反應為主要突破口，巧妙地將金融創新引入到傳統的IS-LM模型之中，并據此從邏輯上論證了符號與實體運動的分化與統一。

更值得贊許的是，基于這種新的理論框架，著者進一步歸納出極具啟發與前瞻性的政策含義，即：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亦即符號化過程的深化），市場對貨幣當局的調控利率的反應將會減弱，因此導致傳統貨幣政策的效力下降——這一點已經在此后的貨幣政策國際經驗中得以應驗?？傊@種對符號-實體的模型把握雖然尚不全面，但卻簡明、精致地刻畫出符號經濟的主要特征與基本矛盾。無疑，這一開創性工作為后續研究——如破解著者提及的信貸密集度上升之謎——提供了堅實的邏輯鋪墊，也指明了改進思路與努力方向。

其三，著者對符號與實體關聯中的積極意義進行了詳細解說。就此，從符號對市場交易的空間擴展、對財富價值的時間配置以及對風險與不確定性的識別、管理等多個角度，著者厘清了貨幣等符號并非扮演所謂“面紗”一般的被動角色，而是具有主動的“生產性”與經濟“上層建筑”特征。特別是從歷史發展進程看，符號體系的演進實際上與生產力的提高、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層級的深化等具有相互促進的雙向因果關系，因而在價值評判上，這種符號化的趨勢也是一種應當充分肯定的社會進步。此種認識對于如何辯證、全面地看待符號角色，充分發揮后者服務實體經濟的良性功能具有特殊的啟發意義。

其四，著者對符號與實體關聯中的負面作用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就此，從明斯基“兩價模型”等理論機制以及發達經濟體相關實踐等視角，著者闡明了為何符號可能與實體“脫離”并誘發功能障礙，從而背棄了其服務于后者的初衷。并且，由于對經濟資源的占用、對實體部門利潤的侵蝕、對風險管理的失能等因素，符號的過度繁榮會導致收入分配惡化、金融脆弱性增加乃至經濟增長停滯等嚴重后果，并最終反噬自身。頗有意義的是，從學術思想史的脈絡看，書中論及的因背離實體而產生的符號的危害，可以被視作是對弗里德曼影響深遠的“貨幣禍害”（money mischief）一說的繼承與發展。

其五，符號既關乎收入等流量指標，也關乎財富、債務等存量指標。而就規模而言，后者作為一種積累結果又遠大于前者，因此其對宏觀經濟的作用、影響也往往甚于前者。從這一重要但常遭輕視的事實出發，著者在符號經濟學理論框架中對經濟-金融存量的變化、結構、關聯、供求以及相關后果等格外關注。特別是在此書以后的一系列研究擴展中，著者沿著宏觀資產負債表、債務杠桿、金融結構、資產價格、金融周期等多種涉及存量的研究思路，逐漸豐富、深化了對符號及其與實體關系的理論認識與經驗歸納。這不僅成為著者與其團隊近二十年來“學術拼圖”的主要內容與工作方向，更關系著如何從存量-流量相結合的立體視角理解符號經濟這一學術界共同面對的理論任務。

在本文結尾處，不妨略作展望。正如著者指出，從思想的更深層看，經濟活動的符號化同近世以降的“理性化”或“數目字管理”（語自黃仁宇）密切相關，甚至也可說前者恰是這種理性主義傾向在經濟領域的一種具體呈現：正是依賴于貨幣等經濟符號，千差萬別、紛繁蕪雜的產品與服務，便獲得了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正如暗影能夠抽象掉斑斕的色彩一般，進而可以被量化、加總、通約、比較乃至評價。無論是獲益于此，抑或受累其中，現代經濟的實踐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基本上皆是通過貨幣等符號認識經濟現象，描述經濟活動，也據此進行經濟決策。

總之，在這樣一個理性大行其道的時代，生活既被符號所標示，符號也塑造著生活。特別是對于無處不在的符號及其角色演變，人們再也不能將之認作“屋中的大象”，視若無睹，閉口不談了。

實際上，身處被“符號把握的時代”，無論其中的利與弊、得或失，這種“主”與“客”的相愛相殺、“我”與“影”的若即若離、“實”與“虛”的難解難分，構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普遍的現代場景。既在其間，如何從中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以至在翩翩舞動的光影之中不迷失自我，已經成為無法繞開的時代課題，而經濟理論工作者當然也應在其中肩負重任。從此視角看，張曉晶教授關于符號-實體的辯證思考真可謂生逢其時，受任而來，想必會在德魯克所憧憬的“下一代經濟學”的思想譜系中占據顯要一席。

最后，有必要提請讀者注意：由于篇幅所限，這個簡短評論當然遠不能系統性地概括此作的精要，更難窺得著者關于符號與實體研究的全貌。并且，囿于筆者所識，對其中的主要觀點、基本思路、核心方法等，也不免存有曲解或“避重就輕”的疏漏。因此，了解相關研究的最佳方式當然還是走進原作。而這個書評的初衷，僅僅在于分享筆者的一點心得體會。如其能引發人們對相關研究文獻的更多關注，繼而深入對符號經濟時代的思考，當屬筆者的“望外之喜”了。

（作者李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